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桑吉东知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 本文对近百年来（1916～2016年）国内外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总结已有成果呈现出的特征，并展望未来之研究趋势。
关键词： 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佛教经典
引 言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是由经文和经咒混合组成的一部广为流传的佛教经典。除了梵文原典①的存世外，还有藏文译本、汉文译本②、于阗文译本③、粟特文译本④、西夏文译本[1]、回鹘文译本[2]、蒙古文译本[3]、满文译本⑤、德文译本⑥、英语译本⑦等版本。在该经典的多语种版本中，就藏文译本而言，其版本大致可分为敦煌本、石刻本⑧、传世本（大藏经）⑨三大类。据最新统计，其敦煌本约有2526件，分别散藏于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国内的北京、甘肃、四川、湖南、山东等地方。本文将对近百年来（1916～2016年）国内外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研究作一番学术史回顾，总结已有成果呈现出的特征，并展望未来之研究趋势。
选取我院2016年6月～2018年6月收治的624例危重疾病患者，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①男377例，女247例；②年龄16～92岁，平均（59.25±12.34）岁。
一、国内研究情况
近40年（1975～2016年）来，国内学界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研究逐渐升温，其主要对象为北京和甘肃等地之收藏单位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按研究成果的语种来看，汉文论著较多，藏文仅有一篇论文。国内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以文献的调查和编目及介绍为主的整理成果；其二为版本的比较和历史层面（年代、书写者、流传）探讨的研究成果。
（一）整理情况
李淑萍和黄维忠的《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4]一文中，对敦煌市档案局所藏之12件敦煌藏文写卷作了详细的叙录，指出其中《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有3件，并认为这些写卷的书写年代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815～848年）。王南南和黄维忠的《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5]对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24件敦煌藏文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发现其中包含19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同时指出写卷的产生年代应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815～848年），并介绍了国内各地收藏单位对该写卷的收藏情况。曾雪梅的《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6]详细地介绍了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的32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傅立诚和杨俊的《敦煌市博物馆藏古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目录（一）》[7]，通过简述敦煌市博物馆中的244件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收藏过程和总体情况，对59件写卷（0080-00139）写有叙录，并认为这些写卷大致写于公元830年左右。他们的另一篇论文《敦煌市博物馆藏古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目录（二）》[8]中，对敦煌市博物馆藏的81件（00140-00221）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了叙录。张延清和梁旭澍等的论文《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叙录》[9]以文献叙录的形式刊布了94件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其中包括72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俄军的《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补录》[10]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之12件敦煌藏文文献作了叙录，其中包含有9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孙宏武和寇克红的《张掖甘州区、高台县两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经〉简介》[11]介绍了收藏在张掖市的甘州区和高台县两家博物馆的4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张耀中的《酒泉博物馆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叙录》[12]对酒泉市博物馆藏的19件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有叙录。邰惠莉和范军澍的《兰山范氏藏敦煌写经目录》[13]简述了范耕球先生所收藏的24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张延清和李晓红的《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古藏文经卷考录》[14]介绍了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收藏的1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张延清和李毛吉的《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15]对收藏于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3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有叙录。
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由马德主编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16]一书，于2011年在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黄维忠的《国家图书馆敦煌藏文遗书BD14286—BD14350号解题目录》[17]提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各册的“条记目录”中几乎每个卷号的藏文转写都存在较多的问题，并根据BD14286—BD14350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文献的影印件，对其条记目录中的藏文转写进行了重新整理。马德的《国内散藏敦煌遗书的调查随笔》[18]通过介绍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藏文长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收藏原委和保存情况，指出该写卷实属为敦煌写经，其抄写年代应在825～836年间，并介绍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4件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保存情况。刘雪平的《湖南省图书馆藏敦煌写经叙录》[19]介绍了湖南省图书馆藏的2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于芹的《山东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叙录》[20]介绍了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1件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并把该写卷的书写年代断定为9世纪。陈宝林的《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写经》[21]中详细介绍了收藏于重庆宝林博物馆的10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
