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庾文学平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庾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萧梁后期，以萧纲兄弟为中心的文士集团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是南齐永明诗风的继续。他们主张“新变”，注重辞藻，讲求声律，大大推进了骈文、诗歌的发展。唐修诸史，议其“轻险”、“淫放”，斥为“亡国之音”，其代表作家徐陵、庾信被贬之为“辞赋罪人”，是单纯以政治成败作为评量标准的结果。徐、庾都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下开唐代。徐陵编《玉台新咏》，与《文选》互为补充，影响深远。二人后期身经乱离，结合生活现实，兼取北方文学“重乎气质”之长，融通南北，承先启后，把骈文、诗、赋推向了更高的境界。其地位和作用应加肯定。
关键词 徐庾体 宫体诗 新变 《玉台新咏》 清绮 气质 《哀江南赋》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甚至还严加指责，那就是萧梁后期大同以后的文学。史家曾议其“淫放”、“轻险”，斥为“亡国之音”①。徐陵、庾信就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家，也被史家贬之为“辞赋罪人”②。近年学术界对南北朝文学提出了重新评价的问题，作了很多认真的研讨，似乎有一种看法，萧梁前期的文学是进步的，因而出现了《文心雕龙》、《诗品》、《文选》这些有价值的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而后期则走向了反面，对于徐、庾这样的作家，只承认他们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可供鉴赏诵读，别的方面，皆无足称。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这段时期的文学，并非全无可取，其影响后世也不为不大。而徐、庾二家的文学活动，融通南北，承先启后，确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一
首先谈谈徐庾体。《北史·庾信传》说：
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书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周书·庾信传》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徐庾体，包括有徐摛父子和庾肩吾父子四人在内，而不只是徐陵、庾信两人。其时徐陵年二十六岁，庾信才十九岁。徐庾体的特点是“绮艳”，这实际是当时以尚为太子的简文帝萧纲，和尚为湘东王的梁元帝萧绎为中心的文士集团，所倡导的文风。这时，梁武帝萧衍在位已三十年，自以为承平无事，方留心于儒经释典，昭明太子萧统主持文运，不久前逝世。萧纲继立为皇太子，他本不满于前段时期的京师文风，有《与湘东王书》云：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
当时京师文体的代表主要是任昉。梁初，任昉与沈约齐名，任昉长于章表书奏，而不长于诗，沈则诗文兼工，时人有“沈诗任笔”之称。“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③。《文选》选沈诗十三首，文四首；任文十八首，诗只二首。足见取舍各有所重。钟嵘《诗品》虽把任昉、沈约同列中品，仍不能不说他“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为此，弊矣。”据史载：“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所以《诗品》中故意贬抑他④。对他所著的诗，要“剪除浮杂”，论及沈约所创的声律说，则以为“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本来，钻研声律，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乃是齐永明以来的新学。刘勰对文学具有较全面的认识，对新事物很敏感，首先承认了它。在《文心雕龙》中写了《声律》篇，阐说声律的重要性。有人认为是他为了求得赏识，讨好沈约，或不尽然。但这门新学，起初不大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确是事实。与沈约同为竟陵八友的萧衍，就是如此。《梁书·沈约传》载：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这与钟嵘对声律说的态度，也可能有关。所以他又说：“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萧纲兄弟喜欢引纳一批文学之士，相与游宴，吟咏唱酬，远师魏文帝曹丕兄弟南皮、西园之游，近则实从齐永明中竟陵王萧子良所开创的风气而来。史载：“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乐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⑤所谓“竟陵八友”，梁武帝萧衍即居其一。