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启蒙运动形成的一系列现代精神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得以在形式上实现，但是启蒙精神的理想形式则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发生了背离，并生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从而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现代性对于启蒙构造的感性与理性的断裂、个体与社会的断裂、资本与劳动的断裂开始阐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成对启蒙精神的背离，进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启蒙断裂的批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启蒙；资本主义；现代性；理性；市民社会
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和现代性进程的现实逻辑统一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启蒙运动思想传统的变革也根植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之中的。所以，启蒙作为一个包含政治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于人类自我解放的统一性范畴逐渐在历史演进中，尤其在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中断裂成为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形式。在资本主义确立其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启蒙作为这种统治的思想合法性传统被加以改造，呈现出典型的断裂性的现代特征。作为现代性的后果，资本主义在其自我发展中逐渐造成了启蒙的断裂，并且逐渐生成了晚近现代性，这两点是亦步亦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和对启蒙的改造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即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
启蒙运动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认识以改造世界的能力，充分享受自由的思想和行动环境，充分拥有获取财富和个人追求的能力的社会。在这种理念基础上建构而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架构而自我宣称将启蒙理想落地生根变成了物质性现实性的对象。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建立起启蒙思想家笔下的理想王国，而是变成了日益分化、对立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从启蒙思想到现代性的现实，资本主义看似继承了启蒙思想的精神，但实则通过启蒙思想的现代性断裂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现实转化，这断裂包括理性和感性的断裂、政治平等与财产权的断裂、资本与劳动的断裂。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努力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580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启蒙理想走向自己的反面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后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对民主、科学与财富进行支配的结果。
一、感性与理性的断裂
(一)感性与理性断裂的历史背景
感性与理性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我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感性与理性共同作为启蒙运动时代弘扬人类主体性的标志，理性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认识社会能力的深化，感性推动了艺术、文学等方面的繁荣，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促进了对人的情感、自我表达的诉求的解放，同样也促进了主体的彰显。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启蒙政治学的发展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逐渐确立了理性的统治地位，并按照启蒙理性的原则构建起整个社会的生产体系、交往体系、技术体系以及政治法律体系，从而展开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画卷，割裂了启蒙运动感性与理性的二重性，树立了理性的统治权。
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和运行方式已发生深刻改变，理性变成了理性主义，形成了更加隐蔽、复杂和多元的统治方式。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包括生产方式在内的全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工具化规范和科学体系。科学技术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形成了唯科学论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资本家利用科学技术加强对无产者剩余价值的剥削，并且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文化结构来消除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使之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现代理性社会运作结构之中，成为“单向度的人”。感性仅仅存在于个别艺术的领域之中，同样面临着文化工业对艺术的批量生产的威胁。同时，感性的表达方式与行为被看做是异端的社会失范行为被作为病症对待。整个社会形成了“商品、科技、世界市场三位一体”[2]的特质，结合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的攫取财富与加强统治。
古典哲学对于理性能力的弘扬和论证旨在将自我意识进一步的从宗教中摆脱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3]。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同样具有继承自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思想，将理性看做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自由思想”[4]，从而为追求言论自由而呼吁，将理性作为能够充分用于追求平等和自由的自我意识前提。理性思想天然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5]。在马克思思想的早期阶段，对于理性的赞扬是从属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抽象理性概念，这表达了马克思对于启蒙精神的充分肯定并且努力在实践中推动德国民主的发展。在马克思本身坚持这种启蒙价值观的前提下，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抽象性批判和对于现实国家法规执行的分析中，他发现了自我意识本身带有利益成分，这意味着马克思真正走出了康德式认为“理性能够使人超越特定经验和利益的限制……选择根据普遍规则行动”[6]的抽象理性观，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理性，理性并不是抽象、绝对的，而是基于一定的具体的、阶级的、历史的条件表达的。
(二)马克思对于感性与理性断裂的批判
马克思对于抽象理性的祛魅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资本主义理论之中，更是贯穿在其哲学的方法与认识原则之中。在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中，理性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准则，而只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一个阶段，而且其产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所以，现代性批判不能仅仅局限在理性批判的禁锢之中，“而是指向了由资本的运行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7]。事实上，马克思正是正是认识到了现代性带给启蒙思想的感性与理性的断裂才导致了理性的膨胀，使之成为了一种统治工具，从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种断裂产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与劳动的断裂作为启蒙断裂的最终结果，表达着资本主义现代性运行的根本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13]727。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商品的生产，更是加强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对社会和作为主体的个人之间断裂的再生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最终要归结于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相断裂的批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启蒙精神的背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和历史局限性。
个体与社会的断裂是启蒙带来的另一个矛盾。对财产权平等的要求根植于启蒙对于人的平等与民主自由的政治诉求之中，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状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从启蒙理性构想破灭的现实一步步演进到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批判的，政治平等的呼吁在于肯定了自由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指导意义，而自由主义抽象的机会平等却导致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不平等的拉大。这种断裂使得社会运作围绕金钱和资本运行，而不是抽象的公平观念运行，这就导致了对政治平等的呼吁变成了空谈和假象。