《中国藏学》记者（文中并未注明记者姓名）的《国家珍贵古籍藏文古籍名录》[22]介绍了散藏在国内不同地方的19种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并认为这些写本的书写年代应为9至10世纪之间。
（二）研究情况
吴其昱的《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23]，研究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敦煌藏文写本。认为其中7521号、7550号、7549号3卷写本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而7547号是《大般若经》的一个残卷。并指出7550号与7549号可以缀合为一部完整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GU Jian-lei, JIANG Jian-ping, TIAN Yuan, CAI Xiao-shu, LÜ Hui, YU Guang-jun
马德的《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32]，讨论了1920年之后在敦煌莫高窟寺院或民众教育馆保存的2000多页梵夹式《十万般若颂》和93梱《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均未保存下来而再度大规模流失的问题，并认为这些经卷可能是经当时住在莫高窟的上寺喇嘛易昌恕（1898年到莫高窟，20世纪60年长眠于莫高窟）之手而流失出来的；且推测《十万颂般若波罗密多经》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抄写年代在830年顷，前者比后者稍早。
注释：
有观点认为，推特已发展为推动草根政治对话的重要力量，甚至改变了美国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模式与政治思想（Newkirk 2016）。诚然，推特用户仅代表美国人口的非多数派，但这一集群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政党、选举候选人、公职人员、利益集团、媒体、记者和大量关心政治的人群。由此可见推特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之重要，故以推特为例分析新媒体对美政治生态的影响，颇具代表性。本文分析主要以推特为例，但推特呈现的特点及其影响也可见于其他新媒体平台，笔者认为本文的分析具有举一反三的意义。
二、国外研究情况
近100年（1916-2016）来，在国外整理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相关研究论著不断问世。其主要研究对象为日本、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国外各国收藏单位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按研究成果的语种来看，日文论著较多，也有数篇英文和德文等不同语种发表的论文。
石滨纯太郎的《敦煌古书杂考》[36]和《无量寿宗要经补考》[37]，介绍了日本私人收藏家收藏的数种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石滨纯太郎和芳村修基的《〈无量寿宗要经〉与其它文字写本研讨——以公元822年为其基点》[38]，以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1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述了该经的藏文本、满文本、蒙文本和汉文本之间的关系，认为蒙文本可能译自藏文本，而满文本可能据汉文本译成的。藤枝晃和上山大峻的《藏译〈无量寿宗要经〉之敦煌写本》[39]介绍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之7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基本情况，并对敦煌本与大藏经《甘珠尔》本进行比较得出，大藏经《甘珠尔》本中该经由29段组成，但敦煌本则由于阙第4-7段、第15段和第27段等6段，因而只有23段。
2.未定名或定名不够准确的文献给予准确的定名
由图7可知：对于预制裂纹大理岩,在失稳破坏阶段接收到幅值达6×10-3m/s的微震信号，接收到的电荷感应信号幅值为10pC左右，而在失稳破坏阶段前没有明显的电荷感应信号和微震信号。
另外，御牧克巳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42]和赤松孝章的《敦煌藏文文献与净土教关系课本》[43]、《敦煌藏文文献与净土教关系资料》[44]都探讨了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相关资料。
前苏联沙维特斯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所藏敦煌吐蕃文献》[45]，叙述了收藏于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的202卷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字体形式和纸张特点，并通过其末尾题记的考察，指出97个写经者和62个校对者的名字，进一步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了个别名字所属的民族或家族的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敦煌藏文早期写本传统》[46]，介绍了收藏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的敦煌藏文写卷的收藏过程和写卷内容，并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写本形制、纸张特点以及抄经题记的内容进行了探讨。通过纸质的分析，指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202件书写时间可能为10世纪至11世纪初。
然而，当前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生党支部体制机制、工作方式都有待改进和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同学生教育需要“因材施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所呈现的差异化特点，并根据其特点对学生党支部的工作能力进行提升。
马克斯·瓦勒塞（Max Walleser）的《〈大乘无量寿经〉之尼泊尔梵文写本和藏文本及汉文本》⑩对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该经的藏译本以及汉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挪威学者斯坦·科诺（StenKonow）的《〈无量寿经〉之古和阗文本附梵文本及藏译本》⑪，通过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两个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进行校订，进而对该写卷与梵文本和于阗文本进行了比较，并对藏文的敦煌本和18世纪的传世本也进行了比较，指出传世本中的7个段落并不见于敦煌本中。乔治亚思·哈尔开亚思（Georgios Halkias）的书《光的福佑：藏传佛教净土文献发展史》⑫，不但分析了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内容特征。还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所收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成了英语。波隆董·道森（Brandon Dotson）的《拼写错误的“佛”：敦煌出土的官方组织下抄写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吐蕃古代的正字法研究》⑬，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为主要资料，对相同词汇在同一个写卷或不同写卷中的书写形式和词义进行比较，进而说明吐蕃古代正字法的问题。并指出这些写卷是公元820至840年间在官方组织下抄写的。另外，波隆董·道森和刘易斯多尼（Lewis Doney）与多杰东智合著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研究》⑭即将出版。
三、已有成果显现出的特征和研究趋势之展望
