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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吸引大量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对资本流入主渠道的银行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规模巨大、易于变化的外来资本，不成熟的银行系统难以控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仍在继续的金融危机清楚的表明了这点。再一次回顾东南亚国家银行系统在危机前的不良表现，联系我国银行问题，发人深省。
一、资本流入
亚洲国家从80年代中后期起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和增长最快的资本流入地区。巨额的外来资本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亚洲国家有着令人羡慕的较高的储蓄率，但是储蓄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投资的增长速度，外来资本正好弥补了国民储蓄和国民投资之间的差距。加之9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普遍经历了经常项目赤字，更是把吸引资本持续流入作为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
关于这种大量的持续的资本流入，其原因各有所见，我只想强调三点，也许有助于分析资本流入的影响。首先，国际资本已在不断寻求一定基础上安全性更高的收益。在北美和欧洲地区，投资呈现出基金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的特点。此外，亚洲外来资本其实有一部分是外逃资本的回流。最后，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亚洲各国虽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和适宜的经济政策，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低利率，其利率水平又明显偏高（如印尼和泰国的利率常年保持在10%以上），倘若利率水平下降，则资本流入会受影响，这就意味着亚洲各国资本流入具有不稳定性。
大量的资本流入使本国货币供给受到较大冲击，威胁到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本币面临升值的巨大压力，出口难度增加。为了抵消这种负面影响，各国政府都积极采取了干预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一般是紧缩性的，这样就使政府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需应付本币供给大幅上升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影响；另一方面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势必要削减，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亚洲国家多数采用积极的货币干预政策，通常利用“中和”的货币政策，即相应于外汇市场上大量注入的本国基础货币，利用公开市场业务，大量买进本国有价证券，来抵消本国货币供给的迅速增加。只是各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不很发达，市场容量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一做法的有效性。而且“中和”操作也会使公共债务短期内大量增加。
也可以利用“非中和”的干预政策。如果认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会引起更大的货币需求，那么因外汇市场而导致的货币供给大幅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通货膨胀，而会被经济增长所吸收，这种做法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可供利用的资金进入银行系统后，若不是处在谨慎经营原则和严格的监管下，贷款质量下降，风险投资增加的局面就很容易出现。换句话来说，“非中和”干预成功与否，取决于当局能在多大程度上压低信贷或者控制和管理银行贷款质量。
二、银行部门——外资流入的主渠道
外资可以直接通过银行部门流入，或者间接通过非银行金融市场流入，两者都会对银行部门造成影响。
资本流入使国内银行外国负债增加时，同时得到了外国货币资产。如果国内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买入银行的外币资金，就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数额，这样过剩的准备金头寸可以用来扩大信贷。
如果资本流入通过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国内，那么对银行系统的影响同银行负债增加是一样的。当一个非居民投资于一种非银行金融资产时，必须用一笔国内存款来支付，这样在外币存款减少的同时，国内货币存款增加。因此，采取直接投资股票、债券等形式的资本流入，一般都会增加存款和银行储备金，导致信贷的增加，同增加银行外债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中央银行采取强有力的“中和”政策，或者在资本流入同时，将这些又用于进口国外商品，那么以上所说存款与准备金信贷量增加的效应就不会出现。
