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经学和语言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两汉论文,语言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语言研究就开始萌芽。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论述，《公羊传》、《谷梁传》里面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和世界文明古国的语言研究媲美。而分类编纂的词汇《尔雅》出现也非常早，它不会晚于战国中后期，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可企及的。
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中，语言研究列在经学著作之内，作为经学的一个附类。《汉书·艺文志》如此，《隋书·经籍志》也是如此，因而不少人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经学的附庸，不算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个看法很有影响，但它多少是值得商榷的。近世有学者提出，当语言研究摆脱经学附庸地位，有自己独立目的时，语言学也就建立了。汉代的一些语言研究符合这一要求，具有独立地位的语言学著作出现在汉代。
一
汉代语言研究的发生和发展和经学有密切的关系。
汉朝共四百二十六年，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封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发达，是历史上一个盛世。
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在秦朝统治的基础上，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过了几十年，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化的要求也提上了日程。战国时期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都曾经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他们彼此起伏。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最初黄老的“清静无为”很适合当时休养生息的政治倾向，因而占了优势。与此同时，皇帝也征召了一些儒者在宫中传授经典。到了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统治地位。
汉朝初年征求遗书的时候，一些遗老靠记忆背诵了前代儒家经典，人们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把他们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经”。秦始皇焚书的时候，有些人把书藏在墙壁里面或者埋在地下，惠帝四年（前191年）明令除挟书之禁，于是一些儒家的经典先后出现。它们是用战国文字写的，被称为“古文经”。按理说，今文经和古文经本来只是书写的时候使用的文字不同，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但是在那个时候却成了对立的学派，互相攻讦，争论不休。
汉初的原始儒学在民间流传，它保持着质朴的特点，被称为“朴学”。汉武帝时，董仲舒把这种原始儒学加以改造，建立起了今文经学派。他们解经主要在于分章析句，所以有“章句”的名称。它们尽量把经书和当时的政治联系起来，强调“通经致用”，秦皇、汉武迷信方士神仙，使经学也蒙上了方士色彩和迷信意味。治《易》有了灾异一派，《尚书》的《洪范》可以察变，《禹贡》一篇可以治河，《诗》三百篇可以当成谏书来读，《春秋》可以断案决狱等等。到了后来，阐发微言大义，离经义越来越远，但是它们适应了那个时代政治的需要，受到皇帝和统治者的重视，被列为博士，西汉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
和董仲舒差不多同时有个孔安国，他是孔子的十二世孙，他能够读古文经，曾经受皇帝的命令为《尚书》作传，（注：孔安国的《尚书传》已经佚亡。今天看到《尚书》里面的孔安国《传》是东晋人伪托之作。）他还写了《古文孝经传》和《论语训解》，在古文经学的建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古文经的传本多为战国文字，不加解释就无法使人们理解，因而古文经学家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疏通，他们对准确的理解经典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汉代语言研究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到了东汉初期，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但是古文经学不注重语言文字的缺点越来越显露出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曾经在京城白虎观组织儒生讨论五经异同，汉章帝亲自参加，并且用他的名义把讨论的概念写成定义，这本来是一次抬高今文经学家的会议，但是今文经学家只会总结章句，不会概括文义，最后这次编书的任务还是落到古文经学家班固的身上。班固总结了当时讨论的意见，写成了《白虎通德论》一书。
西汉今文经学家多数是各专一经，甚至“或为雅，或为颂”，数人共治一经，他们解经支离蔓衍，不着边际，一部经书的解说多达百余万字，如治《尚书》的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开头的“曰若稽古”四字就用了三万字，一个人从少到老未必能够通读一经，这就决定了它们很难长久继续下去。
在西汉时期，古文经学一直受到压抑，为了自己的生存，古文经学家们兼学今文经学，而且不主一经，学风质朴，使他们在与今文经学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班固的弟子马融，遍注《易》、《诗》、《尚书》、三《礼》、《论语》、《孝经》，还写了《三传异同》，他是皇亲国戚，具有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对古文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古文经学达到全盛的境地。马融的学生郑玄，遍注群经，成了古文经学集大成的学者。此后古文经学才压倒今文经学，出现了古文经学的一统天下。郑玄注经，兼采众说，不拘一家，取舍之间能够符合语言实际，对于语言研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应该看到，郑玄的注释是为解经而作，虽然他的著作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语言学观点。但是他还没有摆脱经学的樊篱，还不好把它们看成是独立的语言学著作。
二
汉代一些流传到今天的辞书，它们不是为经学的目的而作。尽管它们的作者都读过经书，对经学有一定的素养，但是他们的撰述超出了经学的范围，不是专门为了解经。这些著作可以看作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了。
扬雄是西汉有名的学者，在《汉书·扬雄传》里面对他的学术传授语焉而不详，只是说他“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说明他对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今文经学没有专心致志地去钻研，但是并不是说他对经书没有深入的了解，《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谈到他的创作时说：
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注：《华阳国志》卷十，成都志古堂刊本。）
他摹仿了前人大量的著作，其中《太玄》、《法言》、《训纂》和《方言》所摹仿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都列在“六艺略”里面。
