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10世界钛会基本情况介绍（论文文献综述）
李燕玉[1]（2020）在《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资源形势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围绕着全球资源控制权进行着激烈博弈,部分国家则制定实施了相应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资源供求形势的不断变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及配套措施体系,在高效开发利用海外资源的过程中成效显着。在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组成的良性互动机制下,日本政府主导的海外资源开发支援体系发挥着对内稳定资源供给、保证资源安全,对外增强日本资源开发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这对于中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近年来,中国资源开发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以石油、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了煤炭、电力、风能、生物质燃料、核能、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面临着西方国家恶意狙击、资源民族主义影响以及国际资源市场剧烈波动的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了特点鲜明、成效显着的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作为研究对象,以国际投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外交理论、国际地缘政治理论为支撑,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特征、实施过程及体系构成,重点研究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经济、外交、技术等措施,并通过评价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措施的成效,总结其经验,并对我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简要回顾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形成历程,系统梳理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及战略体系实施现状,分析得出,日本获取海外资源的形式从单纯购买,逐渐转变为融资开发、合作开发及自主开发,且自主开发比率在不断上升,在战略布局上通过几十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动和政策演变,已经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海外资源布局,其海外资源的开发和并购遍布世界各大洲。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经过形成、确立、完善阶段,目前已形成扶持领域全面无缝隙、扶持力度强;政府引领、行政法人协调、企业组织实施,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资源外交全方位的战略体系特点。（2）重点探讨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分析得出,作为组织措施,具体包括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加强各参与机构的内部协作;作为经济措施,具体包括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等财政援助措施,投融资、债务担保等金融援助措施,实施备用金制度、税费特别扣减制度、税收抵免制度、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等税收援助措施,以及设立资源能源综合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等保险援助措施;作为外交措施,包括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实施发挥技术、产业优势的资源外交策略,以及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加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作为技术措施,包括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实施技术支持与咨询及技术人才培养,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3）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理性评估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研究证明,推进措施的有效实施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提升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在提高资源开发效率方面,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出的结果是,在总效率分析上,1995、2005、2012这三个年份效率最高,此外,从2013年到2018年也体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资源产出的增加比例是大于政府的投入增加比例,即政府的政策措施达到了提高资源开发效率的效果,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也可以发现除了2016年之外,其它年份都表现出较高水平。（4）借鉴日本海外资源战略推进措施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海外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建议。建立一套包括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有效联动的海外资源开发国际化战略体系,以政府牵头做好开发前期合作关系的确立,做好人力资本、技术安全、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保障;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海外资源开发活动,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除产业链上的行政垄断现象,加速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资源开发企业的公关能力建设,加强与资源国的深度合作,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做好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李秀华[2]（2020）在《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海洋是孕育生命的启点,也是承载地球一切物质往复的最终载体。陆地源生于海洋,看似陆地相对独立的物质循环体系最终依然无法摆脱对海洋的依赖。人类从诞生至今,对整个生态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对陆地的物质开发及使用也极大的影响着海洋的生态及环境。尽管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作为最大的生态系统有其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但频繁的陆上及海上人类活动、废弃物排放、海洋及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多种因素打破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引起了海洋污染。而海洋污染物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乃至人类生命健康直接或间接的产生严重的危害。陆地因为国家的存在而具有显着的边界性,对陆地环境的处理往往以各国家和地区独立处理的内部方式为主,而海洋具有无明显边界的区域性,因此海洋环境问题具有环境区域性特征,其往往不能通过单一封闭性的思维去进行处理。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海洋区域环境的整体治理,强调基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开展区域内各个层次的通力合作。人类针对当前的海洋污染现状探索了 多种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国际机制,不同区域治理机制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目前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海洋污染问题,这些海洋污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借鉴已有的国际合作经验,克服区域治理中的缺陷,形成良好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本论文也基于此研究目的而成,具体内容如下:本论文第一章首先介绍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海洋污染物的类型及其对应的后果,随后介绍了目前海洋污染区域性特征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开展区域性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还介绍了海洋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实施效果;最后,结合中国当前的海洋污染问题及区域治理中的缺陷,提出治理模式的改进设想。海洋污染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并且已经超过一国管辖范围,依靠单个国家已经无法实现海洋污染的有效治理。海洋污染的本质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例如海洋污染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沿海地区,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区域治理的方式治理海洋污染。国际社会已有的区域治理操作实践已经卓有成效,但仍然存在缺陷和问题。本论文第二章主要从理论视角阐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传统国际法律制度下“海域权益”的排他及专有性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推动和限制,进一步分析现有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合作下的国际合作主体、治理主体和法律途径的优势与不足,进而运用治理理论分析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符合治理理论的特征,最终从理论上论证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相对于仅依靠单独的国家或传统国际法治理的理论优势,为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提供法理上的基础和支持。