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4—0157—06
《中国研究》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持编辑，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术期刊。该期刊撰稿人囊括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研究当代中国的优秀学者，视野超越了国界，充分反映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近10年来《中国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论文，对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改善了民生，政治、文化状况也有重大改善。针对新中国的崛起，很多学者选择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民生的变化予以研究，其视角、理论和评论多有独特之处。本文通过对《中国研究》近年来研究当代中国城乡问题的论文的评价与分析，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责任感大大增强，成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论文《中国实力和负责任的国度》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对于新中国建立50周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中国已经跻身到世界大国的行列，人民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中国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上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作者也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政治改革相对比较落后，整体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等，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加强。但是两者相较，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①
对于新中国的成就，《中国研究》的多数学者能够秉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给社会民生带来的福利能够进行客观评价，他们对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评价很高，指出中国在国企改革、农村市政建设、城乡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方面取得的成绩与中国政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部分文章也采取了比较宏观的政治考察，如佛雷得雷克（Frederick C.Teiwes）在其论文《中国政治的特点》，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的城乡政治状况进行了考察，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改革基本持肯定的态度。② 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论文《21世纪的挑战，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对21世纪的中国政治结构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指出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实现政府机构的变迁，其操作卓有成效，但是此举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同样很大。③
在这个关注中国的热潮中，有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兼威廉哈兹荣誉教授珍·斯琪（Jean C Oi）在《中国公司的重构——中国对私有化的政治控制》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私有化步伐在不断加快，中国公司重建的逻辑也正在被重新估价，理清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担当的角色，就能对中国公司私有化的性质进行合理定位，文中对于中国公司的私有化程度进行了评估，认定了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中国政府确实担当了极为重要的制衡角色，在提升公司管理效能中，中国政府也表现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它与经济因素同样重要，直接制约改革的效果。据珍·斯琪教授观察，中国政府对于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基本上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而对于大型国有企业，中国政府则进行了有力的干预，从而实现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局势的有力控制和合理布局，这对保证社会公平有相当意义。④ 路之·托马（Luigi Tomba）在《北京创造中产阶级的社会工程》中，对政府的参与力量进行了观察、分析。他考察了在北京政府政策指导下的房屋销售与购买政策，认为北京政府的积极参与对于培育一个中产阶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由于政府的积极引导，拥有私有房产的人日渐增多，随着私有房产的大量出现，中国中产阶级将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不过对于其中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作者也有所担忧，而显然中国政府对于这种负面效应的估计明显不足。⑤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经济改革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影响，在全球化过程中企业的硬件设施和人事管理效能都有很大提高，而且在中国经济顺应全球化浪潮与国际经济并轨的过程中，企业设施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都大大改进。当然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的人性化管理也加强了，有学者注意到很多企业正在加紧立法保护工人权益，学者潘乃（Pun Ngai）就注意到中国公司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飞速发展的状况，他指出在中国企业顺应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得到了整体改善，他在《全球化生产，中国公司的行为符号和工作条件——以两个工厂为例》一文中，选择在长江流域的奇迹服装公司和位于珠江三角洲的银河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2002年至2003年间对它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他认为这个新公司法在保障中外合资企业职工权利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企业职工收入偏低的状态。⑥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教授斯科特（Scott Rozelle）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技术的进步，他在论文《变化不定的农业机器：中国农村在生物技术、市场占有和土地租用方面的进步》中，以翔实的资料证明了中国农村在生物技术开放、市场开拓和土地使用方面取得的进步，但是同时也指出，中国在农业管理方面，尚不能有效地跟上农业改革的需要，这或许是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最为严重的问题。⑦
二
