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意性”概念并非出自索绪尔，但是他赋予了任意性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意义，因此任意性成了正统语言学的四大假设之一[1]，也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们认定的语言性质之一[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任意性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挑战之一来自对索绪尔“理据性”(又称可论证性)的重新解释。语言学家对理据性做了全面考察，揭示出词汇理据、成语理据、句法理据以及临摹性理据、经济性理据等。挑战之二来自认知和功能语言学的兴起。语言学家提出了诸多反传统的概念，如像似性、范畴化、隐喻、语法概念化等，其中，像似性研究对任意性的冲击最大。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非任意性”也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如鲍林杰(1981)、海曼(1985)、齐翁(1979、1990、1995)、西蒙尼(1995)、安德森(1998)、克伊肯斯(2003)等，而雷可夫和约翰逊甚至说语言的可论证性多于任意性[2]。可见，任意性的两大对立面即像似性和理据性确立了自身地位。考虑到像似性和理据性在其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使用“非任意性”这一术语来涵盖二者。
虽然有了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远未得到澄清，因为“克拉底鲁斯”问题有着更大的学术背景。例如，符号学认为语言符号是真实地存在于社会话语中的动态单位，其表征和意指方式并非总是任意的；哲学研究则追问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比如，概念(语言)是非任意地“符合”或“指称”了世界，还是任意性地切分了世界。毫无疑问，这些学科的介入使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最近的发展动向则表明，许多语言学家倾向于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观点，如安德森(1998)、诺斯(1999)、王寅(2003)和王艾录(2004)等学者。不过，简单的辩证关系不足于阐明问题的本质，因为所用术语的不同，研究目标的差异，认识上的偏颇以及非学术话语的参与，使相关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因此，笔者拟在对有关术语进行充分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整合的模式，以期使语言任意性、非任意性及其相互关系得到合理而充分的解释。
一、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术语的辨析
任意性和非任意性之争的缘由之一是相关术语内涵的差异，因为像“施指”和“所指”这样的术语常为别的术语所替代，同时人们又根据自己的研究取向、范围、对象、方式而加以不同的阐发[3]。这样的阐发虽有利于自我的理论构建，但渗透其间的非纯粹学术话语使得很多讨论都得首先清理概念[4]，以下是对所涉术语的辨析和重新思考。
(一)任意性
“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5]。索绪尔使用“所指”与“施指”来替代“概念”和“音响形象”并以此说明语言符号两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符号是施指和所指联系而产生的整体，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索绪尔进一步解释道，施指与所指或者声音与意义之间的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5]。
索绪尔把自然性和可论证性看作任意性的反面，然而前二者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自然性和人文性或社会性形成对立，这可以从索绪尔对拟声词和感叹词的评论中看出。可论证性本来指语言系统外因素对语言的制约，而索绪尔却用它来指语言系统的组合和聚合关系。正如霍尔德柯劳弗特所说，相对可论证性、相对任意性等重叠的概念容易引起困惑[6]。而产生这些困惑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任意性还没有一致的科学概念。萨丕尔视它为“约定俗成”，霍凯特则认为是“非像似性”，更有学者把它演义为随意性或偶然性。比如，语言心理学家杰伊在谈到任意性时就说过，“你脚上穿的东西可以随意取名，不必非叫鞋子不可”[7]。其二，索绪尔将任意性仅仅局限于“概念”和“音响形象”的内在结合层面。出于对语言系统性和任意性绝对地位的维护，索绪尔舍弃了他所提出的“理据性”以及其他的施指和所指，如文字和名称。这样做的后果是既不能保持任意性的统一全面性，又无法解释语言中大量的非任意性现象。