（一）已有成果显现出的特征
⑤“石滨纯太郎及芳村修基认为有满洲语文本及蒙古文译本存在，而蒙文本可能据藏文转译，满文本则可能依据汉文本译出者。”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04页。
从研究成果的语种来看，语种较多，国内有汉文、藏文的研究论著，国外有日文、英文、德文、俄罗斯文等的研究论著，不难看出，国内外学界非常重视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和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以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为主，对世界各地不同馆藏收藏的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整理、编目、翻译、校勘、各种词语的考释等，也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有写卷的年代、书写者、流传等探讨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现状看，过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研究成果以某地区的某一家馆藏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初步整理为主，成果还是比较零散，真正意义上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系统性、全面性的整理与研究还未开展。
77%的学生反映其课堂模式为教师主讲，学生记笔记。在此过程中，教师难以获知学生在阅读中的实际障碍。大部分教师未转变观念，将自己置于课堂的中心。事实上，学生更希望主导学习，实现教师指导、学生为中心的阅读教学课堂。
高安方言颇具特色。语音上，它保留了古汉语的入声“k”和“t”，如把“百”字读作“pak4”，“八”字读作“pat4”，等等。词汇上，该方言常常给人一种“百姓打官腔”的感觉。“惟愿”、“莫怪”、“作践”、“休命”、“发气”、“静办”、“灵泛”、“伶俐”、“血糊淋剌”等明清文学作品中的词汇，几乎每个高安人，无论其受教育程度如何，都能够为你娓娓道来。正如陈昌仪老师在《赣方言概要》中所言，“……随着(江西)文化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激增，宋元明官场上和文人中流行的文绉绉的雅语、避讳语也流入了民间，现在成了(江西)广大农村中老年文盲、半文盲的大白话”。[2](P65-67)
（二）研究趋势之展望
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趋势和展望方面，笔者在2016年发表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综述—以藏文论文为中心（1982-2014）》[47]一文中也进行了探讨。以该论文和以上的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整理研究的回顾为基础，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未来之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1.已流失的文献有待调查
马德的《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中讨论了1920年之后在敦煌莫高窟寺院或民众教育馆保存的2000多页梵夹式《十万般若颂》和93梱《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均未保存下来而再度大规模流失的问题⑮。据此可推断，这些写卷很有可能收藏于某地，为更好地保护和挖掘其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有待继续调查。
西冈祖秀的《伯希和搜集的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生、校勘者一览》[40]，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P.T.3501—4138号卷末题记中抄经生和校勘者的署名，按30个藏文字母的顺序进行了排列。他的另一篇论文《沙洲的写经事业——以藏文〈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为中心》[41]，通过了解世界各国对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收藏情况和统计该经各写本末尾题记中出现的抄写者和校勘者的署名，并结合托马斯氏译注的敦煌藏文《大般若经》写经业务的报告书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经状况之文书P.T.999号的内容，论述了写经成员的身份和写经程序制度及写经组织的规模等情况。
P.T.965号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48]中定名为“《阿弥陀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5）目录》[49]和《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50]中定名为“佛经”。 实际上，P.T.965号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本的一个断片。P.T.3500—4168号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51]中定名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但是仔细查看P.T.3500—4168号间的668个写卷，其中P.T.3983—3990之间的8个写卷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⑯而非《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敦煌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研究》[52]一文中也有提出。P.T.96号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53]中定名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另，根据拉露：《大宝积经》残卷？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5）目录》[54]中定名为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其中，藏文名称是 P.T.96 号文献中所记载的题名，因此，准确无误，而汉文的命名有误，其实则为《无量寿如来庄严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55]中只写了藏文名称，与P.T.96号文献中所记载的题名相同，故为准确。关于P.T.96号的定名及其相关问题方面，笔者曾撰写过一篇文章[56]。《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⑰中I.T.J.478号写卷并未定名，经研究认为I.T.J.478号写卷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一个残卷。
综上述可以看出，对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定名问题，尚需更严谨的态度进行深入研究，终给予准确的定名。
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收有两种译本。参见：桑吉东知《藏文〈大藏经〉中记载的阿弥陀佛及西方净土信仰相关的文献概述》，《安多研究》（藏文），第十二辑，2016年12月，第43页。
《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⑱中I.T.J.478号写卷没有定名，经研究发现I.T.J.478号写卷不但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一个残卷，而且完全可以与I.T.J.308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间进行缀合，复原《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部分内容。因此，此类写卷需要缀合为一，尽可能再现最初完整状态。
4.各国收藏单位藏本的影印出版
