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主张的较量与战后德国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德国论文,战后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1)04-0061-07
两股势力是指市场和调控。1949年5月24日生效的德国(西德)基本法第2、3、9、12、14条规定：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必须有其边界。由此，否定了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国家的使命主要在于规定框架性的经济秩序并制衡和调控经济在社会层面引发的冲突。国家不应直接干预劳资冲突，但必须制定法律将劳资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并通过税收和社会政策实施再分配。由此便走上了一条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之路。其间由于包容了社会和市场两个要素，也就是说，兼顾经济和社会建设，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两种异质要素的抗衡。当这种抗衡被运作成互补关系时，经济出现了腾飞，而当互补过度使二者间出现对抗时，经济便进入了步履艰难的低迷期。政治上，这两股势力主要由基民盟/社民盟(CDU/CSU)和社民党(SPD)这两大政党体现。因此，这两种异质要素的实际关系如何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党派结构有关。回首战后德国经济的历程，可以分成前后相随的三大阶段：基民盟/社民盟当政的力主经济发展期；社民党当政的力主社会建设期；谁都难以制服的经济发展低迷期。
一、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期
战后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重建毋庸置疑地成了当务之急。还在第一届政府出现之前，当时作为经济管理最高机构的“法兰克福经济顾问团”(Frankfurter Wirtschaftsrat)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方向是：大幅弱化政府干预，极力激发市场活力。1949年大选时，偏重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的基民盟/社民盟被推上首届政府舞台，此前任西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出任经济部长。于是，德国走上了一条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能量的经济复兴之路。总体方针是：取消战后占领当局实施的配给制，减少经济管制，最大可能地使市场自由化。管理方面绝对尊重经济规律，坚决抵制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不良干预。
最初，在通过币制改革洗清了与纳粹时代的一切经济联系后，放开价格导致的直接问题是价格上升。政府并没有采取行政干预，而是借助经济手段，即通过货币从紧和减低税率去刺激投资和生产，比如压低企业周转资金，工人加班收入零税收等。这马上使生产上升，老百姓收入增多。于是，价格下行，“买方市场”出现。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竞争的出现，企业也越来越理性化，失业工人便开始大量出现。面对这样的局面，政府并没有改变政策，进行硬性干预，而是利用经济手段，一方面在1949年5月27日和7月14日通过国家给银行以资金帮助使银行两次将贴现率分别降低了0.5%，即从5%降低到4%，以进一步刺激国内投资；另一方面针对国际市场(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价格上升的局面，在9月19日主动将西德马克贬值20%，以刺激出口。很快，生产进一步上升，失业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到了1950年，随着经济政策的积极效应明显出现，进行社会均衡的声音很少有市场。随着6月朝鲜半岛危机的发生，在西德出现了囤积性采购，价格上升，进口也随之上升，同时，失业率也开始升高。在这种情况下，看重国家干预，甚至计划经济的势力开始要求随价格上升而同步性地加工资。这样的要求虽然很蛊惑人心，但时任经济部长的艾哈德并没有动摇而是继续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加工资。与此对应，他马上抽回流通资金，提升最低储备金额，限制再贴现，将贴现率从4%提高至6%，将抵押贷款率从5%提高至7%。很快，1951年第2季度出现了转折，出口开始超过进口。供需关系的改善使价格上升得到了遏制。失业率又开始降低。随着1953年7月朝鲜战争的结束，西德自身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出口进一步发展。1952年，“德国协定”又使西德从此成为了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成功，使得基民盟/社民盟轻而易举地又赢得了1953年的大选。从此，西德经济进入一直延续到1958年的飞速发展期。在此期间，社会另一股势力也只能随声应和。