此外，王融，谢朓、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萧琛七人，各有所长，其诗文皆为一时之选。在文学史上，是永明文学的代表作家。萧纲令徐陵撰《玉台新咏》，萧绎令僚属撰《西府新文》⑥，这种作法，看来也是从萧子良之撰录“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学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竟陵八友的文学活动中，喜欢分题咏物，取材或以节物气候，或以鸟兽花木，或以乐器用具，写作短小精工的诗赋。今天可见的赋，如萧子良的《梧桐赋》，沈约也有《桐赋》，还有《高松赋》、《反舌赋》，谢朓也有《高松赋》，还有《杜若赋》、《野鹜赋》、《七夕赋》、《拟风赋》，王融也有《拟风赋》、《应竟陵王教桐树赋》等等；诗如王融的《咏琵琶诗》、《咏幔诗》、《乐名诗》、《星名诗》、《咏池上梨花诗》、《咏梧桐诗》、《咏女萝诗》、《离合赋物为咏咏火》，谢朓则有《秋夜诗》、《咏风诗》、《咏竹诗》、《咏落梅诗》、《咏墙北栀子诗》、《咏蔷薇诗》、《咏蒲诗》、《咏兔丝诗》、《游东堂咏桐诗》、还有《杂诗》三首——咏镜台、灯、烛，《同咏乐器·琴》，王融也有《咏琵琶》，沈约有《咏篪》，《同咏坐上玩器·乌皮隐几》——沈约也有《咏竹槟榔盘》，《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柳恽同咏，王融有《咏幔》，卢贞有《咏帘》、《咏竹火笼》、《咏
》等；萧衍有《咏舞》、《咏烛》、《咏笔》、《咏笛》诸诗；范云则有《咏井》、《悲废井》、《咏桂树》、《咏寒松》、《园桔诗》、《咏早蝉诗》；任昉也有《同谢朏花雪诗》、《咏池边桃诗》，至于沈约，则这类咏物诗多达四十余首，不可能一一列举了。而这种作法，在萧纲兄弟与周围文人所进行的文学活动中还在继续，如萧纲、萧绎和徐陵、庾信集中，都有《鸳鸯赋》，萧纲还有《舌赋》、《舞赋》、《笔赋》、《金錞赋》、《列灯赋》、《对烛赋》、《眼明囊赋》、《梅花赋》、《脩竹赋》、《赋》等等，萧绎和庾信也有《对烛赋》，庾信还有《灯赋》、《象戏赋》、《七夕赋》、《竹杖赋》、《邛竹杖赋》、《镜赋》等。咏物的诗，不仅萧纲兄弟和徐、庾父子，就是同时其他作家，这类作品，也写得不少。徐摛的诗，今只存五首，除一首《胡无人行》是乐府旧题外，其余四首：《咏笔》、《咏桔》、《坏桥诗》、《赋得帘尘》，全是咏物诗。在宫体诗中，这种咏物诗要占相当的比重。唐太宗喜欢写宫体诗，所写咏物诗今天还可见者有二三十首。这类诗，在篇制上是四句，八句，至多为十句，一般是刻划物形，摹写物态，运以巧思，加之华藻。所以，宫体诗并不完全等于艳诗。不过也必须看到，在萧纲兄弟的倡导下，宫体诗确是以描摹男女之情的艳诗为主要内容，即使咏物，也多注意妇女身边的器物，并以此生发起与妇女生活有关的联想。这恐怕和萧衍就喜欢写这样的诗有关，而当时在文坛上名望最高、年岁也活得最长的沈约更起了重要作用。今《玉台新咏》中载萧衍的《咏舞》、《咏灯》、《咏笔》、《咏笛》四首诗，就显示了这种倾向。而沈约的一些诗，亦复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沈约的十咏，《玉台新咏》录存二首，所咏的是《领边绣》、《脚下履》，这种题材，连《玉台新咏》中也不多见，只有萧驎《咏衵复》一首。此外，他还有《六亿》诗，也只选录了四首，这些比较露骨的“淫艳”之作，《玉台新咏》所载并不多，还有所选择，说明徐陵《玉台新咏序》中所说的：“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的宗旨，还是有所遵循的。《玉台新咏》中载沈约诗达三十一首，为萧氏父子以外选录最多的作家，而这些诗，除《咏月》一首，《文选》题作《应王中丞思远咏月》选入以外，其余无一首相重，足见兄弟二人的鉴选标准，截然不同。
推崇沈约，接受了他以男女风情入咏的艳诗，同时也接受了他所创的声律新学。由此以构成他们改革京师“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的文体，即学习任昉“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的文风而创作的新体，其理论根据，就是萧子显所谓的“新变”。萧子显也是萧纲所推崇的文学前辈之一。史称：“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⑦他在所写《自序》中说：“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这和萧纲认为文学应当以“吟咏情性”、“操笔写志”为主，而不当“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流水，遂同《大传》”⑧的主张，也适相契合。子显认为：
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深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
这就是说：文学发展，随时而变，既要有新的内容，也要有新的形式。除了特别注意辞藻以外，还必须严格谋求声律的协调。这就是当时实行“新变”的主要作法。史家姚思廉在《梁书·庾肩吾传》中把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