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可以成功解决上述难题。第一，索绪尔强调绝对任意性或内在任意性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语词和现成事物的一一对应关系。从整个西方语言学思想史的角度看，“语词—事物”观、“语词—概念”观和“语词—概念—事物”观等思想一度大为流行。在索绪尔之前，人们通常把语词设想成和事物一一现成对应，即使在他重申任意性概念之后，也还有“那么多重要的哲学家仍然限于这一设想不能自拔”[8]。因此，索绪尔的任意性是说语言符号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既不是由“人的生理和本能所决定的，也不是由语言符号所指称的事物的物理属性所规定的”[3]，即我们从生理、物理等方面说不出施指和所指结合成语言符号的道理。第二，应该进一步发展任意性思想，尤其是其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自我体现的多面性。任意性的构件不仅包括索绪尔的概念与音响形象，而且包括符号与事物、文字形体与文字意义、语音与语义、语法结构与语义内容等。日本学者丸山指出，索绪尔的任意性包括两种：能指和所指之间纵向关系的任意性以及语言体系内符号和符号之间横向关系的任意性[9]。受此启发，笔者认为任意性还可以包括语言符号和其所指之间的任意性，语言形式和世界特征、经验结构、思维规律、概念框架、语义系统等因素之间的任意性，以及语言切分世界的任意性等。这样，任意性成为统一的概念，既能有力地支持索绪尔的任意说，又能实现与非任意性的全面契合。事实上，对任意性的后续研究就已经超越了索绪尔所讨论的范围，例如一些权威的语言学词典就涉及了对几种任意性的探究[10]。
准确理解任意性概念需要注意几个方面。首先，任意性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不容忽视。例如，任意性其实涉及了语言和世界关系这样的哲学问题，因此把它放在哲学背景下解读效果可能更好。其次，任意性应在索绪尔语言学的整体框架内解释，比如它和历时与共时、语言和言语、二重性、易境性和线性等原则的关系。最后，只有发现任意性概念构成要件的多样性和自我体现的多面性，才能深刻体会任意性原则“是头等重要的”这个价值判断的价值。
(二)非任意性
和任意性对举的有像似性、理据性和必然性等。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只有像似性和理据性，因此文中的非任意性主要指二者的合称。此外，非任意性概念也正在被语言学家们所使用，如兰德斯伯格(1995)、安德森(1998)以及雷可夫和约翰逊(1999)等。
“像似性”概念起源于美国哲学家珀斯。珀斯把“象似符”定义为“与所指在某种方式上相似于它本身形式的符号”[11]，于是像似性就是这种图式关系的抽象体现。就语言符号而言，存在这种像似性的似乎只有拟声词和感叹词。在像似性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采用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以及表达与内容等术语来代替施指和所指，结果是像似性“成了个多义词，被人们规范或不规范地使用”[12]。从某种程度上讲，索绪尔的可论证性也是像似性的思想来源之一。索绪尔说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因为如果任意性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结果会弄得非常复杂，而可论证性能给语言符号带来一种秩序和规律性[5]。索绪尔的可论证性主要与语法或结构规则有关，因为只要不是简单的、不能缩减的词都跟句子、句法的事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句法就是词的组合理论。从像似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句法层面的事实来看，索绪尔的可论证性，即关于语言符号的组合理论，完全可以和像似性理论相容。例如，海曼将可论证性理解为关系像似性，平正贺子将其看作结构象似，而沈家煊把它总结为关系象似。
像似性没有一致的定义。海曼认为，它指符号的意义和其形式的相似[13]，该定义囊括了从拟声词到句法结构的像似性，但失之宽泛。王寅则认为，像似性是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而这里的所指既包括客观世界中的某参照物或抽象概念，又包含世界结构、概念结构和经验结构[11]。该定义基本包括了当前像似性研究的主要内容，但现实世界的过度介入有损于语言系统性特点。纽迈尔说，像似性大体上指语言形式的长度、复杂性或语言成分的相互关系平行于它们所编码的概念、经验和交际策略[14]。这一定义着眼于句法像似性，并和语言的组合与联想关系密切关联，较接近索绪尔的可论证性。在借鉴上述定义的基础上，笔者把像似性定义为语言形式和其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一种相似或对应关系。
从定义的多样性看，像似性研究似乎陷入了两难处境。一方面，它借助语言系统外的证据来反对任意性，如所指客体对象和施指间的某些相似性；另一方面，它也涉及语言系统内的组合关系、句法结构等要素。笔者认为，像似性杂乱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不具备完全成为任意性对立面的内在品质，因为真正和任意性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是非任意性，包括理据性。
