经济秩序变迁中的价值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秩序论文,理念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总是从一种具体的社会生活背景出发作出判断，对某种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进行裁定。经济伦理就是从这种价值判定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一种使个人和社会的经济行为合理化的价值系统。该价值系统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性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随着社会的经济秩序的变迁而不断地重构。因此，对经济秩序变迁中的价值理念进行勘定，对经济伦理问题的解决而言意义非常重大。笔者这里要提出来予以探讨的问题是，今天当经济学家责问“那些关于经济学应该如何的道德论辩是否合法”时，我们有什么理由继续进行这样的论辩呢？事实上，经济学对社会的分析或观察在强调其“价值中立”或“客观公正”的时候，它就试图摆脱伦理的介入，将“道德问题”悬置起来不予考虑。然而，经济学果真能够做到“价值中立”吗？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那些宣布只讲经济问题“不讲道德问题”的经济学，到底是否正当？经济学家的健全头脑不可能不使他们比一般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经济问题都与道德上的正当性、合理性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呢（注：见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3期。）？
如果说，社会文化领域的道德普遍主义者或道德至上论者的指手画脚会对经济学造成混乱，那么经济学家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伦理劝告和道德诉求以维持经济学的纯正和独立就应被看作是正当的。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学的企图不会放在弄清楚“道德的”和“非道德的”界线上，但当它将道德问题悬置起来的时候却隐含一种基本区分。通常情况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最小化的方式，即将伦理问题最小化到可以忽略不计，它旨在排除“经济领域”任何先在的道德理念的约束；另一种方式是最大化的方式，即用经济的正当性代替以往的道德合理性，这样，伦理问题被扩大为经济问题。不论经济学者是否卷入道德争论，也不论人们如何宣称经济学家就是应当“不讲道德”，这两种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本身标志着在一个经济秩序变迁的时代，“经济—伦理”的互动对一种新经济伦理的价值理念的建构。
一
当社会经济形态向着一种以理性化、自由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标识的“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经济”和“伦理”的矛盾就会变得异常突出。这不是中国当代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独有的现象，西方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范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因此，当我们面临经济秩序变化过程中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时，西方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方式是我们回避不了的。在这个问题上，片面夸大现代市场经济在两种对立性的制度体系中在价值理念上的相同之处或相似之处，或者干脆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理念上的相同之处或相似之处，都是不可取的。理智的态度是，对经济秩序变迁的性质及其引发的经济学和伦理学论争的实质和在价值理念建构形态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据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范例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合理性难题和价值理念建构问题。
当代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对资本主义伦理的分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某种借鉴。他在《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一书中写道：“……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被描绘成经济独立化的过程，或经济联系从社会和文化准则中脱离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利于一种更强大的经济自身规律，有利于财产分配与社会结构的经济规律的更强壮的跃动，有利于状况系统的更猛烈的成形，有利于以对市场结果作为评价标准的经济成就作价值评估和社会分层。在这一经济的解放与独立化问题上总是引发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或对市场社会的赞成。”科斯洛夫斯基这里所说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指西方社会从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向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的独立过程使资本主义的三种主要的结构特征，即私有财产、利润最大化和价格机制，具备了道德中立的形象和社会解放的职能，商业的动机结构开始摆脱宗教的、文化的道德限制。因此，一方面是经济学“从道德神学和伦理学中的解放”（注：P ·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9、12页。），另一方面是经济独立化的过程导致了伦理精神向个性化、主体化和理性化的方向的发展。前一方面是经济学的“不讲道德”，后一方面是经济秩序对道德理念的建构。
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不论各种经济主义的主张如何确信可以放弃伦理学和价值问题，他们最终都“忽略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向每个人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并对道德态度提出了要求”；虽然一种纯粹经济主义的立场认定这是经济自身无能为力的，因为“经济”要维护自身的自主独立就必须放弃道德问题的诉求，但是科斯洛夫斯基的论证表明，“和德行的独立化一样，经济的独立化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历史地看，经济独立化问题是在有关“合同自由”和“禁止利息”的道德神学的讨论中显露出来的。合同自由涉及到合同的公正性问题，它并不取决于人们对合同所做的道德观察，而在于实现合同对双方有益的“双盈博弈”，正是这种相互有益的交换概念“显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范例的升起”。在16和17世纪围绕着一个行为或一个合同的被允许问题展开的以或然论为核心的道德神学论争中，合同自由的要求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独立化的最初形式，就是在这一点上对传统的“严肃论”的道德神学提出了挑战。签订了一份合同的行为，在道德神学的等级上意味着遵从了较不保险的意见，也就是在道德上遵循了“或然论”而不是“严肃论”。这种向或然论道德神学的转变，是西方社会“经济”从“道德”约束中获得解脱的最初标志，它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胎动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的母腹，而且在经济伦理意识结构上预示了一种主体化和个体化的基本趋势。从这个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秩序的转变必然使现存的道德价值体系发生颠覆，新生的“经济要求”和陈旧的“伦理要求”之间的根本冲突和尖锐对立标志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伦理关系在价值理念上的分殊或对立。同样，西方中世纪晚期多明我会修道士与耶稣会修道士关于“禁止利息”的道德神学论争也显示了这一点。应该看到，反对禁止利息和主张合同自由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独立化的问题，但是道德神学的论争在此却预示着：该问题“在道德神学和伦理学以及在经济伦理学中会出现向更大自由和主体性之解放发展的相同的进程”（注：P·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17～18页。）
