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金砖合作：进展、动因与前景
张 立 王学人
【内容提要】 金砖机制作为当代新兴经济大国最为重要的合作机制之一，已经成功运行了十年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创意因素的贡献也是金砖机制的一大特点。金砖机制问世后，其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自身实力不足、相互竞争以及来自外部的阻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对金砖机制的作用不宜过度夸大。金砖合作既有可能高歌猛进，也有可能稳健成长。但无论如何，它都将对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左右世界未来行进中担当起建设性角色。
【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 金砖合作 创意 前景
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不断崛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深刻的权力转换和秩序调整。金砖机制的问世，正是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它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呈现相对衰落的背景下，联合起来挑战既有的霸权秩序所做出的一种新尝试及新努力。无论是从理念上或是实践上，它都对旧有治理秩序提出了质疑，勾划出了一种新的替代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1) Armijo, Leslie Elliott,“The BRICS Countrie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as Analytical category: Mirage or Insight?”,Asian Perspective , (31)4, 2007,p.7-42.经过十年的摸索实践，金砖机制成就斐然，已进入稳定运行期，成为与“七国集团”(G7)相并立的国际重要多边协调机制之一。金砖机制的发展前景如何，不仅体现出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间能否坚持团结深化合作，也直接关系到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化调整情况，因此，加强对金砖机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其意义十分显著。本文旨在全面回顾金砖合作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形成动因，分析其影响与局限，展望其演进趋势，从而为增进人们对金砖合作的理解提供一些参考。
一、金砖概念的提出与金砖合作的发展
(一)“金砖”概念的问世与金砖合作的诞生
“金砖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报道中的重要名词，如今几乎早已家喻户晓，但在最初意义上，它只是盛行于投资行业的一个经济词汇。该词的发明者是供职于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2001年11月，他在名为“打造更好的全球经济金砖”报告中(2) Jim O’Neill,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London: Goldman Sachs), No.66, 2001. ，提出了金砖这一词。其中“BRICs”分别代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其发音与英文的“砖块”非常相似，加上这四个国家又都是重要的新兴经济大国，因此就被称为“金砖国家”。
2010年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表示(3) 吉莲·邰蒂: 《“金砖四国”的来龙去脉》(下)，2010年1月2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000?full=y. ，奥尼尔当时之所以能发明出这一概念，与两大原因有关：一是他刚刚担任高盛公司经济研究组联席主管，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急需新主题和新想法的指引；二是纽约“9·11”恐怖事件给了他灵感。该恐袭事件令他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产生了怀疑，认为恐怖事件有力地证明了非西方世界为何开始变得越发重要——尽管是以一种负面的方式。在审视世界后，他将目光聚集在了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中国，认为这些国家拥有相似的特质：大量的人口、欠发达的经济、亲全球化的政府以及高增长的潜质，“这些特点使它们成为了天生的兄弟姐妹”，应当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冠名考虑。(4) 为什么把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放在一起形成金砖四国的概念？金砖概念之父，高盛全球经济学家奥尼尔被无数人追问过这个问题，或许是为了一劳永逸，他最近在一份公司内部报告中给出了答案。“中国和印度都需要的许多东西，正是巴西和俄罗斯所拥有的，所以它们自然被归为一类”。他也提出一个硬性指标来进行解释：把那些经济占全球总量5%、或者未来有可能占全球总量5%的国家放在一起，就是金砖四国。参见：《“金砖四国”概念之父展望2050》，http://finance.cctv.com/20090617/103093.shtml. “金砖”一词也就在上述那份著名的报告中面世。在他看来，在未来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为此制定(全球化)政策的全球性论坛应进行重组，以赋予金砖国家这一群体以更大权力。
2003年他所领导的团队又提出了名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报告(5) Wilson D,“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lobal Economics Paper (London: Goldman Sachs), No.99，2003. ，预测到2039年，金砖四国的经济规模可能会超过最大的西方经济体，而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日本一起进入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行列。高盛这份报告出台后，使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金砖四国”概念迅速风靡全球。
2005年12月，高盛发布的新报告《BRICs有多稳固》继续看好金砖国家(6) 亚夫：《BRICs金砖四国之一印度是个“身披破衬衫的健壮小伙”》，《中国商界》, 2008年第5期，第86页。 ，称BRICs看起来确实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大小)的进步要快。由此高盛调整了预测：中国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比2003年的预测稍快一些)，而印度将在2033 年超过日本(比早先的预测稍慢一些，原因是日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7) “金砖四国之梦：通向2050之路”,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4/779299.html.
