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主义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6)06-0034-05
基于以下理由，我们无法放弃对国际政治进行伦理主义思考的努力。首先，道德与伦理从来都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元素，一直以各种方式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以国际伦理与道义为旗帜，标榜其行为的合理性、正义性、神圣性和使命性，以此推行国家涉外公共政策，是众多国家的主要外交手段。与此相关的是，以本民族利益或政府利益或集团利益评价国家对外决策的伦理性或道德性，早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再次，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学者中，对国际伦理进行研究一直是重要的学术行为。例如，即使崇尚强权政治的摩根索先生，也并不排斥伦理的国际作用，而是认为“道德的限制作用在确立和平时期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方面最明显，也最有效”[1]。最后，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有关伦理与国际政治的话题纷繁复杂，至少涉及战争与伦理、人权与道德、生态变迁与伦理法则等问题。可以相信，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来说，政治伦理主义的理性梳理和技术分析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国际政治变迁最剧烈的时代。它以其历史演进的强大逻辑力催生并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启蒙和进化。国际政治伦理主义正是这一背景下人类文化思索的杰出硕果。在一定意义上讲，尽管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某些分析框架和部分结论仍值得商榷，但它对国际和平的伦理向度、思考方式、思维理念以及对人类正义、博爱、道德的真诚向往，却始终令人产生由衷的敬仰。毫无疑问，对20世纪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历史演进进行学理测度和考量，探讨实现国际和谐与进步的有效方法，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行为。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所谓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它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和浩劫。战争向人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生存的重大命题。国际关系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于是，一种以伦理、道德、正义为基本元素而构建的逻辑理论体系——理想主义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是：伍德罗·威尔逊、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大卫·戴维斯、约翰·霍布森等。
理想主义政治伦理向度集中体现了几个分析路径：
第一，国际政治的伦理境界与人性化诉求。理想主义首先以人性为原点确立其理论体系的逻辑支点，并赋予国际政治伦理意义的人文关怀。按其逻辑，国际政治与人性密切关联。人性存在善恶之分，国际社会就会存在正义与邪恶的状况。前者带来和平，后者导致战争。因此，理想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推进正义伦理的进步。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言：“我们同时见到了丑陋、虚假和邪恶，它们与美好、真实和善良共存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使命是清除、反思、纠正前者，同时却丝毫不削弱、不损伤、不危及后者。我们的思想核心在于使每个人照管好他自己，使每一代人照管好他们自己。当然，我们不会忘却我们的道义职责。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同时服务于和有助于高贵者和卑贱者、强国和弱国的政策，其唯一的标尺是正义的推广和公平的竞争，我们为此自豪和骄傲。”[2]应当说，对人的类本质和国际政治进行人性化定位，既是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其逻辑底线，更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第二，伦理与战争的逻辑联系。该学派的一个假设是，人性是善良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一旦唤醒良知，消除误解，世界便可以得到拯救。例如，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就坚持认为，尽管人性是善良的，但是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正是这种愚昧和无知，使人类不能避免战争。当然，理想主义者同时强调，对战争的性质应当进行伦理语言的思考和评价。对战争的性质不能简单评判，因为即便核战争在道德上也并不一定完全不道德，世界上存在着比人死亡更罪恶的东西。于是，他们提出两种战争模式观：防卫战争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道德的和正义的；如果这场战争声讨战争的罪恶，使罪恶受到惩罚，尽可能地发扬人道主义，就是正义的战争。问题的关键是看这场战争是不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看权力的使用是不是为了法律的目的。同时，他们提出一个定式：“权力的道德约定性问题，即权力只有在道德原则下使用，或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或者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根据目的来确定也许要使用，或者必须使用。”[3]这表明，理想主义者极大地关注道德对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在这方面，理想主义者的主张与后来的现实主义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于是，崇尚对国际政治进行伦理主义释义和权力主义解构的两大学派的思考方式和技术操作，构成了影响至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
第三，国际和平的伦理治理。理想主义的逻辑框架是：人性本是善良的或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好的。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就能呼唤出人类的良知。一旦人类的教育程度提高了，理性思维进步了，道德状态升华了，战争就可以消除。为此，艾尔弗雷德·齐默恩提出了人类避免战争的公式：提高教育水平——造成公众舆论压力——形成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人类避免战争[4]。正如有人所言，一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理想主义将民族自治、裁军和公开外交等政治原则道德化，打出“民主”、“自由”、“自决”的旗号，这在富有理想主义传统的欧洲自然有很大的市场。