当时经济政策如此广泛地被认可，一方面固然由于经济建设系时代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也由于政府并没有在刺激经济的同时采取英美式或魏玛时期的自由经济模式，而是适时地兼顾了社会调控和社会建设，并且有效地将这种调控和建设运作成经济建设的辅助，而不是障碍。据统计，1949-1957年间，西德出台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方面的法律，比如1949年的“社会保障均衡法”(Sozialversicherungsanpassungsgesetz)和“应急救助法”(Soforthilfegesetz)；1950年的“第一套住宅建设资助法”(Wohnungsbaugesetz)，“家庭手工作业者援助法”(Gesetz über Hilfsmassnahmen für Heimwerker)和“联邦生活救济法”(Bundesversorgungsgesetz)；1952年又出台了“私有住宅和长期居住权法”(Gesetz über Wohneigentum und Dauerwohnrecht)，“员工参与和解雇保护法”(Mitbestimmungs-und Kündigungsschutzgesetz)，“战争损失平衡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保护母亲法”(Mutterschutzgesetz)和“最低限工作条件认定法”；1953年出台了“重伤残人保护法”(Schwerbesch
digtengesetz)；1954年出现了“企业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和“养育儿童资助法”(Kindergeldgesetz)；1957年又出台了“指向养老金的社会保障法”(Gesetzgebung zur Sozialversicherung,z.B.Dynamisierung der Renten)。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西德这样颁布了如此之多的旨在社会均衡和调控的法律。这些法律均衡了社会矛盾，平和了包括企业内部的劳资冲突，因而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
艾哈德这些社会市场经济实践并不是随机摸索出的，而是有着清醒的理论依据，那就是作为他经济理论咨询的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1891-1950)的思想。欧根就主张建立自由的竞争秩序和指向社会均衡的经济政策。由此，国家的任务就是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基础。在他看来，经济的社会问题并不来自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看，而只是来自对经济体制秩序的分析。所以，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相反，他不将“竞争秩序”看成是不变的自然法则，而只是认为“竞争”必须作为人类的一种自由而加以保护。他在反对集体性权势(国家)的同时也反对私人权势(private Macht)。正是基于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西德政府在1957年制定了反垄断法(Kartellgesetz)，交通、矿业冶金、银行保险、农业除外，限制私人垄断的出现。
由于市场机制得到了有效激活，社会均衡也起到了辅助作用，于是，战后重建热情便得到了全方位释放。1959-1966年间，西德经济进入高增长期，甚至出现经济过热。就在此时(1960年)，社会又出现了改善社会政策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社会均衡的力度。艾哈德同样没有屈服，因为他认为那没有必要，不仅超出了当时经济承受力，而且还会拖垮整个国民经济。他心里明白，当时西德社会已经分化成了各个利益团体，而且这些团体都从各自立场出发想从社会或国家得到更多的利益，国家政治如果使这些不同利益团体都满意，那它将陷入对某种多元机制的依赖中。这样，国家将失去自己的行动能力而成为利益团体的猎物。而且，他更清楚，社会建设上的措施是无法逆转的，一旦过度就会使国家经济陷入危机。所以，他坚持不迎合社会上另一股势力提出的加大社会再分配的要求，而是提出了构建“有序社会”(formierte Gesellschaft)的思想：“有序社会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指，一个社会不再由彼此目的相悖的阶级和组织构成，而是抛开国家问题上的所有意见分歧在根本上可合作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筑基于所有组织和旨趣共同协作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已经包含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他的可合作性并不是来自强势胁迫，而是来自自身的力量，来自自己的意愿，来自对相互间彼此不可分离性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和认识。”[1]
由于他的坚持和对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保护，西德经济又连续保持了几年的高增长。但是，高增长紧接着带来了不平衡性过热，1966年末最终导致经济下滑，出现了西德经济史上的首次衰退，1966-1967年经济增长率为-0.2%。而在1965年的大选中，社民党得票率的同比增长也超过了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增长率。此时，得票总数依然最多的艾哈德在与自民党(FDP)的联合执政中出现了主要是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结果导致执政联盟破裂，艾哈德下台。1966年，接替艾哈德上台的基民盟/社民盟首相基辛格尔(Kurt Georg Kiesinger)在与自民党的联合执政谈判失败后，只得与社民党组成新一届政府，而且经济部长由社民党人担任。从此，西德经济开始进入一个逐渐加大社会建设力度的新时期。
二、以调控为主导的社会建设期
