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地方志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地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地方志以一定行政建置为范围，延续不断地、多阶段、多层次、全方位而又详尽、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历史发展进程，是研究地方史地的重要典籍。其发展历史如从秦汉时期的全国性区域志算起，已有2千多年的历史。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版）著录，流传于世的有8200余种，又据学者考证我国现存地方志可达1万种左右。这些地方志卷帙浩繁， 辑存的史料十分丰富，是我国特有的地方百科全书。
中国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这个地理概念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早在远古时代的西北先民就在西北这块广袤的黄土地上留下了灿烂的“河套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遗迹，为祖国的辉煌历史做出了卓越贡献。夏、商、周三朝都以西北为其发源地。秦统一中国后，对西北的统治，除陕西以外，在今甘肃境内还设有北地郡（辖境相当于今庆阳、平凉，另外还有陕西、宁夏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陇西郡（辖兰州、定西、临夏、天水等地区）。从此“西北”的地理概念初步形成。也正是从这时起，历代中央王朝逐步对包括现在西北五省区在内的这块广大地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定都长安，在今甘肃河西地区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今甘、青交界地设“护羌校尉”对青海实行有效的管辖。汉初新疆称为“西域”，当时这里分布着大小不等的36国，公元前102年汉将李广利击败大宛，使西域南道诸国倾属汉朝，并在楼兰、渠犁、轮台等地驻兵屯垦，设使者校尉管理屯田。汉宣帝时进一步把北道诸国置于汉王朝的控制之下，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并护南北两道，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三国魏晋时期，西北地区曾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夏等割据政权。隋唐五代时期，隋王朝自公元581年建立至618年灭亡，其统治中心仍在今陕西关中地区。 公元608年隋炀帝时设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青海湖南）、鄯善（今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唐王朝于公元618建国， 唐太宗于公元630年和640年降服东西突厥两部，先后在伊吾、高昌及天山北部设伊、西、庭三州和安西都护府，而使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均属唐朝管辖。宋元时期，现陕西大部和甘肃东部地区（陇东）属永兴路，现甘肃南部、西部（陇南、陇西、临夏）及青海东部地区（湟州）属秦风路。现宁夏大部及甘肃河西地区为西夏的范围。现新疆地区的西州回鹘于阗及哈拉汗王国，则仍称为西域。元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行省制度，甘肃设省，由此而始。当时甘肃行省，统辖今黄河以西、青海东北部、宁夏及内蒙西部地区，省会在甘州（今张掖）。陕西行省统辖今陕西及甘肃陇东与宁夏以东地区，省会在奉元（今西安市）。今新疆地区，元初曾先后建立阿力麻里行省、别失八里行省及元帅府、 宣慰司等军政机构， 13世纪30年代以后尽为察台汗国统辖。
明清时期，明政府废行省而将全国分为13个布政使司，当时的甘肃，没有设省的建制，而是属于陕西布政使司（治今西安市）辖今陕西及甘肃兰州以东、宁夏的固原、隆德与青海部分地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今张掖县），辖甘肃河西及青海西宁地区。此外，作为边境屏蕃，明政府又在西北地区设了许多卫所，如甘州卫、凉州卫、宁夏卫、西宁卫等，其中最著名的“关西七卫”更具有特殊性，这些卫所初为军事机构，后发展成为兼理民政。清初，西北地区的行政建制仍沿袭明朝，甘肃仍属于陕西布政使司和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康熙三年（1664）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以右布政使驻巩昌，下辖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四府。甘肃其余地区仍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康熙六年（1667），改陕西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1668年，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地从巩昌移到兰州，甘肃正式建省。