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是西汉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早年以作赋著称，晚年致力于沉思。《汉书》本传赞扬他“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湛之思”，又说他“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虽属模拟之书，却亦不失为新的创作。实际上，他是选定了当时各类著述中居于第一位的著作，作为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扬雄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史学著作，但其《法言》的一部分，“则在用心上是拟《春秋》”，只是“当时及后人被他瞒过了”（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扬雄论究》。），并且提出了一些史学的重要原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历史观和史学观
在扬雄看来，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曾明确指出：“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认为社会历史的变迁是难以预料的。其《太玄赋》也说：“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事业，也是有盛有衰，曲折复杂的。他具体论述说：“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亡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过去，由于周朝不能消除怨恨纠纷，遂使诸侯并起，群雄逐鹿，离合兼并，逐渐形成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的局面。朝代在不断更替，也没有固定的君臣关系。而历史发展到汉代，“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制以质鈇，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则完全是一派疆域辽阔，统一富强，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象。
照上述材料来看，扬雄是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性的过程。他在《法言》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他以为，人类最早处于原始的蒙昧状态，经过圣人的开辟创造，才进入了有礼法的文明社会，所谓“鸿荒之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注：扬雄：《法言·问道》。）；夏商周都是其乐融融的盛世，“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谯乎”（注：《法言·问神》。）；自春秋战国以至秦朝，是兵戎相见，诸侯兼并的战乱年代，“齐桓、晋文以下，至于秦兼，其无观已。……所谓观，观德也。如观兵，开辟以来，未有秦也”（注：《法言·寡见》。）；而到了汉代，历史又进入了清平昌盛的辉煌时期，“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唐矣夫”（注：《法言·孝至》。）！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扬雄具有一种“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观念”（注：李英华：《第二部论语》，载《孔子研究》1997年2期。），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明确表述出来。
扬雄的这种历史发展观，是同他推崇阴阳交易的辩证思维分不开的。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阴阳、刚柔等对立面的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了“盛则入衰，穷则更生，有虚有实，流止无常”（注：扬雄：《太玄·玄摘》。）的永恒的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所谓“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阴阳迭循，清浊相废。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已用则贱，当时则贵”（注：《太玄·玄文》。）清浊即阴阳，阳清而阴浊。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上升阶段的正在发展的事物，尽管它微贱、弱小，却是极有生命力的；处在下降阶段正在衰退的东西，尽管它很显贵、强大，却是走向灭亡，是可鄙视的东西。他特别重视事物更新的发展，提出了“好其所新”的崭新观点，这就是《太玄摛》所说：“其动也，日造其所无而好其所新”。扬氏的辩证思维，反映到历史观上，则形成了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观念。
扬雄还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因与革的问题。他指出：“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注：《法言·问道》。）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因有革，有因袭有扬弃。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就要继承保留下来，不能盲目抛弃；反之，凡是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的过时的东西，就要坚决加以改革，不能固守陈规。据此，他又针对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明确提出：“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注：《法言·问神》）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措施和规范，并非天造地设，不可改变，而是依据时势变化的要求而制定、修改和不断完善的。他说：“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萧何律于唐虞之世，则誖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睢）蔡（泽）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向若阺隤，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这就有力地打击了董仲舒“奉天法古”的倒退历史观。
