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增长：趋同或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7)07-0026-06
与经济全球化研究的热潮相比，文化全球化的研究是很少引人注目的。当人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贸易额、资本流动和经济合作的时候，却忽略了主导和制约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轻视了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文化全球化。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不仅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内在决定着经济政治合作的重要因素。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文化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大的承诺，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巨大的威胁。它还表明全球化实质上是现代化这一持久挑战的继续，虽然是以一种强化和加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继续。在文化层面上，这就是多元化的挑战：原先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传统如今陷于崩解，而在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多种选择。如果说这一巨大挑战即是个人和集体都得到更大的自由，那也不算过分。人们若珍视自由，就不会厌恶这一事态发展，尽管会为它付出代价”。①显然，文化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冲突，它也会促成不同文化价值观群体的相互理解，促进本土文化的适时创新，并由此激发不同文化群体进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能力，从而为全球性的经济增长与收敛提供条件。
一、文化全球化：历史演进与当代趋势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曾指出：“经济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援引了东西方学者近年来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以证明自1500年前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并且断言这个世界经济在非洲——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1000年甚至更早。个别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国际化。这一论断用在文化全球化上显然是合适的。因为文化全球化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实物和思想一直在世界上不断流动和循环。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清楚地描述这幅图景，但却可以简要梳理出其演进脉络。
从历史上来看，文化全球化必然伴有实物、符号和人员跨越地区和跨越洲际的运动，其中人口流动被证明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载体。的确，在19世纪电信时代到来之前，所有的交往都与交通模式密切联系在一起；没有任何人、书、符号或信息的流动可以独立于运送它们的人、马、船和马车等。这也意味着，文化全球化必然涉及实物的运动，文化形式和思想依靠书籍、书面记录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而在空间上被广泛传播。然而，随着电传的出现、文化传播的人工性已经随着电子脉冲的形式在更广大的时空传播。
各类文化载体虽然会加速文化传播的速度，但就文化全球化的内容而言，基本上是相同的。真实的文化全球化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它的形式以及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总体而言，文化全球化通过强迫、效仿到传播这些主要方式而运作，文化实践的交流和被采纳也已经通过主动引入和复制来实现。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是在遭遇、冲突、融合、创新的过程中互动发展的。考察全球文化全球化的渠道，在历史上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世界宗教；二是帝国扩张；三是现代民族文化与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②
1.世界宗教的全球扩散。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印度教和佛教这些主要宗教中，虽然有些宗教通常只是集中在某些区域，但是它们的社会影响确实将世界宗教与许多以前存在过和现在的宗教信仰区分开来。它们是由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组成的系统，已经具备了使自己从起源地扩散出去的能力，而且可以包容、改变并征服其他文化和宗教。最明显的例子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其宗教的动员能力与扩大军事力量和文化影响的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世界宗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呈现出文化等级和不均衡：由于不同社会信奉这些信仰的信徒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信宗教就呈现出巨大的地理范围的不同。考虑到世界宗教产生的影响，说它们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革新之一几乎毋庸置疑，世界宗教已经培育了具有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动员军队和人民，能够形成跨文化的方向感和效忠感。或者能够提供根深蒂固的神学基础和合法的社会基础。在这些方面，世界宗教无疑构成了前现代时期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式。事实上，在今天的文化全球化中宗教继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帝国扩张的影响。通常，帝国的特征就是企图将集权的政治权威强加给松散界定的领地，这块领地上居住着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不断地延伸和深化着权威与控制关系，但这一关系还需要文化的强大支持。因此，成功的帝国通常是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广泛扩展并由文化强权的传播而得到加强，文化扩展通常是在被统治阶级之间而不是在统治阶级之间无意识地形成。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基督教的早期扩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比较而言、文化传播、效仿、延伸和深化以及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可能是有意识的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3.