理据性大概相当于可论证性，索绪尔将其看作任意性的一个对立面，雷可夫(1999)和克伊肯斯(2003)等也坚持该提法。但索绪尔的可论证性其实是语言符号的内部形式，只是理据的一部分。作为语言学中一个专门术语，理据是语言系统自组织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语言实体产生、发展或消亡的动因[3]。从语言和文化角度看，它分为语言理据和文化理据。从语言系统内外的角度看，它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前者包括语音、词语和句法等理据，后者包含临摹、省力等理据。理据还可以从共时与历时、显性与隐性以及真实与虚构等角度分类。由于词语理据和索绪尔的任意性都处于词汇层面，目前理据研究的论述多数是关于词语理据的。
二、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辩证统一
关于语言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齐翁等“认知—功能”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从本原上讲是非任意的；一些当代语言学家认为，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是同等重要的两条原则。简单地赞同某种观点并无多大意义，必须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任意性为主，什么样的条件下非任意性为主[15]，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二者可以互补。也就是说，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关系应在共同的前提下讨论，比如怎样界定语言符号及其构件，该如何划分符号的种类，符号的层面性有哪些。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依据结合和联想而定，是听觉印象与概念的结合。这两种事物都具有精神性并且都居于主体之内，分别被施指和所指替代[16]。该定义至少包含这样几个解读：第一，任意性的构件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即所指与施指；第二，语言符号及其任意性主要表现在词语层面；第三，语言符号和现实世界没有联系；第四，任意性要从共时角度去理解。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概念结构严密且自成体系，这在和以下两个定义的比较中凸显无疑。根据《牛津语言学词典》(1997)和《牛津简明英语语言词典》(1998)，语言符号可定义为“作为稳固形式而与稳固意义相结合的词汇、词素或其他语言单位”和“20世纪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包括两部分：施指，即形式；被指代的所指，即意义。”此定义给我们两个自相矛盾的暗示，一方面，施指和所指必须实现在符号内的稳定结合，另一方面，施指和所指可被“形式”和“意义”代替，并能在大于词汇的层面上结合。但是，比词汇大的语言单位如句子却又不符合语言符号内在稳定性的要求，因为只有索绪尔的符号概念才最具有本质性和稳定性。因此，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只能是作为形式和意义相稳固结合的词素、词汇以及一些形式和意义都较为固定的成语。换言之，符号在词汇层面分为单纯符号和合成符号，形式和意义都较为固定的成语也可归属于合成符号。超词汇层面的词组和句子只是符号的组合和相加，但其句法及语义结构与合成符号相近。显然，在统一的框架内辨析任意性和非任意性应该具备下列前提：其一，语言符号所指与施指的联接既是任意的也是非任意的；其二，语言符号及其任意性与非任意性不止表现在词汇层面；其三，语言和现实世界有一定联系；其四，语言符号及其任意性和非任意性也要从历时角度考察。
要理清这些犬牙交错的关系，我们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3]，提出了一个能够全面处理语言符号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构件及其相互关系的层级体系示意图。
附图
该模式的解释力在于它不但包含了语言内部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如索绪尔的任意性和可论证性，而且包括了语言外部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比如按照自然标准赋予的各种理据。换句话说，任意性和非任意性存在于语言符号和所指事物、音响形象和概念、声音和意义、形式和所指等两两相对的构件之间，它们共同勾勒出任意性或非任意性的全部轮廓。该模型也能正确图示出语言符号及其构件、语言和世界、语言的层面性等问题。譬如说，目前学界研究的像似性主要体现在符号组合层面，而索绪尔的可论证性则涉及了语言符号的内部形式等。更重要的是，统一的模式可以避免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研究中所用术语的各自表述，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相关术语的充分辨析表明，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共同成为语言系统的两大功能性组织原则。任意性是受非任意性制约的任意性，而非任意性是以任意性为生存条件的非任意性。这样的结论符合索绪尔那充满辩证法的语言学思想，也为当代认知及功能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结果所证实。有理由相信，对所涉术语的重新思考，对任意性与非任意性构件及相互关系层级示意图的提出，有助于厘清术语混乱、讹误流传的诸多问题，而且能够给未来研究以进一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