在亚洲国家，银行机构在金融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多数国家中，银行资产至少占总金融资产的60%。从90年代后期亚洲各国实践来看，商业银行在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中介作用。
泰国的商业银行更是积极向外借款的急先锋。1996年商业银行总外国负债近500亿美元，占GDP的27%，是泰国外债的1/2强。而1993年商业银行总外国负债占GDP的11%，这一比率上升的速度是惊人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比率在90年代初上升，近来略有下降。
商业银行的外国资产也从90年代初的净资产转为近年的净负债，泰国1993年净外国负债相当于GDP的6%，1996年扩大到相当于GDP的23%。
随着资本的持续流入，银行资产迅速膨胀。泰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例1993年为102%，而1995年增至135.7%。马来西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一比率由1992年的118%增加到1996年的144%。
国内信贷急剧扩张。泰国向国内私人部门的贷款在1993年相当于GDP的79%，1996年上升至102%。马来西亚和印尼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增加。
伴随着规模巨大，持续的资本流入，分配信贷资金，应付贷款风险的责任落在了银行部门的身上。银行系统的中介作用日益重要，人们关注银行经营的稳健和银行系统的稳定。数额大、易变化的外来资本有可能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可能使银行流动性短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银行的风险评价和管理提出了挑战。那么，亚洲银行系统称职吗？不，相反，贷款管理混乱不堪，效率低下的银行系统很大程度上要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负责。
三、脆弱的银行系统
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大量而随意的对外来资本的引进，脆弱的银行系统，松散的自律监管，当受到国内外的冲击，如近年来普遍的经常项目巨额赤字和国际投机商的狙击时，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实质性的经济后退，而解救的代价是巨大的。当银行机构不能有效分配和管理信贷时，资本流入引起银行信贷的膨胀，使银行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资本突然大规模撤出后，银行系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许多拥有若干国有银行的国家，其银行业绩虚假，资产质量极差，货币当局往往给予它们清偿能力和修改帐目的权力。相比之下，私营银行更富竞争力。
亚洲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行了大胆的利率自由化和金融机构权限扩大化，使银行能够方便地得到更多资金，包括直接向外借款，以及开展更多的竞争。金融自由化是好事，但在有效、严密的调控、监督体制建立实施前推行，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80年代初印尼和马亚西亚发生的银行危机，以及这次的金融危机都一再暴露出监管方面的薄弱。
健全有效的监督、调节体系应授权权威机构：定期检查银行经营情况和各种会计指标；当银行处于危机中紧急注入资本；禁止银行从事不符规章的活动；甚至关闭银行；促进银行经营公开性和透明度；统一制订各种资产分类和贷款风险评估的标准等。银行监管的重要任务是真实评估资产贷款风险，以此为基础进行指导。因此，符合国际惯例的健全的会计标准有助于正确、及时显示经营状况和潜在风险。
亚洲许多国家的会计标准混乱，随意性很强。在印度尼西亚，甚至没有统一的会计准则来保证各个银行做出相同处理的会计报表。
在美国，非履约贷款包括到期90天仍未归还的贷款和所有“低于标准”和“亏损”的贷款。而在马来西亚，拖欠6月以上贷款才被算作不履约贷款。在泰国，似乎没有什么要求去对贷款分类。在菲律宾，贷款分类体系不够严格、明确，银行管理层有相当大的自由去决定贷款分类。一些国家中央银行没有停止业务，限期关闭的权力来惩罚那些违规银行。资产质量会计要求混乱，定义不清的局面产生了诸多问题。许多国家银行由于贷款分类和坏帐准备金要求放松，把一些坏帐作为履约贷款以及把未偿付利息资本化，单纯用利润率很难真实衡量营业盈利率，一方面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用非经常投资收益来支持收入；另一方面对贷款不科学的分类和管理，造成了经常性的大量的呆帐，而这些呆帐并没有正确的显示在报表中，即使一些国家资本充足率较高，同样由于呆帐被一些会计处理掩盖，并不表明银行抗击风险能力强。
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银行贷款方面有许多措施规定，如对某一些借款者提供最大贷款额的限制，但是如果银行法规和会计要求很薄弱，那些限制措施容易躲避。在中国台湾省和菲律宾，同金融机构做交易时使用空名帐户和利用他人名字是很普遍的。
在许多国家，银行并不能从法律寻求更多支持。债务人要受到法院的严格保护。如果未能到期偿还贷款，银行没收，拍卖抵押品的做法受到限制。破产程序对于解决银行财产要求毫无益处。如菲律宾破产法规定，在对破产公司资产提出要求的14项优先安排中，银行的财产要求排在最后一项。这倒真应了中国流行的“一句话”——“企业破产是破银行的产”。
除了监管宽松乏力以外，亚洲国家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商业银行往往成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工具，被迫向特定部门发放贷款。例如印尼、菲律宾和泰国政府强调把规模小的农业借贷人作为主要贷款对象。许多国家要求贷款向重点发展部门和国有部门倾斜。这些贷款往往由政府当局直接提供资金，如韩国和日本政府直接分配资金给银行；或者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间接给予。这样，银行无意也无需对贷款风险进行评估和防范。而且，满足了政府要求进行大量的效益低的贷款活动后，银行部门必然转向风险投资，加大金融风险。