现代民族文化与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从16—20世纪，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为西方思想、价值观和文化制度及文化实践在全世界的接受与传播提供最根本的基础。然而，其中强迫接受的关键内容却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心地带产生的；它们包括现代民族文化、民族主义、跨越国界的世俗意识形态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文化生活按照民族和领土界限而组织起来，他们经常以牺牲周边民族和种族群体为代价。民族国家的出现导致一定规模的文化流动，文化制度和文化认同在这些国家之间产生，并促使文化基础的形成，使得更有效的跨阶级的和统一的文化信息和实践得以传播。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取向是非宗教的，同时它们还宣称具有普遍适用性，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的论点主张在世界的主要地区进行扩散并找到了自己的接受者。
在传统文化全球化通道继续起作用的同时，一些新的重要基础条件开始出现，加速了文化全球化在当代的形成。导致当代文化全球化形成的条件主要包括：
(1)电信、网络和语言。通讯成本的逐渐降低、国际商业联系增加、电信、计算机和媒体技术的综合，为电信网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语言方面，语言和语言能力全球化的意义就是通过双语和多语主义的普及，使文化产品和思想更易传播。
(2)跨国公司的文化扩展。跨国公司特别是那些大型的通信和文化产业在全球抢占市场的同时，也将独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带入东道国，持续地推进了文化全球化。
(3)文化产业与全球文化市场。以音乐产业、影视产业、旅游业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在全球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大市场，虽然这些产品仅仅是载体，但其背后通常都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伴随着文化产品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悄然进行。
(4)移民和人口流动。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这些移民成为沟通本土文化与国外文化的重要载体。
显然，文化全球化的深刻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这一进程仍在加强。它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无法估量，但我们的兴趣在于说明，这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各国在对待文化全球化的态度是如何影响各国及全球经济增长的。
二、全球增长的文化动力与机制
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来看，阻碍在各国经济合作之间的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壁垒，更为重要的是无形的观念壁垒。这些观念不仅在暗中约束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而且也抑制了制度的学习和改革。但各文化之间的隔绝不会长期存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将各国席卷其中，也迫使各种文化不得不面对挑战和做出反应。
无法判断究竟文化全球化能否一定为某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经济增长，关键要看这一国家或地区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态度。具体来说，要分析各国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外部资金、技术和贸易；以什么样态度对待国外人群和移民；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和满足其他文化群体的消费需求；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其他文化中的制度和规则。如果一国居民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部产品、资金和技术，则会增进本国贸易、投资和技术进步的机会；如果一国居民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和移民，则会增进本国旅游业发展和劳动力的供应；如果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中的制度和规则，才能够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去并获得利益。否则，一个国家就会被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阻碍在全球经济合作的大门之外，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如戴维·兰德斯③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总结的：理想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型的社会应该具备多种条件和标准，而“这些标准含有必然结果：男女平等(从而能够倍加凝聚人才)；不根据无关的标准(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而加以歧视；重视科学(手段目的)理性而不迷恋魔术和迷信(非理性)。”显然，这些标准和态度是进行文化创新的结果。
深入来看，现代经济增长并非一国能够单独完成的，它是各国在竞争和开放的环境下相互学习、模仿、超越和合作、交易的结果，是在不断促进要素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而文化创新却是这些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显然，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并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它只能够为那些愿意持续创新和扩展的团体提供增长的动力。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最终将决定人类合作的秩序可能扩展的程度。
上述分析并不能够完全描述现实中文化全球化的广泛影响，但可以简要刻画出其主要联系。据此，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可用图l示如下。这一机制意味着各国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将存在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以文化创新为基础，有效实现了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与要素流动，最终通过逐步收敛而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另一种结果则是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大量变革，最终出现了经济增长差距日益拉大的分化现象。