《方言》虽然摹仿《尔雅》，但是它对《尔雅》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其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尔雅》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类聚在一起用一个通行的词去解释它们，而《方言》则是在这些条目之后又尽量注明这些词的方言来源，（注：参看拙作《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79年第四期。）如：
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楚之间谓之哲。
（第一）
虔、儇、慧也。秦谓之谩。晋谓之
。宋楚之间谓之倢。
楚或谓之
。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同上）
按照《尔雅》的体例，第一条就只是：“党、晓、哲，知也。”第二条是：“虔、儇、慧也。”如果把这条里面涉及的方言词加上，也不过是：“虔、儇、谩、、倢、、黠、鬼，慧也。”扬雄在条目之下标出了方言的来源，这就是他和《尔雅》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也就决定了《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注：参看拙作《扬雄〈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古汉语论集》第二辑，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方言》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扬雄写作方言的目的。它说：
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词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根据黄侃先生《声韵略说》的说法，“旧书雅记故俗语”七字连读，“言旧书雅记中所载故时之俗语也。”（注：《黄侃论学杂著》第102页，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这话的意思是说，最初分裂的各个诸侯国之间，互不往来，有着自己的方言俗语，在扬雄时代或者变得相同了，但是六艺群籍里面记载这些词语还反映出了这种方言的差异，恐怕后来的人不知道它们的最初情况了，所以需要对它们作出解释。
《方言》所收录的词语大大超出了群经的范围，而见于经书的不到半数，这样，《方言》这部书不是为了解经而作，它成了一部方言比较词汇著作，应该属于语言学的范围，它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
三
再谈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是东汉时期的人，他是经学家贾逵的学生，《后汉书·儒林传》里面有他的传。传里面说：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於世。
《说文解字》里面还提到他是贾逵的学生，贾逵、马融都是古文经学家，许慎也应该属于古文经学家之列，他写的《五经异义》今天已经佚亡，只有《说文解字》还保存下来。
《说文解字》里面引用了不少古文经的材料，从许慎为这部书写的《叙》里面可以看到，《叙》中说：“其称引《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但是，许慎对于今文经学，凡是可以佐证《说文》的，他并不排斥，而是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来。（注：余行达《〈说文解字〉采用今文家说》，《阿坝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它和经学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从许慎写的《叙》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虽然他引用了大量的经书材料，但是它并不专为读经而作。全书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而经书使用的不同汉字不到七千，这说明《说文》里面收列的汉字至少有两千多不见于经书，如：
蓶，菜也。从蓶艸，唯声。（蓶艸部）
踞，蹲也。从足，居声。（足部）
郦，南阳县，从邑，丽声。（邑部）
邖，本不胜末，微弱也。从二瓜。（瓜部）
邖，陬嵎高山之节，从山，从卩。（山部）
这些字都不见于经书，而是当时通用的汉字。如“郦”字，是秦二世二年刘邦所置县名，当然不可能在经书里面出现。
比较实事求是地说，《说文解字》有它为解经而作的一面，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公正的；但是，它还有为国民识字的一面，它超出了经书的范围，至于《叙》里面谈到文字的社会作用，汉字的结构、起源和发展，以及他的编纂体例，这些说明已经具备了汉语字典的雏形。而这类详解词典在西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从这个意义说，《说文解字》应该是一部语言学著作。
四
最后谈刘熙的《释名》。刘熙《后汉书》里面没有传，根据近人考证，他是青州北海人，和郑玄是同乡，有人推断他曾经从郑玄受过业，（注：参看张舜徽《郑学传述考》，载《郑学丛著》第167页，1984年，齐鲁书社。）但是却没有更确实的证据。刘熙为当时青州名士，（注：《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伏滔论青楚人物。）他的学术师承不清楚，东汉末年他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来到交州，在那里聚徒讲学，三国时吴、蜀有些名士是他的学生。（注：《三国志·吴志·程秉传》、又《薛综传》、《蜀志·许慈传》。）《释名序》里面说：
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於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圣人于时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于既往，哲夫巧士以为之名，故兴于其用而不易其旧，所以崇易简，省事功也。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
这段话它指出了名称的社会性，同时谈到了他撰写《释名》的目的，具有浓厚的语言学意味。
《尔雅》一书是收集经传训诂而成，它里面著录的词出于经传者多，而《释名》的选材是那些“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论述它们得名的所以然之意，探索它们命名由来，它不是为了诵读经学而作，它和一些文明古国曾经出现过的词源学著作没有多大的差别，应该认为它是已经脱离了经学范畴的一部纯粹语言学著作。（注：丹麦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中译本）第24-27页，1958年，科学出版社。又裴特生《十九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史》（中译本）第3-4页，1958年，科学出版社，拙作《刘熙〈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语文园地》1985年第12期。）
东汉时期，学者们利用注经的方法来为其它的古籍作注。如高诱的注《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王逸注《楚辞》，赵岐注《孟子》等。里面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其不是经学的附庸更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可以认为，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一批研究语言的著作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向着独立的语言学学科的道路发展。
标签：语言学论文; 经学论文; 汉朝论文; 语言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尚书论文; 读书论文; 释名论文; 方言论文; 古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