辖境除今甘肃外，还包括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乌鲁木齐以东的镇西府、迪化州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对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另外，清政府在西宁设立青海办事大臣，使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统治范围，1884年，新疆改建行省，甘新两省分治。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级建制沿袭清末。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对西北行政建置进行了较大的调整。1928年9 月5日，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新建青海省，治设西宁。10月17日，第157次会议又决议，将甘肃省西宁道所属西宁、大通、 乐都、循化、巴燕、丹噶尔、贵德等地划归青海省管辖，1929年1月， 青海省正式成立。1928年11月又划甘肃省宁夏道各县和阿拉善、额济纳旗为宁夏省，1929年1月，宁夏省正式成立。 从此西北五省区的行政区划基本形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北地区这一概念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了一体化的功能。记录西北五省区发展历史的地方志书，也因建置、壤地的离合而显示出它内容上的内在联系，使西北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研究系统。
西北的地方志，追溯起来历史悠久，早在2800多年前，在西安镐京地区建都的西周，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史学家认为这是我国方志的最早源头之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全国各图书馆现存西北方志共有793种， 这些方志遗产从整体上反映了西北五省区数千年来活动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体现着西北地区文明的进程。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始，西北地区现存的有《三秦记》、《西京杂记》、《西河记》、《沙州志》、《凉州记》、《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等。其中尤以《三辅黄图》最为称著。“三辅”即陕西关中地区，《三辅黄图》对秦汉时代关中地区的城池、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畴记载详细，对周代旧迹、灵台和灵囿亦有记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晰，至为详备，考古者恒取所资”。是书不仅是西北地区珍贵的古方志书，也是全国著名的古志书。隋唐时期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编纂了许多以“图经”为主的方志。隋代的西北方志，《中国古方志考》仅录陕西方志2 种即《京师录》和《雍州图经》，其余四省区今已无考。敦煌发现的唐代有关西北的图经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境》、《西州图经》、《沙州地志》，光启元年（885）《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录》、 《敦煌名族志》，还有《西凉录》、《后凉录》等杂史，又有五代天福九年（945）《寿昌县地境》（“地境”也是图经之类）。 这些图经的发现为研究唐代图经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实物。《沙州都督府图经》唐开元间（713—741修），是甘肃现存最古的一部地方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国伯希和得自敦煌藏经洞，初定名为《沙州记》。宣统元年（1909），罗振玉易名为《沙州志》，收入《敦煌石室遗书》。民国二年（1913），又易名为《沙州图经》，收入《鸣沙石室佚书》。民国五年（1916），伯希和又据卷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字样，定名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其内容包括河渠、古城、堤堰、盐池、亭驿、学校、庙堂、祥瑞、神祈、歌谣等。《西州图经》作于乾元（758—759年）以后，今存道山、窟寺、院塔等部分。《寿昌县地境》，完整无缺，内容是：去州里数、公廨、户、乡、沿革、渠涧、关亭、城河。这些图经中所保存的资料，对研究中古时代西北边陲的历史、地理、水利、物产、文学、宗教极具参考价值。
