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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6)01-0048-05
一、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建设问题
尽管西方经济学标榜自己是中性的、只研究资源配置不研究利益关系，但资源配置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必须在一定的人类社会中进行。它表面上不谈利益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即用只把企业家看作人、把广大劳动者都等同于物的做法来代表一种利益关系。所以我国理论界讨论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建设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建设问题。只不过大家已习惯在讨论时一般把政治经济学简化称为经济学。
刘国光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就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建设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它们分别是：1.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2.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3.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4.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5.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6.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7.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8.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9.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还具体谈到，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建设，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西方知识比较多的学者，这样便于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经过改造。只要在教学方针上明确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转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被削弱的局面。[1]
卫兴华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需要继承和坚持，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比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的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但马克思所能认识到的是社会主义以前的情况：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一般表现为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人类社会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增强，可能变异出主观随意性，从而出现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人为拔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超越发展阶段的情况，这种拔高和超阶段的生产关系从相反的方面不适应甚至损害生产力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应从理论上总结这方面的教训。[2]
于祖尧批评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建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指出，在我国改革过程中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在理论上否认半个世纪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层对经济体制改革所作的有益探索和贡献，甚至否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改革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把改革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引进的西方经济学，把改革中的失误怪罪于违背了现代经济学。他们一方面对我们自己长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富有成效的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西方现代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推崇备至，照抄照搬，甚至对于那些在西方有争议或遭到批评、被实践证明有弊端的观点或措施也照搬不误。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始终是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建设中，长期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学者做了新的探讨。裴小革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不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而是包容性较大的理论和局限性较大的理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代表的社会阶层方面和研究内容方面。[4]
周新城对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应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决不能简单照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应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即空谈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具体情况作出的具体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照搬到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天；又要反对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国家的政策奉为圭臬。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认真的鉴别，在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东西的同时，认清其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服务的本质。[5]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强调了引进吸收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张维迎指出，中国的问题是独特的，外国人的理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欧的，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理论。但绝不能把这一点当作拒绝引进“洋理论”的挡箭牌。西方经济学也是人类文化的遗产，是一代经济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晶，当中固然有不少庸俗的东西，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一样，但其中也包含许多科学因素。在经济发展上，我们是后起的国家；在经济理论上，我们同样是后来者。为了创新，首先得大胆引进。对于别人已创造了的很好的分析方法，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土法上马”。[6]
田国强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惟一的现代经济学，对有人从研究方法到结论对这种现代经济学大肆进行批判，否认这种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并宣称要创造自己的经济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种观点和说法误导了不少人，是对他所说的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没有弄清楚，不知道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为了展示它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田国强概述了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是：(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尺标及提供分析工具。[7]
二、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问题
2004年中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透过对海尔、TCL和格林柯尔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国退民进”进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即国内国有企业经理人和私营企业主通过产权改革等手段联合侵吞国有资产。很多经济学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8] 致使产权理论和国企改革问题，受到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更高关注。2005年以来，又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
王振中对产权概念做了细致考证。他列举大量事实指出，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科斯引入了权利或产权的概念(Rights or Property Rights)是偏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使用Rights或Property Rights概念进行经济研究的奠基者。正确理解和把握Property Rights一词时还需要避免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对Property含义的狭隘理解。Property一词绝不仅仅指私有财产，在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美国版本的中英词典中，对Property的解释仅为“财产”，但对此却划分三类：公有财产(Public Property)、特有财产(Separate Property)、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那种认为只有将财产权利还原为个人权利，才能找到真正建立产权制度的起点的观点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另一个偏向是忽视“所有权”在“产权”中的核心地位。Property Rights是由Property Right演进而来的，但无论是单数的Property Right还是复数的Property Rights，他们的母体都是Property。所以当讲“产权”的概念时，一方面我们不应否认“产权”范畴比“所有权”范畴大，另一方面也不应否认“所有权”才是根本。[9]
有些经济学家对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产权制度改革的提法有所怀疑。苏星指出，马克思在1842年受聘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就接触产权问题。但据他所知，马克思没有用过产权这个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主要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所有权。产权理论来源于西方经济学，苏星赞成使用“产权”范畴。他认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建立适合中国情况的公有产权制度，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因为西方经济学一般是不承认公有产权制度的。马克思没有为我们准备现成的公有产权理论，我们只有通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创造和积累经验，并且吸收西方产权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才能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理论。[10]
在研究产权理论的同时，国企改革问题也继续受到广大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们的关注。刘小玄和李利英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新的研究。她们通过对451家样本企业(1994～1999)的调查数据分析、抽象和概括，分析了国企产权变革的效率。她们的这种分析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从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与未改制企业之间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具有明显的效率差异。改制企业的确比未改制企业的效率更高，个人资本股权较多的企业比国有资本较多的企业具有更好的效率；二是根据股权结构变动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国家资本股权的变化与企业效率水平显著负相关，而个人资本股权变化与企业效率水平是显著正相关，法人股权的变化也与企业效率呈较显著的正相关。她们据此得出结论说，国退民进的改制方向与企业效率提高的方向是一致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产权变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并且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和余地。[11]