受制于洋流、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海洋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该区域内的一点受到污染,则有可能扩散到整个区域,并进而影响到另外的区域。因此不同海域的污染可能面临不同的区域治理的需要。受到沿岸国家不同经济制度的影响,海洋的国际属性也催生了不同的区域的治理机制。本论文第三章在内容上主要对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就各机制之间的共性及问题进行评析,此外本章也将结合国际法律规范对所考察的区域治理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国际法律规范对区域治理问题的影响及效用。长期以来,在海洋区域污染预防和治理问题上,作为利益相关方的该区域沿海国家为防范海洋污染作出贡献的意愿,往往被主权国家海域权益的争执所阻碍。自1974年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区域海洋项目为世界上140多个沿海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极好的区域内合作契机,并为区域治理构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治理机制。这些机制虽然体现在不同的区域治理模式中,但具有机制共性,是海洋区域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在第三章对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考察的基础上,本论文第四章着重从具体机制出发,分析相关机制的特点及内容,并结合国家、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既有探索,从信息共享、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污染评价及赔偿、资金保障、纠纷解决五个方面入手,研究跨国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模式中的主要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全面构建应包括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以多方共治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机制构建,海洋污染的区域治理的评价、评估及赔偿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资金保障措施的采取和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以及区域海洋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承担海洋大国责任、为全球海洋善治贡献中国力量的意愿不断增强,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和海洋区域治理并已有所作为,但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合作的促进实施和国际协调方面仍存在欠缺,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也面临着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对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生态的需求不一致、相互依存度较低、争端复杂化、域外势力介入等挑战。基于中国所参与区域合作的现实并借鉴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施行经验,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应首先与区域内各国在治理理念与目标层面达成共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等不同层次的共同理念并形成统一的层次化的治理目标体系,继而在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资金保障、国内法与国际法在立法和执法层面的协调、国内海洋治理完善、区域内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开展合作,最终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制度保障。本论文第五章将对于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与现状、理念与目标和制度保障进行探讨。
郝相赟[3]（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杨凯良[4]（2020）在《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新旧文明交替、时局动荡混乱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从何而来?本文结合运用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对作用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清末民初的时代环境及教育近代化的开展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场景。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的西风东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催化剂。儒家文化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萌生的原生思想背景。所处具体地域文化场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性情和学术偏好,也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铺设了个人思维层面的基底。教育文化场景中:虽然民国着名大学校长国内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共性,然而留德和留美学人群的不同教育文化场景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大学校长所获取或感知的或显或隐的西方大学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思想为他们回国后主持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思想的来源基础。社会任职场景中:编译馆或杂志社任职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炼化厂;在政府任职时期积累的人脉为他们日后执掌大学、保证大学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方便;任职大学是最为关键的职业经历,可以加深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感知和体认,为他们提出颇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依据。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烘托下,高等教育思想呈现出衍生从属性、中西杂交性、理想性和前瞻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场景的转换对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认识和发展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的冲突与磨合,偶有可能发生政域场和学域场之间高等教育沟通思维的调适。对学术场景的聚焦研究发现:杜威一脉学术师承秉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然而其中国弟子在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与杜威相比发生了异变;北大同人的学术网络聚合性强,交互性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同质性和细微分化。对大学实践场景考察发现:大学校长的人事变迁不一定会导致一所大学理念的断裂,职业场景变换却可能使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发生微调或转变。对大学办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理念相关核心文本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思想内核的多元调和性与对立共生性。由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的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联结性和交叉性这几种特性,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截取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片段或者场景进行“神话”预制式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适切,亦可能遮蔽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基于场景视角,论文总结了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特点,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了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并尝试性提出了场景建设的路向。