1.我们为了活命吃东西，为了保命又不敢吃东西；2.交话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废话那么值钱；3.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星期一上午到星期五下午；4.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更可悲的是，小三还要来盗墓。
回水分为厂前回水及尾矿库回水。精矿浓缩池溢流水、尾矿浓缩池溢流水及过滤滤液等厂前回水经水泵加压后通过生产回水管道系统输送至高位回水水池。尾矿矿浆浓密后浓度约为55%，因此进入尾矿库尾矿矿浆仍含有大量水，同时选矿工艺中的除尘废水，冲洗废水以及厂区溢流跑漏的废水等随尾矿浆一并进入尾矿库中。根据环保要求尾矿库内水不能排放至下游，且从节水角度考虑，尾矿库内设回水设施。尾矿矿浆在尾矿库内沉淀澄清后经库内浮船回水泵站，通过生产回水管道系统输送至高位回水水池。
金砖概念提出后，曾经成功吸引了高盛公司客户以及投资界对新兴市场的兴趣，但也受到了批评，认为其国家选择过于主观，甚至名不符实，它主要是高盛的一种营销和炒作行为，用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而被选中的四个国家，其在最初几年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俄罗斯感到高兴、中国有些困惑，巴西有些怀疑，而印度无动于衷”。(8) 吉莲·邰蒂：“‘金砖四国’的来龙去脉”(下)，2010年1月2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000?full=y. 直到2008年5月，俄罗斯在叶卡捷琳堡举办了金砖四国外长会晤，这才意味着金砖概念获得了金砖国家的官方认可与回应，从一个纯粹的经济投资概念转变为国际政治概念。2009年6月，首次“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出席会议的四国表示，有意在这次金砖四国峰会之后，把这一机制延续下去，未来将定期举行类似峰会。至此，金砖合作机制正式成型，迈入全球治理舞台，成为新兴经济体合作的新兴平台与机制。
(二)金砖合作的发展
2009年建立起来的金砖国家年度峰会机制，在接下来的历年中得到了认真执行。每年均由主办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点和金砖国家的利益需要，设置议程，展开沟通，形成政策与共识，最后以公报的形式发布。这使得BRICS与G7/G8一样，逐渐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国际性合作论坛之一。其中，G7/G8代表着霸权国及其阵营的合作与利益，BRICS则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声。尽管金砖国家聚集到同一个场合，就全球经济治理事务等展开沟通并不罕见，如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国际性组织中它们也曾共聚共商，但是像这样带有限定性的“小型俱乐部”式合作，对它们而言仍然是全新的开端。而BRICS也就在各国逐渐的尝试接触互动中，成长发展起来了。
到2018年为止，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共举行了十次，与此相配套的，还有一些部门级会议。根据历次会议的内容和成果特点，可以把目前的金砖合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奠基启航阶段和扩员阶段，时间上是从2009年到2011年，其间共举行了三次峰会。三次峰会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9年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的首次峰会，拉开了金砖合作的序幕，也给金砖合作的方向定下了基调。俄罗斯在金砖机制的形成上扮演了一个能动的初级行为者角色。而其他三国的响应，则表示它们是金砖制度创新中的次级行为团体。这次会议召开时，最为重大的国际背景是在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了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危机拖累。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四国主要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二十国集团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对话交流。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指出，本次会晤为金砖四国的领导人探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非传统路径”提供了难得机会，“如果只是由一种货币(美元)主导，那么这样的全球货币体系不可能成功”。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则表示八国集团“已经死亡”，虽然G8还是重要的，但不能代替金砖四国，因为后者的国土总面积占世界26%，人口比重高达全球的42%。(9) 《金砖四国探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非传统路径”》，http://finance.cctv.com/20090617/103159.shtml. 在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四国领导人就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包括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以及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等。这次会议还确认了四国联动机制。而在次年4月于巴西举行的金砖第二次峰会上，四国就吸纳南非达成共识。同年12月，四国决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自此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南非的加入，意味着金砖合作的地域代表性更加广泛了。在2011年4月于中国三亚举行的金砖第三次峰会上，南非作为“新成员”亮相，金砖完成了首次扩容，进入五国时代。
第二阶段是探讨推进落实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并取得历史性、永久性成果的阶段，时间上是从2012年到2014年，其间共举行了三次峰会。在2012年3月于印度德里举行的金砖第四次峰会上，率先提出探索建立新开发银行可能性，这是金砖国家在变革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上所走出的实质性一步。而在次年3月于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第五次峰会上，成立新开发银行的设想继续推进，五国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在这次会议上，金砖合作机制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立了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并在财金、经贸、科技、卫生、农业、人文等领域启动了部长级对话机制。此次会议上举行了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的对话会，开启了最早的“金砖+”模式。在接下来的2014年7月于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第六次峰会上，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正式落地。五国确定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额度、比例分配和总部所在地，还通过了《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这一应急储备安排也是五国共建集体金融安全网的新尝试。