新政府上马后很快出台所谓的经济稳定政策，颁布稳定经济法(Stabilittsgesetz)，主要内容是增强国家调控，比如囤积储备金以克服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建立劳资双方协商机制，以对定工资施加影响；建立经济预测和计划制；强化全球视野下的宏观调控等。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全就业的口号。这个就愿望来说无可厚非的目标在刚提出时，几乎没有人提出反对，而且还得到了一些当时权威经济理论家的支持，如从出于弗赖堡经济学派的米勒-阿尔玛克(Alfred Müller-Armack，1901-1978)在欧根基础上为进一步强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便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自发地就是合理的和社会的，因此，对原初的收入分配必须进行修正，手段就是税收和社会政策。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秩序，而是一种可以按照社会、精神和伦理要素进行建构的系统。在欧根的秩序思维中他尤其强调：经济政策必须由一个特定的秩序理念出发来制定。社会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必须与市场经济的效果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社会政策必须与市场经济一致。此前为了经济重建，强化了市场经济的因素，现在，经济好起来了，理所当然地要顾及到社会政策方面的建设。稳定经济法明确了下一轮目标后，马上成立了“经济增长顾问委员会”，成员由联邦和州政府要员组成，并同时建立了联邦与州、劳资双方互通信息的机制。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了预测经济的能力，同时又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而且各方协商又很难达成一致，原定的目标不仅无以实现，而且反而增加了政府的支出。1967年的经济衰退虽然由两个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得到克服，而且此后经济确实好转，1969年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8.2%。但这些并不是由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2]，而一般老百姓则以为那是政府加重调控的结果，这一方面使国家获得了要维护社会福利的角色，许多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转到了国家头上；另一方面也使社民党在老百姓中的地位提高。1969年大选时，当时所有大党的得票数几乎都下降，唯有社民党的得票数明显提高。显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选民们倾向于国家进行社会均衡。基民盟/社民盟虽然得票数依然最多，但由于无法争取自民党联合执政，于是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新一届政府，社民党人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首相，经济部长同样由社民党人担任，先是卡尔·席勒(到1972年7月)，然后是施密特(Helmut Schmidt)。
新一届政府组成后更是全面奉行了大国家的政策，即由国家出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控：一方面，在刺激经济和克服失业率问题上开始忽略市场手段，主要将精力放在了国家出钱资助上；另一方面，在社会建设上更是全面推进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福利化进程。上一届政府中社民党坐镇经济部赋予国家的维护社会福利角色开始走向全面展开，许多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也开始转到国家头上。与此同时，经济形势却并不容乐观。由于国家干预和工会地位的提高，企业不得不有规律地给员工加薪，在经济形势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这迫使企业要么抬高产品价格，放缓投资，要么裁减员工。于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出现。尽管如此，政府不惜举债(Staatverschuldung)全面推进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的福利化进程，前者，给企业以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以推动企业投资，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效果不显著，没有企业会因为政府的一点资助而违背经济规律地盲目投资；后者，扩充社会福利的享受面和享受份额，如1972年扩大了养老金的收受范围和提高了养老金部分的国家份额，家庭妇女和业主(Selbstndige)都能享受照顾性养老金等。据统计，1972年底，西德的社会政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使得国家财政方面首次出现了巨大赤字。有幸的是，60年代末开始，西德企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明显提高，这使得统计出来的数字仍然显示总体国民经济在增长。于是，社会普遍有种感觉，社民党政府的大国家政策注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通过硬性干预关心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没有什么不好。因而，1972年大选时，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同比再次下滑，而执政的社民党和自民党的得票数同比明显上升。这样的大选结果一方面使得继续执政的社民党政府沿着既定政策继续前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尊重经济规律，注重市场机制的声音大不起来，很多严峻的经济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靠生产率提高导致总体经济的增长同时，带来了促进消费的难题，并导致了由生产拉动消费的新局面。