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产业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升级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开放给予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机会，这不仅使其发挥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且，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如何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从而加快深化本国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附加值的挑战（Zhang等，2011）。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从各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经验来看，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产业发展不仅得益于全球化贸易，还因为其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①然而，如同Summers所比喻的那样，选取成功的产业政策就像是选择一只好的股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政府在那段时间里就好像成功的投资专家，正好选对了股票，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股民都能够像这些投资高手那样成功，所以不要妄图去学习它们，而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Rodrik,2008）。
鉴于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因素，上世纪80年代初期，祖国内地对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的投资完全采取了鼓励进入的优惠政策，加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譬如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很快便使加工贸易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方式。事实上，中国在之后的对外开放中执行的也是较为中性的政策，几乎放弃了国内产业政策和产业升级战略，贸易政策和产业升级策略之间从此不再有衔接（Naughton,2007）。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早期的做法非常不同，从WTO谈判和2001年入世均能看出中国对产业升级政策的放弃。②因此，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尽管产业升级的话题频频见诸媒体与学界，但30年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可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和策略，仅有开放的自由贸易和FDI政策（张军，2010）。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价值分工链条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多年来的贸易扩张，尤其是加工贸易对提升国内产业附加值究竟有何作用？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国近年来的产业发展已达到何种状况？这些问题在入世的10多年之后的今天已变得非常重要且尚无确定答案，我们希望本文能对回答上述问题有所贡献。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我们从全球化价值链视角重新界定了产业升级的涵义，并充分讨论了出口中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方法；第四部分，利用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并就测算结果展开分析；第五部分是全文总结及未来展望。
二、文献评述
对于贸易扩张、产业升级以及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学界尚无一致意见。基于H-O理论主张比较优势的禀赋论认为，产业升级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演进”的结果。这种自然演进是由自由贸易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所推动。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对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林毅夫等，1999）。在贸易理论的发展上，自从Krugman（1979、1980）等开创新贸易理论以来，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重视，但在这些理论中，政府的产业政策也都不是形成比较优势所必需的。无论是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还是集聚规模与程度的决定，产业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几乎可有可无。Melitz（2003）在新贸易理论中引入企业异质性之后，更是把行业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升级归结为异质性企业在贸易压力下的自选择效应。可以说，贸易理论的主流发展几乎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扩张与产业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自由贸易的理论学说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完美市场理念之上，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特殊发展阶段往往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而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特殊意义，例如使得经济从低均衡状态跃升至高均衡状态（Harrison和Rodríguez-Clare,2010），从而摆脱“比较优势陷阱”。
与上述主张禀赋论和自由贸易的学者有所区别，另一派经济学家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产业升级政策时显然要谨慎得多，他们往往主张具有引导性的、培育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往往是这一派学者最有力的武器（Amsden和Chu,2003；瞿宛文，2002、2003）。
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的30年事实上缺乏切实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或策略，而主要依赖于自由贸易和FDI政策。这种“重开放轻产业”的政策组合与东亚日韩和中国台湾的经验不同，却又隐隐与上述自由贸易理论和禀赋论的主张相吻合。文献中关于中国产业升级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对相关政策多采取批评态度（Thun,2004）。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明显的产品升级过程，近年来的经验研究也大体支持这一点。Rodrik（2006）观察到，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构成相似的国家，其人均GDP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并且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sophistication）也在持续上升。Amiti和Freund（2010）通过比较1992年和2005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发现，农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大幅上升。Wang和Wei（2010）通过将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G3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1996年的101种下降到2005年的83种，分别占所有产品种数的2.44%和1.97%。