第三个阶段是金砖合作的巩固、议题延伸和深化促进阶段，时间上是从2015年到2018年，其间共举行了四次峰会。这一阶段中的金砖合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巩固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如2015年7月的金砖第七次峰会通过了《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为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矿藏加工、能源、农业、科技、创新、财经等更为广泛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指南；在2016年10月的印度果阿峰会上，各国同意进一步推动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合作、税收体系改革、海关部门互动等，对设立一个金砖国家评级机构的可行性展开研究；而在2017年9月的中国厦门峰会上，也继续强调要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具体诉求是推动IMF进行份额总检查并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和落实世界银行股权审议。这意味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仍是金砖不变的聚焦点。二是不断延伸议题领域，如在乌法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还就联合国改革、维护二战成果、世界经济形势、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乌克兰局势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表达了共同立场。果阿峰会发表的《果阿宣言》也就联合国事务、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巴以矛盾、阿富汗局势等重大政治事务表达了金砖五国共同的立场。(10) 徐海静、胡丹丹、白纯：《国际观察：金砖国家果阿峰会取得重要成果》，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017/c1002-28785677.html. 这表明金砖合作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金砖国家正在逐步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11) 周良、温馨：《乌法金砖峰会有何成果》，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10/c_128008045.htm. 三是合作机制更加完善。乌法峰会上举行了工会论坛、公民论坛和青年峰会。厦门峰会延续了德班会晤以来的外围对话做法，举行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推进了“金砖+”合作，这有助于扩大金砖国家的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至此，从2008年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到2018年南非约翰内斯堡首脑峰会，金砖合作已走过十年历程，机制不断完善，合作向纵深推进。
总体而言，经过10年来的实践积累，金砖合作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实现了机制化和稳定化发展，取得了诸多实质性合作成果。事实上，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新世纪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引领者和发动者，扮演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代言人角色。它也是非霸权合作在新时期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非霸权合作的前途与方向。
《福布斯》报道称，亚马逊的市值也许比阿里巴巴更高，但是在处理的交易总额方面，它却在其中国对手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阿里巴巴正在收集到更多数据，它们最终可能使其有能力提供比亚马逊更好的购物体验。这是否会使阿里巴巴有能力在美国市场挑战亚马逊仍有待观察，但这的确将提高阿里巴巴在其他地方与亚马逊展开激烈竞争的可能性。
二、金砖合作的发展动因
是什么原因使金砖国家走到了一起？金砖合作为何能够不断推进并发展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作机制之一？本部分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发展中国家的被轻视论
德国学者德克·梅斯纳(Dir Messner)和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一文中指出，(12) [德]德克·梅斯纳、[德]约翰·汉弗莱:《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赵景芳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6-9页。 尽管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兴起，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却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911”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中国和印度等为此被迫成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
式(16)表明：协同成员pi的知识掌握程度W(pi,K)可表示为协同成员pi与其所掌握的知识点之间的边权权重之和；协同成员pi与其他成员间的关联关系强度W(pi,P)可表示为协同成员pi与其所关联的其他协同成员之间的边权权重之和。
梅斯纳等认为，在冷战后的全球化世界中，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银行管制、全球气候变化、国际产权、移民流动、人道主义干涉、打击跨国恐怖主义以及国际贸易体制等全球化问题的需要，全球治理理论和目标得到了新的发展，包括政府间组织，也包括半官方及完全非官方的团体如私营企业等，都被视为全球治理中的行为体。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却受到了忽视。如在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影响力一直都是相当有限的。“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的回应则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单极世界秩序时代的到来。美国被视为是能对全球治理进程继续施加广泛而持久影响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前景将是黯淡的。在西方出现的诸多有关未来政治发展的理论预言中，也没有看到重视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论调。这就使得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现行主导者不可能为迎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预留好空间。然而，这一切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崛起而被改变。梅斯纳等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不同的问题上都可能会产生分歧或根据立场来划线。为此，崛起的“东方”必然对守成的“西方”构成挑战。
毫无疑问，对观念、利益的相似认知是金砖合作不断前进的根本性原因。国家的能动性策略选择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观念和实际利益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事物。之所以能产生合作的观念，也与合作利益的物质性或实际性存在是分不开的。观念不可能背离现实，它至多只是对现实的反映或前瞻性预测而已。这种观点所提出的“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也并非全新的变量，就是对制度创新收益或合作收益的预期，这种合作收益不仅仅是建立在对正收益预测基础上，也有可能是出于对如果不作为则将继续蒙受损失的这一“负收益”的衡量基础之上。即如果没有合作，那么就绝对没有收益或不断承担负收益，这不是依靠预期才能看得到的东西，而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在强调观念与认知作用在促成合作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些理念或规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总是现实的投射，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的。而此种看法所提出的国家能动论，反倒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即国家并非国际体系中被动的主体，它实际上仍有选择的空间。不同的策略总是指向不同的结果。在金砖合作中，各国所采取的主动策略行为，使得它们取得了合作这一较好的结果。这对于理解金砖合作是有意义的。然而，这种观点同样没有解释金砖合作为何是这几个国家的合作，为何是在特定的时刻而非更早或更晚的时候出现。