当时政府没有及时想办法应对，而是一如既往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宏观调控和推进福利化进程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当年的通货膨胀甚至达到7%，以固定汇率为内容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紧接着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西德。1975年，西德经济跌到最低点：经济的所有领域出现危机，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放缓，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即所谓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下，政府还是一味实行宏观调控和社会建设，仅1970-1975年间，西德政府的国家福利开支就翻了一倍。这使得国家财政赤字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和不理智的国家行为使得当时社会开始有人意识到了过度看重国家调控和福利建设的错误，紧接着的1976年大选，发出另一种声音的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同比开始出现了明显上升，而执政的社民党和自民党则同比出现了明显下降。社民党虽然继续与自民党一起组阁政府，但经济部开始改由自民党人掌管，先是弗里德里西斯(Hans Friderichs)，1977年10月后是朗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
这一届政府选举结果清楚表明：原有过度看重宏观调控和社会建设的政策已经开始引起民众的不满。于是，这届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不再进行宏观调控，而是启用市场机制去调节，即利用西德马克与美元固定汇率被取消的机遇，采取与生产增长率挂钩并在中期能稳定价格水准的货币放量政策(Geldmengenpolitik)。这样，通过控制货币量导致市场上马克紧缺，进而使马克较之于美元一下子升值了一倍多，随即进口快速增长。坚挺的马克和进口的加速使得第一次石油危机对西德的影响明显没有对其他西方国家大，尤其是通货膨胀比其他国家明显小，这使得西德在国际上的地位快速提升。而面对由此引起的出口困难，国家并没有进行硬性干预，而是利用市场机制促使西德工业进行自身结构改造，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如让那些劳动力密集的传统行业如煤炭、纺织、造船、钢铁行业渐渐萎缩。这样的结构改造虽然会使这些行业向社会释放出大量失业人员，但是政府鉴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坚持了这个政策。因此，西德经济从1976年开始又出现持续增长。虽然1979年又出现了第二次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危机，但是坚挺的马克使得西德所受影响明显小于西方其他国家，这又使得西德的国际地位继续提升，比如在当时出现的7国峰会里西德占有着重要地位；在欧洲金融系统中，德国的联邦银行开始居于领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一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成功，1980年大选时，执掌经济部的自民党得票数与其他政党相比得到了最明显提升，社民党只是略微提升，而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又开始下降。这清楚地表明：新经济政策挽救了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命运，只要经济不受影响，老百姓还是希望国家进行社会建设。
事实上，60年代末开始的福利化建设到了70年代下半叶并没有停止过，只是力度有所放缓。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此前经济连续增长和工会对企业加薪的干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但是，由于马克升值和国家干预的框架依然存在，投资却没有相应地出现，有些企业利用坚挺的马克和国外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将本应在国内的投资移向国外。这直接导致了198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迅速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动用货币放量政策，由联邦银行出售马克，试图减缓马克升值的速度，阻止美元继续贬值。但是，这不仅效果不明显，反而导致了工资收入进一步增长，引发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和国家开支加大。1981年，时任首相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开始压缩国家财政开支，1982年时确实使公共开支亏缺从76亿降到了70亿。可是，信奉宏观调控和社会建设的社民党见经济手段(货币放量)没有明显效果时，又开始要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通过提高国家消费来实施对工薪阶层有利的再分配。这种用分配取代增长的做法马上引起了执政党内部的分歧：社民党要通过国家贷款或政府支出去刺激就业率，而自民党则要求缩减国家社会开支以提高政府投资，也就是说，一个要提高社会开支，另一个不要。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内部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以致1983年两党在联邦议会的党团互相否决了对方的经济方案。