Yang等（2009）同样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经历了明显的升级，但这并不足以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伴随着贸易开放同步发生这一结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加工贸易占据了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中相当大的比例，在出口产品技术构成水平上升的同时，加工贸易部门进口中间品的技能含量与价值也在明显上升。例如Amiti和Freund（2010）就发现，中国出口行业技能密度的提高主要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对于Rodrik（2006所采用的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指数，Yao（2009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指数无法真正揭示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因为中国的加工贸易有其特殊性，并且HS代码在跨国研究中界定差异产品方面存在局限。Lemoine和nal-Kesenci（2004及Steinfeld（2004针对这一争论也指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相对较“浅”。
因此，很多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中国出口产值的国内与国外附加值比例上。但是要测定企业在垂直分工中实际创造的附加值，我们需要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因为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假定各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品不区分是本国生产还是外国生产，两者完全可以替代，这就无法反映各生产部门与进口商品之间的联系。Hummels等（2001）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将一国进口中间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两部分，然后将进口中间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定义为“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业化”比率（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VSS），并运用这一方法（简称为HIY方法）测算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该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后文简称：课题组）（2006）根据HIY方法对中国垂直专业化率的研究显示，从1992～2003年，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率有了大幅提高。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利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中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测算结果整体印证了课题组（2006）的研究结论，并且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较高，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较低。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的研究有类似地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值中的国外附加值率从1995年的约15%上升到2005年的约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更是从17.7%上升到41.4%。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28.85%来自国外增加值的贡献，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增长的41.2%来自国外增加值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或者考虑的仅仅是出口总额，或者没有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但HIY方法在测算一国垂直专业化水平时的基本假设是，进口中间品在国内最终消费和出口品中均匀分布，即两者所含进口中间品数量应与它们各自在产出中的比例相同。显然，直接将HIY方法应用于加工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而不加区分对外贸易结构，将会人为地低估其垂直专业化水平（Lall等，2007；Dean等，2007；Koopman等，2008；IDE-JETRO和WTO,2011）。
为了体现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中对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我们需要在HIY方法上进一步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以获得更为真实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这构成了本文讨论中国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
三、产业升级：涵义与测度
尽管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过程，但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与贸易开放同步发生？为回答这一核心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从全球化价值链角度重新理解产业升级的涵义，并通过讨论中国的出口价值构成来反映国内产业的升级程度。
（一）产业升级的涵义
我们所说的产业升级或产业深化是一个微观概念，它与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移动、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的变化有关，而与经济学家早期所说的产业中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向工业的部门转移或所谓的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产业升级更多的是针对制造业部门的结构变化。为了更好地说明产业升级的涵义，让我们再关注近年来出现的全球价值链和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等重要概念。
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及售后服务等各种全过程增值活动的跨国跨企业网络组织。容易想象，在一定时点的全球价值链上，各国企业将按照各自要素和技术禀赋，处在各自的位置，这一垂直专业化分工协作更多地关注产品生产过程本身的分解。生产技术提高使得拆分生产阶段变得越来越容易，进而促进了跨地区的分工；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幅削减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关税和运输成本的降低极大地推进了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发展，许多国家共同参与某项产品的生产。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世界生产和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而世界贸易的高速增长就源于这种垂直专业化的发展（Feenstra,1998; Yi,2003; 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