宋元时代是地方志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北所修方志，根据有关材料统计，甘肃22种（《甘肃省地方志考略》），陕西21种（《中国古方志考》），而流传至今的仅4部。宋代2部，第一部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宋敏求纂《长安志》二十卷，这不仅是西北现存最早的一部成型方志，也是全国现存第一部完善的方志，在宋代流传至今的方志中，是书纂修时间最早，质量最高。宋敏求是当时著名的唐史专家，曾补撰唐武宗以下五朝实录，参与《新唐书》修纂，因此这部《长安志》收集资料极为丰富。全书分三十卷，上自周秦下到宋，考订长安古迹，包括疆域、山川、名胜、建置、学校、贡赋、物产、职官、人物、艺文、金石、灾异等内容。对唐代长安城郭、宫室、坊市记载尤为详备。它条理清晰，考订有据，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司马光曾赞誉“此志精传宏瞻，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读后叹曰“美哉，先生才之大而思之深，超出流俗绝远也”。第二部是南宋程大昌所纂《雍录》，共十卷，记录周、秦、汉、隋、唐王朝之城郭、宫殿、山水、郡县、庙陵、苑囿、关隘、寺观、事物、职官及军制等。图文并茂，颇足参考。元代所修方志现存2部， 李好文纂《[至正]长安图志》三卷。是志纂成于至正年间，右图左文，图二十幅，凡唐宫阙陵寝、沿革制度、渠泾水利，都详备明晰，是现存较古的长安历史地图。骆天骧纂《[元贞]类编长安志》，全书十卷，以宋敏求《长安志》为基础分类重编，并增添金元的若干史实而成，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志书。贾戫序称赞曰：“若锓木以行，使游秦者，不劳登涉，而知地理之详。未至秦者，得观此书，日下长安，宛在目前矣”。
明代西北方志的纂修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陕西修志多少，已无从统计，现存的明修陕西方志有54种。陕西省明代开始创修全省通志，现存明代陕西通志有2种，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赵延瑞、 马理纂修的四十卷本《陕西通志》，万历三十九年（1611）汪道享、周宇、冯从吾纂修的三十五卷本《陕西通志》。是时甘肃兰州以东、宁夏的固原、隆德与青海部分地区，都归陕西行都指挥使管辖。因此以上两部志书备载陕、甘、宁、青四省之事迹。明代近三百年间，甘肃共修方志约85种，现存19种。嘉靖年间胡缵宗纂《秦州志》、《秦安志》、《巩郡记》，赵时春纂《平凉府志》，在甘肃历代所修志书中最为有名。宁夏方志纂修起于明代，共7种，宁夏5种，固原2种， 最早的一部是朱梅纂《[正统]宁夏志》。明代，宁夏一直处于军政合一、兵屯合一的卫镇建置，不同于内地的府、州、县，因此它没有县志。青海方志之创修，始于明嘉靖间邑人张芝，次则为万历时刘敏宽、龙膺之《西宁卫志》三卷，以往书目均著佚。1991年王继光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中，辑出《[万历]西宁卫志》三卷，使是志失而复出，虽非全帙，但其志的主干内容，有关明代青海历史的最有价值的一些材料，均已包括在辑本《西宁卫志》中了，亦足可宝。明中叶以后西北地区出现了许多为学者所称颂的著名方志，如康海《武功县志》、吕柟《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赵时春《平凉府志》、胡缵宗《秦州志》、张光孝《华州志》、王九思《鄠县志》、刘璞《重修鄠县志》、孙丕杨《富平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汪来《北地县志》等，清代学者王士祯在《蚕尾集·新城县新志序》中称它们为明代十大名志。其中尤以《武功》、《朝邑》二志以其文简事赅、训词尔雅，一时被纂修志书者奉为修志模楷。由此可见明时西北方志在全国方志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有清一代，西北五省区均编有志书，其中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陕西方志285种，甘肃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 甘肃康熙年间正式建省， 雍正六年（1728）甘肃巡抚许容奉旨创修甘肃历史上第一部通志。延揽史地、文学、方志等各界专家学者数人设馆纂修，历时八年，于乾隆元年（1736）完成甘肃历史上第一部《甘肃通志》。地处边陲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可是其行政建置与内地有所不同，清光绪九年（1883）始有建立行省之议，至二十八年（1902）府、州、县陆续设立，才与内地政令、制度划一。新疆纂修志书的历史，现可考的最古的是成书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唐代《西州都督府图经》残卷， 另有明代马文升之《石城哈密记略》（佚），除此之外，其余全部是清代以后所纂。叙述新疆全境通志性质的地方志有《西域图志》、《新疆图志》、《西域闻见录》等，叙述一部分地区的有《回疆志》与《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等，叙述府、州、县的有《哈密志》、《温宿府志》等。这一时期西北方志，从品种来看有通志、府、州、厅、县、乡土志，边镇、卫所志，种类齐全。从所修志书的内容和体例来看，已确立了方志学完整的体系。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著名学者参予了纂修地方志的工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方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大力提倡纂修地方志和各类历史文物专志。他从江南招聘了许多学者到陕西讲学修志，如孙星衍、洪亮吉在陕西时纂修的《澄城县志》、《长武县志》、《淳化县志》、《邠州县志》、《泾县志》，沈青崖纂《[雍正]陕西通志》。