(二)制度非中性论
总之，只有纳入了创意或灵感的因素，并与其它因素相结合，才能全面地解释金砖合作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对创意因素的探究，也应成为理解国际政治现象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制度非中性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论证了金砖合作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所出现的利益诱惑。这些新的利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砖国家拥有继续提升经济实力的现实要求，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仍然很大，需要好的外部环境来继续加快自身发展。二是金砖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方面拥有利益交汇点，特别是在稳定外部环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应对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危机损失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三是金砖国家拥有继续提升国际地位，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共同诉求。例如，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帮助发达国家共同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仍然无法通过相应的国际机构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和金融货币政策进行监督和制约，对比发达国家在以往类似行动中所享有的权利，这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这些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上具有许多共识。
制度非中性论的上述观点，从创新收益的角度解释了金砖合作的出现，其对共同利益的阐述也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它所存在的问题是，这种创新收益并不仅仅是在21世纪之后才存在，而是长期存在着的，过去的南南合作中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同样是基于这些共同利益而发生的。
(三)多因素折衷论
还有一种观点是综合内外多个方面的因素来共同解释金砖合作的起源。(14) 任琳、尹继武：《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2-125页。 这种看法认为，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来看待金砖合作的出现。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指出的，变化总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应当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分析。不仅如此，该观点又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合作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基于心理层面的观念性认同，另一个是基于实用层面的功能性合作。为此，该观点又将金砖合作的内外因素细分为规范视角和功能视角的因素来加以研究。决定金砖国家合作的外生功能因素主要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等，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等。内生功能因素则有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等。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这些因素通过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这两大机制而联系到一起。其在金砖合作中的具体表现方式是，在国际制度非中性以及金砖国家政治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其对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相互间的分歧，由此产生了联盟组织的信任，使得金砖国家组织趋于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尽管上述观点看似全面，但其真正的特点在于它突出强调了规范或认知因素的重要性，带有一定的建构主义色彩，强调了国家的能动性对于合作起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如任琳、尹继武所指出的：“与简单的强调结构压力的合作起源不同，在金砖国家合作起源解释中，还可以看到国家的策略选择和认知的重要性。比如，国家间互补性的发展和调节，国家间对利益一致性的判断和塑造，以及塑造一种良好国际规范的预期。关于同质性同一性的知觉及身份、地位和利益共识的增强等，都有力地促进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形成。实际上，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体现了国家的能动策略。”(15) 任琳、尹继武：《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28页。
虽然梅斯纳等没有直接论述金砖合作的动因，但他们却指出了金砖合作的一个关键背景，那就是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被忽视和与西方立场的不一致。他们是从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视角来分析中国和印度等金砖国家对既有的治理秩序提出的挑战的。金砖国家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经济权力格局的变化，又使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为了适应权力关系的变革而相应变革。其结果就是一个具有共同立场的发展中国家阵营的诞生。
(四)创意因素的贡献
其次是金砖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也构成了一定的制约。金砖国家间存在的显著异质性，以及相互间存在的各种竞争，正是人们对金砖合作不抱信心所持有的最为常见的依据。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宗教信仰、政治体制、语言文化、经济模式等多个方面，并且相互间地理跨度如此巨大，要在跨洲际的层面将这些五个国家整合为一个声音一个论调，其难度可想而知。即使能够达成的交集，那也应当仅停留在较浅的层次。对比来看，在发达国家组成的霸权治理体系下，各国在历史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却有着根本的相通或共同之处，因此，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能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那也是完全可信的、合乎逻辑的，但要说金砖国家能够成功，却似乎有些荒谬或难以置信。
从一个商业性创意到一个颇有影响的国际性合作机制，金砖概念的惊人嬗变表明，国际合作不仅需要共同利益的存在，或者霸权国家的操持，带有概念性、指引性的创意或知识开发，对于增进国际合作同样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关注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创意的激发和形成。