理想主义对国际社会的伦理关怀遭到两种力量的挑战。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从一定意义上讲，战争的严酷事实是对理想主义的悲剧式嘲讽。因为理想主义的努力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长时间的和平。战争中非人道和非伦理的强权行为成为该时期盛行的政治逻辑。在战争面前，在法西斯主义向政治伦理主义进行宣战的情况下，理想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努力暴露出其局限性。二是以E.H.卡尔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开始了对前者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汉斯·摩根索指出：“一个学派（理想主义）相信，从普遍有效的抽象原则获得的理性和道义的政治秩序此时此地就能够实现。它假定人类本性善良，并具有无限的适应性……另一个学派（现实主义）则认为，从理性观点看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它是人类本性中固有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要改善世界，人们必须利用这些力量，而不是排斥这些力量。在这样一个存在利益冲突的世界上，道德原则从来不可能完全得以实现。”[4](39)于是，两大学派围绕许多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如，对人性的看法；对伦理的国际作用的评价；对世界未来的测度等。其中，现实主义学派对理想主义的道德价值论给予了批评。汉斯·摩根索认为，“若是一大批人对国际事务中的道德要求持有不同的观念，或者根本没有这些观念的人分担政府责任，国际道德作为一种制约国际政策的有效体系就难以存在”[1](317-318)。应当说，理想主义的国际伦理释义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理想主义脱离国际社会的现状，主观臆断并放大伦理的国际作用；感性地对待人的善性和国际矛盾的解决；忽视政治权力争夺、国家利益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存在；将国际合作、集体安全简单化等，这使其理论体系存在巨大漏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对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文明的问题做了广泛的提示，从覆盖面和论述角度上看都超过了前人。这一点是为什么现在国际政治中的全球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仍然不时回溯早期理想主义的重要原因……人们可以发现今天的国际政治学者无法丢弃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讲，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的冲突”[2](60)。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而言，缺少了理想主义这个对立面，现实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已有的高度。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再次发生新的变迁，这是国际伦理主义新发展的社会动因。此时，一系列国际问题和国内政治问题的聚现，突出一个焦点问题：国际政治的伦理关怀。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使人类在更深的领域中反思自己的道德品行。战争使人们与辛德的思想产生了共识：战争促进了堕落、非人的残暴、非正义、人们间的仇恨、嫉妒和猜疑，事实上，战争导致了人类的道德败坏。因为战争是对人类社会使用野蛮的法律，把人贬低到了野兽的水平。
第二，冷战体制的影响。“冷战”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一种事实：两极格局的出现、美国对苏联强硬外交政策的推行，突出了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对抗。战后世界秩序重建中的道德关怀和人权政策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第三，美国因素。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国内达到高潮的民权运动使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水门事件使人们意识到当权者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危害性；越南战争则使美国人在人权与战争、人道与霸权、民主与法治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大大强化了美国人对人权的渴望。美国的人权运动对国际政治学的伦理研究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
第四，立体化复合性因素的出现。核爆炸与核威慑的出现，使人类意识到科技的畸形化给人类带来的不是人道关怀，而是毁灭性的破坏。它再次验证了丘吉尔的说法：人类一旦插上科学的翅膀，将可能飞回到石器时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推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同时带来了结构性失业的难题；人的生存权面临新的挑战；贸易、市场化、网络的发展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加快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增强了国际垄断的权力，扩大了国际公共资源占有和国民福利分配的差距，同时也加剧了南北冲突，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等。上述问题使国际社会在和平、秩序、体系、人权与伦理关怀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是理想主义随之简单延伸出的新伦理主张，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才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伦理主义的消失。实际上，在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主义学派中，伦理主义的解释一直是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支点之一。它同一体化论、博弈论、体系论等一起完备了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的政治主张。科学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等。传统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丁·怀特、肯尼迪·华尔兹和斯坦利·霍夫曼等。尽管这两个学派存在许多分歧，但是在国际政治的伦理向度上却达成了许多共识，主要体现在：
