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意识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苏联范式”与“美国范式”（注：关于“苏联范式”是指50年代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美国范式”在本文中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在当代以美国为中心，故在此特称“美国范式”，以与“苏联范式”相区分。）：两种范式在中国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沿两条主要线索展开：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包括“美国范式”）。由于受社会制度演进的影响，二者在中国的命运沉浮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1979年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是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影响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 此范式在中国经济理论舞台上以50年代末到1978年这段时间最为活跃。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7年由于以王亚南、孙冶方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马恩原著”派的坚持，“苏联范式”与“马恩原著”派的理论观点既有争鸣又有补充，交织在一起，后来在政治舆论的影响下，“苏联范式”占了上风。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折，“苏联范式”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日渐式微。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而进行理论创新，大有发展。同时，“美国范式”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发展势头极为迅猛。这两派理论有相同之处，也有重大差异，因而科学地综合起来难度相当大，需要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目前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空前活跃，思潮纷呈，但对中国转轨问题的解释又往往缺乏以一贯之的理论框架，因此“范式危机”的呼声很高。我们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来说，其生命力依赖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理论经济学中“苏联范式”和“美国范式”都面临现实问题的巨大挑战。与其说“范式危机”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总危机，曾经令中国经济学人所顶礼膜拜的理论“图腾物”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问题意识：反思中国经济学
“问题意识”是经济学范式危机在经济学家群体中的积极反应。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问题意识”包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和对经济学问题自身的反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而后者则涉及经济哲学问题（程恩富、张建伟，1998）。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中国要想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对在中国出现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进行反思和整理，其中包括理论前提、假设、方法论基础和理论逻辑本身，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它们。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美国范式”）
近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美国引进的原版或中译本教材、著作和论文的教学已经逐渐占据了财经类学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核心地位。这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正在改变着青年学生、中青年学者甚至社会大众的思维、信念和信仰体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虽然在课程时间表上仍占有一定分量，但从接受主体（学生）的知识分布和结构来看，西方经济学已经主宰了大部分学生的思维， 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崔之元，1996）并无感觉。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简单地从感情上将西方经济学痛斥为“庸俗经济学”，而应从理性的高度去客观评价西方主流经济理论。
诚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给中国输送来了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思路。另一方面，它的过度的形式主义和在理论前提上与中国转型经济的脱节，也会使中国经济学误入歧途。实际上，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持相同态度。1991年由美国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表示他们担心大学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J.Cassidy）。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不过是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哲学的经济学用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会借助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扩散其思想上的影响，造成接受主体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凯恩斯所说的某些思想家的奴隶。
从现实经济问题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或许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理想参照系（另一种理论是“乌托邦”）。而对中国来说，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其理论的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人们或许对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当时的局面就是采纳了某些经济学家模仿凯恩斯主义用通胀刺激有效需求的建议，从而形成错误决策的不良后果。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标尺，它们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
当然，方法论上的哲学反思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经验证据，并不能代替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在逻辑的批评。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脱节，至少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逻辑体系的一贯性上存在问题，斯蒂格利茨的最新《经济学》教科书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逻辑是反逻辑的最有力的手段（“以毒攻毒”），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斯拉法和罗宾逊两个正是发现了新古典资本理论在多个产品模型上的逻辑悖论才构成对主流资本理论的深刻批判的。
由于条件不成熟，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并没有因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力批驳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其保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很可能会更有利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
（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范式”
“苏联范式”是综合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经济理论，并以计划经济为研究主题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尽管其中有不少科学成份，但总体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因而已日渐衰弱。但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范式”与“苏联范式”混为一谈（吴易风，1996年），批判“苏联范式”而全盘否定“马克思范式”。
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范式”在理论上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其中包含人文精神、哲学意味和价值判断，其理论层次的丰富性，理论预见力和深刻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但它毕竟是以分析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而对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马克思擅长对经济社会长期动态分析是其理论优点，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具体细节，人们也就难以从中找到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不过，马克思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新古典主义）迥然不同的理论参照系，通过这个参照系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向，从而使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避免重蹈覆辙。
“马克思范式”鲜明的理论特性表现于其理论的哲学倾向。科学抽象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此完美地统一于他的理论框架之内，渗透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注：列宁：《哲学笔记》，第35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但是， 这些方法的应用又使其理论晦涩而艰深，很多读者（学生和青年学者）望而却步。这也影响了接受主体的接受意愿和接受程度。