这些著作，在研究和考证历史沿革、地理方面、学术上颇有贡献，形成了在志书纂修体例中一个独到的派别，促进了方志学的发展。甘肃著名学者纂修的方志，有沈青崖《狄道州志稿》、《重修肃州新志》，吴镇《狄道州志》、吴之廷《静宁州志》、张澍《五凉府志备考》、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等。又如《陇西分县武阳志》、《打拉池县丞志》也是清代方志中很有特色的2种分县志。分县制度始于清代，但未见明规典则，是在大县的僻壤区域设分县，派县丞专管这些地区，故这类分县志又称“县丞志”。分县志今存不多，是研究政治体制和疆域制度的好材料。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先后曾数次通令各地纂修方志，38年当中，西北共修志书计陕西62种，甘肃57种，宁夏8种，青海31种，新疆1种。综观这些志书，体例上大多因袭旧志。但也不乏在志书体例、内容和编纂工作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的上乘之作。如著名教授、方志学家黎锦熙先生主编的《洛川县志》等4部志书、宋联奎纂《咸宁、 长安两县续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马福祥《朔方道志》、杨思、张维等纂《甘肃通志稿》等最为出名。民国时期西北方志主要记述了辛亥革命在西北地区引起的社会变革，保存了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地方史料，特别是对西北少数民族关系，民族生活习惯、教规，以及对清代末年回族起义等内容的记载，尤为可贵。
西北方志中明显的特色就是边镇、卫所志及乡土志的纂修。明代为了防御蒙古等游牧民族部族的侵扰，巩固明朝政权，于北方设立了9 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西北地区的延绥（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占了4镇。此外，作为边疆屏藩， 明政府还在西北地区设了许多卫所，这种建置一直沿袭到清初。因而明清时期西北的方志从体例、内容上体现出它不同于中原一般州郡方志的特色，就是边镇、卫所志的纂修。这类志书创修于明代，续修于清代。边镇志，主要记载边疆国防要塞情况。卫所志，主要记军队的布置。因关、镇、军、卫、所是军管区，不是行政区，因而边镇、卫所志的体例也与一般地方志不同，其体例以记疆域城塞、兵马刍粮等军事内容为重，但为了察看边疆戍地的情况，也兼记戍地风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等等，书首必例戍地详细地图。明代纂修的这类志书可考的有《肃镇志》、《甘镇志》（佚）、《永昌卫志》（佚）、《潼关卫志》、《高台所志》等。清代纂修的有《西镇志》、《甘镇志》、《潼关卫志》、《岷州卫志》、《洮州卫志》等。不仅是边镇、卫所志，就是这一时期西北的府、州、县志如宁夏明代所修七种志书及《[嘉靖]河州志》、《朔方广武志》、《敦煌杂钞》（记安西观察所领河西四部、关西七卫）等，在类目的设制上顺应时代、因地制宜的增加了象屯田、兵马、粮饷、仓廒、茶马、边墩、塘墩和隘口等门类，在内容上突出了对明清两朝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屯田、边疆贸易、茶马交易、民族关系及边墙堡寨的建筑等全面记载，为人们提供了明清的边疆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这是一般内地方志所没有的。
乡镇志原为汇集一乡一镇或一村一里风土人物而作，是研究地方史乘的必要之书。清光绪末季，曾敕各县从速编纂并颁发纲目，按目填报，故一般的乡土志内容都比较简陋，但却收入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是非常真实可贵的。从清末至辛亥革命以后，西北五省编写的乡土志据不完全统计陕西44种、甘肃8种、青海1种、新疆66种。新疆古称“极边”，文献罕征。清朝统一新疆后，地志兴起，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二年（1910），新疆当时的42个地方政权机构中除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之外，其余地区均存有乡土志。这些乡土志的特点是对政治史，特别是对政绩、兵事的记述较详，对了解道光、咸丰以后新疆各地的政治、军事活动，颇有参考价值。其中对新疆建省以后各地任职官吏的记载也十分周详，如《新平县乡土志》对该县前后7 任知县，9任典史的姓名、籍贯、任职时间，均有记录， 此为史书所未载。部分乡土志中对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的记载，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库车直录州乡土志》、《温宿县乡土志》记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二年（1906）间对俄、英的皮毛、布匹、毡子贸易数额，为研究新疆地区边境贸易提供了资料。此外还有不用“乡土”之名，而其实亦属乡土志者，如青海的西宁、互助、共和、民和、乐都等县风土调查记等。这些乡土志为我们研究19世纪以来西北地区发展历史提供了独特的史料，弥足珍贵。
本文拟对西北地方志的发展源流做些探索，但因学业空疏，难免挂漏谬误，以致识小遗大，希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