在中国，加工贸易正是一种与垂直专业化（产品内贸易）高度一致的具体贸易形式。无论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它们都让国内企业获得了直接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机会。中国加工贸易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与同样经历过加工贸易发展历程的东亚国家或地区有着相类似原因，即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和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获取外汇等（World Bank,1993）。发达国家通过垂直专业化生产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产业升级。与普遍意义上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相比，加工贸易则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禀赋承接发达国家部分生产工序的手段和纽带，它更多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向站在前沿的发达国家持续追赶、由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全过程。
垂直专业化的视角使得我们有可能将产品生产分解为不同国家提供各个阶段的中间品。并最终将其组合为最终产品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国出口的产品最终价值中剔除进口中间品所创造的价值，那么就能够观察到该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价值份额。
综合全球价值链和垂直专业化的视角，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将产业升级或者产业深化在概念上定义为企业在整个价值链条上向能够实现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转移，这不仅包括出口品技术结构（复杂程度）的提升，还意味着更高的国内附加值份额。鉴于前者可通过细分行业属性直接观察，因此，在测度一国或地区产业升级的进程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具体行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二）出口中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方法
为便于进一步分析，上式可简写为：
如此一来，上述公式可进一步具体化为：
据此我们容易发现，在估算一国出口品的国内外附加值率时隐含了一个很强的基本假设：即进口中间品用于出口品生产的比例等同于出口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且，无论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其进口的中间品都应均匀地用于所有产品（一般出口、加工出口、国内销售）生产。
很显然，在应用HIY方法分析中国出口品的国内外附加值率时，这个假设存在较大问题。中国的实际情形是进口中间品可能更密集地用于出口品的生产，而不是均匀地用在所有的生产活动之中。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工出口在中国的整个出口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从1992～2010年，中国的加工出口占比始终保持在50%左右；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加工出口享受进口中间品免税的优惠待遇，企业本身有很强的激励将进口中间品更多地用于加工出口。因此，直接应用HIY方法将会低估中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针对这一点，Koopman等（2008）在研究了加工贸易与其他贸易模式的区别之后，重新制作了旨在反映加工贸易特征的投入产出表，结果发现，不考虑加工贸易将严重低估中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而高估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Koopman等（2008）提出的分拆投入产出表方法（简称KWW方法），其核心思想是从现有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与加工贸易有关的投入产出关系，同时又保证满足所有逻辑上的资源流动约束条件（resource flows constraints）。④按照KWW方法拆分后的投入产出表，可分别得到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自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而总的垂直专业化则是这两者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即为这两类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重。
事实上，KWW方法在测算投入产出表中的加工贸易各项指标时，也包含了一系列关键假设：（1）无论是出口产品还是内销产品，其投入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是一样的；（2）由于有关资本和劳动的直接报酬（附加值）以及国内中间品报酬的数据在贸易领域内不可得到，因此假设对于所有产品，无论其销往何地，资本和劳动的初始报酬相同，而国内中间品无论用于一般贸易还是国内销售，其初始报酬也都是一样的。
过强的假设条件往往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譬如，如果出口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投入量高于内销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投入量，则假设（1）并不成立，并且，KWW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测算方法也应改为内销产品、一般贸易及加工贸易三部分的加权平均而非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部分，否则之前的拆分方法将低估真实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同样，如果用于出口产品的资本和劳动的直接报酬超过了用于内销产品的资本和劳动的直接报酬，则我们对于两种要素初始报酬相同的规定将会对迭代结果造成偏误，进而高估垂直专业化水平。⑤
与Koopman等（2008）的研究相比，本文将分两步来测算各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⑥首先，直接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以获得各行业直接进口的中间品价值；然后，借助于已有的投入产出表所反映的各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测算各行业在国内采购中间品而间接获得的进口中间品价值。这样所带来的一个显著改进是，我们不再需要过于依赖投入产出表，从而便于克服为剥离加工贸易而分拆投入产出表所带来的种种问题。⑦
估算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效识别内嵌在出口产品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而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每一笔进出口贸易都被归入18类贸易模式之下。这其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占据了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因此，在不影响研究目标的情况下，为了使分析更加简便，我们仅考虑上述两大类贸易模式。
基于Hummels等（2001）和Upward等（2010）的研究，下页图1显示了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各自的垂直专业化分工。⑧在加工贸易模式下（图1右），所有的进口中间品均登记在加工进口名下，并按规定专门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而不能与国内中间品混放或调换顶替。当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之后，这些产品都必须出口，且出口时登记在海关的加工出口贸易模式中。因此，加工出口对应的进口中间品可通过贸易模式进行识别。
对于一般贸易而言（图1左），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我们首先需要通过贸易数据获得直接进口的中间品价值。所幸的是，UNSD（2003）制定了广义经济分类标准（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以及BEC和HS的关联表。我们可按照BEC对中间品的归类以及上述关联表，建立进口中间品的HS列表。
在识别了海关贸易数据中的进口中间品之后，我们还需要将这一数据按照行业进行归类，这里我们参考了Upward等（2010）的HS代码与GB/T行业代码关联表，经匹配以获得GB/T行业数据。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明确这些进口的中间品中，有多少比例用于出口品的生产。就加工贸易而言，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所有的进口中间品都用于出口品的加工。但是对于那些通过一般贸易进口的中间品有多少比例用于生产国内销售的产品，又有多少比例用于一般出口品的生产，我们依然不能区分。对于这部分进口，本文参照HIY方法，按照一般出口额和国内销售额的比例来推算一般进口中间品在两者中应用的比例。