第一，围绕伦理“所有权”的学派之争。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在相互攻击对方范畴分析、模式分析、策略研究和计量研究等方法论和结论时，都指责对方对伦理、道德的忽视，以表明自己对国际伦理的关注。前者认为，传统主义学派过分强调权力的作用，却忽视了伦理、道德等重要因素，后者则批评科学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实证而忽视了哲学、历史、伦理的因素。由此可见，上述两大学派之争不是将国际政治伦理问题边缘化，而只是方法论的分歧。
第二，道德观与价值论。在探讨国际体系和一体化问题时，价值的伦理化观照进入了两大学派的学术视野。马丁·怀特认为，价值是指一种长期形成的观念模式。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国际关系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国际社会的规范准则；国际秩序的共同标准；反映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干涉原则；国际道德观念。有人认为，怀特的价值观为国际政治学提供了“一个规范基础”[3](51)。而在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的价值理论中，伦理问题也被视为重要因子。他们将价值分为八个方面的内容：财富、权力、福利、尊重、正直、知识、技能、感情，并表现为安全、自由、完整和民族尊严[4](98)。
第三，国际政治与伦理。这里有三个路径：一是国家伦理人格化。两大学派都强调，国家具有人格化特征，具有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构成了国际伦理的主要内容。由此，斯坦利·霍夫曼认为，伦理道义与维护人权和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国际政治应当强调伦理道义，而伦理道义应以安全生存和相互依存为原则。二是战争与人性伦理。肯尼迪·华尔兹提出了关于战争根源的三个因子：人的本性和行为；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并坚持认为，冲突和战争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战争源于人的自私、愚蠢和误导的冲动。只有改变人的私念、恶性和权欲等道德品行，才能避免战争。三是伦理与国际治理。在斯坦利·霍夫曼那里，均势、秩序和伦理是其国际政治理论构建的三个核心问题。有人认为，实际上霍夫曼的《超越国界的责任》一书正是论述国际关系伦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用道德伦理的手段克服无政府状态，反对强权政治。其基本内容是：对武力实行道义的限制，提倡国际礼让、信守诺言、反对武力；维护人权，尊重主权；用伦理和道义的力量推动以“正当的目的、适当的手段和必要的自制”为特征的政治行为的开展，结束世界上“行为无节制”、“局势不稳定”的状态。
正如国际关系学者共识的那样，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学派之间的论战历时不长，但是影响巨大。在这场主要以方法论之争的论辩中，双方在国际伦理与国际政治的逻辑命题中进行了友好的握手。这只能证明：国际伦理分析的学术向度是必要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他们共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前人，他们拓展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丰富了人们对国际伦理价值的论述。对后人，他们关于国际政治的伦理思维向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以至于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里，伦理与道义的思考再次获得新生。例如，戴维·鲍德温就提醒人们，国际经济治国方策应注重道义问题，并提出八个方面的指标：权利、伦理、正义、秩序、技能、启蒙、友善和福利。不过，他们更多的是以两种方式阐释自己的解读。新现实主义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人性恶的基本观点，对人的伦理本质持悲观态度，认为人的本性易被欲望驱使，是邪恶的，势必会发生冲突，战争是自然的和正常的。新自由主义抛弃理想主义人性善的观点，但又不完全同意现实主义的性恶论，而是强调人的智慧和国家理性的重要性。不过，正是由于这一点，国际政治伦理主义在各个学派的争论中成为极为受益的一种理论思潮。在它们的挑战和挤压中，国际政治伦理主义显示了自己的价值。
三
冷战后，世界的新气象成为国际政治伦理主义发展的远程背景：一是苏联解体、雅尔塔体制崩溃，西方世界中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否定，引发了制度伦理的对抗和人权问题大争论。二是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全面来临，全球问题弹射出福利伦理与国际生态伦理问题。三是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与单边主义发生冲突，社会秩序需要民主治理还是霸权和平引起争论。四是在西方国家，妇女人权问题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五是恐怖主义盛行，导致人们对人性与生命尊严等伦理问题的讨论热度空前增强。上述问题的复合性聚现催生了新的政治伦理主张。
面对世界的新变化，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迅速做出反应，他们都试图通过自己的规划和设计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蓝图。其中，全球政治伦理的研究再次成为新的显学。他们的基本主张是：
第一，历史终结与道德重建。这里有三个维度值得注意：(1)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描述了一种范式，即在全球化视阈下，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必将以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失败而告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终结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主要元素和有利武器，这同时意味着几乎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走向将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路向为主要参照。西方是道德真理的捍卫者。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将最终主宰世界。(2)全球化现象的空前突出引发了人们对制度伦理的追问。西方学者普遍强调，全球化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这直接导致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伦理是否全球化的命题。(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肯定地认为，当今国际事务的全部矛盾关系主要反映在文明间的冲突上，即反映在由各个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所组成的文明间或宗教间（当然包括不同伦理文明）的冲突上。一句话，文明冲突论鼓吹这样的逻辑：谁将是文化的主导者，谁将在文化世界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在一定意义上讲，它表明西方学者中存在一种令人担心的学术倾向，即西方的伦理价值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向世界。