从科斯洛夫斯基向我们揭示的经济独立化过程在伦理领域引出的方向性进展中，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涉及到从上个世纪末一直到今天西方学术界广泛争论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东西。这实质上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相伴而生的价值理念问题。抛开具体观点不论，科斯洛夫斯基的分析至少表明：伴随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范例的出现，伦理学、道德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变化，足以说明经济的独立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要求经济的独立自主或者要求经济学“不讲道德”，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事实上，文化价值领域的裂变，社会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转向，和个体存在的角色自我认定以及人们生存心态的调整，归根到底都与社会经济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反过来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反作用于经济的运动。在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经济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总要经历多重曲折甚至矛盾混乱。对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范例进行的解剖，不论存在着多少种观点上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资本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经济独立化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在经济秩序由传统向现代变迁中，的确建构起了一种现代经济伦理模式。我曾在其他文章中将其基本特征归结为：单子式自我享乐的个人主义道德，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以及占有性主体性的人道主义信念。它关涉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三大基本价值理念：自由理念、平等理念和人道理念。
由于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概念，自由理念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伦理模式的根基。按照哈耶克的解释，自由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只有在存在私人企业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旦以社会平等或正义的名义没收私人财产，不仅自由不复存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也会被削弱（注：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6～107页。）。在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中，个人自由是以“不可转让的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这首先包括“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经济秩序是个人的自愿合作还是国家强制性的中央调控，决定了自由可能的条件。从这一点看，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体制，是以强调“自由”先于“平等”为特征的，而平等必须以自由之保障为前提。自由理念与平等理念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不可解决的一大矛盾。它涉及到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的“一种自由和工作的伦理”必须面对的“自由、效率和公平”三者间的冲突与协调。具体说来，与私有制、利润最大化和价格体系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规则公正和结果公平、偏好形成和资源配置、选择自由和按自我设定的目标行动的自由等关系问题上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与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形式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无法最终达到结果公平、偏好形成和按自我设定的目标行动的自由。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理念是形式的自由而实质的不自由，资本主义的平等理念是形式的平等而实质的不平等。进而言之，与经济上追求成功相应的那种以“效率”概念为核心的占有性人道主义价值所信奉的“人道”理念，也只是一种形式的人道而实质的不人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如果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跨越这种“形式地解决”的边界去要求一种实质性的解决，那只能是一种空想。
二
不难看到，我们今天关于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争论，是一个老问题。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问题就已经存在，它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经济”与“伦理”的矛盾状况。总体上看，它们都涉及到经济秩序的变迁对价值理念的颠覆与重建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应予以澄清的是，虽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相互对立的结构性制度体系在各自的道义宣称中都着力维护“平等”理念、“人道”理念和“自由”理念，但仔细分析就会看到，它们在各自的道义立场上其实遵循着彼此完全不同的旨趣，对问题的解决也有实质性的不同。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结构的经济秩序虽然最先在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粉墨登场，但资本主义并没有为这种经济秩序所要求的“价值理念”提供“实质性”的解决。这些价值理念的内在矛盾一再引发西方思想界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的激烈争论，同时也迫使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对早期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修正。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理念由于不能解决社会的财富分配的不公正问题，必然使市场结构为少数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进行掠夺性的剥削提供了正当理由，进而使财富和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资本主义的自由理念的后果在这里表现出来，它体现出一种两极相通的辩证逻辑：“自由”最终导引出“垄断”或“独裁”，以至催生出一种“集权主义”的政治经济理念。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理念的二律背反。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关系因为这种在其基本制度范围内无力解决的自由辩证法，的确隐含着一种根本的合法性危机。资本主义范例的出现从制度层面将自发的市场经济转换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现代型经济，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一种现代结构的经济秩序。而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是在经济秩序从传统结构形态向现代结构形态的变迁中以一种“革命”口号的抽象形式出现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结构的经济秩序，它的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建构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它一方面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又通过“革命”使自身独立化。但是，一旦这种抽象的政治口号变作市场社会具体的经济伦理要求的时候，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划上等号，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最先是通过经济独立化过程进入现代市场经济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但事实上，即使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也是有着原则性的区别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考察了15至18世纪期间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后，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种有着不同地位和本质区别的现象。究其本质而论，它们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交换，带有竞争性，因而是公开的；另一种是高级的交换，带有欺骗性和独占性。两种交换的活动方式和经纪人各不相同。资本主义不属于第一种交换，而属于第二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普遍的交换经济形式，处在公开的竞争的影响下，它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竞争中他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因而，市场经济始终是一种基层的经济活动，“在日常物质生活的广阔基地上，市场经济铺开了和保持了形形色色的交换网。”资本主义一般就在市场经济之上繁荣起来。