刘刚[5]（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昊天[6]（2019）在《后方法理论视域下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师实践性知识是与理论性知识相对的一种重要知识类别,是在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下,教师在反思性教学实践过程中实际使用以指导教学决策的动态知识体系。如若说理论性知识用于武装教师的头脑,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则对教师在具体或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起指引作用。教学的实践属性要求教师在具备一定的理论性知识的同时,还拥有相应的实践性知识。由于理论性知识无法直接复制到实际教学情境中,相关研究也证明职前教师所学教学理论与资深教师实际教学经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且新手教师将所学理论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常出现“现实冲击”现象。因此,支撑教师教学实践的实际上是融合了其个人价值观、教学信念、过往教学及生活经验的实践性知识。该知识影响教师对理论性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的同时,还支配着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有助于教师在具体教学情境中进行专业判断后解决实际教学问题,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重要保障。正是意识到教师实践性知识在教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师知识相关研究从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外部传授过程转为教师个体内部认知结构研究,并从显性的学科理论性知识转向隐性的实践性知识研究上。目前,实践性知识在教师教学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公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知识基础以及教学行为背后真正的主宰,也是教师进行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它对教育实践的改进和整体教育学的繁荣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后方法教育理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刺激回忆、绘制概念图、深度访谈、叙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探寻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内容构成共性特征,探究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阶段性特征,探讨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个人来源及外在来源,进而提出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动态生成机制。本文试图解答以下问题:各职业发展阶段对外汉语教师在实践性知识内容构成上有何共性特征及阶段性特征?在知识结构上有何异同?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从何而来?生成机制如何?全文共分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在对研究核心概念进行严格界定的基础上,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阐释本文理论基础。第二章为研究设计。首先展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随后对本文所实施的刺激回忆、绘制概念图、深度访谈、教育叙事等研究设计的过程及方法进行如实、详尽的介绍与描述。第三章为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共性考察。本章按照阿卜杜拉哈菲兹（Abdelhafez）于2014年提出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分类标准,选取八位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具有典型性的教师作为样本开展研究。在一轮完整的教学周期（一学期）内,进行课堂观察共计48课时、刺激回忆24次（时长为45小时41分56秒）。经过科学转写与修改,获得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原始数据约17万字。在运用专家指导、第三方检测、成员检测等方式保证研究效度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始数据进行切分、归类与编码,共获得知识单位1943个,提炼出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本土概念共计51个,其中样本教师共性高级编码29个,非共性高级编码22个。随后,以阿卜杜拉哈菲兹（Abdelhafez）类属分析结论为分析框架,将共性高级编码划入关于教师自我、学生、课程、教学策略、教学媒介、教学环境等六类教师实践性知识中,并结合样本教师刺激回忆的内容,运用后方法教育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对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共性内容构成进行详细解读与深入分析。第四章为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阶段性特征。本章以教师职业发展阶段为线,以教师刺激回忆内容为依据,结合八位样本教师分别绘制的实践性知识概念图,从知识内容及知识结构两个角度分析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对外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群体特征。第五章为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来源。本章以“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来源”为主题,运用半结构性访谈的形式对八位样本教师分别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总时长达5小时31分4秒,获得采访录音转写文本约5.1万字。在此基础上,从个人来源及外在来源两个角度对对外汉语教师9种实践性知识来源进行分析,并对两类知识来源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与讨论。第六章为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本章选取1名样本教师进行个案叙事研究,以职业发展阶段为纲,通过将其撰写的时间跨度长达10年的18篇教育叙事进行词云分析,对其实践性知识的生成过程进行动态描述,尝试揭示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第七章为结论,总结了主要研究发现,提出了研究的创新点与启示,并对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在内容构成上具有共性特征。在关于教师自我的知识上,对外汉语教师拥有较强的职业动机与责任感;个性心理及过往经历对其当下的教学有重要影响;丰富的生活及语言知识储备、一定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外汉语教师必备的职业素养。在关于学生的知识上,对外汉语教师尊重各国学生带入汉语课堂的身份特征,重视对学生学习特点、学习状态的观察,并努力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关于课程的知识上,对外汉语教师可较为准确地把握各级各类汉语教学的目标及重点,关注课程间的关联,在课程呈现明显课型特征的同时,兼顾训练学生语言综合能力。在关于教学策略的知识上,对外汉语教师对词汇、语法的讲解重视句法、语义及语用“三个平面”的展示,并兼顾语音、汉字等其他语言要素教学;对教学内容分类处理,注重其实用性、渐进性与复现性;教学环节完整且稳定,讲求教学节奏,重视全员参与课堂活动,在积极实践启发式教学的同时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空间。在关于教学媒介的知识上,对外汉语教师重视对教材的使用及对教学素材的补充,运用较为严格的标准选择教学资源,并综合运用板书与多媒体设备对语言知识进行合理呈现。在关于教学环境的知识上,对外汉语教师认为客观环境影响教学体验,并具备一定的非预期教学情境应对能力;他们将汉语课堂与中国社会生活建立密切联系,并将中国文化元素教学蕴于语言教学中。第二,使用“合理弹性空间”的概念概括各职业发展阶段对外汉语教师群体在实践性知识内容上的差异,指出:教师群体间知识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教学要素体察力与对学生的忽略空间、教学行为目标力与对标准的让步空间、教学过程贯通力与对资源的延展空间、教学示范呈现力与对自我的内控空间四个方面;知识结构方面,随着职业发展阶段的推进,不仅教师所绘概念节点数量、节点表述的专业化与精炼度有着明显提升,单一知识类别内部组织结构、层级划分亦更为复杂与优化,且各知识类别间逐渐打破独立封闭的状态,存在明显互动关系。第三,个人来源与外在来源均是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重要生成渠道,两大来源虽相互作用,但个人来源起决定性作用。在个人来源方面,过往经历是实践性知识的最稳定的来源,日常生活体验则实现了教师教学素材的积累;教师的个性心理为课堂打上了明显的个人“烙印”,自发性反思则是实践性知识更新与发展的推动力。在外在来源方面,合作共同体、教学观摩与培训对教师各类实践性知识的更新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对外汉语教师对科（教）学研究活动、教学资源、行业与国家政策等三种来源的利用程度及范围较为有限。第四,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是一个包括观察与体会、外化与接收、实践与反思、生成与强化等四个阶段的循环发展、动态开放的过程。实践性知识经过感知与初构后并未停止,而是进入新一轮知识生成的循环与扩散。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第一,以多名教授各级各类汉语课程样本教师通过刺激回忆呈现的大量一手实践性知识为依据,按照科学的知识类别划分标准,对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内容构成的共性特征进行了系统描述,形成了对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较为全面的认识;第二,以“合理弹性空间”概括并分析各职业发展阶段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容特征,创造性地运用样本教师所绘概念图,从结构上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了立体化分析;第三,对对外汉语教师具有独特性的实践性知识个人来源与外在来源进行了全面展示,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知识生成过程,构建起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为教师知识建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在理论上,拓宽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对外汉语教师知识领域学术研究,作为将后方法教育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结合的首次尝试,有效扩展了后方法教育理论的适用范围,也为更好地理解与解释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提供了理论支撑。现实上,实现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凝练与分享,有利于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及社会对对外汉语教师的了解。此外,本研究所用研究方法可为对外汉语教师师资培养模式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思路。