扬雄还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因革、损益，关系到国家事业的成败。他在《太玄》中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注：《太玄·玄瑩》。）因循即沿袭、继承。革、化即变革、变化。矩范即法式。这段话说明：第一，“因循”与“革化”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两个对立方面，二者相反相成；缺一不可。第二，“因循”与“革化”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各有其重要作用。有革而无因，事物就不能发生；有因而无革，新事物就不能形成。第三，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
。只讲一面，偏执一方，就不符合事物变化的法则，就不能使事物顺利发展。只有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既因又革，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第四，“因循革化”也不是随意妄为，而是因要合理，革要适时。第五，“因循革化”不仅是自然界，也是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法则，是事业成败的重要条件。此种学说，充分展现了扬雄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所以，他对“五德终始”的循环史观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始终乎！”（注：《法言·重黎》。）对“五德终始”说伪造骗人的本质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
扬雄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评论史书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注：《法言·重黎》。）太史迁，指司马迁所著《太史公书》，即《史记》。这里他提出了写史书的三个方面问题：立事即叙事；品藻即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实录，是说要有文献及事实的根据，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唐刘知几著《史通》，有《叙事》、《品藻》、《直书》专篇，同样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要注意这三个方面，以实录直书为贵，反对曲笔阿世。可见，扬雄所云虽然简略，其影响却相当深远。
扬雄主张实录直书，重视对史事和人物进行褒贬，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论，这就是他所说的“品藻”。《法言》一书以大量的篇幅来品评人物，甚至专门辟出了《重黎》、《渊骞》两篇。《法言》的人物品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所作的批评，一是从政治立场出发所作的历史性评价，但其中都贯穿着一条准则，即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所谓：“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覩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理）一也”（注：《法言·学行》。）。一切都要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同时，又辅之以道家思想。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深深地影响了班彪、班固父子。他开启的品评人物的学风，对魏晋玄风也有重要影响。
二、对诸子学说的评论
扬雄最推崇孔子和五经，他说：“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注：《法言·学行》。）“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圣而好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山
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注：《法言·吾子》。）这是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具有最高的智慧，“能言之类，莫能加也”（注：《法言·五百》。）圣人之学如日月，诸子之说似众星，要达于至道，非学孔圣人之经不可。又说：“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捨斯辩亦小矣。”（注：《法言·寡见》。）“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郭）。”（注：《法言·问神》。）五经实为最高的学问，如天地包裹万物一样，众说无不包含于其中，概莫能外。因此，圣人之言，其理至大至深，不可违背。“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者，其惟川乎？”（注：《法言·问神》。）
扬雄又推崇孟子，并以孟子自况。他说：“古者扬、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注：《法言·吾子》。）扬氏对于诸子之学都有所批评，确与孟子有相近之处。他自比孟子，实际上也是针对当时儒家系统对经典的附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以及谶纬怪迂之说訾毁圣人的流弊而发，具有强烈的时代批评性。扬雄更以孟子与孔子不异，实高出于诸子之上。他说：“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注：《法言·君子》。）《广雅·释诂》：侻，可也。诡，诡诈怪异。《荀子》有《非十二子》篇。此言其非毁数家之说还算恰切，至于非毁子思、孟子，则怪诞不经。认为孟荀同宗孔门，但立说又有不同，孟子与孔子不异，荀子则有所差别。孟荀高于诸子，孟子又高于荀子，甚至可以说孟子也就是圣人。这大概就是“亚圣”说的源头。
