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第五届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9月20日）
20世纪还剩下最后几年，21世纪已大跨步地向我们走来。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纪相交的时期。这是一个总结和思考的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期待和展望的时期，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这个时候召开以“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为主题的第五届年会，不仅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其意义也十分深远。
以下我结合这次年会的主题，谈几点个人的粗浅想法，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学工作和文学思考：总结过去，开辟未来
20世纪即将成为过去。为了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首先，我们应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全景历程及其趋势作出概括和总结。这是我们外国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
20世纪是一个充满社会革命、民族解放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是一个取得空前未有的、巨大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世纪；是一个充满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对立的世纪及人类和时代面临许多共同挑战的世纪；是一个既有乐观又有悲观、既有希望又有失望的世纪。如果可以这样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纪，那么我们就得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反映和表现在本世纪的艺术探索和文学进程之中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在两个世纪之交的时刻，为了描绘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我们不能不思考如下一些问题：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学进程的共同性和差异性；20世纪的文学主潮和诗学特色；20世纪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及其它“主义”的历史嬗变；20世纪主要的作家和作品、理论家和著作的成就和特色；20世纪世界文学的艺术特点、思想倾向和美学规律；20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和相互关系；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演变和中外文学进程的比较；等等。
其次，我们应该思考和总结改革开放这十余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工作的现状及其成就和问题，以便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开辟一个新的起点，去迎接新的世纪。
依我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和出版等各项工作，在改革与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经过拨乱反正，获得了全面的恢复与迅速的发展，成绩斐然，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外国文学工作所无法比拟的，其中包括最辉煌的唐代和本世纪的“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外国文学工作在内。这已是人们的同感和共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地和清醒地看到，外国文学领域的各项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与问题。拿外国文学研究来说，还有一些空白点、薄弱环节、难点，以及过去长期被我们忽视和回避的课题，需要我们大家在今后同心协力、专心致志地去探讨，去开发，去解决，去攻关。举例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我国外国文学界，对19世纪末以前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肇始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状况和历史经验，至今没有作出系统、全面和认真的探讨与研究，甚至连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基本上还没有迈开重要的步伐，以至于我国现在出版的外国文学教材和文学辞书中，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介绍和途述，不是过于简略，一笔带过，就是不置一词。而在前苏联、日本等国家，还整理出版了这方面的一批资料。说到文学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情况，并不限于这一个方面。许多著名的古典作家全集的翻译出版，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前苏联，在日本，差不多在本世纪50年代前后就已经做完了。而在我国至今做得很少。相比之下，差距极为明显，要吸收全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文艺成果，对外国文学界来说，仍然任重道远。这里，仅仅举了几个例子，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当前，如何组织安排有限的人力和资金，减少不必要的、多次重复而无新意的作品选题和研究课题，有计划、有步骤、全力地把外国文学中一些主要工程做好，实在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当务之急。这需要各方面的远见与卓识，协调与合作。
这十多年来外国文学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为了适应外国文学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做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我以为，我们外国文学界应该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外国文学学”。它以外国文学研究为对象，为己任，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其目的和任务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及当前的热点和重点、成就和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估；第二，对各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特点、方法、趋势和方向等作出分析；第三，对中国和外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和主要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第四，这样做，可以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包括二级、三级学科在内）的各种研究规划提供较为合理和坚实的基础，克服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中曾经出现过的“拼盘”现象和不必要的课题重复，加强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和全局性，使之更为合理和系统，以推动和促进今后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从现在起，就应该有专门的人才来从事“外国文学学”的工作。