余柏青[7]（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指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朱军[8]（2019）在《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权限制是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因社会权权利属性的特殊性,其能否直接适用传统的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存在争议。社会权不是单一权利,而是一种基本权利类型,一种权利束。故社会权的权利内涵需要从抽象的层面提取,而“权利—权力”的宪法范式所引出的人与国家的关系范畴成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关键。“人”的层面,社会权表现为保障人的尊严;追求实质平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国家”层面,社会权表现为国家权力和国家义务的协同,前者是社会权实现的可行性条件,后者是社会权实现的必要性条件。社会权外延的梳理应坚持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路径,构建阶层式的权利框架:（1）符合最低限度尊严的生活水准为核心内容;（2）劳动权、生存权和受教育权为第二层次内容;（3）健康权、环境权和文化权等构成社会权的第三个维度;（4）特殊群体权利、发展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则为外围权利类型。界定社会权内涵和外延是为社会权限制服务,社会权限制理论需理清三组概念:即权利冲突、位阶和限制;基本权利冲突、形成与限制;社会权的形成与限制作用。社会权的形成作用是确定权利的构成范围,限制作用是国家权力对权利的干预和影响。社会权限制的具体内涵包括社会权未获实现、社会权实现不充分和社会权实现过度。任何主体限制社会权都应从理论或实践层面提供相应理由,以使限制行为正当化。理论上,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因方法上的“拿来主义”,规范上社会权条款效力不足,公共利益与社会权之间关系模糊,以及否定基本权利限制要素类型化等原因,导致在限制目的、限制本体、限制要素和违宪阻却事由等层面缺失对社会权的考量,从而需要以社会权为切入点补正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实践中,社会权过度保障会威胁社会发展:社会权实现具有条件性,国家应在合理限度内干预;资源有限性理论要求限制人类需求,保障公共利益;而社会权滥用亦会造成社会动力不足,浪费公共资源,甚至侵犯自由权。虽然社会权实现程度存在静态兜底标准和动态发展标准,但正面评价体系存在多方面的弊端,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议,而限制理论因包含权利构成理论,并能反向保障社会权,从而有助于形成三层次实现程度的评价体系。社会权的限制要素可以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层面予以考察。规范上的社会权限制内容呈现在国际人权公约、宪法和具体立法之中。第一,国际和地区性人权公约中的限制规定可分为概括式限制条款和区别式限制条款,两类限制条款在数量、内容设置、权利类型分置以及语词选择上都存在不同。限制条款中包含的限制要素有最低核心标准、合法性、合目的性、主体、正当性以及功能性要素等。上述要素具有强、中、弱不同的适用强度,在适用步骤上也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区分。第二,宪法上的社会权限制条款,呈现出不同的属性和效力。其中的限制要素可分为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内在限制要素包括内涵性限制、享有主体限制、义务主体限制和保障内容的限制;外在限制要素则包含公共利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条件等。其中,第14条第4款规定的“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乃典型限制要素。第三,立法对社会权的限制主要是社会权具体化过程中的限制作用。立法限制社会权的具体形式包括内涵性性限制、享有主体的限制、保障内容限制、义务性条款规定以及立法不作为等。社会权实现程度还受现实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家财政水平和治理能力,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权客观限制的基础性要素,决定着社会权的总体保障程度,影响其他客观限制要素。社会权需要国家履行给付义务,投入相当大的财政支出,故国家财政给付规模以及国家财税收入和支出的限度也限制社会权的实现程度,因此应从宪法的高度,完善财税收支法律体系,实现租税正义与社会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国家能力对社会权保障质量的影响是社会权的政治限制因素,其中西方政党政治的局限影响社会权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国家立法能力不足导致社会权立法不健全,政府执行能力怠惰影响社会权给付的质量和效率,而传统司法机关的救济能力则可能阻碍社会权可诉性程度的提高。除此之外,社会权的实现力度还受到法律传统与权利观念等文化层面的限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权的承认和实现产生直接影响,而传统宗教和文化观念则可能造成社会权享有主体的不充分,导致公民平等享有社会权的机会受到限制。凡限制社会权的立法和行为,都要受到宪法的审查和控制。一般而言,规范限制要素的合宪性控制程度高于客观限制要素,故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应尽可能从宪法文本上寻求规范化依据,从而提高社会权实现程度,限制公权力的滥用。社会权的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程度具有一定的高低序列,即租税限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能力>文化和意识形态,它们存在难以规范化和不能规范化的可能。相反,客观限制要素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其宪法控制路径一般通过宪法商谈推进客观限制要素进入公共领域,以公议民主促使其实现程序法治控制,以宪法理念提升国家能力现代化,以“改革宪法”的精神指引经济社会发展,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建立人权和法治教育体系。就社会权的规范限制要素而言,应依托对话式的合宪性审查模式,运用相应的合宪性审查原则和审查基准,实现合宪性控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尚在构建,为避免传统审查模式的弊端,立法、司法与合宪性审查机关对话的审查模式适用于社会权限制的合宪性审查。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需要自身的审查原则和审查基准:审查原则主要包括由法律保留和正当程序构成的形式审查原则,由合乎人性尊严的社会权核心内容不受限制与比例原则构成的实质审查原则,以及对立法不作为的审查;合宪性审查基准的构建则主要借鉴美国的阶层式三重审查基准和德国的比例原则下的三层次审查基准,并进而围绕社会权的权利内涵、社会权规范制定主体和社会权的国家义务内容等因素,构建特色的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
赵庆华[9]（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吴礼敬[10]（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二、第10世界钛会基本情况介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10世界钛会基本情况介绍（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和理论基础 |
| 2.1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 |
| 2.1.1 资源的概念界定及分类 |
| 2.1.2 海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及形式 |
| 2.1.3 资源外交的概念界定 |
| 2.2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
| 2.2.2 国际投资理论 |
| 2.2.3 资源外交理论 |
| 2.2.4 国际地缘政治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背景及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1 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 |
| 3.1.1 对海外资源依赖度不断加大 |
| 3.1.2 海外资源开发面临新的挑战 |
| 3.2 战后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2.1 战后30年海外资源开发情况 |
| 3.2.2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布局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确立及实施现状 |
| 4.1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
| 4.1.1 1950~1960年代:探索阶段 |
| 4.1.2 1970~1980年代:初步形成阶段 |
| 4.1.3 1990年代:确立阶段 |
| 4.1.4 21世纪后:完善阶段 |
| 4.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特点 |
| 4.2.1 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体系 |
| 4.2.2 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和企业三者良性互动体系 |
| 4.2.3 全方位资源外交体系 |
| 4.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现状 |
| 4.3.1 在中东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2 在非洲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3 在其他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措施 |
| 5.1 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 |
| 5.1.1 领导机构 |
| 5.1.2 服务机构 |
| 5.1.3 推进机构 |
| 5.1.4 执行机构 |
| 5.2 加强各职能机构的内部协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济措施 |
| 6.1 财政政策措施 |
| 6.1.1 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 |
| 6.1.2 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 |
| 6.2 金融政策措施 |
| 6.2.1 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 |
| 6.2.2 金融政策的具体成果 |
| 6.3 税收政策措施 |
| 6.3.1 实施备用金制度 |
| 6.3.2 实施税费特殊减免制度 |
| 6.3.3 实施税费抵扣制度 |
| 6.3.4 实施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 |
| 6.4 保险政策措施 |
| 6.4.1 设立海外事业资金贷款保险 |
| 6.4.2 设立海外投资保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外交措施 |
