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模式的文化变迁分析_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档案模式的文化变迁分析_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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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探讨文化问题成为各实践领域的普遍现象。人们试图通过对文化问题的探究来解决制约实践发展的问题,为实践发展提供文化保障。受文化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影响,对实践文化的探究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但就社会实践的本质而言,对模式文化的探究,对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意义更加直接,这一点对档案实践发展的意义尤为明显。

1 模式文化的本质及其意义

在汉语中,“文”有“纹”的意思,指“纹理”,引申为某种特征,“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引申为用行动使对象发生某种改变。作为一种影响性活动,“文化”时刻在影响着人的心理与行为,并使人的心理与行为在一段时期内呈现某种稳定状态,从而形成静态的“文化”产品,包括人们稳定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动态文化有自发与自觉之分。自发文化表现为特定空间内的已有文化要素对受众发挥惯性影响而形成的文化氛围。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呈现明显的个性化特色。自觉文化则是从社会实践发展对文化的需要出发,选择相应的文化要素对受众进行系统化影响,以形成规范、稳定的局部文化,即模式文化,以支撑社会实践的发展,管理意义上的文化指的主要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化。

本文所讲的模式文化,指的是围绕具体社会实践管理所形成的社会实践思维与行为模式。社会实践思维回答的是社会实践是什么?为什么?等关系社会实践本质的问题,社会实践行为模式解决的是如何进行社会实践的问题,即社会实践行为过程的科学性或有效性,社会实践结果的目的性问题。

模式文化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目的性以及社会实践的理性化。人类对自身发展的价值诉求以及价值实现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决定了社会实践总是有目的的。尽管受人类自身有限理性的局限,我们对于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以及对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的认识不总是处于合理状态,但追求价值和实现价值路径的有效性与效率性却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为此,我们总是借助我们的有限理性,不断对模式文化进行选择与重构,以期找到有效支撑社会实践的文化对策。

社会实践理性化是促进模式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实践理性化旨在解决社会实践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效率问题,主要包括:社会实践出发点的合理性、实践路径以及实践方式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模式文化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实践出发点与路径的合理性问题,即社会实践思维的合理性与社会实践方式方法的规范性、有效性问题。

社会实践之所以对模式文化有此诉求,源于社会实践的价值性或目的性的实现对社会实践主体行为整合及其有效性的依赖。社会实践是通过对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来达成其目标的。现代社会实践的分工合作性意味着只有充分实现分工基础上的有效合作,社会分工所蕴含的效率功能才可能达成。而实现有效合作的基础在于员工立足于组织整体思维与目标来思考和开展自身的工作,组织模式文化的功能在于统一员工工作的出发点与价值观,构筑系统和相对稳定的工作思维,从根本上解决员工对组织管理的认知与认同,为统一员工的工作行为提供心理保障。在此基础上,模式文化通过规范的行为过程与行为方式来为社会实践的开展提供实践路径保障,降低社会实践的无序性与无效性,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实践的有效性。

2 档案模式文化及其变迁

档案模式文化属于部门文化,是由档案工作思维与实践运行机制所构成的支撑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专业心理与行为模式构成的档案文化现象。档案模式文化决定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根据社会发展对档案工作实践要求的变化不断调整档案工作思维与行为模式,确保档案实践发展顺应社会发展的整体要求,是档案模式文化建设应有的实践路径。

档案模式文化有自发和自觉之分。自发的档案模式文化是在档案工作实践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不断升华的结果。自发文化主要存在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社会变化相对缓慢,社会互动相对较低,社会实践基本上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运行状态。进入工业社会,受社会实践理性化的影响,实践文化逐步由自发文化发展为自觉文化。自觉文化是理性文化的体现,是社会实践主体通过理性认知与选择后,对自身应有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进行自我建构所形成的职业文化。相对于自发文化,自觉文化的变化性比较强,对社会的回应性也比较高。

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受社会对档案工作的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档案工作者对档案、档案工作价值的认知差异,以及档案工作实践运行机制与实践方式选择差异的影响,档案模式文化在思维与实践路径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就前者而言,档案模式文化经历了资政服务阶段、史料提供阶段、文化促进阶段(西方社会表现为公民权利维护阶段),以及当下的信息资源建设阶段;就后者而言,档案模式文化经历了封闭运行阶段、封闭与开放相结合阶段,以及当下的开放阶段。