这样，新的垂直专业化的计算公式就变为：⑨
（1）j行业为任意i行业提供的中间品中，其进口比例是一样的。（12）
（2）如果对于某行业的产品，可以分解为中间品和最终品，那么可以假设，中间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等于最终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这也是Wang等（2002）将进口拆分为中间品和最终品的方法。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测算行业i的VS比重：
容易推导出，i行业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四、测算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一）数据说明
鉴于进口中间品仅限于HS代码的形式，并且考虑到测算中国VSS时所需的其他数据可得性，本文将以行业数据为基础，采样频率为年度，时间跨度为2000～2008年。
关于行业贸易数据，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将HS代码的进出口数据根据HS代码与GB/T行业代码关联表归并到4位数行业。考虑到VSS公式中所含的产出值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流量关系仅限于2位数行业，我们需将经转换所得的4位数行业贸易数据加总至2位数行业，（14）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15）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应的GB/T行业代码范围是13~43。
测算VSS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按贸易方式细分的进出口值、进口中间品值以及产出值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流量等。其中，细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HS代码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China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CCTS）。CCTS数据库由中国海关负责整理并按月更新，它详细记录了2000年以来所有进出中国海关的商品贸易。其中所含的主要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地址、注册类型、产品代码、进出口数量和金额、贸易方式、贸易国家等。更为重要的是，CCTS数据库中的所有产品均采用HS代码形式。如此一来，按照前述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识别出进口的中间品价值。另外，由于原始数据均按月度统计，为了与其他变量的数据形式统一，我们将CCTS数据库各指标进一步汇总成年度数据。
产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流量关系
须通过投入产出表才能获得，而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又仅限于逢2和7的年份发布，与本研究所考察的时点最近且可用的投入产出表发布于2002年和2007年，因此我们采取替代的办法，即将2002年的代替整个2000～2004年的投入产出关系，而2005～2008年则使用2007年的，（16）其数据来自《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年、2007年）。
（二）测算结果及其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本文方法（
）测算了中国出口的整体垂直专业化水平，为便于比较，同时报告了未考虑加工贸易的HIY方法（
）所测算的结果。如图2所示，2000～2008年中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呈微弱下降趋势，但整体水平较高。2000年的值为49.80%，2004年下降至48.20%，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4.82%，9年均值约为47.93%。该数值显著大于未考虑加工贸易的课题组（2006）、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以及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的估算结果，并且从时间趋势来看，他们所指出的中国垂直专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的情形在2000年之后的数年中已有所缓解。由于整体包含了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对应的各部分垂直专业化水平的综合结果，2000～2008年中国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大幅下降，从比例上看，2008年的加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较2000年下降14.57%。（17）至此，我们尚不清楚的转变在多大程度可归结于这一出口结构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份额的整体提升，进而反映产业升级状况。
进一步，按照劳资密度划分的结果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显然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品中比国内的其他行业使用了更多的进口中间品。（18）这与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与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利用早期贸易数据的研究结论一致。
与HIY方法得到的结果（）相比，本文方法所测算的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水平（）更高（平均约为的两倍）。但是，与本文方法反映的国外附加值率（）持续下降的结果截然相反，HIY方法测算结果显示出一定的上升趋势。其具体的国外附加值率（）从2000年的19.35%上升至2004年的22.98%，2008年的则进一步上升为25.13%（见图3）。（19）的结果在数值上显著大于，这是源于后者未充分考虑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特殊性，但就时间上的不同变化趋势而言，对于加工贸易的变化并“不敏感”的在2000～2008年间的上升似乎说明，弱化了加工贸易占比显著下降这一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垂直专业化程度是趋于上升的。（20）为了更清楚的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将单独考察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各自的情形（见图4和图5）。
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分离之后，我们进一步发现，前者的国外附加值率（）高达81.32%～73.46%，而后者的这一指标仅有6.05%～12.75%，加工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显著高于一般贸易，这一结论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样成立。从时间变化来看，一般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经历了一个上升期，而加工贸易刚好相反。这说明，随着入世以来一般贸易占比的回升，其出口中国外附加值率（）也在相应增长，而加工贸易的却开始下降，对应的国内附加值份额获得提升。因此，图2所发现的下降趋势仅反映了加工出口下降这一重要变化。
其次，为掌握中国出口贸易的国外附加值率在各行业的具体分布情况，我们需进一步考察各细分行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由于2000～2004年和2005～2008年的投入产出关系分别来自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考虑到这一替代数据的关系，我们将对2007年的测算结果进行重点分析。（21）