初，太宗在藩，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教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他毫不含糊地把宫体诗说成是永明诗风的继续，只不过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⑨罢了。我们知道，“因与创，本是事物辩证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说，自从接受了四声、八病之说以后，使骈体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至此更趋成熟；为律体诗开辟了道路，使之在永明诸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的话，则徐庾体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明代的杨慎精研六朝、三唐诗学，他的《五言律祖》，采庾信诗二十首以上，徐陵、萧纲、萧绎各十首以上。《千里面谭》首举萧纲《春情》诗，以为“七言律之滥觞”。《绝句衍义》亦以萧衍、萧纲、萧子显居首，以为七绝所祖。骈体文于辞藻、用事之外，还讲究声律、对偶；律体诗因此逐步成型，让华夏单音字的形式美和音乐美，得到充分的发挥，尤其是律诗、绝句，至今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萧梁后期的文学，并不曾走向历史的反面，是可以肯定的。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出，萧梁后期，即大同以后的文学，是以萧纲为首的宫体诗人活动为中心，其代表作家为徐、庾父子。所谓徐庾体，即指他们在东宫（太子宫）参加当时的文学活动中所作诗赋，最能体现“新变”的特色。这类作品，唐代一些史家每病其“绮艳”、“轻华”⑩，贬之为“淫放”、“轻险”(11)、“新巧”(12)，大抵贬斥居多，肯定者少。所谓“亡国之音”，其实是以政治成败为依据来评论文学。刘肃的《大唐新语》有一段记载：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成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
其实，从《全唐诗》中就可以看出虞世南也写有《奉和咏风》、《初晴应教》、《春夜》、《咏舞》、《咏萤》、《蝉》、《秋雁》这类以咏物为题的宫体诗，他之所以谏止太宗，主要还是从政治方面出发。当时修史，是魏征这样一些大臣在主持，对宫体诗，自然会力加贬斥。至于王通所说“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13)。这种纯从道德观念出发，不着边际的评论，就更不足信了。何况《文中子》一书，本身还有问题呢！后来杜甫说：“清新庾开府”(14)，元稹称杜甫诗“杂徐庾之流丽”(15)，皮日休说：“宋广平《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16)这些诗人作者，才真正指出了以徐庾体为代表的宫体诗赋的特色，是“清新”、“流丽”、“清便富艳”。说明当日萧纲等人作意改革京师“浮疏阐缓”、“不得流便”之体，是有成绩的。今天所能见到的徐陵、庾信在东宫所作的诗赋，已寥寥无几，从二人同有的《鸳鸯赋》来看，比之永明时期萧子良等人所作的咏物小赋，辞采情韵，都大有不同，前者是极意体物，过求形似，不免显得有些沉滞。而后者则体物而不滞于形象刻划，每从空际落想，但求神似，而且句度变化，杂以五、七言诗句，调子轻快流利得多了。徐陵赋则仅存此一篇。庾信前期的赋，还有《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等篇，体物浏亮，缘情绮靡，其成就在同时诸人之上。至于现存他们在东宫时所作的诗和乐府，尽管为数已经不多，无论是咏物写景，言情拟古之作，其中清辞丽句，间见叠出，像徐陵的“竹密山斋冷，荷开水殿香”(17)，李白“风动荷花水殿香”之句(18)，得以取资；庾信的“路高山里树，云低马上人”(19)，李白“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一联，又由此脱化(20)。特别是《咏画屏风》二十四首，连章写景，读来仿佛和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展示在同一个画面之上。窥豹一斑，也可知盛唐诗家，玩索有素了。至若《乌夜啼》、《燕歌行》这些言情乐府名篇，更是讽高历赏，完全达到萧绎所提出的“绮彀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的最高艺术境界了。清代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已经正确指出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二
其次，谈谈《玉台新咏》。
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问题，过去研究者说法很多，一般根据《大唐新语》的记载，以为萧纲晚年悔其为太子时所作艳诗，因令徐陵撰集此书（已见前引）。但徐陵以太清二年（548年）出使东魏，随即发生侯景之乱，留而未归，其撰集必在出使以前。而既云“晚年改作”，则当在出使前数年间，对其具体年代作过种种推断，但认为《玉台新咏》是萧纲为太子后若干年中编成的，则是基本一致的看法。