早在1982年社民党的党代会提出要控制国家投资时，自民党时任经济部长的朗姆斯多夫马上提出反对并公开扬言：西德当下严峻的经济形势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投资疲软，因此政府干预不能像社民党想的那样由国家通过资助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这样只会加大没必要的国家开支和导致经济上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系统。他认为，当下国家应该做的是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加大国家投资。当时，西德经济已经经历了从1980年开始的连续衰退，而且衰退的程度比1974-1975年那次还要厉害。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明显奏效，尽管最后自民党表现出与社民党的不一致(具有明显的竞选策略嫌疑)，但也无法扭转社会开始出现的不满。1983年大选时，社民党和自民党的得票数都明显下降，而在野的基民盟/社民盟终于进阶，社民党政府下台，西德经济史上的社会福利化建设期结束。
三、兼顾失重的发展困难期
以科尔(Helmut Kohl)为首的基民盟/社民盟政府一上台马上提出要回到艾哈德时代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上去，但又与此不同地坦言不会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具体政策上明确将缩减政府开支和刺激投资作为核心。1983年10月1日随即启动节俭计划(Sparmassnahmen)，如降低儿童养育资助的数额，生病住院和疗养不再由国家全包而必须由自己承担部分。同时又提高了每月交养老和失业金的份额。这些缩减国家社会开支的举措只是降低了国家新发行的国债，但做不到减少此前业已累积起来的国债总额，因为这时国家福利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人们已经习惯和尝到了国家包办社会福利的好处，没有一个政党敢再拆去这样的国家保障，而在野的社民党以及力量逐渐壮大的绿党继续在为这样的国家保障摇旗呐喊，因此，即便一向反对国家过度调控和干预的基民盟/社民盟此时也只能做些修修补补，而不敢大幅度地降低社会福利程度。所以，减少国家开支只是指降低新发行国债的数额，而不是根本地降低整个国家债务。为了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科尔政府还开始了国有企业的私营化，如邮政、电讯、能源等，后来又提高了增值税。这些都使国家财政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此前建立起来的庞大社会福利，国家财政状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好转。
于是，在刺激投资方面，科尔政府便试图通过税改去减轻企业的压力，但是，迫于糟糕的国家财政状况又无法采取太大的动作。当看到无法降低的福利政策影响到投资的时候，科尔政府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有关德国作为重要经济国(Wirtschaftlichen Standort)的讨论，主要借助当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现的改革，指出了德国在国际比较中经济上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因为工资附带成本太高，企业税收太高。这直接导致国外企业不愿来德国投资，自己的企业则将生产转到国外。这样的讨论旨在使人们能够接受政府的削减社会开支，支持企业投资等政策。可是，在这方面动大手脚已经不可能。所以，科尔政府不得不继续发行国债，只是数额比以前政府小而已。由此，一直想克服的高失业率也降不下来。
有幸的是，科尔政府上台后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这使得已经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西德经济通过外贸上升而马上回暖。随着美金的贬值，1985年开始，进口也迅速增长，价格开始回落，内需有所增长。从1983年一直到1990年，西德总体经济增长率从2%开始一直增长到80年代末的4%和1990年的5%。可是，这个好转很少来自内部市场，因为在此期间盈利比投资更快地增长。80年代下半叶，投资虽然也加快了增长，但没有出现失业率的同步好转。很显然，这些增长很大程度来自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
科尔政府的缩减国家社会开支、刺激企业投资的政策虽然引起了社会一部分人的不满，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肯定了他的理性化做法。所以，1987年大选时，科尔所在的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虽有所下降，但是，一起执政的自民党则明显地增加了得票数，而且，社民党的得票数继续下滑。这就使得基民盟/社民盟与自民党的联合政府获得连任，1990年大选时，社民党得票数继续下降，而执政的基民盟/社民盟与自民党或许由于统一德国的缘故，得票数明显上升。在这个时间段，科尔政府鉴于社会上一时无法消除的依赖国家的倾向以及变化了的经济形势虽然不敢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但还是制止了国家社会开支的继续增大；另一方面，由于西德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80年代迅速发展，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又使艾哈德时代的市场经济原则不再立马见效，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面临了从未有过的困难，比如，本来想通过降低收入税来刺激企业在国内投资，但迫于业已成形的庞大社会开支使政府财政上承受不了这样的举措，又只得作罢。
