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发挥指导作用，并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使之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这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的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在经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到欧洲近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着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无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收，并发扬光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时代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的一面，并且在内容上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中国的传统哲学是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形成的，是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属于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并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但中国传统哲学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如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等等。并且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过程中，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具有民族的特征，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往往超出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属于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质的哲学，但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容或相通的方面。
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既有着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存在着辩证法的传统，并且在某些发展阶段上这两个方面实现了较好的结合。从先秦至明清，许多唯物主义者同时也都是辩证法家。在先秦时代，《周易大传》既有唯物主义思想，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荀子和韩非既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对辩证法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宋代以来，张载、王安石、王夫之等人是将古代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结合得比较突出的几位代表人物。
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理论有元素论、道论、精气论、气论等等。在这些理论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唯物主义思想，并形成了以气论为中心的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传统。其中，如清代哲学家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说，强调“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认为世界是气的变化无终止的永恒过程，是不断运动变化合乎自然规律的客观过程。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是较为一致的。
中国古代哲学一直关注和重视知行关系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知行观学说，即现代人所讲的认识论学说。在这一领域，明代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的“知行兼举”的思想，明未清初陈确的“知行无穷”的思想，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火花。至于王夫之不仅认为知行是互相渗透的，而且还认为是互相转化的。他提出的有关知行关系的一系列观点，如行是知的来源、基础；行才能发挥知的实际作用；行是检验知的手段；行是知的目的，行高于知；行难知易等，既合乎唯物主义，又合乎辩证法的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家也一向重视历史现象的观察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历史观，其中同样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诸如：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探求道德、政治和国家的起源；从经济范畴探讨治国的根本原则和国家兴衰的内在原因；重人事和时势造圣贤的思想；民本观念；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思想；尤其是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说，认为历史发展趋势是由内在规律支配的，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接近的。
综上所述表明，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的文化传统，这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之处，也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如果没有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在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它之所以能够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中国化，这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而且也是由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特殊需要，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文化的一个必然性的选择。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后来得以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社会有这个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能够适合这个需要。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逐步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是中国人民面临的十分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必须有理论来指导。综观鸦片战争后八十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讨和选择。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之学，革命农民反封建的宗教改革哲学，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天演哲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等，虽然它们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都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恰恰在这个时候，俄国人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眼光转向了俄国，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于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的广泛传播，并使之中国化，不只是适应了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客观需要，还因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一股新的力量，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分子，他们迫切需要有一种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以指导获得解放的斗争实践。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在行动上首先担当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任务；而且，他们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是革命的实践者，又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同时具有学贯中西的特点，这为他们致力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并使之中国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要实现这种必然性，必须遵循两个基本途径：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历史实际作出的选择，把它作为指导思想，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现实。为达到这一根本目的，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民族的形式，带有中国的特色。而要完成这一历程，必须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正确的批判和改造，扬弃它的落后的和消极的方面，继承和融入它的积极和有价值的方面，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氛围中具有中国的特色，使其更贴近中国的现实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并把它内化为民族精神的精髓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本民族的指导思想，最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毛泽东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尝试，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
首先，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晶。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他参与并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有着深刻的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是面对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理论把握。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实践和矛盾为中心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仅从理论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之点，从实践上说是把握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中面对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反对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另一个是如何运用辩证法的宇宙观分析中国面对的实际矛盾，反对无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态度。为此必须分析矛盾理论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把握具体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毛泽东正是在本人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为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哲学的。
其次，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作为本民族思想家，了解和熟悉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上的唯物辩证的思想观念，都给毛泽东以或深或浅的影响，成为他的《实践论》哲学思想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同志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加以批判性改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行观。而辩证法思想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其中矛盾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华。早在殷周时期的《易经》，就已从复杂的现象世界中概括出阴、阳两个范畴，认为阴、阳的相互交感、作用产生万物、推动万物的变化发展。这一辩证法的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来不断得到发展。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使矛盾学说获得了科学的现代的形式，并在内容上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如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分析，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是辩证法精髓以及对矛盾特殊性的多种形式的分析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哲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向新的历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中国在自70年代末期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恢复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重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他非常注意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但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把握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确立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从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科学的回答了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长期探索的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正是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这个实际问题中，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关于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关于“改革、发展与稳定”辩证统一的战略思想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对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凝结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结果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表明，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在我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才能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而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道路只能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弘扬传统哲学的精华，吸纳西方哲学的营养，在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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