据目前最新统计，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约有2526件⑲，其中英国藏本有660件，法国藏本665件，俄国藏本202件，日本藏本8件，我国国家图书馆藏本240件，甘肃藏本193件，另外，在上海、天津、四川、台湾等其他地区也有收藏。但除国家图书馆把所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全部影印已出版外⑳，其他收藏单位均未完整出版，部分出版的有法国藏本、英国藏本、甘肃藏本，完全没有出版的有俄国藏本和国内除北京和甘肃以外的其他几家收藏单位的藏本。因此，在先有成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整理和深入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世界各地收藏的该经典的所有写卷都应影印出版。
5.多语种版本的汇编及其对勘研究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除了梵文原典的存世外，还有藏文译本、汉文译本、于阗文译本、粟特文译本、西夏文译本、回鹘文译本、蒙古文译本、满文译本、德文译本、英文译本等多种版本，基于如此丰富的资料，可以编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本集成》或《〈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多语种版本资料汇编》等书，并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多语种版本之间进行对勘研究，考察该经典的版本及内容流变的情况，以及了解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
6.多学科之研究
对敦煌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卷的研究，除了可以通过收集整理、版本校勘和翻译、注解和考释等一般文献学的研究外，还可以运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用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利用P.T.999、P.T.98、P.3966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抄、校经活动密切有关的敦煌藏汉文文献资料，分析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产生的背景和意义、翻译年代、译者身份及流通情况等；同时可研究吐蕃时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和佛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相关历史问题；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藏译本的不同版本和多语种版本之间的构词方式、语法形式、术语表达等进行对比，有助于辨析疑难词汇的词义；有助于考察常用词的演变；有助于观察句式的变化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既对揭示古藏语原始面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又对佛经语言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意义；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用考古探测器来探测纸张、墨汁等的元素特征，可探析纸张的来源地和书写的年代等问题；比如，散·冯·谢克（Sam van Schaik）等撰写的论文《敦煌的书写、绘画、草图：早期藏文写本及供品的物质和功能的探析》中利用现代考古探测器，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纸张和墨汁的元素进行了探讨。㉑
结 语
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约有2526件。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出现如此大量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写本，除了念诵、抄写该经典有延年增寿、往生净土之功效的主旨宣称之外，与吐蕃王朝占领敦煌之后在这一带实施兴佛举措和当地各民族的信佛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敦煌藏文文献中数量居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不仅是古代吐蕃朝野信佛而开展抄经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古代西北地区的各民族频繁交流和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有助于揭示吐蕃时期佛教发展史、古代敦煌各民族关系史、吐蕃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情况。因而，学界重视该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挖掘其学术价值。
桑吉东知的《敦煌古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研究》[33]，考略了藏文佛教文献中无量寿佛的不同名号，紧接着对该写本在世界各地收藏的情况和数量进行了介绍和统计。该经的各种版本对比后，认为藏译本有4种译本，即敦煌藏文本中的P.T.98号类译本和I.T.J.308号类译本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2种译本。并提出敦煌P.T.98号类译本是由印度论师姿那弥扎、达那实拉和藏族大译师益希德在公元8世纪为赤松德赞赞普的祈寿而据梵文本首次译成藏文等主要观点，从而探析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与吐蕃社会的关系。在他的另一篇论文《百余年敦煌藏文中与西方净土信仰相关文献之研究综述》[34]中，对国内外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张延清的《吐蕃敦煌抄经研究》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吐蕃敦煌抄经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的书，书中举例和按类讲述了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抄写和校勘的情况，提出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也称《大无量寿经》《大经》《双卷经》，为净土三经之一。”[35]但该观点尚需商榷，因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净土三经之一的《无量寿经》或《大经》或《双卷经》是两个不同的大乘经典，净土三经（《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中不包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①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PP.289—329.Max Walleser,Aparimitā-yur-Jnāna-nāma-mahāyāna-sūtram,Nach einer nepales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 mit der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Version,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l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Vol.7（Heidelberg:Carl Winter’s Universit?tsbuchhandlung,1916.）
②《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汉译本有两种译本：一本是发现于敦煌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者和翻译年代均不详，收集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册中（No.0936）；另一本是宋法天译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收集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册中（No.0937）。参见：左丽萍《敦煌〈大乘无量寿经〉写本考暨俗字汇辑》，硕士学位论文，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4年6月。桑吉东知《汉文〈大藏经〉中与阿弥陀佛及西方净土相关的文献概述》，《安多研究》（藏文），第十三辑，2017年12月，第9页。
③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PP.296—329.