但也有经济学家不赞成依据简单的经验性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的数据，断定国有企业效率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并据此主张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做法。左大培指出，这样的论证具有许多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将局部性的问题扩大成全局性的问题；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分析产生统计数字的具体环境，而做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反的结论；只考虑利润率这样的效率因素就得出应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的结论；将有完善制度的私营企业与制度尚不完善的国有企业相比较；等等。依据这类研究的数据结果所作的推论是不可靠的，由这种推论所得出的有关私有化的重大结论是不可信的。[12]
不少经济学家对国企的改革方向做了新的探讨。程恩富认为，在下一步国企改革中要纠正以前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做法。也就是说，需要纠正国有企业改制中侵吞全民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倾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必须进行市场化的实质性改革，以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精神，从根本上维护和增大全民公共利益。对某些无市场前途、扭亏无望或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等，可以转制为集体企业或私有企业。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地方在改制或转制中，未经市场公开招标，就随意地将国有资产低价卖给该企业的主要管理者，从而造成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公共利益受损，并直接涉及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就业、福利和生活质量问题。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当某些国有企业的股份要大量出售给私人时，需经过同级立法机构的讨论或公开行政听政。要像中央抓“非典”那样，狠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责任制，实行问责制和引咎辞职制，从产权关系的委托代理源头上和关节点上建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重奖重罚机制，制止国有资产和公共利益的严重流失。[13]
杨瑞龙指出，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明确产权关系，即以资产来界定当事人占有稀缺资源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基础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就必须抓住产权关系清晰化这一改革的“牛鼻子”。产权明晰化是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要实现产权明晰化，必须实现产权的排他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和有效保护。而我国当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由于国有企业还远没有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为此，国有企业改革要实施分类改革的战略，构建国有产权有进有退机制，重点构建所有权退出机制和企业控制权退出机制。[14]
林毅夫和李志赟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它承担着社会性和政策性战略负担，由此带来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和“自生能力”问题。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无论是最初的放权让利、承包制，还是最近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眼点都在于改进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但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成功必须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必要条件，而后者又离不开一个有效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建立。然而，如果不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那么一个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就无法建立，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无法缓解。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和“自生能力”问题就无法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无法获得根本的成功。[15]
三、“三农”与科学发展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成败的重中之重。在近年来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治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同时，坚持不同的发展观，就会有不同的发展前景。在党中央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和在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历史任务的激励下，近年来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我国的科学发展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
温铁军研究了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基本国情，认为在一定资源约束之下要素变动形成的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前提。他告诫人们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很难在短时间消除的基本国情下，不要轻言农地私有化。他指出，我国现在的城乡差别几乎是世界之最，但是却不像其他远比我们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那样有动乱。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去动农民的地权。而今天，对国家稳定存在的最大威胁，是这些年被制造出来的3000万到4000万失地农民。在我们鼓励加快城市化的时候，虽然看到约有1.4亿农民已经进了城，但大多数人却在“顾左右而言他”。一遇到经济危机，这些人是最没有社会保障的，从而最易出现大麻烦。这是一种制度约束，而主要不是伦理的、感情的约束。同时，鉴于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制约性的现实体制矛盾，我们必须搞两套金融制度，搞一套必然要出大事。因为在没有合作金融的条件下，商业化改制之后的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退出农村，农村必然产生高利贷。[16]
2004年2月8日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颁布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钱克明分析了中央“一号文件”的增产增收以及对不同群体的作用效果，关注了政策的时效性和政策实施当中的不足，对于如何提高支农政策的效果提出了建议。他提出，从国内外各界的反应及我们对政策实施过程的调查和对各项政策方案效果的分析比较结果来看，“一号文件”仍有很大的改善和调整的空间。建议以“一号文件”中的核心内容为基调，将其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措施上升到法律层面，研究制定我国“新农业政策法”、“新农业基本法”或“新农村振兴法”，使我国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步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农业支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节约每年政策制定、动员宣传和执行的成本。[17]
周其仁研究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转让权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他指出，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但是，“土地涨价归公”的经济学却是错的。因为这种经济学认为，各种资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传统理论忽略的是农地之主对土地增值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倘若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看中的“位置”，增值就无从谈起。农地之主本来可以通过使用农地而获得收入，而这笔收入就构成了放弃使用的一个机会成本。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出价，农地之主是不会放弃农地使用权的。[18]
周天勇比较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不同方案，特别说明了土地私有化方案的不可操作性和风险性。他说，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即取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农村现有的土地产权归农户，土地作为私人不动产，可以抵押、继承、赠送、转让等，其转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和买卖双方协商谈判来决定。但私有化的各种方案，因涉及到要将土地财产分配给个人，就发生了土地产权的历史追索难题，即土地的产权从哪个时段进行明晰，实行私有化，每一时段上都要解决历史遗留的产权归属。因此，需要进行大量的谈判，支付大量的人口变动和土地归属变动成本。农村集体土地不论是以何种时限实行私有化，都会带来农村土地利益格局剧烈变动而导致社会动荡，风险极大，是不可取的改革模式。[19]
张卓元结合国家宏观调控的任务分析了科学发展问题。他指出，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放任由市场机制调节，而是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搞好宏观调控，就要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验的重要总结。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促进发展，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实质是协调，五个统筹的实质是做到五个协调发展。做到五个统筹，既能有效地保持经济稳定，又能不失时机地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20]
胡家勇等就如何建立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转型经济学做出了探索。他们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两点：第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第二，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政治经济学应该把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面临许多经济发展难题，如经济结构改造问题、资本积累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区域经济平衡问题、贫困问题等。目前，急需探讨的发展问题有两个：一是利益分享问题，二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总量指标非常喜人，绝大多数人都从经济体制转型中得到了实惠。但是增长利益的分享是不平等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现实挑战，社会分层加速。如何让增长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所分享，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目前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可持续发展是另一个挑战。市场经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使长期利益付出一定的代价，实现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也是一个难题。而无论是利益分享还是可持续发展，都涉及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与限度以及二者的协调与配合，这些都必须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加以深入探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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