| 7.1 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 |
| 7.1.1 以加强高层往来为引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
| 7.1.2 以技术资金援助为手段树立良好国家友好形象 |
| 7.1.3 积极利用国际合作平台拓展开发空间 |
| 7.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外交措施的效果 |
| 7.2.1 中东地区资源开放程度及合作模式 |
| 7.2.2 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资源外交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技术措施 |
| 8.1 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 |
| 8.1.1 石油天然气资源 |
| 8.1.2 金属矿产资源 |
| 8.2 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 |
| 8.2.1 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2 金属矿物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3 煤炭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3 技术支持及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3.1 技术支持 |
| 8.3.2 开放技术中心实验室 |
| 8.3.3 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4 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与人才培养 |
| 8.4.1 提供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 |
| 8.4.2 实施技术转移 |
| 8.4.3 举办产油气国技术人员研修 |
| 8.4.4 向资源国提供资源信息 |
| 8.4.5 提供专门面向海外的技术教材 |
| 8.5 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
| 8.5.1 采取节能激励政策 |
| 8.5.2 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 |
| 8.5.3 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 |
| 9.1 资源开发权益方面的成效 |
| 9.1.1 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 |
| 9.1.2 提高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 |
| 9.1.3 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 |
| 9.2 资源开发效率方面的成效 |
| 9.2.1 模型与方法介绍 |
| 9.2.2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收集 |
| 9.2.3 结论与分析 |
| 9.3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
| 10.1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验教训 |
| 10.1.1 经验 |
| 10.1.2 教训 |
| 10.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
| 10.2.1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 |
| 10.2.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10.3 积极推进中国海外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
| 10.3.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2 行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3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问题意识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献综述 |
| 五、学位论文预期创新点 |
| 第一章 海洋污染治理机制的现状问题 |
| 第一节 海洋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 |
| 一、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 |
| 二、海洋污染物的自然类型及其后果 |
| 三、海洋污染区域性恶化的现状 |
| 第二节 海洋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类型及效果 |
| 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机制 |
| 二、海洋污染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
| 三、海洋污染区域性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海洋污染问题及区域治理的现状 |
| 一、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现状 |
| 二、中国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主要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国际合作原则 |
| 二、风险预防原则 |
| 三、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 |
| 第二节 海洋污染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全球治理理论对海洋污染治理的影响 |
| 二、全球海洋治理的内容及问题 |
| 第三节 海域权益对海洋污染治理的影响 |
| 一、海域权益的基本类型 |
| 二、海域权益的生态性 |
| 三、海域权益的排他及专有性 |
| 第四节 区域治理理论的适用性 |
| 一、区域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基本内容 |
| 三、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主体适用性 |
| 四、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法理优势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考察与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法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硬实施及软影响 |
| 一、硬法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和作用 |
| 二、软法的实施及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 |
| 第二节 各国际法主体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 |
| 一、国家行为在海洋污染治理中的善治 |
| 二、国际组织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引领和推动 |
| 三、海洋非政府组织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参与及促进 |
| 第三节 对部分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的概述 |
| 一、地中海模式 |
| 二、波罗的海模式 |
| 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
| 四、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统项目 |
| 五、对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的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性法律规制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影响 |
| 一、区域规制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影响力 |
| 二、区域性规制在海洋污染治理中的局限性问题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信息共享机制 |
| 一、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信息共享机制 |
| 二、信息共享的内容及范围界定 |
| 第二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合作机制 |
| 一、以多方共治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机制 |
| 二、区域内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措施 |
| 第三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评价、评估及赔偿机制 |
| 一、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评价及评估机制 |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损害赔偿机制 |
| 第四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资金保障措施 |
| 一、既有资金保障措施 |
| 二、其他资金保障措施探讨 |
| 第五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
| 一、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争端的自愿调解程序 |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争端的强制程序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与契机 |
| 一、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 |
| 二、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契机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理念与目标 |
| 一、区域合作的深化——树立共同理念 |
| 二、区域合作的深化——确立统一目标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机制保障 |
| 一、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机制 |
| 二、资金保障机制 |
| 三、协调区域内多个层面的立法和执法机制 |
| 四、完善国内海洋治理机制 |