我们认为刘肃所谓萧纲晚年悔其少作，始令徐陵撰《玉台集》，这一说法是并不可信的。按《新唐书·艺文志》：“《大唐新语》三卷，元和中江都主簿刘肃撰。”他的生活时代，已在中唐。由于唐初有虞世南、魏征等人谏诤太宗不作宫体诗的事实，因而产生了连萧纲也曾晚年改作的传说。据说其撰集《玉台新咏》的目的，是为了“以大其体”，尤不易解。难道自己悔而改作，还要尊大其体，以扩大影响吗？比刘肃早半个世纪以上生活在天宝年间的李康成，说法就不一样。他说：
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玉台新咏》十卷”下引）
这个说法，与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中所云：“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墨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完全相合。据《全唐诗》李康成小传：“天宝中，与李、杜同时。其赴使江东，刘长卿有诗送之(21)。尝撰《玉台后集》，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自载其诗八首，今存四首。”这四首诗是《江南行》、《采莲曲》、《玉华仙子歌》、《自君之出矣》，从题材，内容到诗的格调，都近于宫体，也即是徐庾体。《玉台后集》宋代犹存，《郡斋读书志》著录：“《玉台后集》十卷，右唐李康成采集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序》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即为异代，理不可遗’云。”唐人最重《文选》，有“《文选》滥，秀才半”的说法，家习其书，续《文选》者，不乏其人。而《玉台新咏》的流传，似乎也比较普遍，为广大文士所爱好，所以李康成才有《玉台后集》之作。他既然长期寝馈于其间，则其所述《玉台新咏》的成书情况，自较刘肃的记载可信。
此外，我们还可以拿萧绎令僚属撰《西府新文》的年代，作为旁证。《颜氏家训·文章篇》：“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梁元帝萧绎于普通七年（526年），“出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532年），进号平西将军。”其军府驻在荆州，在京师建康（今南京）之西，故称“西府”。前面已经提到，萧纲、萧绎兄弟之所以一撰《玉台新咏》，一撰《西府新文》，是学习竟陵王萧子良对“士子文章，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的做法，则其作意撰集，二书时间必不甚相远。萧纲以中大通三年（531年）立为皇太子，其时萧绎正在“西府”；到了大同五年（539年），他即“入（建康）为安西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戌军事”，不在西府了。大同六年（540年），又“出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22)故知其撰集《西府新文》，必在大同五年以前。以此推之，即《玉台新咏》的撰集，不出中大通三年至大同五年之间。
又按照旧本（明翻宋刻）《玉台新咏》，本书编次：大抵为第一至四卷，撰录宋、齐以前所谓的“往世名篇”；五、六两卷，收梁代已故诗人之作；七卷则皇室萧氏父子；八卷为当世作者；九、十两卷，古今混编。其八卷以下所列当世作者中，萧子显卒于大同三年（537年）(23)，王训卒年，据《梁书·王
传》载：“（训）年十六，亡忧毁。”卒在普通元年（520年），而“（训）以疾终于位，时年二十六”推算，当为大同二年（536年）。综合以上诸端，则《玉台新咏》之成书，我们如果把它定在大同二年前的一二年间，庶几近乎事实吧！
关于《玉台新咏》的撰录标准，在前举它与《文选》所载沈约诗的截然不同，已有所涉及。其差别就是《文选》所录，主张“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而务求典正，无取艳科。萧统以陶渊明的《闲情赋》为“白璧微瑕”(24)，即其明证。一也。又《玉台新咏》撰录妇女作品，“往世作者”有班婕妤、乌孙公主、甄皇后、刘勋妻王氏、贾充李夫人、桃叶、鲍今晖七人，梁代作者有刘令娴、范靖妇（沈满愿）、王叔英妻刘氏三人。《文选》只载班婕妤《怨歌行》一首，虽以蔡琰《悲愤诗》载在《后汉书》，亦所不录。二也。《玉台新咏》撰录《吴歌》、《西曲》，和桃叶《团扇歌》、《丹阳孟珠歌》、《钱塘苏小歌》乃至传为吴兴妖神所作的诗，以及流传在民间的《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纪事诗。而《文选》只取乐府古辞，不录民间歌曲。三也。再者，《玉台新咏》不仅撰录“往世名篇”，而并取“当今巧制”。《文选》所集，虽云“远自周室，迄于圣代”，而梁文只取逝者，在世诸家，一概不录。四也。今天看来，若论雅正精严，撰录屈宋以来佳作，《文选》自属巨观。若从上举四个方面来看，《玉台新咏》也算是“寸有所长”。特别是对妇女作品和民间歌曲的采录，尤其可贵。至于所录“当今巧制”，多为东宫唱酬之作，是宫体诗的主体。加上“往世名篇”和梁代前辈作家篇什，即所谓“以大其体”(25)了。这部分诗，诚如徐陵《玉台新咏序》所说：“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可得代彼萱苏，微蠲愁疾。”属于东宫中娱乐消闲的作品，思想意义是谈不上的。他们挖空心思，完全是从艺术技巧上着眼。