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力大大增强，中国城市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金怀特（Martin King Whyte）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沉的思考力注意到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细微变化。他在论文《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延续和变化》中，通过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家庭生活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突出了同根的文化在不同传承中呈现的分化。他通过对保定和台湾一些家庭的抽样调查和分析，试图探索影响中国城市家庭生活方式和感情纽带的重要因素。他对1949年以后和1978年以后中国城市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特别关注了60岁以上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包括子女与父母居住、生活的实际距离远近、子女对父母的具体照顾情况等等。然后着重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孝道在中国两个城市的传承：保定与台北的老年人赡养问题，以及城市家庭生活的纽带、城市家庭结构及家庭经济运转等。作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保定的家庭生活更多受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影响，而不是受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文化的影响。在保定，女儿给父母提供料理家务等生活上的帮助，而在台湾，儿媳妇照顾老人更多一些。在保定，女儿在经济和生活上对父母的照顾都是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台湾更明显地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儿子为主体的赡养方式。作者通过对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微观考察，认定中国大陆城市家庭生活的赡养观念并没有受到1978年经济改革的影响，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990年中国社会保障系统日渐完善。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状况与50年代相比，其实并没有很大变化，但是到1994年后，由于单位中铁饭碗被打破，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原有状态受到了威胁，中国大陆老人的家庭赡养方式才出现市场化和商业化特征。⑧
在关注中国城市家庭生活的同时，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状况的其它改变也没有逃过西方学者的眼睛，有学者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中国人的青年一代营养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直接体现在中国人身高的普遍提升。摩根·史蒂文（Stephen L.Morgan）在论文《1979－1995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身高》一文中指出，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他通过对不同省份、不同民族、不同时段（主要是1979年以前的人群与1979年以后的人群）进行以人类学方法为基础的比较研究后指出，1979年以后，随着人们营养状况的改善，中国人的身高得到了普遍的提高。⑨
经济的飞速发展刺激了文化的繁荣，在中国农村文化生活日渐丰富的情况下，斯梯格·色格森（Stig Thogersen）注意到了其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农民的文化生活状况。他在论文《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控制：党在哪里？》中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既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浓厚的本土特色，又可以看到对外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对农村文化市场影响日渐加深，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显然已经不能再直接控制农村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了，相反，地方知识精英在农村文化发展和传播中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部分得益于政府的默许，部分得力于地方经济集团的资助，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试图用自己的正统文化去影响民众，但是由于政府自从80年代以来，对农村文化市场的放任，已经使他们对农村文化难以达到有效的控制。政府官员试图重新控制农村文化的发展方向，他们担心非政府指导的主流文化日益扩大其影响，威胁到政府对地方文化的控制，在这种趋势下，政府的控制力日趋衰弱将是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⑩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中国研究》上的文章予以了全方位的关注，作者在研究中注意案例分析，体现了研究者严肃的态度，也使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深度。美国缅因州考比学院的助理教授张鸿（Zhang Hong）注意到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变化，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中国农民的养老观念。他在《面对未知的未来——在中国人口控制政策之下全新对策的一个案例研究》中，考察了湖北农民生育子女和养老观念的变化，作者指出，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农村生育率降低，中国农民进入老年后，已经不再单独依托子女的支持和养护了。这种变化得益于中国农村日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11)
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严云翔（Yunxiang Yan）在其论文《中国北方某乡村的求爱、爱情和婚前性行为》中，介绍了自从毛泽东肯定中国年轻人的婚姻自由后，中国年轻人的择偶观和婚姻观的积极变化。1970年到1990年期间，中国年轻人的婚姻观日渐开放，以北方的山村为例，早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年轻人婚前性行为，到1990年不但是可以容忍的，而且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这揭示了中国社会对于该问题的日渐宽容。到20世纪90年代，年轻人在爱情表达方面显然比他们的长辈更加开放，表达方式也更加直接，流行文化和主流媒体对这种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理想伴侣的传统看法。与他们的长辈相比，作者考察的夏家村年轻人，更希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2)
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化，正在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中，更有一些人对于中国农村的家庭变化特别关注，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伟国（Weiguo Zhang）在其论文《国家性别和当代中国农村男方人住女方的习俗》中指出，尽管在中国农村男方入赘女方的习俗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当代中国男方人住女方的习俗正发生新的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和制约，这种习俗呈现出新的特点。(13)奥娜娜夫塔丽（Orna Naftali）在其论文《当代中国孩子的权利及保护孩子》中，对当代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情况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当代中国政府在保护未成年人问题上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也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这种保护未成年人的运动加强了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这些细致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大国正在迅速崛起。(14)
三