二、建立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为了面对21世纪的外国文学，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其中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注意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从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出发，建立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既要坚持“拿来主义”，也要提倡“拿去主义”，这是时代和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她曾经为人类的历史和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今天，我们又处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毫无疑义，我们外国文学工作者应像其他领域的人们一样，在自己的工作中作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精神的新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里，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拿20世纪外国文学来说，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以前的历史条件的关系，我们对本世纪外国文学的介绍是很不够的。可是在这十多年里，我们几乎把20世纪外国文学从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到新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潮、创作流派、理论观点、批评方法，都一一介绍过来了。这对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从中吸取有益和合理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20世纪外国文学的介绍，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想，这首先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的确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方面，有人说，我们用10年时间把20世纪的文艺思潮都重演了一遍；有人说，这十年的通病就是“赶潮”，赶西方文学的浪潮，试图与西方文学保持一个同步；有人说，这十年在文学上搞了“进口组装”的国货；等等。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有人说，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话语大都是从西方来的，在这方面与创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严重；有人说，外国文学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还处在介绍阶段；有人说，在复诵对方语言之际，批评家同时被淹没了。很少在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等等。很可能，这些说法并不全面客观，但问题是存在的。古人说得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管怎么样，这些说法值得我们反思。
我以为，经过新时期十多年来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现在是我们克服缺点，发挥优点，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时候了；是我们在不拒绝外来话语、积极吸收外国文学经验的前提下，思考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自我形象塑造的时候了；是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时候了。
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①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都应该吸收，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应该愈搞愈中国化，而不是愈搞愈洋化”；“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②毛泽东在谈到鲁迅的时候又说，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可见，鲁迅和毛泽东都一致强调，中国文艺，包括它的理论和批评在内，既要坚持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又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重视它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
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服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我国的广大人民服务。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是“洋为中用”。为此，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应该体现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学者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知识结构，新的思维方式。这是其一。其二，应该充分意识到，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文艺包括它的理论批评在内，既不同于古代埃及、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希伯莱等民族的文艺，又不同于现代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文艺。中华民族文艺在它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规律。例如，中国古代的文论与批评关于文学的本质及文学创作过程、创作心理、文学鉴赏和文学接受等方面，都有一套与别的民族不同的主张，一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的概念与范畴，诸如意境、神韵、韵致等。这些概念与范畴有时的确显得不很确定，不易掌握，与西方文论批评中很多范畴与概念有所不同。然而从总体上看，它们又具有独创性和合理性，是我们民族艺术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数典不能忘祖，我们应该有分析地继承中国古代文论及诗论、画论中的这份宝贵遗产，包括它的某些范畴、概念在内。我们不仅要充分地吸收与借鉴外国优秀的东西，也要大力继承本民族历史上的文艺珍品。
其实，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看，许许多多外国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如王国维、鲁迅等，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一个时候虽然竭力反对过我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主张接受西方的文学观念；然而就在这样的时期里，他们还是同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家知道，王国维曾以康德、叔本华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来解释《红楼梦》。但是，王国维同时还运用了“解脱”、“静观”、“物我同一”等民族化的概念与范畴。至于王国维在他的代表作《人间词话》里，如何把中外熔为一炉，如何以意境说来消化叔本华的美学观念，则是人所共知的。我以为，如果王国维仅仅停留在以叔本华的观点和概念来阐释《红楼梦》，而未能写出《人间词话》这样的力作，那末，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也不知会逊色多少。又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虽然宣扬摩罗诗力，但他同时也运用了“神思”、“思理”等我国文学史上性灵派诗论的术语。再说，以波兰学者英伽登为代表的20世纪现象学美学中的“空白点”、“不确定性”等提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同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以无有盖万有”、“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等，也有近似之处，这说明，现代西方文论和我国古代文论中某些学派的认识也存在着相似相通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注意和重视我国古代文论诗论画论中那些具有合理性、科学性的理论及批评的概念和范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许多很好的、深刻的西方文论及批评中的概念和范畴拒于国门之外。与此同时，对西方文论及批评的概念与范畴也还有一个消化和改造的问题，正如许多外国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和老一辈学者所做的那样。