④ “粟特文本:在中亚文书中有若干粟特文的片断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见LitzD.A:“粟特佛典研究简介”1978年，TOky。”王尧《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103页。
从研究的历史时长看，研究的时间较长，已经有一百年（1916-2016）的历史，成果连续不断，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16至2016年，与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整理研究的相关论文有44篇，著作有4部。
1132 Interference effect of lentiviral mediated shRNA on expression of MYH14 gene in rat Schwann cells RSC96
⑥ “I found the publications of Max Walleser， including his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a text from nepal，the Aparimitāyu?-sūtr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alleser’s german is appended here）. ” Richard K.Payne.Aparimitāyus:“Tantra”and“Pure land”in Medieval Indian Buddhism?Pecific World （Third Series） （2007） Issue:9.P.273.
⑦英语有三种译本：斯坦·科诺（Sten konow）据于阗文本译成英语的译本；理查德·佩恩（RichardK.Payne）据德文本译成英语的译本；乔治亚思·哈尔开亚思（Georgios Halkias）据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本译成英语的译本。（1）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 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PP.296—329.（2）RichardK.Payne.Aparimitāyus:“Tantra”and “Pure land”in Medieval Indian Buddhism?Pecific World （Third Series） （2007） Issue:9.PP.290—299.（3）Georgios Halkias，Luminous Bliss: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P.71—75.
⑧青海省玉树州勒巴沟摩崖上刻有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是公元9世纪的石刻文献，以下三本书中，辑录了该佛典的石刻本。一是高瑞《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年5月，第188—189页。二是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113页。三是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122—123页。
3.散藏于不同地方和编有不同序号文献的缀合
本文计算引用的大桥为东西向旧桥改建跨河大桥，设计荷载：公路—Ⅱ级；桥梁宽：10.0 m；桥面横坡：双向1.5%；通航标准：Ⅲ级，航道通航净空60 m×7 m；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 g。桥跨形式为：5×25 m(完全利用)+3×25 m(顶升后调坡改造)+(25.1 m+24.9 m+2×22.5 m+18.35 m)(新建)+82 m(下承式系杆拱)+24.65 m(新建)+4×25 m(抬高后调坡改造)+7×25 m(新建)，桥梁全长702.53 m(从东向西方向)。全桥利用老桥T梁27片，分别安装在第20～26跨，其中第20跨右侧中梁为新预制T梁。
⑩Max Walleser，Aparimitā-yur-Jnāna-nāma-mahāyāna-sūtram，Nach einer nepales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t mit der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Version,Sitzungsberichteder Heidelberger Al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Vol.7（Heidelberg:Carl Winter’s Universittsbuchhandlung,1916.）
黄文焕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24]和《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25]两篇论文，虽未全面探讨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但提出了该经的敦煌藏文本是照汉文本转译的观点。他的另一篇论文《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26]，对甘肃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及兰州等地所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写了叙录，并分析了这些写卷抄、校经者的署名。李邦琴的《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27]一文中，不仅介绍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并对其进行了校译。王尧的《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三〈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8]，通过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内容结构、梵文原典、不同语种的译文版本、以及研究状况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张广达的《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29]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为基础，结合相关资料探讨了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在世界各地收藏的数量和抄写时间及纸张特点等情况。黄明信和东主才让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30]对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之收藏过程和该写卷所用的纸张、版本、年代、抄写者及校勘者署名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对藏汉文不同版本之间进行比较，认为敦煌写卷中的藏文本至少有3种不同的本子，其抄写年代在8～9世纪，汉文译本至少有3种不同的本子，且指出藏文本和汉文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陈楠的《吐蕃统辖敦煌时期之藏文抄经活动考述》[31]，通过以《甘肃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中收录之《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抄经题记作为基础材料，结合P.T.999号的内容，多角度和全方位地论述了吐蕃统辖敦煌时期的抄写佛经之内容、抄经人员之身份、抄经活动之规模以及校经程序的制度等内容。