档案模式文化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档案是什么?档案工作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什么?等关系到档案思维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档案工作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关系到档案工作运行机制与方式方法的选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档案被视为资政的重要资料,档案工作的核心作用被定位于服务社会统治,具体讲在于服务于君主、领主或皇帝的统治,档案工作的基本职责在于资政和服务于民众的教化;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档案利用权被视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服务于人的权利的实现被界定为档案工作的基本社会责任。与之相适应,档案工作功能得以拓展,档案工作开始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经济、文化以及公民权益维护成为档案工作服务的新领域;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后发性、社会文化与教育水平的相对落后性以及政权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升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完善政权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体制与机制。与此相适应,档案工作的社会功能定位在很长时间内依旧处于传统领域,即主要服务于政权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档案工作的文化功能不断凸显,档案工作被确立为一项社会文化事业。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信息化程度出现质的飞跃,网络化实践与网络化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实践方式与生存方式,立足社会信息化来界定档案工作的社会功能成为新的共识,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和广大人民个性化、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保障成为档案工作基本的社会责任。

与档案工作社会功能变化相适应,档案工作运行机制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档案工作服务的领域由单一发展为多元,档案工作逐步由政治的附属物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在此过程中,档案工作机制、原则不断丰富,档案工作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档案工作与社会实践主体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由疏离变得亲近。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档案模式文化急需做出相应调整,以促进“三个体系”建设,将档案事业建设成为一项与社会全面发展保持协调一致的社会事业。

我国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阶段,档案工作的社会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相适应的是档案模式文化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五位一体”社会建设[1]所带来的社会全面发展程度的不断提升,客观上要求以档案信息资源全面建设和信息服务全面化为基本追求的档案工作发展成为新的档案工作发展战略;网络社会所带来的网络办公、网络经营与网络生活要求尽快提升档案工作网络化程度,从根本上实现档案工作运行方式的转变;现代社会实践的互动性不仅为档案工作开放提供了可能,更要求档案工作尽快实现运行机制的开放,提升档案工作社会化水平。

为此,档案模式文化需要实现以下转变:

首先是实现档案思维的转变,即将档案的价值定位从凭证与参考作用调整为为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提供信息保障,将档案工作的功能定位从主要服务于某些社会领域转变为为社会全面建设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档案信息价值强调了档案对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的全面保障功能,突出了档案对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的不可或缺性。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录,档案成为我们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重要信息。作为生活在实践中的我们,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实践与生活的启示,为我们感受存在的意义,进而发现新的生存意义、拓展新的生活道路与路径提供了无法替代的信息源。与此同时,档案也提供了有效进行社会实践和维护我们个人权益的依据。相对于前者而言,档案的凭证意义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狭窄,因为相对于实体利益维护而言,对生存意义、发展道路探索对人类而言无疑更加重要与迫切。社会之所以要求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开放档案,根本意义就在于以此来满足人类自我反思与自我发展的道路选择对档案信息的需求。

档案价值与我们生存与发展关系如此密切,社会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便不能仅仅局限于公共部门所形成的档案,非公部门和公民个人及家庭、家族形成的档案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家庭、家族与个人身上,对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档案工作部门有责任培育并推动档案领域NGO(非公共组织)的发展,以此来全面提升非公共组织与公民个人的档案意识与档案能力,推动非公部门档案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实践、档案信息开发实践的开展,从根本上解决档案社会信息资源匮乏的局面,为社会实践和公民个人全面发展奠定档案资源基础。

档案工作社会功能定位的改变体现了社会实践价值追求的全面性以及公民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的不断提升推动社会建设日趋全面化,社会实践及其管理的科学化与协调性程度必将随之不断提升,社会实践及其管理对档案信息的潜在需求也将随之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随着公民个人对自身全面发展诉求的不断提升,对档案的需求,包括公共档案以及个人工作与生活所形成的档案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面对社会不断提升的档案需求,档案工作部门理应从根本上转变自身的工作思维,立足社会全面发展来界定自身的价值与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为将档案工作发展成为一项社会事业而实施的档案运行机制变革奠定思维基础。

其次是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转变,即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以及运行方式的信息化与网络化。现行档案工作运行机制主体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时期所确立的运行机制,档案工作无论是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还是档案事务管理,基本上还处于封闭运行状态,社会力量参与档案工作的情形比较少,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对象主要还是公共部门,对非公共部门与个人的档案事务给予的引导微乎其微;档案事务管理主体上尚处于档案法规、制度与标准的执行监管上,档案业务方面的技术指导与咨询所占的比例比较低,且覆盖面比较小,无法适应社会全面发展对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资源利用的诉求。