事实上，回顾所有重要国际治理组织的诞生，它在最初都是各种意念在人类头脑中反复设计构思所凝结而成的蓝图。如正是对“美元—黄金”本位制和IMF决策程序等的精心构思，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式成型奠定了思想和概念基础。这些拟人化的法人组织，虽然事先早已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最终能否在制度和实践中得到体现，仍离不开人类头脑的精巧设计。
创意就一般性概念而言，是指创造意识或创新意识的简称，也是对现实存在事物的理解以及认知所衍生出的一种新的抽象思维和行为潜能。从其定义看，创意的产生，其基础是对现实事物的深刻理解，其实现途径是抽象化的思维创新，经过头脑加工开发，创意便从无到有，变成极富价值的新概念。
试验材料来自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黄集镇、古驿镇、朱集镇、峪山镇、石桥镇、张家集镇、程河镇和龙王镇等9个镇农户2016—2017年度种植的小麦品种。
从创意的角度来看金砖概念，它既经得起分析性思维的检验，也是创造性思维的产物。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四个国家在规模、体量与发展潜力上的一致性，可以令它们归为一类特殊的国家组合，也就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阵营大国。这一点在21世纪之初，也就是奥尼尔发明金砖一词之时，已经变得很明显了。抛开这四个国家之外，罕有再能从总体规模上与其比肩的非西方大国。而在此之前，这四个国家的发展态势也还并非如此明朗。比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印度和俄罗斯都还游离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系之外，其经济体制也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也远不如21世纪后那样笃定。因此，金砖国家之所以在21世纪后而非在旧的南南合作时代得以成型，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事。另一方面，将这些大国用“金砖”一词“捏合”到一起，则体现了创造性思维在发挥作用。它以一个容易为人们所熟记的名词将这些国家归到了一起，并赋予了它们以共同的标志性特征——充满希望和发展潜力的大国或新兴市场。这一“捏合”就把人们对这些大国的传统认识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不再是孤立地看这些国家，而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这一视角的转换，正是创意诞生的生动表现。
制度非中性论认为，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表现来看，它主要体现为由众多国际制度或国际机构所组成的一个规范网络。(13) 徐秀军：《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78-79页。 这里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其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等的设定，反映了不同行为体的利益博弈与诉求结果。它往往体现了制度创制时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偏好较量，因此，表面上它对各行为体都是公平的、一视同仁的，但在本质上它对利益的分配是有倾斜性的，呈现为非中性特征，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制度框架下所能获得的收益不相同。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情况看，最主要的、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发达国家(集团)的主导下建立的。发达国家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在制度收益分配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少全球治理非中性带来的不利影响，金砖国家才走到了一起并建立了新的合作机制。
三、金砖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与限度
(一)金砖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
从金砖机制建立至今，它对全球经济治理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高了新兴经济大国的地位和话语权。这是金砖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的最为直观和显著的影响。五个新兴经济体大国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声，其国际影响大大超出了单个国家的份量。在经济地位上，金砖五国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增长发动机(16) 《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中国基金报》，2017年8月28日。 ；金砖五国的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是极具潜力的新兴成长市场；金砖五国在能源、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禀赋上也得天独厚；金砖五国涵盖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五个新兴大国之一，其规模并不比发达国家的G7组合逊色多少。更重要的是，金砖五国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期，发展潜力十分广阔，这是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不能比的。因此，金砖国家如果足够深度相融，就可以内生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循环体系。这样的力量足以让金砖国家的声音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在政治上，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对全球重大事务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权力，所以金砖国家并非简单的发展中国家集合，实际上也是大国的集合，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强强联盟的表现。也只有包含这些新兴大国在内的国家组合，才有实力去抗衡由发达国家组成的G7组合，使之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一种新的平衡力量。
第二，提出了新的治理规范。金砖合作启动以来，历次金砖峰会所发布的宣言、声明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各种讲话，均传达出了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所持有的基本理念与共识。这种共识被称为是“金砖共识”(BRICS Consensus)，它与此前全球经济治理中盛行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形成鲜明的对比。(17) Mukul Sanwa：《金砖国家的前进道路：一种新的全球模式》(BRICs and Stepping Stones: A New Global Pattern)，赵洋编译，《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2014年10月21日。 “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观念为指导，同时又混杂着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根本特性在内。它们强调无差异的自由开放，无视各国发展阶段不同而一味重视政治权利和人权，同时排斥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国际治理制度上体现为布雷顿森林制度式的以“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个国家一票”为基础的治理。