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真的不可能吗
——对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文/葛浩阳
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理论
“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又称“全球经济的三元悖论”（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该理论假说最早由国际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该理论指出：一国政府只能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者之中任选两个，而无法做到三个同时选择。“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
在教学《葡萄沟》时，我抓住题目问学生：葡萄沟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通过初读课文，学生一下子就找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以此为突破口，再去读读找找，从哪些地方看出葡萄沟是个好地方？根据这一条主线来研读，深入体会葡萄沟盛产葡萄的美好：葡萄树枝叶茂密，葡萄五光十色，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更重要的是体会到葡萄沟的人们热情好客。有几个学生演起了维吾尔族人民热情招待客人的情景，把课堂推向了高潮。
该理论所蕴含的经济学逻辑是：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资本的逐利动机则会使得本国资本流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生产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都更为低廉的国家，这样一来，无法自由流动或者说自由流动性极低的本国劳动者势必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和更高的失业风险。所以，利益受损的本国劳动力就会利用民主政体通过相应的程序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使得自身的意愿通过国家主权来得到表达，逆经济全球化或者受限的经济全球化也就不可避免。当然，政府也可以不顾本国劳动力群体的诉求，牺牲民主制度，强制推行一种不利于本国大多数民众的经济全球化，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民主制度本身遭到破坏，长期来看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也会岌岌可危。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或其他手段对本国劳动者做出相应的风险补偿，从而让占多数的选民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但政府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已经部分地放弃了政策上的主权，也就是说，服务于全球资本的跨国公司其实已经具有了某种“超国家”的权力并和国家主权发生冲突。因此，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只能做到在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和民主政体之中三选其二，而无法做到“三全其美”。
罗德里克列举了大量的经济全球化的经验事实来佐证其理论的正确性，最典型的比如阿根廷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1991年，新上任的卡瓦略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通过货币兑换法将美元和比索的汇率1比1固定下来，并进而通过贸易开放、税收改革、私有化等政策深化经济全球化，使得阿根廷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了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典型国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国际资本逐渐撤出新兴市场，而巴西货币的贬值更是使得阿根廷在出口贸易方面遭受重大打击，外资的撤离和金融市场的消极反映使得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局，财政政策的失策又造成了国内的恐慌，工会号召全国性罢工，大城市骚乱不断，最终不得不让比索贬值才得以稳住阵脚。罗德里克将这一经济问题追溯到政治层面，认为“阿根廷遇到的是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国家民主制度和深度全球化不能兼容”。
“三元悖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对于罗德里克的“三元悖论”，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施展的解读。施展将“三元悖论”看作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认为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一种外部秩序的普遍性要求，但民主政治代表了一种内部秩序的特殊性要求，“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外部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内外关系则呈现为政治行为的经济效应，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政治约束……政治秩序的单位（国家）与经济秩序的单位（世界市场）天然地不一致，于是人们在这三种要素中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另一个只能听任其发展”。施展的这一看法，颇具理论上的洞察力，界定了“三元悖论”中三个要素的不同地位，认识到三个要素虽然各占一元，但地位却并不等同，进而将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其实，罗德里克也看到了全球化背后各个主体的具体利益问题，并且提倡要以工具式的眼光推行一种轻量级的全球化，但是却并没有看到，如果不从根本上缓和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便是一个轻量级的全球化，国内利益受到挤压的劳工群体依然会利用民主制度来反对其他方面的现存建制，只是不再将原因归结为经济全球化而已。所以，问题的正确解决途径不是将劳工阶层的失利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而是要构建一个更为健康、更有利于劳工阶层的经济全球化。
施展的这一看法虽包含洞见，却也有一定的盲点。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并非绝对不可调和，也并非始终处于不可和解的状态，特殊性往往通过普遍性来展现自己，普遍性也通常需要特殊性作为基础，两者完全可以保持一种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以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作一个类比。众所周知，现代化企业是能够独立行使权力的法人代表，在其内部治理结构上则是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公司员工可以通过内部的规章制度表达一定的意愿和诉求，当然，最终的决策是由管理层和董事会做出，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将企业看作是经济意义上的微型化国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要求。而市场作为独立于企业之外的普遍性体系，可以看作是外部秩序的代表。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下，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独特性与普遍性并没有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发生严重冲突，反而是双方都需要通过对方来实现自己——企业需要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和产品的销售渠道，市场则需要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建立起运行规则。