所谓“新变”，在篇制、辞藻、声律诸方面争新斗巧，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美感享受而作的努力。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26)文学艺术的功能，本来就有供人娱乐消闲的一面，今天还是如此。根据唐代史臣所修《梁书》的记载，萧氏父子或称其：“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27)或称其“器宇宽弘，未见愠喜”，“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援笔立成”，“及后监抚，多有弘宥，文案簿领，丝毫不可欺。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28)连萧绎也是“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文章，多行于世。”(29)父子三人著书各数百卷，《梁书》、《隋志》，俱有著录。他们所以写宫体诗，主要是在和周围的文士一起，共同作文艺的游戏，颇有似于欧洲十七世纪所出现的文艺沙龙。正如萧纲教儿子萧大心所说的：“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30)由此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好作艳诗，自我内心中所持的态度。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后来文学发展史上所出现的香奁诗、花间派、西昆体，以及一些婉约词和宋元间所编《乐府补题》中的咏物词之类，都大有好处。至于《文选》不录存者的做法，可免牵于爱憎，自有其稳妥慎重的一面，后世选家奉行，几成通例。但这对真正优秀的作家是不公道的。一些有价值的作品，也会遭到埋没。司空图在《擢英集述》中说：“自昭明妙选，振起斯文，荣虽著于方将，恨皆缠于既往。当西施之玩镜，不赏蛾眉；岂伯乐之停车，空收骏骨。乃使盛时才子，翻衔泣玉之冤；异代沈魂，只掷凌云之誉。九原谁诧，千载徒悬。”唐人对此，已经感到不无遗憾了。
由于有了《玉台新咏》作为《文选》的补充，使我们对于汉魏六朝的诗歌发展，得睹其全貌。而且自它流传以后，影响深远，隋唐以下，无论是诗歌、词、曲都多有沾溉，这已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了。这个问题，在徐陵的名下，可以记上一功。而他的《玉台新咏序》，惊才绝艳，已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三
谈谈徐、庾的后期文学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徐、庾后期文学指梁朝侯景之乱，他们同留北方以及徐陵回南以后的文学。这段时期，徐陵的重大成就是骈文。而庾信则主要在于他的“暮年诗赋”；骈文成就，亦与徐陵各据一方，互相辉映。
徐陵是太清二年（548年）出使东魏的。其年八月，侯景于寿阳举兵反，自是“留北不遣”，直到敬帝绍泰二年（555年）方得南归。留北期间，凡有七年。南北朝是一个南北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自太和十二年（494年）迁都洛阳，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以后，已历半个世纪，在文学领域里，南方居于领先的地位，北方文人，都向往着南方。当时北方的大名士邢邵、魏收，一学沈约，一学任昉，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31)。徐陵初到东魏，魏收想在宾筵上嘲弄他，结果三言两语，便被压倒。据说还被宰相高欢怪他丢了面子，囚禁好几天(32)。刘禹锡诗：“北朝文士重除陵”(33)，看来他在留北的几年间，是受到尊重的。这几年间，梁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动乱，徐陵的父亲徐摛和家人，尚在江陵。接着，高欢的儿子高洋逼受魏禅，建立北齐；梁元帝已在江陵称帝，并与北齐通使。徐陵屡次请还，俱被拘留不遣。于是，他写了慷慨陈辞的《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这封书信，与他前期所作的《玉台新咏序》，同为亘古常新、传诵人口的名篇，是有别于晋宋骈文而显示了齐梁新貌的代表作，也为后来唐朝“四六”作了最佳的典范。《玉台新咏序》是宫体的精华，丽藻聊翩，音情婉美，跌宕生姿。唐代卢照邻《乐府杂诗序》、韩偓《香奁集序》、韦庄《又玄集序》、司空图《擢英集述》、欧阳炯《花间集序》等等，远承沾溉，还可见其流风遗韵。而《与杨遵彦书》则别开新境，风格大变。书中先八难，逐一解答，情意恺切，宛转周至。然后，他又说：“吾奉违温清，仍属乱离，寇虏猖狂，公私播越。萧轩靡御，王舫谁持，瞻望乡关，何心天地！自非生凭廪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犹共相悯。”希望用骨肉天伦之理，打动对方。接着，更诉思乡之切：“岁月如流，人生何几！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扬越。朝千悲而下泣，夕万绪以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最后说：“若一理存焉，犹希矜眷，何必期令吾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坟，恒表思乡之梦。干祈以屡，哽咽增深。”像这样慷慨激越、沉痛悲凉的情调，几乎与庾信的《哀江南赋》可以媲美了。此外，他还有《在北齐与宗室书》、《与王僧辩书》、《与王吴郡僧智善书》等，抒发羁旅怀归之情，无不于缠绵悱恻之中，寓以清刚之气。说明他在北方生活有了变化，已经不再像前期所谓的徐庾体那样，唯以“清便富艳”为美了。其后代贞阳侯萧渊明与王僧辩、陈霸先诸书，也有此特色。回南以后，由于他的名高望重，凡朝廷大手笔，多命撰作。制诰、碑铭、书启各体，皆高华典丽，而不失流美自然。《陈书·徐陵传》云：