这一制度表面上带有民主和中立色彩，但本质上却有利于经济水平更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强和社会体制更加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然而，金砖国家却秉持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在构建国际秩序中所具有的共识，提倡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一般原则，以及诸如开放、务实、团结、不针对第三方结盟以及拒绝强权和非侵略性的准则等。(18) [俄]亚历山大·雅科文科：《金砖国家：全球合作的新模式》，黄婧译，2016年11月11日，http://money.163.com/16/1111/16/C5JQSMF9002580S6.html. 在经济事务上，金砖国家则主张加强改革现行金融和经济治理架构，体现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的民主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另外，金砖国家合作不以实力为规范制定的基础，而是身体力行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合作治理文化。尽管目前金砖合作的这些规范还主要体现于金砖合作的内部，但是它也给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板。随着这一规范的社会化效应不断扩大，它也会对现行的霸权治理理念构成愈加有力的挑战。(19) 这些规范主要表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印度则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考虑到所有国家利益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共同创造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巴西提倡各国应在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认为国际法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工具；墨西哥反对单边主义，呼吁强化多边机制，开展国家间对话与合作；认为只有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多边机制解决冲突，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南非呼吁以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为基础建立“多边治理体系”，制订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和公约。总之，新兴大国群体主张国际体系的基础是主权国家、国际法和规则规范、多边主义，倡导的指导原则是公平、公正、合理，要求的重点是增加话语权和规制权。以上详见：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
第三，建立了新的治理机制。金砖合作机制从总体上看，它是以采取非制度化全球治理机制和网络外交为特点的。即它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常态化、永久性的金砖国家合作机构，也没有法定的合作章程与组织规范，它带有松散的论坛联盟和多层次网络化合作等特征。但尽管这是一种“软合作”，但它也仍然可以在国际治理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软机制”的合作框架下，却可以建立起一系列新的“硬机制”，以推动次级性功能合作。比如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协议的设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应急储备协议为非霸权国家合作抵御国际金融风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其防御能力还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相机调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则是由非霸权国家主导的一家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它的问世，将有利于打破霸权国家主导下的世界银行所占据的垄断地位，也“标志着金砖组织已经从一个论坛转变为一种正式的合作机制。这突破了现有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0) Mukul Sanwa：《金砖国家的前进道路：一种新的全球模式》(BRICs and Stepping Stones: A New Global Pattern)，赵洋编译，《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2014年10月21日。
(3)选择容量及系统。从图6热力和电力的延时曲线看，图形欠饱满，因此发电机组的容量将受到很大的限制。由图6(a)电力负荷曲线可知，全年电力负荷最低在400 kW左右，如选取燃气轮机的发电容量为400 kW，基本可保证其全年满负荷运行，但分布式供能系统的满负荷运行时间需考虑热负荷的需求，可考虑系统的设备按表2所示配置。
在金砖合作持续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一直不乏有质疑和唱衰的论调。由于没有纳入任何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仍然处于非主流或非中心位置。它并未对现行体系构成革命性的挑战或替代，虽然这也并非它的本意。无论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或是国际投资等领域，金砖国家所能施加的影响仍是有限的。
总之，金砖国家(BRICS)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中一股坚实的洲际力量，并为世界贡献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安排。金砖国家在治理目标上寻求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以及塑造民主和多极的世界秩序。在成员相互关系上讲究平等和相互尊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命令其他国家，一切都需要达成共识。(23) [俄]亚历山大·雅克文科，2016年。
3)在C1-C3修程时对主断的两位三通电磁阀电源插头状况纳入修程范围内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有线路老化、烧损以及电源插头线路松动、虚接、退针等情况时，及时进行更新处理。
(二)金砖合作的限度
第四，开辟了新的南南合作道路。从2013年的德班峰会起，金砖国家就将合作范围扩展到了正式成员以外，邀请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到峰会论坛对话中来。特别是对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的非洲大陆，金砖合作也给予了重点关注，表示要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上加强合作。在2017年的厦门峰会上，也延续了“金砖+”的做法，举行了金砖五国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5个受邀发展中国家与金砖五国一起，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线，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计，达成了重要共识。(21) 《特稿：新的“金色十年”，世界将因‘金砖’更美好”》，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906/c1002-29519144.html。 “金砖+”理念的提出，可以使更多国家加入金砖机制中，充分发挥金砖机制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增强金砖合作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代表性。甚至有观点认为，“‘金砖+’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模式，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加入一体化提供理想平台”。(22) 安晓萌：《专访：“金砖+”或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新模式—访欧亚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利索沃里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04/c_1121430962.htm.