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本性，它由于拥有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作弊”，因而它不大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只关心其交换价值。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操纵使得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遭到破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高海拔”的上层经济活动，是对社会等级、特权和贪婪的剥削或掠夺的一种制度性维护，而它要保障少数资本家独占利益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甚至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文明”，让整个社会认识和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而资本主义要完成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只有极力掩盖它对市场的“敌视”以及它与市场经济在价值理念上的矛盾。我们看到，在15至18世纪世界范围内经历的经济秩序的变迁中，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经济伦理理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在于：当它宣扬自由、平等和人道，大肆鼓吹人权、正义和理性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给基层大众许诺了它无法兑现的、同时又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价值理念，这样资本主义是带着自由、平等和人道的假面具践踏了市场社会的自由、平等和人道的。因此，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敌视它所操纵的市场经济的，它在本性上是“作伪”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79～80、93～94、9页。）。
布罗代尔以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从经济秩序变迁对价值理念建构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组合”，市场经济在寻求自身独立化的过程中一旦落入资本主义的罗网就意味着它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操纵下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在其基本价值取向上注定了是相互冲突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结构的经济秩序，从一开始就是由本性上追求欲望的满足、资源和财富的垄断、统治、奴役、掠夺、征服和等级特权的高层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本性上渴望平等、人道、自由的竞争、对基本人权的保障、规则和结果的公正的基层市场经济，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构成的。经济秩序的这种内在的分裂和冲突，从16、17世纪开始贯穿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根本精神气质或价值理念由于这种经济秩序的两重性，同样也是内在分裂和矛盾混乱的。资本主义实际所信奉的道德价值理念和它所做的道义宣称是自相矛盾的，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合理性或道德价值理念与它不得不接受的道德合理性或道德价值理念与它不得不接受的道德价值理念也是自相矛盾的。在我看来，麦金太尔所说的启蒙运动论证道德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试图在两个相互敌对的经济秩序之上建构一种同一性的道德概念，这注定了是一种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努力。
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价值理念问题在形式上的解决出于它在本性上的“作伪”和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敌对及其对市场经济的权力操纵。事实上，随着经济独立化过程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结构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市场经济的申辩便一直是人类健全的思想所采取的立场，它成为资本主义从早期到晚期整个发展过程中头脑最为清醒的一种思维形式。我们看到，这种思维是解放市场经济的观念向导，它本质上要求对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在制度安排方面予以实质性的解决。1977年，布罗代尔曾在这个问题上不无忧郁地说：“今天，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或在社会主义世界，人们不愿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作为一个普通人（并非作为历史学家），我对此感到遗憾。在西方，每当有人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便会回答说，这是自由兴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在我看来，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注：《资本主义论丛》，第118页。）应当看到， 以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合理性论证，或者以一种经济主义的“遮羞布”回避对资本主义道德合法性的质疑，都是以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无差别的同一为前提的，这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学说掩盖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实质区别和根本对立。我们只有澄清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才能建立一种真正独立的市场经济体系，摆脱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操纵，并在价值理念上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蒙蔽。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理念、平等理念和人道理念作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价值理念，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具有欺骗性或蒙蔽性的“道义”宣称；它们从根本伦理精神旨趣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市场经济的，只不过资本主义在操纵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盗用了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基础上的价值理念。
在所有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不论是理论上的揭露，还是实践上的变革，唯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才是唯一彻底的，并且唯有社会主义才是一条最终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通往自由、平等和人道的社会的“道路”。社会主义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将社会不平等、特权、奴役和剥削以一种公正、人道、平等和自由的“形式面具”或“伪装”合理化、正当化、制度化，以便于它们在市场经济的“游戏”中更好地“作弊”；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不只是要形式地体现自由理念、平等理念和人道理念，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要通过逐步地消灭剥削、奴役和社会不平等将社会引向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人道。我们看到，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价值理念的实质性内涵。
三
一百五十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独立化过程既是一个解放的过程又是一个异化过程，“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经济的独立化解除了一切形而上的道德情感和宗教的同胞伦理，解除了一切内在性道德的评价尺度而诉诸一种外在的评价尺度，“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它倡导一种“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甚至把以往“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的独立使经济变得敌视道德了，但它声称敌视的是那种封建的、宗法的等级道德和那种适合静态的、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传统道德”。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本身则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道德。事实上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第一个证明”“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正是与在经济上追求成功的资本主义精神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使得人类的经济生活第一次摆脱家族的、宗法的、地域的和宗教文化的狭隘界限，使得物质生活与市场经济具备独立运行的巨大活力和正当合法的伦理理念。这是资本主义在推动经济独立化过程中能够形式地认同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价值理念的深层根由。