第二，女权主义与政治伦理。按照罗伯特·基欧汉的分析，女权主义研究分为三类：女性经验主义、女性观点派、女性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女性观的伦理向度是近年来的新现象，是社会变革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反映。安·蒂克纳是其杰出代表人物。女性伦理主义首先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汉斯·摩根索。他们认为，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充斥着“男人的偏见”，其权力与利益、权力与道义的概念也是男人的概念，女权道义在政治现实主义中无立足之地。女权主义对以往的政治伦理观念进行了纠正：人性应包括男性和女性，二者缺一不可，应当全面地反映人性的完整性；所有政治行为都有道德意义，不能以秩序为名而贬低人类的公平、平等和基本需要；尽管不能将特定的国家道德意愿与普遍的道德法则混为一谈，但是努力寻求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化解国际冲突的重要途径；传统安全概念必须进行新的修正，对女性的伦理关怀应成为安全概念的重要选项。
第三，民主和平与人道政策。民主和平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90年代初备受关注。它继承了卢梭、康德、威尔逊的自由、人权和民主政治的思想，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为核心，突出强调国家道德标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以民主促进人权的改变，从而推进国际和平是民主和平论的政治逻辑。这直接成为美国政府在全球，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施人权干预政策的理论依据。
第四，全球问题与生态伦理。“在以往的国际政治学里，有一种试图将道德评判问题从国际事务的研究中排斥出去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持这类观点的人，要么认为道德问题只能是个人的事情，要么将有关国际政治与道德的讨论说成是乌托邦式的东西。生态环境的出现和严峻化，对这种旧的思想传统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在讨论生态政治时，不论属于哪个派别，所有学者都承认，道德问题和价值判断是无法回避的。”[2](605-606)该理论以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为背景，提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就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看，它围绕两个问题的研究突出了其伦理意义：气候变暖与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中心主义。
冷战后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主张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西方傲慢的中心主义伦理意志向全球的推广，并试图以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这使它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味道，从而违背了伦理的真义。在实践上，客观地阻碍了一种政治努力的诉求，即对国际伦理中平等、自由与人权的尊重。但是其国际伦理的研究方式和思维理念又有值得肯定的理由。因为它拒绝仅仅在所谓理念和价值观上抽象地谈论伦理与国际政治问题，而是更贴近对国际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将性别问题，特别是女权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的伦理分析系统是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贡献。“一方面，它打破了关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套理性的、不带情感色彩的客观法则的神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明显地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政治知识，女性和妇女被置于世界政治的边缘，因此，这种国际政治知识是狭隘的和不全面的。另一方面，它通过把性别话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谋求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而使这种理论更加接近世界政治的真实画面，引导人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做出更好的理解和认识。”[4](247)
在西方，“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欧洲出现了一种摈弃中世纪道德、法律战争观的和平主义流派。这些和平主义作家——伊拉斯谟、莫尔、夸美纽斯、科津西、费奈隆、佩恩、伏尔泰、卢梭和边沁从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呼吁和平。把武力从国际政治中取缔被认为是政治家最高尚的目标。对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伟大的生活目标是追求没有悲剧的人类幸福”[5]。正是在他们的启发和引导下，20世纪的国际政治伦理主义运动才得以不断地深入。尽管20世纪国际政治伦理主义还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主导性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逻辑还存在某些瑕疵和不足，有的可能还存在一些非道德化的利益动机，但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努力会赢得正义与良知所恩赐的尊严和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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