亚洲国家和地区银行贷款有时高度集中于特定经济部门，不动产问题在危机中表现明显。投入不动产周期长，易受到利率变化影响且风险高。香港银行贷款的40%投入到不动产，另外泰国和新加坡不动产问题也很严重，印尼、菲、马等国也不同程度受不动产问题困扰。但是各国和地区不动产问题影响经济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房地产过热也许是由于经济发展而产生了对房产的真正需求。而菲律宾和印尼的有些房产虽仍兴旺，但商用楼和豪华公寓则已陷入困境。如果用不动产当作抵押品来获取贷款，事情就更加复杂化了。银行不大考虑借款者实际经营活动还本能力，只依据抵押品市值来决定贷款与否和数量，这反映了银行间普遍存在的“当铺”心态。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经验已清楚显示，即使是土地抵押品，由于当时市值超过贷款许多，一旦房地产受到冲击，价格大跌时，银行也会面对巨大的风险。
亚洲银行的经营管理普遍缺乏透明度，银行大量贷款给利润较低、信用级别差但与政界有关系的客户，而不管他们是否具有还款能力。金融危机中大受抨击的苏哈托家族就是一例。另外，许多有实力、信用好的大公司纷纷走向国际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筹款，这也妨碍了银行追求更好的安全性，而不得不与风险高的客户的交道。
四、银行系统改革
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于亚洲各国是一件好事，有助于发现并改善其经济中的弱点。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东南亚的小虎们会更加健壮。而各国在加速整顿国内金融秩序的同时，各种严格的调控监督措施和谨慎条款的制定也正在进行中。
痛定思痛之时，有两条主要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危机的爆发：一是对外资的引进不当，外债数量与结构不合理，短期债务比重过大，致使偿债压力过于沉重。在这方面，许多危机中国家银行对外借款采取不慎重的态度，难辞其咎，泰国银行的例子可以说最典型；二是银行信贷膨胀后，过于投入风险性高的部门，如房地产部门，在表面的繁荣过后，遗留下大量呆坏帐，致使银行部门陷于系统危机中。这方面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较明显。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也就不足为怪。
中国虽然成功的躲过了这场金融危机，但是应该看到，上文所论述的银行系统种种弱点与中国银行部门的情况何其相似！在审视别国银行系统弱点与补救措施后，我国银行部门更应以此为鉴，加快自身的改革进程。
1.加强中央银行权威，使之拥有警告、禁止，甚至关闭银行的权利，使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施加更加有力的影响。同时完善监控机制，使之正确、系统、全面的评价银行资产质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融市场风险大大增加了，外汇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更是风险高度集中的场所，中央银行监管的职责大大的拓宽了，同时难度也越来越大。中国的中央银行正处在向职能型机构方向的转变过程，要改变长期以来重审批轻管理的倾向，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跟踪、全程监管的系统，防患于未然。考虑到目前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都面临着金融工具和业务的创新问题，如何加强和完善央行的监管调控机制是今后一项重要课题。
2.建立起统一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准则标准，混乱的金融报告有意无意间掩藏了许多问题，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会计准则是国际间通用的经济语言，也是引进外资重要的“软件”之一。我国的会计标准尚未与国际接轨，会计处理方法甚至在上市公司间也没有完全规范，这使得经济活动的可分析性不强，潜在的风险也不能查证出来并采取防范措施。
3.制订有效法规保证银行经营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银行应该自主决定信贷的分配，而不只是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工具。
亚洲国家政府部门常常直接干预银行的信贷活动，或间接采取措施使银行信贷方向与政府愿望一致。问题在于政府部门并不能保证其决定比银行自主决定更正确。坚信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将发挥积极作用的理论是这种干预的根源，可是看看日本的HDTV（高清晰度电视）和韩国的大企业的现状，政府干预的后果危害极大，因为风险变得高度集中了。
4.完善银行贷款管理和风险评估的规定，使之正确评价资产质量及防范不履约风险，对于贷款风险的评估应该是动态的，自始至终的，采取谨慎的原则。
鉴于房地产曾是银行信贷风险过于集中的部门，许多亚洲国家在危机发生后规定银行对某一行业的贷款额不能超过信贷总额的10%，这有助于分散贷款风险。我国在贷款管理方面动作较大，首先取消了信贷额度，代之以资产负债管理；接着颁布新的贷款分类原则，这将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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