首先是金砖国家自身实力的不足和治理能力经验的欠缺。金砖国家在综合实力上仍不如霸权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仍是目前一个基本的事实。按汇率法计算，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GDP总量，就约等于金砖五国的总和，更不用考虑美国在产业结构、金融领域和产业分工链上的优势地位了，由此可见两者差距之大。新兴经济体的优势，只是体现在发展速度和未来成长前景之上。而这又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基数较低不无关系。随着增长基数的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增长速度上的优势也会渐渐缩小。另一个优势在人口。但是金砖国家庞大的人口规模能否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仍取决于未来的增长速度及收入分配格局。如果分配呈现两极分化，那么，其市场需求仍将受到压抑。有限的经济实力对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主要影响是，限制了其提供公共品和与霸权国家议价的能力。
总结金砖合作以来的实践，从中可以提炼出以下的理论启示。
“金砖”一词的由来表明，它是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的灵感爆发所获得的创意。正是这一创意的产生，让金砖合作成为了后来人们所见到的模式。它回答了为何起初是由这四个国家而非其它国家联合了起来，也是理解金砖组织有别于其他全球治理组织的一个重要视角。
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人们提到的另一个问题。这种竞争包含了多种因素引起的复杂对立和博弈。如存在于国家间的那种正常的竞争，这种竞争寻求获得相对收益上的优势，对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来说，这种竞争似乎就变得更为真实。这种现实主义政治思维在今天都仍支配着许多政治家的大脑。另一种因素是基于双方间的结构性矛盾而引起的那种对抗，中国和印度在领土争议上的矛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还有一种是在金砖机制中争夺主导权的竞争。即总有某个大国会将金砖机制作为谋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悖论，如果各国都不谋求主导权，那么，可能又会引起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但是如果某国试图主导，那么就会引起内讧和制衡，同样会损害集体行动。
最后是来自外部的阻力。这一点最少为人关注。但其实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因为相比建设而言，破坏总是显得更容易。霸权国家或守成国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抵消金砖组织团结整合的动力。一种是采取“楔子”战略，即增加金砖国家间的不信任，达到分化瓦解策略；另一种是采取直接的对抗战略，对金砖国家提出的措施制定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霸权国家还可对各金砖国家实施各个击破战略以降低金砖组织整体所具有的能力及影响。这在实践中也有表现。近年来，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不断趋近，与此同时，中印关系却出现了新的不稳定态势。(25) 荣鹰：《“莫迪主义”与中印关系的未来》，《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 如果中印关系继续下滑，那么很有可能会波及到两国的金砖合作。在第二种战略上，如美国近年采取“退出”策略，以此抵消新兴经济体在WTO等国际组织中发起的进攻。在第三种战略上，以近年来俄美关系为例，受2014年乌克兰危机等的影响，俄美关系下滑，美国发起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带来了压力。这也将对金砖组织的整体影响力造成不利影响。
总结以上三方面情况看，对金砖合作的成就及影响不应盲目夸大。在它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多种内外制约因素，这是需要在实践中去努力克服的课题。
四、金砖合作的理论意义与前景
(一)金砖合作的理论意义
中国学者裴长洪曾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国际公共品供给能力作过专门的定量分析(24) 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第4-19页。 ，从中可以管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地位。他将全球公共品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是国际规则，主要包括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区域的国际规则。如《关贸总协定1994》(GATT)、《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国际能源纲领协议》(IEPA)等。第二类是主权经济体为国际规则的执行所提供的运行载体、平台或其成本，包括向联合国及所属专门机构、WBG，IMF，WTO等交纳的会员费和资金支持等。第三类是企业和私人机构对优化国际经济治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服务，主要是指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或非盈利性组织提供的各种社会援助等。他的研究表明，在第一类公共品中，中国在全球规则上的影响力还相当小，属于学习者、服从者和议题的被动讨论者角色，只是在区域合作上可以成为规则的制订者和区域公共品的提供者；在第二类公共品中，中国仅在亚洲区域和金砖国家合作中的贡献份额较高，在此之外的多数全球性组织和机构中，中国贡献的份额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第三类公共品中，受中国对外投资比重远低于美、英、德、法的影响，以吸收海外就业人员来衡量的中国贡献水平也明显偏低。中国的能力尚且如此，而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又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总量远远超过了其它四国的总和，这说明其他几个金砖国家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上的能力就更弱了。
一是创意开发在国际交往合作中重要性。这里的创意不是玄妙的意念或空想。它与议题、机制等的设置设计有所关联，是围绕某一明确目标而展开的思维推导和设计，它表达的是一种带有构想性的行为。从金砖创意的提出看，它也是建立在坚实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即把握住了金砖国家的共同特征，那大而有潜力的新兴市场。这就使得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创意开发同没有功利目的的纯粹艺术性想象力区分开来。
金砖合作的案例的一大突出启示就是，应当重视概念性创意或规划性创意对于促进国际治理合作的重要意义。概念和规划的设计开发能力，是国际合作中一种不应被忽视的重要能力。
2.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现代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经济模式的最优化表现。融入文化思维，并且以文化这一模式进行企业管理的过程，是企业经营成熟发展的表现。所以，在企业整个管理过程中文化的内涵性，以及对员工的自我激发，都将成为“辅助”发展的动力。
1.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学习兴趣小组。在第一次课程介绍时就给学生阐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理念，让每位学生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由四到五个项目构成的，每位学生都必须参与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来，因此以大班为教学单位肯定是不可行的。在第一次课时就可根据教学班级的规模，将全班学生分为若干实践教学学习兴趣小组，并通过自荐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选出各兴趣小组的小组长负责本组的实践教学活动。