| 五、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和问题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嬗变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概念溯源 |
| 一、共产主义概念内涵的多维审视 |
| 二、共产主义相关概念辨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演进 |
| 一、古典共产主义 |
|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
| 三、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
| 第三节 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 |
|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 |
| 第二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发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成熟 |
| 第三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前提——哲学批判 |
|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场域——市民社会 |
| 四、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线索——人的解放 |
| 第三章 超越现代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
| 第一节 现代性危机的诊断 |
| 一、当代社会现代性危机及其表现 |
| 二、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 |
|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
| 第二节 “历史之谜”的沉思 |
| 一、对“历史之谜”经济根源的批判 |
| 二、对“历史之谜”政治桎梏的批判 |
| 三、对“历史之谜”文化迷障的批判 |
| 第三节 “历史之谜”的解答 |
| 一、人与自然的和解 |
| 二、人与社会的和解 |
| 三、人与自身的和解 |
| 第四章 消灭现存状况的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一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
| 一、科学实践观的创立 |
| 二、发展物质生产的实践 |
| 三、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 |
|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尝试 |
|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与发展 |
| 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与影响 |
| 三、巴黎公社的尝试与贡献 |
| 第三节 人的解放的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
| 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条件 |
| 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现方式 |
| 三、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 |
| 第五章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蓝图描绘 |
| 第一节 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 |
| 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
| 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逻辑 |
| 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一、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
| 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 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 |
| 四、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诉求 |
| 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
| 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 三、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方式 |
| 第六章 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当代境遇与扞卫 |
| 第一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的当代困境 |
| 一、“共产主义失败论” |
| 二、“共产主义庸俗化” |
| 三、“共产主义乌托邦论” |
| 四、“共产主义渺茫论” |
| 第二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面临困境的原因 |
| 一、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深刻性、复杂性 |
|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 |
|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左翼的共产主义回归 |
| 一、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的假设” |
| 二、斯拉沃热·齐泽克:“共产主义观念” |
| 三、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共有的共产主义”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 |
| 一、实践探索: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新阶段 |
| 二、理论创新: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 |
| 三、制度完善:谱写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新篇章 |
| 第七章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逻辑 |
| 第一节 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
| 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内涵 |
| 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基本特征 |
| 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路径 |
| 一、深化情感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感染力 |
| 二、深化理论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说服力 |
| 三、深化政治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引领力 |
| 四、深化话语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亲和力 |
| 五、深化价值认同,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凝聚力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外文译着 |
| 三、中文着作 |
| 四、外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西方大学理念相关研究 |
| 1.2.2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个体高等教育思想相关研究 |
| 1.2.3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思想研究 |
| 1.2.4 大学校长个性特质、能力及社会角色相关研究 |
| 1.2.5 知识社会学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 |
| 1.2.6 已有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着名大学校长 |
| 1.3.2 高等教育思想 |
| 1.4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1.4.1 场景:本义及多元衍生义 |
| 1.4.2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基础场景 |
| 2.1 时代背景:清末民初国际国内政治社会演变 |
| 2.1.1 洋务运动与器物之变 |
| 2.1.2 变法运动与制度之替 |
| 2.1.3 革命运动和思想之立 |
| 2.2 因应时局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展开 |
| 2.2.1 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教育近代化 |
| 2.2.2 民国成立以来的教育近代化 |
| 2.2.3 近代教育及高等教育制度变革对现代大学的呼唤 |
| 2.3 思想文化的鏖战: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取舍 |
| 2.3.1 中国儒家文化的式微和演变 |
| 2.3.2 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涌入 |
| 2.3.2.1 “进步”与“竞争”的人生趋向 |
| 2.3.2.2 “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理念 |
| 2.3.2.3 “科学”与“实用”的内容导向 |
| 2.3.2.4 “社会改良”与“社会改造”的政治诉求 |
| 2.3.3 思想文化环境:“无序的多元” |
| 2.4 时代和思潮影响下高等教育理想的型塑 |
| 2.4.1 树立教育/科学救国的信仰 |
| 2.4.2 树立创办现代一流大学的理念 |
| 2.5 高等教育思想孕育的基础场景分析 |
| 2.5.1 共时性:所处基础场景的特征 |
| 2.5.2 教育/学术救国:所处基础场景的主题和灵魂 |
| 3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分析 |
| 3.1 地域文化场景及其影响:以吴越文化为例 |
| 3.2 教育文化场景及其影响 |
| 3.2.1 教育文化场景所形成知识结构的共性 |
| 3.2.2 留学文化场景不同导致知识结构的差异 |
| 3.2.2.1 留德学人群:庞杂且多元的知识结构 |
| 3.2.2.2 留美学人群:术业有专攻的知识结构 |
| 3.2.3 不同留学文化场景下思维模式的差异 |
| 3.2.3.1 留德学人:思辨理性哲学传统的精神取向 |
| 3.2.3.2 留美学人:经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科学取向 |