当然改革开放的巨大意义还体现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农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劳伦·布兰特（Loren Brandt）和斯科特（Scott Rozelle）等在论文《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事实、神话和结果》中，运用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杂志上搜集相关的数据，研究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变化。劳伦指出，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处在不断变动中，而土地所有权变动中的农民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他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制度是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做根本的改变，起码也应该维持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随着农民入城潮流的增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已经不如从前那样明显，维持这种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保证中国农村土地的有效使用非常重要。(15) 斯科特（Scott Rozelle）还注意到了中国农村集市的发展，他在《中国农村集市的延续和变化》中，通过对中国农村集市变迁的考察，运用施坚雅（Skinner）的理论分析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基本认定人口增加、收入增加和交通状况改善是中国农村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有些地区经济不发达，农村市场依然比较繁荣，这也是理论上的一个例外。(16)
与中国大陆学者在当代问题研究中比较关注宏观层面相比，《中国研究》的作者们更加偏重微观的研究，如李理泰（Lily Lee Tsai）在其论文《中国农村的干部、庙宇、宗族组织和政府》中，对中国农村出现的多种势力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通过细致的微观考察，作者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其复杂程度要远超过城市。(17) 德国科隆大学的保·爱颇曼（Bjorn Alpermann）博士在其论文《中国乡村后选举时代的管理》中，对处于中国行政机构最基层乡村政府的管理进行了考察，他结合两个具体案例分析了中国乡村政府是如何运作、管理、发生作用的，指出在农村基层管理中，乡村计划生育和地方经济发展确实是乡村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这给乡村级政府提出了问题，对乡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乡村选举虽然认真贯彻了民主的原则，但是要想深入推进民主制度，单靠乡村层面政府的推行是不够的。(18)
对于在中国农村开展的市政建设，刘城方（音）等在其论文《在中国农村市政建设投资：质量能否跟上数量的扩张吗？》中，也提出了其中蕴含的制度性缺陷，他注意到了中国政府投资农村基础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文章指出中国农村的基础建设，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但是与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农村基础建设相比，质量仍有待提高，而中国农民对当今农村的基础建设也并不满意，其中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是保障农村基础建设问题的根本办法。(19)
农村经济的现代化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张谦（Zhangqian Forrest）和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约翰·道纳森在论文《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农业综合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有权》中指出，中国农业企业在整个农业分配中正在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他们雇佣农民，给农民工资，作为农业企业和经纪人控制和使用农业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些因素交互发生作用，推动了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作者分析了农业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综合企业形式的农业资本主义，日渐控制了农业资本和土地的使用，他们在生产中赚取日渐增多的超额利润，而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正在成为直接劳动的出卖者，但是农业综合企业与劳力出卖者的关系，与中国特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个人土地使用权相互作用，为农民提供了谈判的资本，也限制了企业经营者对土地的过度使用，事实上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还是有着强大的影响力。(20)
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些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丁（X.L.Ding）在其论文《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非法流失》中，对1995－1997年期间中国大陆多个大中等城市国有企业资产流向展开研究，指出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还是非常严重，资产流失虽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而出现大规模趋势的则是90年代中期。作者注意到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一身兼二职，他们通过一个人领导两个企业的模式进行经营（既是国有企业领导同时又成立一个私营公司自任企业法人代表），将大量国有企业资产转移到个人名下，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的城市不断发生，中央政府对这种现象的控制力显得不够强大。(21)
就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有学者也指出了中国政府在应对经验上的不足，帕翠西亚（Patticia M.Thornton）在论文《政府和危机：萨斯和中国政治的沉默》中，提出中国政府在人口密集都市要提高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萨斯的爆发揭示了中国政府处理危机事件上还缺乏经验，对萨斯事件的处理，揭示了政府及时有效控制局面的重要性，为了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中国政府应该增加紧迫感和责任意识，心存忧患和警惕。(22)
对于农民工入城问题引发的潜在冲突，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的繁荣，但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仇汶杨（音）在其论文《强制性的灵活性：打工妹要住房安置》中，注意到在当今的民工流中，中国民工在城市中的住宿情况严峻，由于有户口制度限制，中国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城市生活条件有很大反差，这些城市化潮中的迁移者必然面临着两重问题：他们已经无法返回乡村；在城市里的居住难题也无法解决。他们成为游离的社会力量，问题背后隐藏的也许是新的城乡冲突。(23)
纵观近10年来《中国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关注，可以看到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迅速崛起的方方面面。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同，《中国研究》的学者更加注意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他们倾向于比较1978年前后中国城乡的经济、生活变化，以及相应的政治影响，如胡彼得（Peter Ho）在《毛对自然的战争——中国以粮为纲的方针对环境的影响》所看到的那样，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健康。(24) 学者们能够客观看待新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国力的增强表示惊叹。其资料部分来自于官方发布的资料，包括政府出版的资料集。中英文报纸是又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作者自己调查的结果，当然有些历史的考察也来自于档案，有些为第一次公布于众的档案资料，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结论基本是真实可信的。