在所考察的30个行业中，有7个行业的国外附加值率（）超过50%，其对应的出口额占2007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09%。在这些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不少出口品均被贴上了“高技术”的标签，譬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但其国外附加值率高达80.20%。有关此类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加工出口往往占据了该行业整个出口贸易的2/3以上（7个行业的简单算术均值为66.75%，以出口为权重的加权均值为80.24%）。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出口高科技产品，很大程度上要归因子外资企业大量进口了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中间品，而中国所做的仅仅是利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集中于对进口中间品进一步组装和加工，并为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出口贸易平台。概而言之，中国近年来出口品技能水平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假象”。
垂直专业化程度处于30%～49%的行业主要有6个，其出口额约占2007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15.06%。这类国外附加值率相对适中的行业依然主要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典型的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等。
剩余17个行业的出口值中都具有较低的国外附加值率。但是此类行业2007年的出口额仅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4.85%。其中，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是中国出口份额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2007年的出口额分别占当年制造业总出口的10.21%和4.95%，其对应的国外附加值率（）分别为22.65%和22.72%。此外，垂直专业化程度最低的7个行业所出口的贸易额仅占2007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6.90%。
再次，由于中国出口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份额占出口总额的大部分，因此，考察不同收入水平的贸易伙伴对于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的不同影响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以2006～2008年为例，细分主要贸易对象的测算结果如图6所示。我们发现，中国出口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最高，其对应的处于58.96%～53.51%，关于欧洲和中国台湾的这一数值大致处于中游水平（为49.40%～44.45%），而中国出口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则相对低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出口目的地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22）
我们已经看到，将出口值分解为国外附加值率和国内附加值率可以提供研究中国出口结构的新视角，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国内产业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如何借助于全球化价值链条实现产业升级。综合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的出口越来越融合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但是自身附加值的贡献却远逊于出口总值的增长。换言之，来自中国的出口巨额增长带有某种“假象”，出口品所含技能水平的提升并未反映为国内附加值的同步增长，其中本身来自国外的中间品价值占据了大部分，国内的产业升级步伐缓慢。
五、总结及展望
本文基于垂直专业化视角研究了中国近年来出口贸易的价值构成，以反映“中国制造”在全球化分工价值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在测算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时，我们特别考察了加工贸易这一主导贸易方式对于提升国内产业附加值的作用，并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回答了中国近年来的产业发展达到何种程度。
首先，2000～2008年中国出口的整体垂直专业化水平为49.80%～44.82%，呈微弱下降趋势。与HIY方法得到的结果（）相比，用本文方法测算的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水平（）更高（大概是的两倍），且两者的变化趋势截然相反。
由于出口贸易使用进口中间品将会减少一国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照此逻辑，享有中间品进口免税待遇的加工出口贸易无疑具有更低的国内份额。我们的测算结果证实了这一点：2000～2008年中国加工出口贸易的国外附加值率（）高达81.32%～73.46%，而一般出口贸易的这一指标仅有6.05%～12.75%，加工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显著高于一般贸易，这一结论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样成立，并且，整体的下降趋势并不代表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内附加值份额均得到了提升，而仅仅是反映了入世以来加工出口的趋于下降这一重要变化。
其次，从细分行业结果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品中比国内的其他行业使用了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国外附加值率（）超过50%的前7个行业的出口额占2007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09%。更为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不少出口品均被贴上了“高技术”的标签，譬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但其国外附加值率高达80.20%。与此相反，纺织业等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国外附加值率则相对较低。
再次，按照贸易伙伴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我们还发现，中国出口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最高，其次是欧洲和中国台湾，而中国出口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则相对低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出口目的地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
本研究表明，将出口值分解为国外附加值率和国内附加值率可以提供研究中国出口结构的新视角，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国内产业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如何借助于全球化价值链条实现升级。
综合全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尽管中国的出口越来越融合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但出口品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出口品包含了较高比例的国外进口中间品，其国内附加值的贡献远逊于出口总值的增长。换言之，中国出口的巨额增长带有某种“假象”，出口品所含技能水平的提升并未反映为国内附加值的同步增长，国内的产业升级步伐缓慢。（23）
对于中国产业升级未来道路的选择，我们总体上认为，中国已有的产业升级之路在未来数年内不易发生大的改变，产业升级的速度将依旧缓慢。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对现有产业升级的过程和道路本身持肯定态度。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在国家禀赋方面，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全方位的产业升级。由于目前中国客观存在的地区经济差距，有条件实现产业升级的沿海发达地区在选择产业承接地时，将会优先考虑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产业的梯度转移注定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模式将会是长期和渐进的，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