第二，马克思认识到启蒙理性与感性的现代性断裂，并在其哲学认识论中修复这种断裂。现代性导致现代人的认识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重构，并且在现实社会中也遵循着理性的社会建构。理性的膨胀在马克思看来是现代性的后果，也是资本主义维持统治的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手段。“诉诸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法不可能克服现代的矛盾”[11]，也就是说根据启蒙抽象理性建立起来并维持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将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用实践统一人的认识过程，从而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打下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将感性的引入为现代性批判的唯物主义本质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因马克思真正将感性认识纳入到认识过程的重要发现，对于无产阶级现实境况的关照才进入到了批判的视野之中，资本主义现代性那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理性观才真正的被唯物主义所取代，现代性批判才真正具备了现实物质的基础和前提。就像马克思所认为的，“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的哲学的批判……这种理解不在于到处去重新辨认逻辑概念的规定，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而在于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12]，即唯物主义的、关注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逻辑。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应用之下将对社会生活的考察引入实践领域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3]501
二、个体与社会的断裂
(一)个体与社会的异化与矛盾
第一，马克思通过对抽象理性的批判揭示了启蒙断裂的后果。马克思对于抽象理性的批判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理性观念的批判祛除了启蒙思想中的唯心主义色彩。“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现实性被设定为观念的发展，观念的产物，其实恰好相反，观念应当从现实的差别中产生”[8]，进而将理性确立在牢固的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上。由此可见，缺乏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的支撑，理性就被描述成为先验的、不变的永恒原则，从而脱离了现实的土壤，成为从单纯人的主体的抽象理性演绎而成的“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9]。另一方面，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基于抽象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和国家原则。认为看似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架构实际上只能保护抽象的人的自由，而不能保护现实、具体的人的自由。在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分析中这样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0]资本主义建构起来的制度仅仅从抽象理性层面树立启蒙的平等自由原则，而不顾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原则伪装成普世价值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维持剥削合法性的运行原则。
现代社区作为“单位制”的替代存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空间，面临着政府权力的让渡、基层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的高涨双重“挤压”，社区组织自身也面临着自身定位重塑以及多元治理伙伴的结构式关系的建立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基层社区治理格局架构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禁思考：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性”与“自治性”选择一定是二选一的选择吗？社区自治组织与其它社会治理主体相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凸显的优势能否成为其功能定位的现实依据？
一方面，马克思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出发揭示了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在黑格尔哲学的话语中，基督教与现代政治精神的一致性解读造就了鲍威尔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了他的市民社会分析。他认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3]540，并且“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13]582，从而发现了市民社会形成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现代性生成的意义。在社会领域，市民社会意味着现代性的起源，同时也随着宗教改革共同重构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和社会回归到了现实性的、世俗性的关系之中。但是，市民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张使得资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人和社会之间从宗教中得到解放的世俗关系虽然还遵循着启蒙精神的基本原则，但是越来越多的使“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14]。经过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解放的市民社会中诞生的无序性的资本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从宗教禁锢走向赤裸裸的金钱和物关系的另一个极端。
(二)马克思对于个体与社会断裂的批判
1.1 浅层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区别 高中生物学具有概念多、理解难，理论多、实践难的学科困境。笔者曾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课堂中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发现浅层学习在教学中还有一定的市场。较多的教师和学生将生物学当成文科看待，认为生物学凭记忆就能得高分，背诵默写成为部分课堂教学的常态。课堂上学生成为速记员和听众，被动接受知识，学习过程缺少反思，长此以往，会导致学生思维方式的僵化，学生的生物学学科素养就会低下。
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不加限制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加，并且使得社会社会不再是启蒙理想中那样共同平等的在公共秩序框架中生活，而是逐渐使得人屈服于物，屈服于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推动了异化对人的类本质的剥夺。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在社会与国家层面通过政治革命和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旨在保障人们的天赋权力，而在个体层面并没有得到实现，抽象的制度原则让位于现实的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仅仅实现了人们在物的依赖性条件下的人的有限自由。
1.1 一般资料 2015年—2017年应用LISS治疗复杂股骨远端骨折，男13例，女5例；年龄22～68岁，平均43岁；按AO分型：33C2型11例、33C3型7例；致伤原因：车祸伤9例，坠落伤5例，压伤4例；闭合性骨折15例，开放性骨折3例均为Gustilo Ⅱ型。手术距受伤时间5～16 d，平均7.5 d；均采用髌骨旁外侧切口，需辅助髌骨旁内侧切口3例，单纯应用LISS接骨板固定骨折14例，应用LISS接骨板结合空心螺钉或松质骨复位固定骨折4例。
马克思对于启蒙带来的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断裂在他的早期思想中就有所体现。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分析出发，将现代性批判指向了现实社会生产和现实具体的人的境况，祛除了从卢梭到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抽象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角度探寻现代性条件下人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个体与社会相断裂带来的人的异化。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580，来作为现代性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改变。人一方面被卷入成为整个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则是被自身所处的生产关系异化为孤立的个体，人的社会性被扭曲，人的本质被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重构为一种被物和生产关系支配的占有关系，“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1]233每一个作为劳动者的个体都被异化成为了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奴仆。这样，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传统关联被解构，取而代之的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关系，人在社会之中的主体性潜能被掩盖，并且成为了社会生产方式运行的基本单元。
三、资本与劳动的断裂
利用无人船的水质监测终端，借助NB-IoT 基站与水质监测中心构建的智能化河涌水域治理系统，完成了水质分析、智能排污、物品打捞等应用。通过模拟实验，并对水质监测中心收集到的测报数据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方案能较好地解决水质数据测报问题，具有可行性与应用推广价值。进一步研究将引进移动在线源解析监测平台、移动水质监测平台，优化河涌水质治理系统。