不仅如此。我国的外国文学及理论批评研究工作，不应割断同我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学实践的联系。其实，我国老一辈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大都是学贯中西的。他们不仅对外国文学有很深的理解，而且对祖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往往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决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的化石或鳄鱼一样。它不可能与我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无关。相反，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从一定时期以来，在其历史的行程中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总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网状中向前演进。杨周翰教授生前在谈到中国学者编写外国文学史的缺点时说过：“最不够的是外国文学和我国古今文学的联系”；“我们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常把外国文学当作一个客体对象，如像自然科学家对待他们的对象那样，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泾渭分明”。杨先生的见解很有启发性，而且对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
三、加强外国文学评论
为了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应该大力加强和发展外国文学评论工作，使其在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学古今优秀成果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来，外国文学作品及批评理论著作翻译出版的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成绩巨大。相比较而言，外国文学评论工作则有些跟不上。许多译作没有人评论，有些译作连评论性的前言和后记都没有。这既不能适应广大读者的需求，也无法发挥评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这也许是外国文学领域中存在着的一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些年来外国文学评论在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与不足。一般说来，这主要是评得不够，论得不够。有时还评不起来，论不起来。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论者缺乏自己的批评思想，缺乏自己的理论支撑，缺乏自己的主体意识。对于外国文学评论来说，介绍和描述是必不可少的，也十分重要。而深入浅出、全面准确的介绍和描述，更是谈何容易。这其中的艰辛和困难，我们都抱有同感和共识。然而，外国文学评论毕竟是评论，应该评起来，论起来，而不能满足于介绍和描述。
顾名思义，评论就是要评要论。这是评论的基本要求，也是评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做好外国文学评论工作，在当前似乎应更多地注意开阔评论的视野，发挥评论的个性和激情，提高评论的理论水平和美学水平。
与此相连的是，在当前外国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中，方法与角度仍然比较单一，仍然不够多样化。这也许是外国文学研究和评论中存在的又一缺点与不足。要知道，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文学已具有许多新的非传统的功能，而且与生活状况、世界状况的联系和关系愈来愈复杂。因此，提倡方法和角度的多样化，也就是说，既运用“传统”的社会、历史、实证、心理等研究方法与角度，又运用人类学、价值、文化、符号、结构、接受、系统、综合等研究方法与角度，这不仅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势在必行。这应该被看作发展外国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和方面。
然而，提倡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多样化，绝不是要挤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不是要拒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与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历史的和美学的相统一的方法，在方法多样化的格局中，仍将大有用武之地。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在发展和丰富的。它不能也不可能是置现代人类文明发展于不顾的封闭之物。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这革命的、批判的，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发展在内。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就此说过：“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代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如此。
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决不可把某一种方法绝对化，看作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对象变了，方法不能不变。中国有一句俗话：“杀鸡不能用牛刀”。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应该寻找适合于对象性质的方法。方法是重要的。马克思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③马克思对方法的重要意义的论述，很值得注意和重视。
四、发展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
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不面对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列宁早就提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威廉的时代存在，在马克思的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同样强大，甚至说更加强大了。列宁的这段高瞻远瞩的话，至今仍保持其新鲜的意义。现代科学表明，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整体的趋势；一方面是伴随科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和许多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又同时形成微观化的趋势。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外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研究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和走向，不能不利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优势，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各个学科的交接点上，从单学科的研究过渡到超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是文学研究在现代条件下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方向的希望所在。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已有一些同行在这方面迈开了探索的步伐，取得了成绩。然而，就整体来说，由于我们队伍过去专业分工很细，知识结构并不适应，理论准备还不足，要真正做到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目前并非轻而易举。譬如说，像资本主义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或美学等研究课题，就需要有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知识面广的通才。看来，我们首先要创造条件，重视和抓紧这方面的年轻人才的培养；其次，需要各单位、各方面的有关同行通力协作，进行攻关。