| 3.2.4 教育文化场景的衍生:古希腊哲学思想及西方大学理念的灌溉 |
| 3.2.4.1 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涉猎 |
| 3.2.4.2 对于西方大学理念直接或间接的感知 |
| 3.3 社会组织任职场景分析 |
| 3.3.1 编译馆/杂志社历练:教育思想交流的炼化厂 |
| 3.3.2 政府部门任职: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
| 3.3.3 大学任职:一旦投入便报以赤诚 |
| 3.4 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作用下的高等教育思想特性 |
| 3.4.1 “硕学鸿儒”的学术特质与高等教育思想的衍生从属性 |
| 3.4.2 “学贯中西”的学术路径与高等教育思想的中西杂交性 |
| 3.4.3 “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理想性和前瞻性 |
| 3.4.4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公共性和批判性 |
| 3.5 场景变换对高等教育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
| 3.5.1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之冲突与磨合 |
| 3.5.2 借力政域场以成就学域场:高等教育管理思维的调适 |
| 3.6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关系分析 |
| 3.6.1 子场景之间的联结性 |
| 3.6.2 子场景之间的交叉性 |
| 4 学术场景的聚焦:学术师承和学术网络维度 |
| 4.1 学术谱系两维度解析 |
| 4.1.1 师承关系维度 |
| 4.1.2 学术网络维度 |
| 4.2 学术师承:以杜威一脉为例 |
| 4.2.1 治学方式:实验主义的方法 |
| 4.2.2 治学理念: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
| 4.2.3 杜威一脉师承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承继性和变异性 |
| 4.3 学术网络:以北大相关的大学校长为例 |
| 4.3.1 聚合性强的学术网络:师生之间的职业传承和学术交流 |
| 4.3.2 交互性佳的学术网络:大学校长平辈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
| 4.3.3 北大同人教育理念上的同质性和细微分化 |
| 4.4 学术谱系观照下高等教育思想的引入和植根 |
| 5 大学实践场景的轮换:北大校长和科学社成员的高等教育思想流变分析 |
| 5.1 大学校长更迭与高等教育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以北大为例 |
| 5.1.1 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时期: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实践 |
| 5.1.2 蔡退蒋进: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渐融合 |
| 5.1.3 蒋辞胡继:从关注单一大学发展到聚焦国家高等教育全局 |
| 5.2 大学校长的社团交往、职业流动与高等教育理念的维系与转向 |
| 5.2.1 缘起中国科学社:留美学生的科学教育梦想 |
| 5.2.2 初露峥嵘:科学教育思想的早期萌芽 |
| 5.2.3 职业沉浮间:科学教育观的维系或转向 |
| 5.2.3.1 任鸿隽:一以贯之的科学教育提倡者 |
| 5.2.3.2 竺可桢:从看重科学教育到科学人文教育并重 |
| 5.2.3.3 胡先骕:教育观的天平从科学向人文偏移 |
| 5.3 大学实践场景下高等教育思想的流变和延续 |
| 6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内核及特点 |
| 6.1 大学理念文本梳理 |
| 6.1.1 关于大学的使命、功能、职能的认知演进 |
| 6.1.2 关于大学理想和大学精神的认知推进 |
| 6.1.3 关于具体大学理念的论述列举 |
| 6.2 大学教育理念内核:科学与人文的拉锯与对峙 |
| 6.2.1 古代社会人文教育的辉煌 |
| 6.2.2 民国时期科学教育对于人文教育的冲击和压制 |
| 6.2.3 群策群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眼中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
| 6.3 基于文本分析的高等教育思想的多元共生性 |
| 6.3.1 大学理念:使命、理想和精神的多元调和 |
| 6.3.2 教育理念: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的对立共生 |
| 6.4 共价值性:高等教育思想的文化价值观场景特点 |
| 7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及研究的再反思 |
| 7.1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社会时代影响和价值 |
| 7.1.1 对于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
| 7.1.2 破除政教合一、争取教育独立和教育改造社会的尝试 |
| 7.1.3 为现今的大学发展和大学校长掌校做参考 |
| 7.1.3.1 大学校训的理念传承 |
| 7.1.3.2 大学校长毕业演说词的寄托 |
| 7.1.3.3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挈领 |
| 7.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再反思 |
| 7.2.1 民国大学校长研究的“神话”预制 |
| 7.2.2 场景特质的呈现及“神话”的解构 |
| 7.2.2.1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 |
| 7.2.2.2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场景具有错综复杂性 |
| 7.2.3 “神话”的内伤:高等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基于场景分析的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 |
| 8.1.1 形成过程 |
| 8.1.2 影响因素 |
| 8.1.3 形成特点 |
| 8.2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 |
| 8.2.1 基础场景健全平稳却无法形成核心凝聚力 |
| 8.2.2 教育文化场景宏大规整且“亚教育文化场景”开始出现 |
| 8.2.3 社会任职场景中高等教育思想的实践面临着主客观挑战 |
| 8.3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场景建设的路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5）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后方法理论视域下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1.4.1 研究综述 |
| 1.4.2 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总体安排 |
| 2.1.1 研究问题 |
| 2.1.2 研究思路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刺激回忆法 |
| 2.2.2 概念图法 |
| 2.2.3 深度访谈法 |
| 2.2.4 叙事研究法 |
| 第三章 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共性考察 |
| 3.1 关于教师自我的知识 |
| 3.1.1 职业动机与责任感 |
| 3.1.2 知识储备与跨文化能力 |
| 3.1.3 个性心理与课堂教学 |
| 3.1.4 过往经历与课堂教学 |
| 3.2 关于学生的知识 |
| 3.2.1 学生身份及学习背景 |
| 3.2.2 学习特点及学习状态 |
| 3.2.3 学生性格及师生关系 |
| 3.3 关于课程的知识 |
| 3.3.1 教学目标及安排重点 |
| 3.3.2 课型特征与语言综合能力 |
| 3.3.3 课程与课程间的关联 |
| 3.4 关于教学策略的知识 |
| 3.4.1 语言要素与句法、语义及语用 |
| 3.4.2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渐进性及复现性 |
| 3.4.3 教学环节、教学节奏与学生参与度 |
| 3.5 关于教学媒介的知识 |
| 3.5.1 教材的使用与素材的补充 |
| 3.5.2 板书的运用与多媒体设备 |
| 3.5.3 教学资源的选择及其标准 |
| 3.6 关于教学环境的知识 |
| 3.6.1 教学内容联系中国社会 |
| 3.6.2 文化教学蕴于语言教学 |
| 3.6.3 物理环境影响教学体验 |
| 3.6.4 非预期情境及其应对 |
| 第四章 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阶段性特征 |
| 4.1 职业发展阶段内容特征:合理弹性空间 |
| 4.1.1 教学要素体察力与对学生的忽略空间 |
| 4.1.2 教学行为目标力与对标准的让步空间 |
| 4.1.3 教学过程贯通力与对资源的延展空间 |
| 4.1.4 教学示范呈现力与对自我的内控空间 |
| 4.2 职业发展阶段结构特征:概念图的视角 |
| 4.2.1 概念节点特征与分析 |
| 4.2.2 层级结构特征与分析 |
| 4.2.3 交叉链接特征与分析 |
| 第五章 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来源 |
| 5.1 个人来源 |
| 5.1.1 过往经历与日常体验 |
| 5.1.2 个性心理 |
| 5.1.3 个人反思 |
| 5.1.4 科(教)学研究活动 |
| 5.2 外在来源 |
| 5.2.1 合作共同体 |
| 5.2.2 教学观摩与职业培训 |
| 5.2.3 教材与教学资源 |
| 5.2.4 行业与国家政策 |
| 5.3 个人来源与外在来源的关系 |
| 第六章 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 |
| 6.1 基于个案的实践性知识生成分析 |
| 6.1.1 职前教师阶段 |
| 6.1.2 新手教师阶段 |
| 6.1.3 胜任教师阶段 |
| 6.1.4 成熟教师阶段 |
| 6.1.5 走向专家教师阶段 |
| 6.2 基于个案的实践性知识生成机制 |
| 6.2.1 生成机制模型 |
| 6.2.2 实践性知识的感知与初构 |
| 6.2.3 实践性知识的循环与扩散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回顾与总结 |
| 7.2 创新与贡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1 课堂观察记录表 |
| 附录1-2 课堂观察记录实例 |
| 附录2- 刺激回忆实例 |
| 附录3- 访谈提纲 |
| 附录4- 访谈实例 |
| 附录5- F老师教育叙事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权限制的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社会权的定义 |
| 一、社会权首先是一种“权利” |
| 二、人权法范畴中的社会权 |
| 三、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社会权 |