工业服务对汽车生产的转变提供帮助和支持，只有当工厂设施的维护保养考虑到了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并采用相应的规划措施，第四次工业革命才能成功。因此，Leadec对员工的不断培训学习投入巨资，这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其业务的核心优势。“员工是技术的感受者，在客户那里切身体会到各种变化，察觉到未来的趋势，从而以自己的力量影响汽车行业生产过程中的正在发生转变的价值创造。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灵活地预见到市场发展的趋势，为客户带来真正的领先优势。” Markus Glaser-Gallion先生表示。
二是非霸权合作具有可行性与有限性相结合的特征。结合金砖合作的进展和业已取得的成就看，它已是霸权秩序之外的最受瞩目的非霸权合作典范。特别是新金砖开发银行的建立，表明非霸权合作能够在一个关键性的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这说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尽管发达且复杂，但仍大有可以开发的新空间。但同时，也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非霸权合作的成效。与霸权护持下的主流治理机制相比，金砖合作的边缘性、浅层次和小范围性等特点仍十分明显。即便对于金砖各国而言，金砖合作也只扮演着补充的作用。
更进一步讲，对国际合作的认识应当注重区分层次和范围的差异，应当将深度合作与浅层合作、系统性合作与功能性合作区分开来。这一认识有助于一国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妥善处理好各类合作的关系。
从上面未加补偿的开环传递函数可知，存在两个零点和两个极点。两LC极点使系统开环增益在穿越频率处以-40 dB/dec斜率下降；其中一个零点为右半平面零点，使系统相位滞后，可能引起系统的不稳定，常用的简单处理办法为：使穿越频率远小于该零点频率；另一个零点为ESR零点，由电容的寄生参数ESR电阻引起。本文选用的误差放大器补偿网络为双零点双极点的III型补偿网络[10，15-17]，其电路结构图如图4所示。
(二)金砖合作未来能成功吗？
从金砖目前的态势看，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是不断扩展机制，扩大影响，逐渐上升成为南南国家的主流性合作机制；另一种是停留于现有秩序范围，朝深度上发展。
第一种前景的实现，主要有扩员和新增合作机制这两种路径。所谓扩员，就是增加金砖组织的成员队伍。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在现实上也有备选的国家。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兴起，就为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金砖组织提供了候选对象。国内已有多位学者提出过金砖扩员的设想。(26) 李明波、赵海建、陈海玲、蒋悦飞：《金砖国家会议确定扩员需成员国协商一致》，《广州日报》，2011年4月15日；《金灿荣：金砖国家要扩员》，http://news.163.com/14/1106/18/AACUDU2600014SEH.html；王友明：《金砖机制建设的角色定位与利益融合》，《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 2016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特别理事会也讨论了扩员等问题。(27) “俄财长：金砖银行将于2017年下半年讨论扩员条件”， http://news.sohu.com/20160415/n444291795.shtml. 这说明未来金砖扩员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扩员也有潜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组织成员增多后，组织运行效率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害，正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所指出的，组织的合作效率与成员数目呈负相关关系，因为交易成本会随着成员的增加而变大。(28) 蒋文能：《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学术论坛》 2009年第11期。 因此，金砖扩员能否真正实现，还需要各成员国在组织实力、组织代表性与组织效率等问题上进行权衡取舍，各成员国之间还需深入磋商沟通，才能就扩员的对象、时机等关键问题形成共识。除了扩充成员外，金砖国家提升自己全球治理地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创设新的治理机制或治理规范。这些机制与规范既适用于指引与促进金砖组织内部合作，同时也为全球性的治理合作引入了新的理念与路径。在这一方面，金砖组织也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无论是在传统的贸易、金融与投资、发展等议题上，或是在新兴的网络空间治理、数字经济、气候环境等议题上，金砖国家都可结合自身以及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提出有别于向发达国家利益倾斜的新规范新倡议。这无疑将有利于纠正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不足与失衡。金砖组织也能发展成为更具南南国家代表性和建设性的一支新兴力量。
今年11月11日，中国照例进行网络狂欢。几年前开始邻国的日本同样在11月11日也有类似活动，现在若在日本大型搜索引擎网站上搜索“好物采购日”“单身日”的日语词，可以看到在这个日子举办的各种相关促销信息。但日本的市场规模无法与中国同日而语，根据日本经济产业部的报告，中国的网络B2C销售规模是日本的12倍，与人口规模的差别程度大概一致。根据市场数据，中国的某一个购物中心11月11日的销售金额相当于日本整年的网络销售额的20%。
第二种前景则是在金砖合作保持稳健运行下可能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一是金砖组织本身成立时间不长，并不急于寻求扩张，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仍可放在将金砖组织的各项基础做得更加扎实上，特别是在提高金砖组织制度化和正式化方面可以借鉴其它一些国际组织的经验并加以完善；二是各金砖成员的内部磨合还需要时间，各方需要就组织定位、合作目标、合作范围、合作方式等进行更多的沟通交流，以此对金砖未来发展构想达成更多共识；三是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前期的金砖合作成果，比如金砖开发银行的运营就还需经受时间考验。另外，如何深入推进已有成员国的相互合作，也还大有文章可做。基于以上各方面原因，以稳健的态度推动金砖合作运行仍是必要的。
总之，金砖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充分彰显出人类智慧与创意在全球治理中的力量。从未来看，金砖合作既有可能高歌猛进，也有可能稳健成长。但无论如何，它都将对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反映出世界格局转变进程中新兴力量对全球发展所具有的价值观、眼光与抱负等各种取向，在左右世界未来行进中担当起建设性角色。
对半径R=20 μm,耦合间距d分别为50、90、130、170 nm的微环谐振腔进行耦合实验测试,通过示波器对谐振系统的输出进行观测。将得到的透射谱线通过数据处理整合到一个窗口,得到如图9所示的不同耦合间距下微环谐振腔系统的传输谱线。
【作者简介】 张立，四川大学南亚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国际战略等，电子邮箱insighter@126.com. 王学人，四川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电子邮箱wangxr007@163.com.
【基金课题】 本文受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与印度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对接研究”(项目批准号：19XGJ019)资助。
【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5.005.
(责任编辑 刘 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