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对新中国的建立、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经济、生活的变化基本上持积极肯定态度，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变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墨尔本大学对中国研究专业的介绍能够比较好的揭示《中国研究》关注中国的动机，“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正在崛起的大国，对澳大利亚的将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在科研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巨大投资表明中国要成为知识大国的决心，这对学生有很大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大国在迅速崛起，不仅为关注中国的外国学生、学者提供更多的知识资源，而且也会为世界各地研习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更多交流和发展的机会，中国崛起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它将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而崛起的新中国，由于地域的关系和经济结构的互补等，对于集资源大国与人口小国于一身的澳大利亚来说，又特显重要。从地方经济合作以及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对澳大利亚来说是有利的，《中国研究》肯定了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重要意义，也为中澳双方关注中国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本文为上海“阳光计划”《西方学者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项目号：10YG0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Rosemary Foot,‘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China Journal,No.45,Jan.2001.
② Frederick C.Teiwes,‘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Journal,No.45 ,Jan.2001.
③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olitical System:Challenge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China Journal,No.45,Jan.2001.
④ Jean C Oi,‘Patterns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China: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Privatization’,China Journal,No.53,Jan.2005.
⑤ Luigi Tomba,‘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China Journal,No.51,Jan.2004.
⑥ Pun Ngai,‘Global production,Company Codes of Conduct,and Labor Conditions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Two Factoties’,China Journal,No.54,July,2005.
⑦ Rozelle,Scott; Otsuka,Keijiro; Huang,Jikun,‘The Engines of a Viable Agriculture: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Market Accessibility and Land Rentals in Rural’,China Journal,No.53 ,Jan.,2005.
⑧ Martin King Whyt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rban Chinese Family Life’,China Journal,No.53,Jan.,2005.
⑨ Stephen .L.Morgan,‘Richer and Taller:Stature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1979-1995’,China Journal,No.44,July,2000.
⑩ Stig Thogersen,‘Cultural Life and Cultural Control in Rural China:Where is the party?’,China Journal,No.44,July,2000.
(11) Zhang Hong,‘Bracing for Uncertain Future:A Case Study of New Coping Strategies of Rural Parents under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China Journal,No.54,July,2005.
(12) Yunxiang Yan,‘Courtship,Love and Premarital sex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China Journal,No.48,July,2002.
(13) Weiguo Zhang,‘state Gender and Uxorilocal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Rural North China’,China Journal,No.60,July,2008.
(14) Orna Naftali ,‘Empowering the Child:children's rights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na Journal,No.61,Jan.,2009.
(15) Loren Brandt Jikun Huang,Guoli and Scott Rozelle,‘Land rights in Rural China:Facts Fiction and Issues’,China Journal,No.47,Jan.2002.
(16) Scott Rozelle Jikun Huang,‘Vincent Benzige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Rural Periodic Market’,China Journal,No.49,Jan.,2003.
(17) Lily Lee Tsai,‘Cadres,Temple and Linage Institution,and Government in Rural China’,China Journal,No.48,July,2002.
(18) BjornAlpermann,‘The Post- El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Village’,China Journal,No.46,July,2001.
(19) Chengfang Liu,‘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Is Quality Being Compromised during Quantity Expansion?’,China Journal,No.61,Jan.2009.
(20) Zhang,Qian Forrest1; Donaldson,John A2,‘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Rights’,China Journal,No.60,July,2008.
(21) X.L.Ding,‘The illicit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China Journal,No.43,Jan.2000.
(22) Patricia M.Thornton,‘Crisis and Governance Sars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es’,China Journal,No.61,Jan.,2009.
(23) Mun Young Cho,‘Forced Flexibility:A migrant woman's struggle for settlement’,China Journal,No.61.Jan.,2009.
(24) Peter Ho,‘Mao's war against Natur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Grain- First Campaign in China’,China Journal,No.50,July,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