| 第二节 作为权利束的社会权保障范围 |
| 一、社会权在基本权利分类中的地位 |
| 二、社会权的权利内涵 |
| 三、社会权的外延 |
| 第三节 社会权限制与相关概念的理清 |
| 一、权利冲突、位阶与限制 |
| 二、基本权利冲突、形成与限制 |
| 三、社会权的形成与限制作用 |
| 第二章 社会权限制的正当性基础: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缺失社会权的成因与补正 |
| 一、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社会权缺失现象 |
| 二、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缺失社会权之成因 |
| 三、以社会权为中心补正基本权利限制理论 |
| 第二节 实践层面社会权限制的必要性考量 |
| 一、基于权利实现的限制必要性 |
| 二、基于社会发展的限制必要性 |
| 三、基于权利滥用危害的限制必要性 |
| 第三节 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判断标准需要限制理论 |
| 一、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判断标准存在争议 |
| 二、社会权实现程度的正面评价标准及其局限 |
| 三、社会权限制理论有助于完善社会权实现程度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规范主义视角下社会权的内在限制 |
| 第一节 国际和地区性人权公约中的社会权限制 |
| 一、人权公约中社会权限制的具体规定 |
| 二、人权公约中关于社会权限制条款的特征 |
| 三、人权公约中社会权限制的要素类别及解释适用 |
| 第二节 宪法中的社会权限制 |
| 一、我国宪法中社会权规范的性质及效力 |
| 二、宪法中社会权的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要素 |
| 三、宪法中社会权典型条款:第14条第4款 |
| 第三节 社会权的立法限制 |
| 一、立法对基本权利的多元作用 |
| 二、立法限制社会权的正当性证成 |
| 三、立法限制社会权形式的类型化 |
| 第四章 功能主义视角下社会权的客观限制因素 |
| 第一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功能主义选择 |
| 一、公法中的功能主义界定 |
| 二、功能主义在确定社会权限制要素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社会权的经济限制:财税收支决定社会权的给付总量 |
|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权客观限制之基础因素 |
| 二、社会权实现程度依赖于国家财政给付 |
| 三、国家财税收支的限度制约社会权实现程度 |
| 四、宪法视野下租税正义与社会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
| 第三节 社会权的政治限制:国家能力决定社会权保障质量 |
| 一、国家能力对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影响 |
| 二、政党政治的局限影响社会权政策的连续性 |
| 三、国家立法能力不足导致社会立法缺陷 |
| 四、政府执行能力影响社会权给付的质量与效率 |
| 五、司法救济能力阻碍社会权可诉性程度的提高 |
| 第四节 社会权的文化限制: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影响社会权的实现力度 |
| 一、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权保障的影响 |
| 二、传统宗教和文化观念造成享有社会权的主体受限 |
| 第五章 社会权限制的合宪性控制模式与方法 |
| 第一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 |
| 一、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必要性 |
| 二、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可能性及其路径 |
| 三、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程度序列 |
| 四、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局限 |
| 第二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宪法控制方式 |
| 一、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独立存在意义 |
| 二、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宪法控制路径 |
| 第三节 社会权规范限制的对话式合宪性审查模式 |
| 一、社会权限制规范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证成 |
| 二、我国当前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三、功能定位对构建社会权限制规范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影响 |
| 四、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对话式审查模式的构建路径 |
| 第四节 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审查原则与审查基准 |
| 一、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原则 |
| 二、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博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相关成果 |
| 致谢 |
（9）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大陆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二、台湾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三、日本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第三节 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点 |
| 一、地方社会人群的整合问题 |
| 二、中央与地方的连结问题 |
| 三、妈祖信仰与华夷秩序 |
| 四、民族国家视野之外的妈祖信仰 |
| 第二章 清代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渠道 |
| 第一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对台政策及移民概况 |
| 二、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第二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军方渠道 |
| 一、妈祖与施琅收复台湾 |
| 二、妈祖与平定朱一贵起义 |
| 三、妈祖与平定林爽文叛乱 |
| 四、妈祖与平定蔡牵叛乱 |
| 五、妈祖与戴潮春事件 |
| 六、妈祖与王得禄平定海寇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台湾不同人群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第一节 妈祖庙管理人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
| 一、关渡宫庙祝协助清军 |
| 二、双慈亭住持僧安葬地方官员 |
| 三、台南大天后宫住持僧与朱术桂 |
| 第二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地方官员兴建、重修妈祖庙 |
| 二、地方官员主持妈祖祭祀仪式 |
| 三、台湾地方官员保护妈祖庙公业 |
| 四、地方官员请求加封封号、颁赐匾额 |
| 五、妈祖庙奉祀地方官员 |
| 第三节 士绅、郊商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凤山县双慈亭的重修 |
| 二、二林仁和宫的重修 |
| 三、鹿港天后宫的兴建、重修 |
| 第四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在原住民地区的传播 |
| 一、琅峤地区的妈祖信仰 |
| 二、岸里社平埔族地区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及祭祀仪式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 |
| 一、郡城天后宫 |
| 二、北港朝天宫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祭祀风俗及祭仪 |
| 一、信仰风俗 |
| 二、祭祀仪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与地方社会整合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 |
| 一、参与公益事业 |
| 二、移民精神安慰 |
| 三、同乡联系纽带 |
| 四、教育教化民众 |
| 五、军事战略防御 |
| 六、处理族群纠纷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与地方社会整合 |
| 一、清代台湾寺庙文化权力的来源及获取途径 |
| 二、清代台湾寺庙示禁碑与地方社会治理 |
| 三、清代台湾寺庙在地方社会发挥影响的可能性解释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代台湾民间社会与妈祖信仰 |
| 第一节 民间社会与清代台湾妈祖庙香资捐题 |
| 一、乾隆初年澎湖渔民对天后祭祀的捐题 |
| 二、乾隆年间屏东双慈宫的捐题 |
| 三、嘉庆年间台南通济宫的捐题 |
| 四、道光年间阿猴慈凤宫的捐题 |
| 五、道光年间龙溪妈祖庙的捐题 |
| 六、咸丰年间香山长佑宫的捐题 |
| 第二节 妈祖会与清代台湾社会组织及开发 |
| 一、妈祖会与台湾社会开发 |
| 二、明清台湾家族社会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第10世界钛会基本情况介绍（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D]. 李燕玉. 吉林大学, 2020(01)
- [2]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D]. 李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1)
- [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4]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D]. 杨凯良. 浙江大学, 2020(04)
- [5]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6]后方法理论视域下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D]. 李昊天. 山东大学, 2019(02)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D]. 朱军. 东南大学, 2019(01)
- [9]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10]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