(一)宗教改革和社会革命为资本和劳动的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西方各国现代化起源的研究之中，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早一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革命，尤其是英国宗教改革为雇佣劳动的产生以及手工业工场的繁荣奠定了市民社会的世俗基础，这不仅促进了现代生产方式萌芽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创造了最早的资产阶级。恩格斯认为，英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等阶级同贵族并列。”[13]95韦伯也认为宗教改革带来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世俗社会对宗教的祛魅使得人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财富的追求，并且着重于现世生活的物质追求。在此基础上，手工工场的兴起吸纳了最初的一批劳动者和有产者的加入，资产阶级真正作为一个有相当社会力量的阶级发挥历史作用，资本的积累也开始进行。
根据用户间的相似度可以获取目标用户的最近邻居集合，并将其相似性作为权重预测目标用户对未评分项目的评分，故目标用户Ui 对项目i 的评分Put,i 预测如式（3）所示：
(二)政治革命为资本和劳动的发展解除了障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工场逐渐发展成为机器工厂的趋势，使得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对社会政治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半封建或封建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不断壮大，“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13]89一方面，社会革命为政治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为资产阶级革命培养了大量革命力量和革命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政治革命为进一步的社会革命扫清了障碍，“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13]87。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最终要落脚于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为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大众文化以及生产方式等等各方面统治的实现创造了现实物质的根基。
(三)工业革命为资本和劳动断裂的深化提供了加速的基础
工业革命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对全世界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且彻底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工业革命不仅带动了现实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资本再生产的剧烈扩张，也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奠基创造了一系列的思想基础。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在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得到明显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1]32，工业革命的进展提高了资产者的门槛，消灭了大量的中间阶层，与之伴随的生产力的提高、生产门类的增加、生产速率的加快和资本周转的加速不断再生产着资本和劳动者的贫困，加强极化了生产关系。工业生产带来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彻底的两极分化使得资本和劳动彻底的分离开来。资本越来越集中于掌握工业机器的大资本家手中，中间阶层大量沦为无产者从而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出卖。无产者只拥有自己本身的劳动而毫无资本，资产者通过购买作为劳动力的无产者来榨取其剩余价值从而完成资本积累。资本原则通过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弥散在社会各个领域，而无产阶级不仅要承担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状态，也要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处于异化状态，“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他们。”[13]542这样，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就不仅限于生产过程中，而是具有了整体的社会性。资本与劳动相分裂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表现和核心特征，对资本劳动相断裂这个批判性范畴的把握，正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话语的科学性所在。
总之，启蒙精神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的结果，也是启蒙思想所倡导的普遍价值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构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价值的结果。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构造的抽象理性、人的异化和资本增值的批判是马克思启蒙批判的一部分，也是他从启蒙批判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的枢纽。正是因为对包括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在内的唯心主义启蒙观的批判，以及对唯心主义启蒙观内在矛盾的敏锐发现，马克思才真正发现了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自由、社会的民主等方面追求的真正路径，破除了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启蒙已经实现的假象。经历了启蒙的资本主义批判使得马克思真正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进步成为一位唯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真正实现启蒙的唯一路径，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彻底的批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刘俊奇.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10.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2.
[6]田冠浩，袁立国.重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5.
[7]杜艳华，贺永泰.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体系及其影响研究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95.
[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5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11]罗骞.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92.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3.
The Triple Breakdown between Modernity and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from Marxism
LIU Yun-shan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A series of modern spirits formed by the Enlightenment were formally realiz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However, the ideal form of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deviates from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gene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thus strengthe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apitalism. Marx and Engels started to expound the deviation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from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break of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enlightenment structure, the break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d the break of capital and labor, and then launched a general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Marx and Engels' criticism of the enlightenment brea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Key words：enlightenment; capitalism; modernity; rationality; civil society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9)01-0035-04
收稿日期：2018-10-29
作者简介：刘云杉(1992-)，男，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马克思主义空间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研究(2018CSWY016)；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大学生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研究(18JK0652)
(责任编辑 董翔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