桂越边境跨国婚姻家庭中的子女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处于两国边境交界处，在个人成长、教育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两国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等方面备受困扰，为解决他们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就需要积极探索跨国婚姻家庭子女的身份认同困境解决策略，积极利用国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从多个层面入手解决民族认同问题，通过加强两国文化沟通、改善边境环境、解决国籍问题、开展跨国教育合作与民族政治活动等举措解决这些孩子的民族认同困境，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更好地实现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与罗德里克认为的只能选择一个轻量级的经济全球化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有着不同认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在现实层面展开的表现，更是“世界市场”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所以，从纵向的时间上看，经济全球化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会不断地得到深化，而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两方面的表述：
所以，对于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如果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来看，这种“不可能三角”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空间悖论”的另一种相似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三个主体——跨国资本、主权国家与本国工人之间，既存在相互依赖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从单个的个体来看：资本谋求的是经济全球化，因为资本有天然的开辟全球市场的动力，并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劳动力则具有地域属性，雇主可以全球范围内选择生产和投资的地方，而工人只能在一国之内流动；国家则对经济全球化持一种矛盾的态度，既希望通过全球化谋求本国的经济利益，又担心膨胀的跨国资本权力会影响自身主权。因此，这三个主体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工具下的各自利益诉求使得全球化面临着一种“三元悖论”的结果。
“三元悖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理论上的假设实验。在这一假设实验中，“经济全球化”指的不再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是劳动力的全球化，在假设实验中我们将现实做一个倒置：假定资本的流动性被限制在本国本地区，而劳动力则可以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样的结果就是，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高额的工资和更优质的待遇，所以本国工人总能在世界各地寻找到最优化的就业，但资本则无法实现最优化的投资回报率。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之下，政治行为最终取决于多数民众的意愿——这也是罗德里克用“mass politics”表述“民主政治”的含义所在，因此利益受损的本国资本家无法通过民主政体来表达自身的诉求，结果就是经济全球化、民主政体和国家主权三者之间处于目的性一致的和谐状态，并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而使得国家主权和民主政体受到损害。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来源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肯定了资本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对利润无限追逐的空间表现之一。资本需要不断地循环和周转才能保证自身的不断积累，生产效率的提高要求必须有更广阔的市场来消化大量的生产，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也由此而逐渐形成。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资本克服内在矛盾的一种途径，这种经济全球化背后有着“资本”这一明确的主导因素和推动力量，而在这样一种推动力量下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秩序，也一定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和诉求。
另一方面，对于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看到了其局限性和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已经不仅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贸易的实质，更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纳入到这一实质中进行分析。
随着沟槽辊转速增大，环形流道内浆流流速上升幅度较大，流道内浆流速度越大，在溢流口和进口产生的负压越大。即沟槽辊转速越高，抽吸作用越强。
那么，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独特性与普遍性产生冲突的实质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行为目的性的设定上，正是由于企业和市场在行为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均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才使得双方可以形成一种共存共生的和谐关系，而国家主权之所以会与经济全球化发生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行为目的有可能存在背离和不一致的情况，而当两者的行为目的一致时，就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国家主权的强化。
所以我们看到，“三元悖论”的实质是三个元素之间是否具有目的的一致性，民主政体能够反映出国内占大多数的劳工群体的利益，经济全球化则迎合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的内在冲动，作为中间角色的国家主权则在民主政体和经济全球化两者之间权衡取舍。因此，所谓的“三元悖论”其实本质上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博弈平台上的展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的必然结果。而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框架下，“经济全球化”其实更多地意味着“资本的全球化”而非“工人的全球化”，因此本国的工人阶级势必会因为这样一种秩序安排而被置于更大的风险敞口之中，进而会更倾向于通过民主政治的运作发起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行动。