正当科尔政府经济政策上步履艰难，并为高失业以及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国内相应投资增长一筹莫展时，东德自愿解体，投入西德怀抱。根据当时两德签订的国家协定(Staatsvertrag)，东德全面接受西德的各种法律和体制。于是便有人认为，50、60年代使西德经济腾飞的艾哈德市场经济原则在80年代的西德虽然没有明显效果，但是在解体后的东部地区应该会有效果，因为当时东部地区的经济情形与50年代的西德有点相似，都是从零开始。于是，在西部不再完全奏效的艾哈德市场经济原则马上被用于东部地区，即以市场为主导，压低国家干预，降低税收，以增强企业竞争力。但是，被期待的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如期出现，因为东德解体和西部接管虽然使东部经济一下子降到了底限，但是老百姓手中的东德马克通过兑换成西德马克一下子翻了四倍，这使得对国家的依赖依然存在，而且投资环境在短时间内无法与西部地区相比使得被期待的来自西德的投资也没有马上出现。于是，政府从1991年初开始改变政策，把强化国家干预看成是东部建设的首要任务。国家开始向东部地区大量注入资金，以改善那里的投资环境，提高工业化程度。这使得1991年上半年较之去年同期生产率下降了7.8%的东部地区到了下半年，生产率同比提升了9.3%。这种国家干预无疑加大了国家财政开支，使原来增速放缓的国家又新发行国债。同时，西部自科尔上台后一直努力进行的缩减国家社会开支，增强市场机制作用的改革也进行不下去。1991年底，政府开始抛弃原有的货币调控而转向3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经济理论。
按照这样的理论，在企业投资不旺，失业率持续不降的情况下，国家可以用自己的财政结余或借贷进行干预。如果借贷，则可以提高税收来平衡。于是，在全德国范围内增强了国家调控，同时又明确：任何国家干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这种手段可以运用但不能随意，更不能长期，只有在非常必要时才可运用，而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尽管如此，德国经济从1992年下半叶开始还是增强了国家干预，主要是由国家向东部地区注资，而西部原有的改革基本停止。这使得国家财政赤字迅速增大，为了减轻这个开支，便提高了税收，如1993年1月1日将增值税提高到15%，并提高消费税(汽油和香烟税)，1994年7月1日起开始向所有公民征收“两德统一税”(Solidarittszuschlag)，1998年再次将增值税提高到16%。在老百姓心目中，科尔政府的这个政策转向表明：基民盟/社民盟注重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而且由于税收提高还加重了人们的负担。此间，东部经济虽连续增长，但远远低于预期，西部经济也增长缓慢。1994年大选时，执政的基民盟/社民盟和自民党得票数都开始下降，而社民党开始上升。这表明：选民已开始对执政党失望。此后，科尔政府抱着经济增长会加快，失业率会下降的希望，依然沿着凯恩斯的经济路线走。到了1998年大选时，终于被选下台，以施罗德为首的社民党重返执政舞台，组成红绿政府。
施罗德上台后鉴于改变了的社会和经济形势，马上与社民党传统理念有所不同地打出走“第三条道路”的旗号：一方面强调社会保障由国家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又明确个人，包括经济都具有绝对的自由。但事实上做不到兼顾。由于庞大的国家开支，企业的社会性开支降不下来，投资积极性受损，失业率居高不下。红绿政府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的社民党路线上：限制企业随意解雇员工，重新恢复被科尔政府取消的生病住院照拿工资等制度。由于部分选民的失望，2002年大选时，社民党的得票数开始下滑，而在野的基民盟/社民盟和自民党均有所上升。此后，施罗德政府还是出台不了明显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而只能一味守住社民党坚持的社会福利政策。经济增长的持续低位徘徊，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使得2005年大选时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的得票数都明显下降，尤其是社民党。而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虽然也有不小下滑，但自民党的得票数明显上升。由于基民盟/社民盟与自民党的得票数还不够执政，于是在联邦德国史上第二次出现了两大政党的联合执政。由于基民盟/社民盟的得票数略高于社民盟，所以，该党候选人梅克尔(Angela Merkel)出任首相。由于两大势力联合执政，而且各自得票数不相上下，经济政策上的两股势力均衡形成定势。德国经济仍然步履艰难。
纵观战后德国经济走过的路程可以看到：最初市场机制，尤其是货币主义政策起到了很好的调控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推进社会福利化进程时，由于过度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而这时再靠原来的市场手段已无法再激起经济的持续增长，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加上被福利化滋润的社会，单纯自由经济手段已无法奏效。表面上，这似乎是调控和市场的比重失调所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比如何确定，凯恩斯所说的在必要时国家应该干预，这个“必要”又如何断定？两德统一后，德国经济政策一直出台不了行之有效的方案，这清楚地表明：现代社会已经无法单纯地用调控和市场二分的思路去进行经济治理了，变化了的社会正在呼唤新的经济理念的出现，即福利时代的经济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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