（2）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失去了当年东亚各国或地区推行产业政策的国际环境。东亚各国或地区在实施各自的产业政策时，为了更好地促进特定产业的成长并培养其国际竞争力，除了在国内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措施外，大多还同时实施了贸易保护政策，以限制外国厂商进入本国市场参与竞争。与此不同的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已经失去了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机会，大多数行业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在成长的同时面临来自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Lall（1995）和Rodrik（2007）均认为，如果要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在其幼稚产业发展初期，东道国有必要对外国竞争者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中国当前恰好已经失去了这一条件。
尽管国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攀爬进程（从而产业的转型升级）看上去也许是缓慢的，但决不会停滞。事实上，过去30年的成功经验已经说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只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垂直专业分工和贸易利益，“中国制造”就能有效保持其国际竞争力。遵循这一发展战略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持续提高，而且将助力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注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伦敦经济学院Wade（1992）的研究。
②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指导产业发展的政策，但是总体来说，中国30年来并没有制定和实施一套具有明确目标并严格设计的产业升级的政策体系。而且在经济改革和财政分权的进程中，似乎很难找到证据说明中国曾经有效地执行过任何具体的产业升级的选择性政策。尤其是与“亚洲四小龙”中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较好的韩国等相比，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内涵方面看上去的确远不够丰富，仅仅局限于税收和财政补贴等产业干预和扭曲较小的手段。详细资料还可参见Lall（1995）和芦艳荣（2002）。
③数据来源：作者根据CEIC数据库所提供的贸易数据测算。
④资源流动约束条件即指某行业加工出口产品的价值是国内中间品、进口中间品以及所有初始投入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价值总和。
⑤Dean等（2008）直接使用Koopman等（2008）的这一成果拓展了Dean等（2007）的研究。但是，最新的研究同样指出，这样的处理结果依然存在问题（张芳，2011）。我们还注意到，日本的IDE-JETRO尝试编制了涵盖亚洲9个经济体的跨国投入产出表。用这个表虽然可以直接估算9个经济体在各自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份额，但该表依然不能很好地把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区别开来。另外，一些研究使用的GTAP数据库是一个非官方的只涵盖少数国家的跨国投入产出表。编制跨国投入产出表很不容易，因为各国在行业的划分以及数据采集中使用的方法并不相同，做出一个标准格式需要很多的折中和调整，所以编制跨国的投入产出表将是一个巨大的政府间项目。具体参见IDE-JETRO和WT0（2011）。
⑥需要指出的是，Upward等（2010）在测算中国的出口附加值份额时完全抛开了投入产出表，由于未考虑进口中间品在企业之间的循环关联效应，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低估，但该研究为本文正确处理加工贸易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⑦关于KWW方法的缺陷，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参见Dean等（2008）。
⑧类似研究还可参见Dean等（2007）。事实上，在估算出口品国内外附加值的文献中，该图例被广泛采用。
⑩事实上，加工贸易所获进口中间品同样需要细分为直接进口和通过国内采购而间接获得。由于无法知晓加工贸易中各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我们选择忽略了后者。尽管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加工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徐毅和张二震，2008），跨国公司出于经营一体化和防止技术优势扩散考虑，往往更多地从公司内部或母国采购中间品，这样就弱化了对国内企业的带动效应（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并且国内企业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和畅通的融资渠道生产中间品，国产中间品规格、质量不稳定，普遍达不到出口品生产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偏向鼓励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而不利于本地采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中国的加工贸易所使用的中间品本地采购率极低，且多集中于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廖涵，2003）。因此，这样的处理并不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直接证据还可参见Koopman等（2008）的经验研究。
（12）OECD的“进口的中间品流量矩阵”在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区分进口中间品的办法就是这种“按比例进口假设”。
（13）由于垂直专业化水平（VSS）表示出口值中的国外附加值比例，即国外附加值率，与之对应的剩下部分为国内附加值率。因此，为表述的方便，“国外附加值率”与“垂直专业化水平”将混合使用以表示出口贸易中的价值构成。
（14）尽管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与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略有区别，但投入产出表部门Ⅱ级分类很容易合并为标准GB/T4754-2003的2位数行业分类。
（15）以2007年为例，制造业出口规模占全部行业的84.25%。
（16）此处隐含的假设是技术（投入产出关系）在短期内（即发布投入产出表的前后5年）未发生明显变化，类似的做法可参见Koopman等（2008）的研究。
（17）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18）劳资密度由劳动一资本比表示，具体为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3）标准划分的2位数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与资产总额之比，该数值较大的前50%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余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9）考虑到加工贸易之后的显著大于未考虑加工贸易的，且两者变化趋势相反，这一结果与Dean等（2008）的发现基本一致。
（20）当然，与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贸易结构，还包括中间品识别和估算假定等多个方面。
（21）事实上，测算其他年份的数据也可获得类似的结论，限于篇幅，此处不再报告，结果备索。
（22）类似的结论还可参见Dean等（2008）的研究。
（23）当然，产业升级的内涵既抽象又复杂，使用“垂直专业化”这一单一指标可能难以全面描述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分工过程中的产业升级效应（譬如FDI和贸易的外溢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需对本文的分析结论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