扬雄虽然宗孔孟，但也有批评，对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加以否定；他不同于孟子“性善论”，另创人性“善恶混”新说。
扬雄深受老子影响，但在《法言》中却又对老子作了一番扬弃，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注：《法言·问道》。）老子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原，“道”玄之又玄，无为而自然。扬氏以“玄”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实受老子影响，“玄”亦“道”之变相。他对老子的无为说加以改造，主张人道有为，对民众必须施行道德教化，说：“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之民阜（殷富）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纂（继）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之民之死，无为乎？”（注：《法言·问道》。）当桀纣之时，汤、武不能无为，应救民于水火。又说：“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注：《法言·学行》。）这又是对老子“绝学无忧”的批评：不学固然无忧，但与禽兽没有区别了。实际上，扬雄主张天道无为，人道有为，强学力行，“为政日新”。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评老子，从不把老子和其他诸子并列在一起，而时常将其他诸子连带提出，此种评论方法颇为新颖。“扬雄实际也把老子提高到诸子之上”（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扬雄论究》。）。
扬雄评论庄、邹、申、韩等说：“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注：《法言·五百》。）这些评论，都有其中肯之处。他对于邹、庄也有所取舍。他说：“或问：邹、庄有取乎？曰：德则取，愆则否。何谓德愆？曰：言天地人，经，德也；否，愆也。”（注：《法言·问神》。）“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注：《法言·问道》。）经，指符合经典。愆，过，即荒诞不经。“周无君臣之义”，可能是就庄子所说“无为有国者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言。邹衍“必止乎仁义节俭”（注：《史记·孟荀列传》。），故云“自持”。至于说邹衍“无知于天地之间”，意义颇不明确，因其著作已佚，无从详考。扬氏又批评庄子齐物之说云：“或曰：人有齐死生，同贫富，等贵贱，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惧乎？信死生齐，贫富同，贵贱等，则吾以圣人为嚣嚣。”（注：《法言·君子》。）“作此者有其惧乎”，谓庄子有忧患而不可避，故作此论。嚣嚣，繁言聒噪。这是说，如果死生、贫富、贵贱都是本来没有区别的，那么孔子所讲就都是多余的了。
扬雄批评最严厉，反对最激烈的是申韩之术，以为申韩之术视人为牛羊，是“不仁之至”。他批评韩非说：“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注：《法言·问明》。）说，读作游说之说。即是说，说人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不能投其所好。对于公孙龙子，扬雄则认为他的许多辩论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
对于汉人的著作，扬雄特别提出《淮南子》和《史记》加以评论：“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注：《法言·问神》。）“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耳。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注：《法言·君子》。）知，读作知识之知。多知，即知识广博。杂，不纯，指揉合了各家思想，与圣人之经相出入，也即“乍出乍入”。刘向、刘歆父子也把《淮南子》列入杂家。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即取此说。颇有趣味的是，扬雄在《法言》中，没有特别提到其它西汉人的著作，说明他对此两书极为重视。西汉时代，《淮南子》与《史记》，实为最庞大、精深的著作，不是其它著作可比拟的。扬雄虽然也称赞“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但对其学术，只是说：“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注：《法言·渊骞》。）相比之下，更显示了扬氏评判西汉学术的真知灼见。
概括起来，扬雄推尊孔孟而小诸子，以五经为一切是非的标准，是顺着汉代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立五经博士的学术大势而来，但又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官方学术不同。他批判了由董仲舒引发的环绕五经的怪迂之说，主张五经可以损益，更不独尊儒术。《法言·学行》说：“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此处“书”与“经”对称，实指诸子之书。因此，扬氏对各家学说均有所分析取舍，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全盘否定。这是一种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扬氏也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标准，又辅之以道家思想为尺度。他以为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注：《汉书·扬雄传》），所以他要补正《史记》的缺失。