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世宗、高祖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
“颇变旧体”即指出他的后期文体，与在东宫时期有所不同。“其于后世之徒，接引无倦”，“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更见他的影响既深且广，已不限于南朝了。
庾信入北以后，骈文成就亦与徐陵相埒。北周滕王宇文逌《庾开府集序》云：“信降山岳之隆，缊烟霞之秀，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旧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可见其各体俱工，见重当时。他以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聘于西魏，江陵陷落，遂留长安。最初也有一个与北方文士互相认识的过程，唐张
《朝野佥载》：“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枯树赋》也是咏物小赋，由于身到北方，生活改变，与东宫赋咏，情调已迥然不同。《佥载》又云：“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学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堪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温子升、魏收、邢邵同时齐名；薛、卢年辈稍晚，入隋始负重名，子山对他们的文学活动，已有所赏会。这说明他的文体变化，与北方风气，亦复有关。《隋书·文学传论》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枯树赋》词采清丽，情意凄恻，而潜气内转。寄托身世之感，寓以乡关之思。其中“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倒，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一段，处处说的是树，实际处处都在说人，把自己的苦难遭遇，伤痛感情，全都装了进去。接着又说：“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沈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直将身世之感，和盘托出。最后，一连用古语、歌词和巧妙编成的一个故事情节作结，把蓬勃翻腾的情感，推向高潮，戛然而止。亲切、明丽，笔势健爽，余韵悠然。有人说它是当时庾信在北方文坛的奠基之作，是不错的。其关键所在，当如《隋书·文学传论》论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所说的：“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徐陵、庾信在后期所进行的文学活动，随其生活的巨大变化，虽然分路扬镳，有其异，亦有其同。所同者，是他们都为南朝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又都能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各去所短（伤于华丽），“合其所长”（并重气质），这是最主要的一面。庾信在北朝，“位望通显”(34)，不亚徐陵之在南朝。宇文卣在《庾开府集序》中说他当时的情况是“齿虽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词人，莫不师效，王公名贵，尽为虚襟。”《周书·庾信传》也说：“明帝、武帝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滕、赵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滕王为他编《集》并作《序》。赵王宇文招“好属文，学庾信体”(35)，有文集十卷，庾信为他作《序》，称赞他“发言为论，下笔成章，逸态横生，新情振起，风雨争飞，鱼龙各变”；又能“斟酌《雅》《颂》，谐合律吕”(36)。知其所作，亦非复“绮艳”之体了。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对于徐陵、庾信的文学，应当分清他们前期（在东宫时）和后期（侯景之乱以后）的不同，同时必须肯定他们后期的文学，是在前期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断完善，结合生活现实，兼取北方文学“重乎气质”之长，把骈文、诗、赋推向了更高的境界，而且，创作了各种内容、形式不同的典范作品。