“马克思范式”是具有鲜明的批判倾向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人的各种“异化”现象，也就是说，他将“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理解为“将来完成时”，对人的终极关怀，使马克思经济学中洋溢着人文精神。他对社会的批判或许能让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保持对“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清醒洞察。但是，马克思的这类本质分析往往被当代经济假象所掩盖，从而受到不被认同的嘲讽与拒绝。
简言之，“马克思范式”在中国面临的是灵活运用和发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在知识市场中的地位问题。我们的态度是，马克思的理论属于“经典”，而不是“教条”，应从其“空筐结构”的理论体系中寻找源源不断的思想启示，而不应在顶礼膜拜中死背它的若干词句。
（三）西方“产权范式”
西方产权理论虽然在美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对中国的影响甚大。西方主流产权理论采用的是新古典主义+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加入交易费用内容，使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并改变了研究方向——交易费用使所有权的分配成为经济分析的首要因素，从而使制度结构成为理解经济的关键（恩拉恩·埃格特森，1996）。西方产权理论发展制度主体分析、交易费用分析和契约分析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从而引致了中国产权理论研究的繁荣。
在理论繁荣的背后，西方主流产权理论也有一些理论误区，如“产权神话”、“自私人”假设、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片面观点等（程恩富，1997；程恩富、张建伟，1998）。尤其是私有化“产权神话”更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此种神话在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引起的经济后果和社会悲剧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蒂格列茨认为：“这个神话十分危险，因为它误导许多转轨国家仅仅关注产权问题，过分信赖私有化，而忽略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 ”（注：Stiglitz,Joseph E.,Wither Socialism? MIT Press, Cambridge,MA,1995.）因此，研究产权问题，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工作比单纯的产权明晰显得更为重要。在腐败盛行、竞争不公平、信用混乱等情况下，即使是明晰了公有产权关系，企业家个人用这种权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也不一定符合社会理性。
三、“四面楚歌”的背后：知识市场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各种西方经济学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政治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开始接受市场的考验并出现明显的动摇。
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环境的改变是其主要原因。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关于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理论知识能在公众中广为传播，这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根据。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正如科学知识的进步也会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拉坦，中文版，1994）。因此，西方经济学某些科学知识的传播必然会使制度创新（市场化改革）的成本大为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鼓励传播西方经济理论是一个客观选择，但往往缺乏必要的正确引导。
从科研的队伍来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队伍实力锐减，很多原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转到应用学科或西方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许多学术刊物也在提供一种激励：用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论著较容易发表，尤其是权威刊物为与国际接轨而提倡实证方法和数学的应用，这些信号都极大地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偏好，降低了科研人员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
从舆论倾向来看，政治经济学理论被一些人视为迂腐、僵化和保守的理论，甚至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同情者也被扣上“左派”或“新左派”的帽子。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下降是一个客观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我们不能再对此仅停留在好与坏的二元判断上，而是应该深思其背后的思想根源、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界地位下降到底意味着什么？阻止其地位和作用下降有多项工作可做，其中一条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革新政治经济学，增强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以便巩固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更好地发挥其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基础作用。
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新政治经济学
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如何优势互补、相互借鉴，将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也不能一味追求大体系和改良主义的中西大综合。目前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选择合适的理论切入点，多方面借鉴科学研究方法论，丰富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工具箱；选择中国一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并归纳一般性结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理论为核心，科学地综合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等各派学说，背靠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为构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做基础性的研究。以下仅列举两点：
（一）方法论上的创新
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利益矛盾分析，揭示事物本质关系和长期演进方面有明显优势，但从现代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缺乏公理化的程式，规范化的学术结构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有必要从相临学科研究方法中寻找借鉴，如法学的案例分析法、数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史学的归纳法、现代科学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关方法等，各种方法应交互使用，有机结合，使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哲学的灵魂、科学的理论结构，而且具有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穿透力和精确性。
（二）以制度经济学的综合、超越和发展为契机，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打下基础
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西方某些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努力作这件事情了，其最新发展态势尤其引人注目。
1.跳出效率导向的单方面论述，关注分配的公平及深层制度结构，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亲和。
2.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等理论相互交叉与融合形成组织经济学，是制度经济理论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应用，也使其植根于更为现实的土壤之上。
3.当代产权理论家巴泽尔将“博弈论”引入产权理论，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汪丁丁，1997）。而产权界定的博弈分析的发展势必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具有相通之处，二者如能相互吸收，则可避免新制度经济学长期动态分析之不足。
4.通过计算机将混沌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提高了制度主义建模的精确性。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尔·J ·拉齐斯基的工作。他将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拟建模引入制度分析，拓展了现行的制度理论。
5.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实践提供了制度分析的丰富素材，这些国家可以作为制度经济理论效力检测的实验田。
6.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决策过程的分析，其学说被称为是“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注：詹姆斯·M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制度经济学家在上述各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给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它或许如彼德·德鲁克所说的“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注：彼德·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载于（美）D·贝尔和I·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些均为我们变革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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