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众多社会实践领域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明显改变。相比而言,档案实践运行机制改革的力度相对较小,借鉴相关实践领域的改革举措,加大档案实践运行机制的改革力度是未来档案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具体说来,我们必须在运行机制方面实现以下基本转变:

一方面,必须实现档案工作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这里讲的档案工作开放指的是档案工作模式的开放,具体包括:档案工作主体的多元性,即档案工作主体不再限于档案部门本身,而是包括其他相关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在内的主体体系;档案工作实践过程的社会化,即档案工作众主体分工合作,共同推动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践的开展。

档案工作开放首要的是传统公共档案工作的开放。现阶段,公共档案管理部门应主动与主要的档案利用群体,如大学与研究机构合作,对尚未系统整理的历史档案,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进行规范性的整理,为社会利用这部分档案信息资源提供基础保障;加大与相关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部门的合作力度,加快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力度,解决珍贵档案保护面临的压力;加大与信息部门,尤其是门户网站的合作力度,尽快提升传统档案的数字化与在线传播的力度,适应网络化时代社会在线利用档案信息的需要。

除此之外,档案工作开放还应包括档案事业管理部门面向社会拓展其职能,即除了传统的针对公共档案、公共档案管理的管理职责外,还应积极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建设对社会档案事业带来的新挑战,扩展自身的工作对象,面向有代表性的非公共组织,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NGO组织以及有影响性的家族,指导其建立规范的档案工作机制、培育驾驭自身档案事物的能力。只有做好这方面工作,记录和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建设过程及其成果的档案信息资源才能够做到丰富,社会发展进程才能够得到直观、生动和系统的体现。

在发挥自身作用推动社会档案能力建设和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同时,档案事业管理部门还应积极发挥现有档案群众性组织的作用,搭建各种业务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鼓励档案工作者自主探讨创新档案工作路径,推动档案工作者结合本地实际走个性化工作发展道路。近年来,由中国档案学会牵头组织的全国性档案工作者年会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一个进步,但仅有年会这样一个平台是远远不够的,未来应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上有志于档案知识与档案能力普及的专业人士组建各种档案NGO,通过其提供完整的档案资源建设指导方案指导非共组织与公民个人从事自身的档案事务建设,推动全社会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为“三个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必须创新档案工作实践方式。随着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网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来解决工作与个人生活的需要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档案工作实践的网络化程度不仅决定了档案工作的现代化程度,影响档案工作社会职责的履行与社会功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影响社会实践档案需求的满足程度。当下,在社会实践网络化方面,档案部门需要在档案网络办公和档案信息网络开发方面实现突破。前者包括档案业务指导的网络化、档案业务交流的网络化、各种档案证明提供的网络化等;后者包括档案信息资源的网络检索、网络利用。

受档案工作封闭性的影响,档案部门无力解决档案工作实践网络化的技术问题,导致当下档案实践对网络技术的运用范围狭窄、水平低。目前仅仅在内部办公方面实现了网络化,至于面向社会的档案业务指导与档案宣传则基本上处于无网可用的状态。此外,受保密思维的影响,公共档案部门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尤其是档案信息资源网络传播问题上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受此影响,目前可以网上查询的档案信息微乎其微,不仅各大门户网站没有档案信息利用方面的链接渠道,专门的档案网站也不提供直接的档案信息利用。

档案工作实践方式的落后不仅影响到档案工作社会功能的发挥,更严重的是影响到档案部门自身的变革。社会实践网络化绝不仅仅是个实践方式变革的问题,而是推动社会实践运行机制、模式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实践理念变革的革命力量。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社会实践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导。就档案工作而言,文字技术、印刷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档案的种类与内容,推动档案工作技术不断变革,同时也给档案工作不断带来新的挑战,推动档案工作制度、档案工作运行方式不断调整。网络技术的应用将推动档案工作由封闭走向开放,提升档案工作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性,为档案工作发展提供新的社会资源,提供新的动力。同时,也将推动档案工作侧重点做出重大调整——传统档案编研工作的必要性大大下降,档案数字化、档案开放鉴定、档案信息安全维护等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渐突出。

3 结语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网络社会发展力度不断加大这一现实,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传统档案工作思维与运行模式越发显得不适应,构建新的档案模式文化,从根本上解决档案工作思维的开放性,确立“大档案”概念,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档案业务指导体系与服务体系,构建开放性的档案事务运行体系成为我国档案模式文化转型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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