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建立起一种世界经济秩序，一旦形成了一种由它操纵的“经济世界”，它就从经济的“解放者”变成经济的“束缚者”，从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力量变成妨碍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阻力。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性通过“不遵守游戏规则”地利用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而得以无限制地“向外倾泄”，并由此剥夺了市场经济的独立性。
早在资本主义经济范例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所宣称的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人道理念的虚假性。但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分析，他们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非道德性的本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第一次阐明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资本利润正当性的论断，并进一步创立了一种变革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我们最终摆脱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的错误观念的束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获得的理论认识，他在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的这个观点清楚地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作了区分，为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操纵中脱离出来，获得真正的独立扫除了障碍。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它标志着经济秩序的根本转型。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颠覆，在价值理念上遵循了用平等理念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理念这样一种思路。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反对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的社会革命并不能通过建立一种由政府集中控制管理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等性、剥削性以及财富分配上的极端不公正，虽然能够克服由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而引起的深刻危机，但其实质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家务管理形式的计划经济的扩大；经济自身规律由于受到行政指令性计划的强制而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经济活动由于不能按照经济自身规律运行而丧失了活力。因此，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价值理念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它强调的是“服从”、“一大二公”、“一贫二调”。经济的自由和独立被完全剥夺，其结果是“政治上追求革命”代替了“经济上追求成功”，虽然能够基本上做到把“蛋糕”分得更平均一些，“蛋糕”却越做越小。客观地分析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这种制度性安排之偏失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弄清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现代经济秩序与由资本主义操纵的经济秩序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只有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操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结构的经济秩序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论一种真正体现自由理念、平等理念和人道理念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朝着这种现代经济秩序的方向前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价值理念上必须清算两种敌视市场经济的主张。其一，是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权力操纵式的敌视。它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理念诠释为对外扩张的信条，将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理念解释成掠夺性交换的观念，将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的人道理念诠释为一种金钱至上的实利原则，这是一种被意识形态的骗术掩饰着的对市场经济的“敌视”。其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排拒式的敌视。它把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加以排拒，并由此将自由、平等、人道的价值理念也混同于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值此经济秩序变迁之际，我们一方面需要检讨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些价值理念和陈旧的经济伦理观念是否正当合理，另一方面也需要批判地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面临的根本危机。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我们看到，在一个经济秩序变迁的时代，那些致力于寻求经济独立化的经济学家们宣称“经济学就是应当不讲道德”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经济同一种既定的道德价值的脱离是经济获得独立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诉诸一种虚假的道德，它最终使经济成了资本主义进行世界性的扩张、掠夺、奴役和剥削的工具，经济的独立化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现代性难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则用政治伦理问题取消了经济的独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解决的仍然是一个经济独立化的问题，它要让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和人道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因此，当今天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时候，一方面是要避免计划经济秩序下的道德价值理念对于正在寻求独立的经济自身规律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要避免那些虚假的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在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上造成混乱。我认为，经济学家是否卷入道德争论，或者经济学应不应该讲道德，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今天当我们澄清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后，当我们开始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的操纵下解放出来，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时候，我们如何实现市场经济在其本性上所要求的“自由理念、平等理念和人道理念”。经济学不能避开这样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争取让经济自身规律发生作用，让经济真正获得独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是一种本性上具备道德合理性的现代经济秩序：它是自由经济，是平等经济，是人道经济，是这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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