图1文化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文化全球化的微观机制上来看，主要体现在跨国经营上。因为，就文化全球化的当代载体而言，跨国组织是核心，就促进资源流动、技术交流和规则建立的主体来说，跨国组织也是主导者。因此，探讨如何通过文化创新实现跨国经营不仅对于文化全球化的推动具有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全球性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时必然面临着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终反映在东道国居民对跨国公司产品与服务的评价上。具体来说，表现为文化成本对跨国经营行为的约束上。④当东道国居民具有很高昂的文化成本时，他们会将这种主观心理上的无形的文化成本加在跨国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使得原本具有价格优势的外国产品变得少人问津。例如，美国的食品跨国投资在印度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无论是麦当劳、必胜客，或其他美国的跨国公司，都是遵循标准化和可预见性理念在世界各国获得了成功。然而到了印度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印度消费者不希望饮食产品的标准化。因为这个国家民族的多样性，印度人习惯于在一个小的地理区域内，兼容并蓄各种不同的地方口味：不存在一种泛印度的烹饪规范。试图使食品标准化和同一化的尝试是劳而无功的，是完全误解了印度消费者的需求。当东道国居民对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低的文化成本时，跨国公司才能以高质量和低价格占领市场。
高昂的文化成本不仅通过消费者对跨国投资产生影响，而且还通过企业文化来制约跨国投资行为。因为企业文化是许多有形和无形特点的总和，它不仅体现在有形“物件”中，比如开放或封闭的办公室、正式或随意的穿着和行为、市场声誉、薪资结构以及业绩衡量标准。也反映在企业及其员工如何做事的假定上。例如，在没有明说的情况下，我们也都可以理解，如果某家企业员工个个“争夺第一”，那么该企业肯定不是非常倡导团队精神。有时因企业之间文化差异过大而导致文化成本太高，以至于跨国并购投资交易不可完成。例如，如果薪资和奖励计划造成的巨大差异不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协调，合并后的企业将很有可能面临着有价值经理和员工的叛离。在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与克莱斯勒(Chrysler)合并的早期，这个问题尤其妨碍了企业整合的努力。合并/收购决策的最终问题是：实现交易的期望价值将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因此，文化差距最终会归结到时间和金钱上：如果文化差距越大，两家企业实施整合所需的时间越长，最终实现的价值就会相应越小。
文化成本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跨国投资的进入模式以及绩效水平。具体影响表现在：(1)在跨国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所有权结构的安排上，文化成本太高使得合资经营比独资经营更有可能性。因为文化成本太高往往增加了跨国投资的风险，而通过合资经营则可以通过东道国的合作方来减少文化差异。当文化成本较低时，采取独资经营的较合资经营的更多。一般情况时，在最初的跨国投资时通常采取合资经营，而当东道国居民的文化成本下降后在采取独资经营。(2)在跨国投资者选择投资模式上，文化成本水平也影响了是选择新设投资还是并购投资。一般而言，当文化成本较高时，跨国公司对新设投资的选择更多，而当文化成本较低时则倾向于选择并购投资。这是因为在文化成本较高时进行并购投资会带来企业文化整合的困难。(3)从企业绩效来看，一般认为文化成本较高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子公司绩效水平会较差，原因在于文化成本会在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跨国公司产品与服务的价格，降低了其竞争力。
三、趋同与分化的案例比较分析
文化全球化并不必然为各国带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它一方面为所有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隐含了分化的危机。一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否能够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还是继续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出现分化和趋异现象，关键在于各国对待文化全球化的反应和态度。通常而言，一国如果能够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实现本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系的扩展和创新，则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机遇和利益；相反，则日趋衰落和停滞。当然，对于上述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机制的检验是困难的，本文仅利用几个案例来表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创新对于各国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1.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奇迹。20世纪中叶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东亚地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阴暗背景下，东亚经济却呈现出了奇特的活力。与此相反，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西方世界到今天却呈现出经济活力不足的征象，发展速度相对迟缓。东亚的兴起及西方的停滞在东西方都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各种解释各种议论层出不穷。那么，东亚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是什么？这种基础能否支撑东亚长期待续地发展？西方经济发展迟缓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东亚奇迹的源泉是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创新的互动。
事实上，东亚经济的成功并不是像一些研究者所称的是亚洲文化优越于颓废的西方文化的产物，恰恰相反，这是亚洲文化勇于向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学习和创新的结果。事实上，仅仅依靠东亚文化传统中的集体主义文化或者是勤奋、节俭、秩序和家庭责任感是不够的，它也没有将这些国家带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潮流中。导致东亚奇迹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工商业的经验和国家治理的方略，大力地引进外资和技术，进而模仿和超越西方的企业。也就是说，东亚国家对文化全球化所采取的积极和开放态度，使其实现了经济增长向发达国家的收敛与趋同。