既然“三元悖论”的真正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一悖论的消解就在于构建一个真正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普惠型经济全球化。在以上的假设实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极端化的假设是锁定资本的流动而让劳动能够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同样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只不过优化的不再是资本的配置，而是劳动力的配置，进而就可以消解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循此，我们就可以提出构建一个更具积极意义的经济全球化，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打造普惠型的经济全球化。
近年来,模型预测控制和直接功率控制相结合的模型预测直接功率控制策略被提出[20]。模型预测直接功率控制根据系统的模型,预测逆变器下一时刻的状态,通过代价函数来选择最优电压矢量,这与直接功率控制从开关表中选择矢量有根本性的不同[21]。由于模型预测直接功率控制是通过预测未来状态选择矢量,相比于从开关表中选择矢量的直接功率控制,其矢量选择更加准确有效[19]。
构建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普惠型经济全球化
可见，全球经济的“三元悖论”不过是资本和劳动矛盾在国际范围内的展开，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我们如何在三者之间选取哪两个而舍弃另一个，而在于我们如何构建一个能够缓和资本和劳动矛盾的经济全球化。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传播以来，经济全球化就陷入了一种对资本有利而对劳动严重不利的境地，这也是目前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国——美国之所以会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原因所在，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因为作为中心国家，美国利用其货币优势、技术及创新优势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颇多——问题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内政治理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倾向大大挤压了劳工群体的利益，使得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所谓“普惠型”经济全球化，即是指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要惠及普遍的群体，这体现在两方面：在国与国之间，要更多地关注边缘国家、落后国家的发展利益；在一国内部，要更多地关注劳工阶层、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利益。在具体的做法上，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措施可以采取：
首先，建立一个可以约束全球资本的国家间合作制度。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加剧了财富的极化效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的世界各国，其国内的贫富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大，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将其归因于资本相对劳动收益率更高的缘故，并开出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税的药方。这一提法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实践中如何执行，这必须依靠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而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其实也必须意识到，只有一致的共同协作，才能约束资本作为超国家力量对国家主权造成的影响，而不应为一时的眼前利益，放任资本力量的膨胀。
其次，强化劳工阶级的国际联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市场理论中，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是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会随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建立，进而工人阶级的国际化也就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也就自然水到渠成。因此，增强国际工人之间的支持和联合力度，强化劳工阶级的国际联合，是建立有利于劳工阶层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而且现实地看，资本的跨国联合其实已大大领先于工人的跨国联合，这就使得在全球的劳资博弈之中工人更加地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全球的劳工阶级只有在跨国联合中形成自身的整体利益诉求，并通过国内民主制度和国际民主等手段约束跨国资本，才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并推动积弊日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普惠的方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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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主权国家内部，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体制，辅助民主制度。这方面其实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不断融入世界经济，推进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并未因此而损害到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民生为导向的国民经济建设保证了经济全球化可以泽被所有的群体。中国的减贫成就引得世界瞩目，这其中与中国向来重视民生改善的经济发展导向有着密切联系。民生改善的严重滞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衍生问题”，当底层民众对生活状况的不满程度日渐累积的时候，各种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就很容易俘获对现实失望的群体加入到各自阵营之中，并将现状的原因归结为移民问题、其他种族的问题或者全球化的问题等。而注重民生的经济发展导向，就是要切实地解决民众实际面临的困难，消除贫困、缩小两极分化，以此辅助民主政治，方能更好地营建一个更具普惠性的经济全球化。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摘自《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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