扬氏推崇孔孟，已如前述。在孔门弟子中，他特别推重颜渊，强调孔颜的关系，经常孔颜并称，认为颜渊已接近于圣人。孔孟都嘉许颜渊安贫乐道，以为极贤。扬雄也顺着这一“安贫乐道”的道德原则，盛赞颜氏精纯贞正，并提出了颜渊的乐处。他说：“或曰：猗顿之富以为孝，不亦至乎？颜其馁矣。曰：彼以其粗，颜以其精；彼以其回，颜以其贞。颜其劣乎？颜其劣乎？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也。曰：纡朱怀金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乐？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子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祗其所以为乐也欤。”（注：《法言·学行》。）朱，指印绶。金，即指印。纡朱怀金，比喻地位显贵。屡空，即《论语》所谓：‘回也其庶乎，屡空。”谓颜氏近于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内，即内乐。这是说，颜回以孔子之道为至乐，即使得天下而为王也比不上。《法言》全书称述颜渊达十余次，且特设《渊骞》一篇，多所赞美。实则要人们以孔颜为修身立学的榜样。
“忠”是孔孟之道的一个中心观念。扬雄紧紧抓住这一道德观念，对众多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评论。《法言·重黎》说：“或问：李斯尽忠，胡亥极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从浮大海，立赵高之邪说，废沙丘之正，阿意督责，焉用忠？霍？曰：始元之初，拥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锋，处兴废之分，堂堂乎忠，难矣哉！至显，不终矣。”这是说，秦始皇信妖言，东浮苍海，李斯为宰相不能谏阻而从行，及始皇崩于沙丘，曲从赵高之计，废太子扶苏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纵暴天下，群雄四起，诸侯已叛，李斯谏以“督责”之术，以阿二世之意。此皆非忠直之事。扬雄极力排诋李斯，实源于太史公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云：“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位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未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异。”
所谓霍，即霍光。显，即霍光夫人。是说，始元初年，霍光受襁褓之托，立少子是为昭帝，行周公事，后又诛灭燕王旦、上官桀等的谋反；及昭帝崩，无嗣，霍光等迎立昌邑王刘贺，贺荒淫迷乱，不能承宗庙，于是霍光又召丞相、御史、将军、大夫、博士等会议，废昌邑王而迎立孝宣皇帝。这都是霍光忠于社稷的表现，乃他人所难及。至霍光夫人显谋立其女儿成君为皇后，毒杀许皇后，霍光知晓之后，又企图匿情不纠，则其忠不能至始终。这个评论，相当公允。班固《汉书·霍光传》赞，语意全本此文。
扬雄评论韩信、黥布说：“韩信、黥布皆剑立南面称孤，卒穷时戮，无乃勿乎！或曰：勿则无名，如何？曰：名者谓令名也。忠不终而躬逆，焉攸令。”（注：《法言·重黎》。）剑，读作捡。《说文》：捡，拱也。剑立即拱立。勿，读为
，暗昧之义。令名，美名。这是说，韩信、黥布皆拱立南面为侯王，而终至被当时之极刑，岂不由于暗昧乎？忠而不能至终始，乃谋叛逆，岂有美名。此论亦承袭太史公而来，但对其才智、功勋却一笔抹煞，未免又言之太过。《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则完全是受了扬雄的影响。
对于秦名将蒙恬，扬雄也以“忠”的观念加以评论，他说：“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
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死有余，忠不足相也。”（注：《法言·渊骞》。），同堑。相，《说文》：省视也。“不足相”犹言不足观。意谓蒙恬为秦筑长城，用民之力而不惜民之死，至使民力匮竭，死伤甚多，其忠也不足观。这实际上也是指责蒙恬助秦为虐，不仁之至。
“仁”就是爱人。这是儒家最根本的道德原则。扬雄更以“仁”的理念来评价历史人物。《法言·渊骞》说：“秦将白起不仁，奚用为也。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蚩尤之乱不过于此矣。原野
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将不仁，奚用为！翦？曰：始皇方猎六国，而翦牙欸！”《说文》：，饱也。翦即秦将王翦。《方言》：欸，然也。这是斥责白起挟诈坑杀赵降卒，王翦夷灭六国，杀人甚众为不仁。此论未尝不当，但对其功绩置之不论，则远不如太史公所言深刻全面。
对于陈胜、吴广，扬氏评论则一言以蔽之，斥之为“乱”。《重黎》说：“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这是针对司马迁所说而发。《史记》认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有亡秦“首事”之功，可与汤、武、孔子相提并论。扬雄受儒家思想及其阶级立场的限制，斥之为“乱”，更显示出他缺乏司马迁那样的远见卓识。
扬雄还以“义”的观念评说人物：“问义。曰：事得其宜之谓义。”（注：《法言·重黎》。）“或问：要离非义者与，不以家辞国？曰：离也，火妻灰子，以求反于庆忌，实蛛蝥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政？为严氏犯韩，刺相侠累，曼面为姊，实壮士之靡也。焉可谓之义！轲？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注：《法言·渊骞》。）靡，美。某之靡，犹言某之雄。政即聂政。严氏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隙。曼面，涂面，指聂政刺杀韩相之后，自涂皮面，自抉其眼。轲即荆轲。於期，即樊於期，秦将，因得罪于秦王而逃往燕国，后在荆轲劝说下自刭。督亢，燕地名，膏腴之地。这是以为要离、聂政、荆轲所为不得其宜，是不义的行为。