两个少年时期在东宫共事的文学伙伴，时世动乱，南北分离，晚年仅得一面，留下了庾信两首语短情长的小诗：《徐报使来止得一见》、《寄徐陵》。然而，他们的文学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其时，南北经学，各有传授，画然分为两派，《隋书·儒林传》所载甚详。至于文学，则由于徐、庾两大文宗，起点相同，趋舍不异。隋唐后，南北统一，文学实际上仍然是循着这条道路沦向前发展。无论是苏绰为文摹拟《大诰》也好，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也好，主张改革文风者，大有人在，却成效其微。唐初修史诸家，众口一声，都在谴责齐梁，特别是梁大同以后的文风，尤以魏征主修的《隋书·文学传论》，措辞激烈(37)。他说：
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沧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音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小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
明代的张溥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说：“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尽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从寻斧欤！”(38)这的确是一个比较费解的问题。《隋书》所谓“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实际上是南北合流，共同前进；大同以后所开创的文风，发展势头，更为巨大了。隋炀帝和唐太宗都爱宫体，亦为风气使然。开国诸臣反对宫体，斥为“亡国之音”，却并不反对徐、庾后期之所作，从《陈书·徐陵传》中所说“其文颇变旧体（指宫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可证。虞世南反对宫体，他与唐太宗亲如一体，是当代名臣，也是太宗的文学知己。史载：“太宗为诗一篇，追述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诗，将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诣灵帐读讫焚之，冀世南神识感悟。”而世南的文学宗尚，却是徐陵。他在陈隋之际，“好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39)。而褚遂良也是太宗的文学名臣，共论书法，遂良写有庾信《枯树赋》传世。这些都可说明，唐初诸人，鉴于梁室祸乱亡国，归咎宫体，严加指责；而对于由此而推进的骈文、诗赋，却并不因有苏绰、李谔诸人所发起的复古思潮而有所遏制，相反，却变本加厉，大肆提倡了。终唐一代，朝廷的制诰、奏议，选举进士的律赋、五言律诗，制科的策问，吏部选人所试的书判，以及日常应用的笺启杂文，碑文墓志，始终是以骈文作为主要文体，进而形成“四六”。尽管韩愈、柳宗元诸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在日常应用杂文和碑文墓志方面进行改革，取得显著成绩，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40)；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仍然没能改变以应用骈文为主的局面。清编《全唐文》中，古文所占比重很小，近代地下出土大量碑文墓志，用骈体写成的，更是绝对多数。元和以后，还出现了不少优秀骈文作家和作品。直到五代和北宋初年，骈文还曾风靡一时。这自然是八代以来文学不断发展，传统势力的总和所造成的结果；却不能轻估徐陵、庾信在融通南北、承先启后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庾信的“暮年诗赋”，经过诗圣杜甫的品题而名高千古。前人论者已多。这里，我们只简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我们认为：杜甫对于庾信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文中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
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古今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41)
他把诗文用事，提到能够别造一种新的艺术境界的高度来认识，比之前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42)之说，大大进了一步。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咏怀而述古人陈迹，其手法即出于《哀江南赋》。如第一首：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吴汝纶评云：“首以庾信自比。而通首浑言，末二句始出其名。峥嵘飞动，磊岢不平。”(43)“峥嶙”二语，即指诗中“同异俱冥、古今合流”所造成的艺术新境。其余四首，亦复如此。《哀江南赋》追述昔时出使被留，则云：“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言及今日羁旅怀乡，则云：“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提到梁武帝饿死台城，简文被害，梁室危亡，自己出奔乞援的往事，则云：“探雀靌