2.1.1 造口并发症在欧美等地区,肠造口并发症发生率为11%-60%,国内文献报道为16.3%-53.8%,平均20.8%,对于患者而言,疾病本身已经对其生活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术后并发症则进一步加重其病情,从而降低生活质量。高辉(3)等会72例的造口病人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有肠造口并发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无造口并发症的患者。
⑪Sten konow,The Aparimitāyuh Sutra The old Khota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SansKrit Text and Tibetan Translation,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Volume I，Reprint 1970 of the Edition Oxford1916，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⑫Georgios Halkias，Luminous Bliss: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P.68—75.
在养护龄期为3 d、7 d和28 d时分别取样，参照HJ 557—2009《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方法——水平振荡法》，对含铅净浆试样进行浸出试验，浸出液中Pb2+的浓度按照GB 5085.3—2007《浸出毒性鉴别标准》的规定，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测定Pb2+浓度，研究胶凝材料的固铅效果。
⑬Brandon Dotson.Misspelling “Buddha”:The of cially commissioned Tibetan Aparimitāyur-nāma mahāyāna-sūtras from Dunhuang and the study of Old Tibetan orthograph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ume 79/Issue 01/February 2016.
根据表3和图3可知，ddPCR在转基因含量为100%、10%、1%、0.1%、0.05%的样品检测中，CaMV35s和NOS基因均得到确切的阳性结果，RSD＜25%；当含量降低到 0.05%以下，阳性微滴信号时有时无，RSD＞25%，数据不予置信，即ddPCR对转基因大豆筛选的含量检测低限为0.05%。
⑭Dotson， Brandon and Lewis Doney， in cooperation with Dongzhi Duojie.Forthcoming.A Study of the Aparimitāyurnāma mahāyāna-sūtras Kept in the British Library.
⑮“如果按1920年那次清点后运到兰州的‘1打 66斤’推算，现存的8800多页实际上是‘8打’。还有‘2打’即2000多页，以及93梱卷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则不知去向；而无论莫高窟寺院或民众教育馆，都没有后来向敦煌研究院或敦煌市政府移交这‘2打’与‘93梱’的任何记录。这就是说，这2000多页梵夹式《十万般若颂》和93梱《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全部没有保存下来。这就是令人痛心疾首的1920年之后敦煌遗书的再度大规模流失！”马德《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3期，第29页。
⑯P.T.3983号、P.T.3984号、P.T.3985号三个写卷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续写有《圣白伞盖心要陀罗尼》和其他一个内容不明的陀罗尼。P.T.3986号、P.T.3987号、P.T.3988号、P.T.3989号、P.T.3990号五个写卷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续写有《圣白伞盖心要陀罗尼》。
⑰⑱Edited by the Seminar on Tibetan:A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ots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Part Five，The Toyo Bunko，1981， P.106.
⑲参见：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第179页。马德主编《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年9月，第885—887页。［苏］沙维特斯基著，沈卫荣译《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所藏敦煌吐蕃文献》，《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390—399页。
⑳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二十四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二十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百二十六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
基于B/S架构的高校就业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以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钟柳青（2/66）
㉑Sam van Schaik ，Agnieszka Helman-WaZny， Renate N?ller，Writing， painting and sketching at Dunhuang:assessing the materiality and function of early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ritual item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53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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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课题《敦煌藏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18VJX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桑吉东知（1989—），男，藏族，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藏学、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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