扬雄更以儒家“智”、“信”的观念，对历史人物加以评论。《法言·吾子》说：“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这是盛赞屈原“正道而行，竭忠尽智！”，“其志洁，其行廉”，“皭然出泥而不滓”，“可与日月争光”（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确乎不失其为大智。又评论樗里子说：“樗里子之知（智）也。使知国如知葬，则吾以疾为蓍龟。”（注：《法言·渊骞》。）疾，樗里子之名。知葬，指樗里子选墓地于渭南章台之东，曾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兴，果如其言。这里，扬氏极力斥其不能用智于国，不足以为智，也是对司马迁许其“多智”，号曰“智囊”的批评。对于吕不韦扬氏评论说：“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以人易货？曰：谁谓不韦智者与！以国易宗。不韦之盗，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见擔石矣，未见洛阳也。”（注：《法言·渊骞》。）以人易货，指吕不韦出千金以助子楚，及子楚立，以不韦为丞相。以国易宗，谓吕不韦得洛阳之封，而终遭诛身徙族之祸。此亦不许吕不韦为智，而责之为盗贼之雄。《重黎》又说：“或问信。曰：不食其言。请人。曰：晋荀息，赵程婴、公孙杵臼，秦大夫凿穆公之侧。”这是以“信”的道德规范，称赞荀息立奚齐、卓子不成而死；公孙杵臼先死以存赵孤，程婴育之，及赵孤成人复位，程婴死以下报赵朔与公孙先生；奄息、仲行、鍼虎三大夫从秦穆公死，皆有不食言之德。
扬雄同样以儒家的仁义观念评品伍子胥、范蠡和文种，他说：“或问：子胥、种、蠡孰贤？曰：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谋越谏齐，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种、蠡不强谏而山鍼，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又终弊吴。贤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种而遁，肥矣哉！”（注：《法言·重黎》。）式，用。俾，使。卒眼之，谓死后让人悬眼于门外，亲观越国灭吴，以自快。不强谏而山鍼，指不强谏勾践伐吴，以致大败，棲于会稽山。童仆，指勾践入吴为之驾车养马事。邵、肥，皆训为美。这是指责伍子胥、文种、范蠡所作所为不符合儒家的仁义道德，皆不足以称为贤者。这些批评，也是针对司马迁的观点而发。至于说“蠡策种而遁，肥矣哉”，则是以道家功成身退的思想予以评价，称赞其隐退为美行。
扬氏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因而对历史上“不屈其志”、“不累其身”的隐士极为推崇。他推崇避秦之乱隐居商山，不朝汉高祖的四皓为“贤者”，称其行为为“美行”；更推举当世的隐士郑子真、两龚、严君平等。《法言·问神》说：“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问明》说：“楚两龚之絜，其清矣乎。蜀庄沉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吾珍庄也。”两龚，指龚胜、龚舍兄弟，汉哀帝时并为大夫，及王莽篡汉，欲用之，称疾，终身不仕。蜀庄，指蜀郡严君平。沉冥，言好深湛之思，玄默无欲。久幽，当是指严君平隐居成都，卖卜于市，得钱以自养，然后闭肆下帘，教授《大易》、老庄，并著作《老子指归》而言。隋和，指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以旃，即用之。扬氏以郑子真名震京师，以龚、严为国之珍宝，足见其对当世隐士的推崇和钦敬。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全引此文，可见受扬氏影响之深。扬雄又称赞李仲元说：“或问：子蜀人也，请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欤？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也。……仲元，世之师也。见其貌者肃如也，闻其言者愀如也，观其行者穆如也……”（注：《法言·渊骞》。）此条评说李仲元凡二百四十三字，是《法言》中字数最多的一条，且称之为“世之师”，由此可见扬雄对李仲元推崇备至，《三国志》作者重视扬雄的见解。他所以尊崇这些隐士，一方面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要宣扬他“时来则来，时往则往”，“时未可而潜，时可而升”，也即“可否之间”的主张，以达到既行道于世，又不屈志累身的目的。因此，只要能伸道，即使屈身也未尝不可。他也以此评论人物，称道屈身于廉颇的蔺相如为“长者”。但对季布忍辱为奴，却多所指责，认为“明哲不为”（注：《法言·重黎》。）。批评季布“不明哲”，也含有怨其不能及时隐退之意。
扬雄崇尚隐士，但对于东方朔却又极力不许其为“隐者”，并予以激烈的批评。他说：“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或曰：隐者也。曰：昔之隐者吾闻其语矣，又闻其行矣。或曰：隐道多端。曰：固也。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言谈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或问：东方生名过其实者，何也？曰：应谐不穷，正谏秽德。应谐似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秽德似隐。请问名。曰：诙达。恶比？曰：非夷尚容，依隐玩世，其滑稽之雄乎！”谈，疑均为“诙”字之讹，即诙谐。秽德指不拘小节。优即俳优。诙达，诙谐而通达，即下文所说：“滑稽之雄”。扬氏极力反对称东方朔为“隐者”，可能是针对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部分而发，而斥之为“滑稽之雄”。《汉书·东方朔传》赞语则详录扬雄之言，仅在文字上稍有增删。
扬雄还对众多的历史人物作了极为概括的评论。如批评信陵、平原、孟尝、春申为“奸臣窃国命”，于国无益；批评苏秦、张仪为“诈人”；评论淳于越、茅焦、蔡生、郦食其、蒯通等辩说之士，以及鲁仲连、邹阳等，皆有取于太史公，而又失之偏狭，远不如史公言之深切。对汉代人物的评论亦是如此。他以“言辞”评娄敬、陆贾，以“执正”评王陵、申屠嘉，以“折节”评周昌、汲黯，以“守儒”评辕固、申公，以定规策划于前评萧何，以奉随顺守于后评曹参，以左右辅相评滕、灌、樊、郦诸说，都比较恰切平实。扬氏又举张良、陈平、周勃、霍光四人之所长，赞之为“社稷之臣”；举张释之、雋不疑、尹翁归、王尊之所长，誉之为“近世名卿”；举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称之为“近世名将”；论石庆、金日
、张安世、丙吉为“自得”，李广利、田广明、韩延寿、赵广汉为“自失”，议论未尝不当。至于批评酷吏如虎之残酷，货殖似蚊之吸人膏血，游侠窃取国命，则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观点的反驳，也体现了扬雄的社会历史观点。上述种种，皆为班固父子所接受和发挥。由此可见，扬雄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对史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那种简单地以为扬雄历史观是“正宗儒学的观点”，未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