而未饱，待熊蹯而讵熟！乃有车侧郭门，筋悬庙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叙及梁人被掠入关，家人分离之惨，悲叹自己身留异国，欲归不得之情，则云：“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节士之歌。别有飘飖武威，羁旅金徽，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引古事以表今情，风雨杂沓，鱼龙百变，仿佛展示出一幅幅历史故事的连环画，而作者的感情、气概，却贯注其中。读之使人枨触无端，流连不已。杜甫早年颇学阴铿、何逊，即不废齐、梁，对庾信诗赋，赏其“清新”(44)；安、史之乱以后，饱尝流离飘泊之苦，“忆昔开元全盛日”(45)，正和庾信从梁朝全盛“五十年间，江表无事”的日子经历过来一样(46)；因而，深深领会了庾信后期文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了“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定评。他所见到的已经不只是“清新”，而转为沈雄悲凉，“凌云健笔气纵横”(47)了。
庾信后期的文学思想，“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于杜老平生宗旨，适相契合。其“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48)的基调，尤与老杜夔州以后七律诸作，笙磬同音。尝自言：“哀伤同庾信”(49)。后来李商隐学杜有得，主要也是从这个方面下了功夫。他许多有名的诗句，如“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50)、“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51)、“汉庭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意欲翻”(52)、“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53)，乃至“贾氏窥帘韩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54)、“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应无刘武威”(55)等等，无不采用陈氏所谓“同异俱冥，古今合流”的手法，而造成了“峥嵘飞动，磊岢不平”的艺术新境。宋代王、苏、黄、陈诸家，更从此推演出不少法门。而“此曲哀怨何时终”(56)，也成为旧时代的许多多愁善感的诗人、词客从事创作的共有的基调了。
注释：
①《隋书·文学传论》、《南史·文苑传论》。
②(11)《周书·庾信传论》。
③《南史·任昉传》。
④《南史·钟嵘传》。
⑤《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
⑥《隋书·经籍志》：“《西府新文》十一卷并录，梁萧淑撰。”
⑦(23)《梁书·萧子显传》。
⑧《与湘东王书》。
⑨《文选序》。
⑩(28)《梁书·简文帝纪》。
(12)《周书·文苑传论》。
(13)《文中子·事君》。
(14)(44)《春日忆李白》。
(15)《杜工部墓系铭》。
(16)《桃花赋序》。
(17)《奉和简文帝山斋》。
(18)《口号吴王舞人半醉》。
(19)《咏画屏风》。
(20)《送友人入蜀》。
(21)《严陵钓台送李康成赴江东使》，见《刘长卿集》卷十。
(22)(29)《梁书·元帝纪》。
(24)《陶渊明集序》。
(25)《大唐新语》。
(26)《论语·阳货》。
(27)《梁书·武帝纪》。
(30)《艺文类聚》卷二三引梁简文帝《诫当阳公书》。
(31)见《颜氏家训·文章》、《北齐书·魏收传》。
(32)《南史·徐陵传》。
(33)《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
(34)《周书·庾信传》。
(35)《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
(36)《赵国公集序》。
(37)《南史·文苑传》本之。
(38)《汉魏百三家集·庾开府集题辞》。
(39)《旧唐书·虞世南传》。
(40)苏轼《韩文公庙碑》。
(41)《金明馆丛稿初编》。
(42)《文心雕龙·事类》。
(43)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
(45)《忆昔》。
(46)(48)《哀江南赋》。
(47)《戏为六绝句》。
(49)《风疾舟中伏枕书怀》。
(50)《重有感》。
(51)《随师东》。
(52)《赠刘司户贲》。
(53)《安定城楼》。
(54)《无题》。
(55)《圣女祠》。
(56)杜甫《岁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