同时，应该加强学科的微观研究。这些年来，在一些文章中，特别是在一些学位论文中，人们建构体系、建立学派的愿望和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但往往感到框架很大，系列不少，而实证的东西却不多，论据并不充分，一些国外学者或港台学者时常说，大陆学者提交的论文或发表的论文，往往题目很大。我想，我们在提倡拓展新学科，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实现综合研究的同时，是否还应该注意学科的微观分析，深层发掘，以便使整体化、综合化的研究和微观、微分的研究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如果说笔墨纸砚的出现，带来了泼墨山水，唐诗宋词，如果说印刷术的出现带来了小说，那末在电脑、高清晰度电视、信息高速公路出现的现代科技条件下，人类文艺的表现手段也必定有很大的改观。这或许是未来文艺工作的新特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说：“这种高清晰度电视所映出的影象，可以和小型电影相媲美，而在图象的结构、接受以及版面的设计上，远比电影方便和灵活，可以十分方便地做到图象、声音和文字上的统一……不仅有可能有效地取代电影，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报纸、杂志及图书。现在日本已经出现了‘电子图书’，可以随意令屏幕翻转换页，可以分割成若干屏幕，可以根据视力调整其字体和图象的大小，而且可以随身携带。”何祚庥先生的这一席话，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是使用电脑进行写作的人已愈来愈多。外国文学资料的计算机联网的工作，应该是提上议事日程时候了。这是关系到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
五、“冷战后”世界文学的多元新格局
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依我看来，就是面向“冷战后”世界文学的多元新格局。
这几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复存在，这种解体和不复存在正像它们在1917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中诞生一样，将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影响。苏联文学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兴衰也是如此。而目前世界文坛对此众说纷纭。为此，我认为，应对作为历史现象的苏联文学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以及20世纪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与现状，从时代的高度和民族的精神出发，作出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论述，以便从中汲取必要的和有益的经验，包括它们的艺术探索和艺术经验。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面向21世纪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对待过去的苏联文学和过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尊重历史，采取充分的历史主义态度，该肯定的就应该肯定，该否定的就应该否定，以史为鉴，而不应该回避它们文学中的历史事实。探讨和研究历史，不以历史主义为准则，历来都是史家的大忌。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学虽然处在新旧交替的危机时刻，面临着诸多困难，其发展和变化显得复杂而矛盾，文坛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是，曾经在19世纪世界文坛上发出灿烂的异采和在20世纪苏联文学发展中担任主角的俄罗斯文学，终将克服各种危机，为人类创造出具有世界性的珍品，并成为21世纪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方面军。即便是在当前，俄罗斯文学的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研究中，仍有一些可供我们借鉴和重视的东西。
对20世纪及20世纪以前的欧美文学还需要作出深入全面的探讨。它们在未来的世纪中仍将具有重要的地位。最近它们出现的新特征、新倾向、新思潮值得注意。《世界文学》1993年第1期“世界文坛新事”栏里，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的衰亡》的文章，它介绍了德国文学界的一些看法和忧虑，认为当代西方文艺的衰落是科技的扩张、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排挤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反文化、反艺术本质。今年8月6日《文艺报》刊登了《我们已不再有文化——汉斯·迈耶访问记》的译文。这位87岁高龄的德国西方文学史家、批评家汉斯·迈耶不久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类似的学术演讲。这位“陪伴了本世纪西方历史出现的重要文化潮流”的历史见证人认为，现在西方文化已经走进死胡同。一边是艺术家的深深的寂寞、绝望和悲剧；另一边是文化企业的堕落。其堕落达到的丑恶程度，连以揭资本主义文化疮疤出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活着时都没有诊断出来。从种种的迹象看来，应该说，西方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同时，西方的文化批评运动也在西方各国广泛地蔓延开来。然而，就在西方经历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之时，仍然有可能产生一些好的和优秀的作品。这是历史的经验，切忌对这一个过程作出简单化的理解。
20世纪世界文学中，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曾轰动了世界文坛。一个国土不大的哥伦比亚的文学，过去几乎不被世人所知，然而却为世界奉献了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拉美文学的脱颖而出，不仅改变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格局，而且在新的世纪里还会以其强劲的势头，巨大的魅力和浓郁的民族风采，吸引未来的读者。包括日本、印度、埃及、以色列等国家在内的亚非文学，随着这两大洲经济的日益发展和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将会在未来的世纪里发出辉煌的光采。总之，世界文学中的欧美中心主义将变得愈来愈不可能。这些年来，“后殖民主义文学”及其提法，十分引人注目。一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或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先后获得了各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奖。这种文学现象值得重视和探讨。至于“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不同的倾向和潮流，在今后的世界文学格局中会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和开放及四个现代化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和关系的日益密切，也随着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及其国家地位的提高，我们不仅要注意研究它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而且要开拓我们同这些国家的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是我们克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的不可或缺的先行准备。当然，我们还要研究中国文学与其他各国文学的相互关系。这如钱钟书先生曾经提出的，要把“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当作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十分正确的。
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既是面向21世纪外国文学的多元新格局，也是面向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需求。这是一个统一的辩证的发展过程。让我们以百倍的努力，执着的追求，满腔的热情，精心的研究，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学的新成果方面，为我国丰富多采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好的奉献。
注释：
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②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22、18、23页。
③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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