2.印度在全球化中的参与和抗拒。虽然印度的软件业只占世界软件业总产值的1％左右，但这却是印度人引以为豪并为全世界称道的成就。在印度的班加罗尔，有5000多名技术员、工程师在从事着软件业。而印度当今最著名、最成功的软件公司信息系统计数有限公司也在那里，该公司以初始教育、技术、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为条件，培训和利用印度大批贫困的、有才华的懂英语的工程技术人员为美国软件业日渐增长的需求提供廉价工人，该公司进而自己开发软件。它在增长和收益方面、经营管理方面都成为其他印度公司的榜样。而公司的创建人纳拉因·穆尔蒂则成为印度人成功的偶像。⑤显然，印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增长的动力。
然而，这一景象只是印度在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成功实现创新的一方面。事实上，印度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有抗拒的一面，例如：延续数千年的种姓制度仍然广泛存在，它无视文化全球化中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导致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激烈冲突；印度教徒对外来宗教的排斥也显示了中产阶级抵制信仰全球化的活动。印度在对待文化全球化中的复杂态度导致了一些独特的现象，民主制的国家体制无法保证政局的稳定性，也难以为外来投资提供保障；个别产业的发展与普遍存在的落后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快速的增长却难以改变内部宗教种族的矛盾。总之，印度的文化创新是在进行之中，但沉重的传统文化导致了过高的文化成本，这必然阻止这个国家在制度变革与技术进步上的全面发展，而只能通过局部的创新来获取有限的全球化利益。
3.智利增长的文化全球化动力。智利的经济经验使它成为拉丁美洲的新范式。从1984年到1998年，智利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从1987年到1998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44.4％下降的22.2％；穷人中的最贫困者，已从16.5％下降到5.6％。当然，这个国家还存在着收入多寡不均的问题和教育差异问题。研究表明，智利的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大学教育界首先出现了全球化：这表现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天主教大学、智利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芝加哥大学的许多智利毕业生已持续地在高等教育机构和智利经济管理部门取得了恰当的位置。这些精英获得了军政府的信任，他们采取了开放市场、财产私有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从外面来的”发展战略为智利带来的是快速持久的增长。当然，与此而来的还有消费的全球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保守派的反对。无疑，智利的增长获益于它能够接受外部的思想观念，而其面临的问题也反映了在文化创新上的挑战和不足。
上述三个案例虽然仅提供了最粗糙的描述，但已反映出了不同国家在文化全球化中的态度与后果，体现了差异较大的趋同与分化状况。这些案例也再一次表明了，文化全球化并不代表好或坏，能否实现文化创新才是改变经济增长状况的关键。
四、提升全球经营的文化竞争力
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要成为文化的放射物，就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我觉悟。它必须了解自己作为传播文化的实体拥有多大的潜力，同时必须了解自己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事某种文化放射的活动或从事某种文化放射活动的国家，也受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支配，其中如：文化放射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多少劳动力和技术，从美学意义上在当时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它具有多么丰厚的文化资源(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2004，第83页)。各国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是外来文化的接受者，本身也是独特文化的输出者，文化之间的竞争通过商品、人员、宗教等载体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文化具有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文化竞争的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只有那些能够不断创新的文化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那些封闭停滞的文化在竞争中将处于劣势。
提升文化竞争力的核心是通过文化创新来降低文化成本。降低文化成本并不是要改变本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通过文化适应和融合来实现传统价值观的扩展，即逐渐认识到外来文化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可以包容并存的。一般来说，文化的冲突与适应按时间顺序发展可分成四个阶段：接触期、碰撞期、恢复期、融合期。在前三个时期参与文化全球化的国家会遇到较大的阻力，但通过适应、学习，可以直接和尽快地进入融合期，使一国居民能够加深对异文化的理解，最终摆脱行为不安的感觉，这意味着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完成，也导致了文化成本的持续下降。
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而言，则需要通过本土化的方式来顺应文化全球化的潮流。当地化行为是跨国经营取得成功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跨国公司在实行国际经验时，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企业能否适应当地文化，关系到企业能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能不能吸引并且利用当地的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也关系到当地居民和市场对于该企业及其产品认同与否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能否生存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适应当地文化实施本土化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当地化战略，企业可以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利用当地人员的力量，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减少经营中的困难。
注释：
①⑤〔美〕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第61-65页。
②〔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3-504页。
③〔美〕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④高波，张志鹏：“文化成本：概念与范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