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化史观及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史论文,史学论文,其所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梁启超很重视对文化史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其文化史观。其文化史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借鉴西方史学思想的结果。在这方面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西方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文化史观派以及19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他重视对国民全体史的研究，倡导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考察历史以及始终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扬等，都同这种影响有关。
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山，一生看重文化史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他的文化史观。其文化史观的形成，除因注意吸摄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之外，致力于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重要之点。本文主要就此略陈一二浅见。
一、西方文化史观派的影响
梁启超史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注意借鉴和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其是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文化史观派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在追随康有为进行变法运动的过程中，已开始注重史学的借鉴功能，并由此表现出他早期的若干史学思想。如他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史者，所以通知古今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始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言其新政者，19世纪史等，撰记之家，不一而足。择要广译，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助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①这段文字可以大致反映出他早期对史学的性质及功能的一些看法，而且已经可见西方史学思想的若干影响。首先，他要借助史学为推动变法的工具。其次，可见他对中西史学性质区别的基本认识，即中国史乃重在记一姓兴亡的君史，西方史乃重在记各种社会制度的民史。同时又对西方史书注重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区分其内容体例的特点，表示赞许。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当知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②按此“政为重”、“事为轻”之说，可与其西史长于言政、中史长于言事之说相较，而且他显然推重西史长于言政。所谓政，主要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序例》对译书的分类，亦论及所谓西史长于言政的特点。其分西学译书为三卷，“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可注意的是以史志为西政诸书之首。他对这种分类秩序解释说：“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后能强，故农矿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③从梁启超对西学译书的这种归类处理，也反映出他对西史长于言政的看法，即他认为西方史书主要偏重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记载。在他以君史、民史为区分中西史学基本特征的观点之外，继又有君史、国史、民史三史之说，《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曰：“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曲》、《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君史之敝极于今日。”④按梁氏虽仍以民史、君史为区分中西史学的主要特征，但“国史”概念的提出，即有对此看法的补充修正之意。国史概念的提出，反映出梁氏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而把中西史学区分为民史与君史的看法，至此已有所改变。即他发现，中国史书记载内容也并非完全是一姓兴亡的君史，在客观上也包含有与西方史学所注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内容相类似的成分，只是还有待完善而已。就是说，在借助西方史学观点剖析中国固有史学传统的认识上，梁氏已较前有所深化。
1898年变法失败，梁氏逃亡日本，据《东籍月旦》所言，可见他在日本得见不少日本学者著译的史书。此后正值他大量集中介绍西学的时期，奠定他史学思想基础的《中国史叙论》及《新史学》也先后在此期间问世。他有意识地吸取西方的史学思想，用以构筑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并为中国的史学革新带来生机。他在《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中，开宗明义就提出近代史家与旧式史家之别：“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⑤简言之，近代史家异于旧式史家主要有两点：1.不仅记载事实，尤需说明事实间的因果关系；2.不注重某些个人或家族的兴亡，而是重在探索国民的整体历史。他根据近代史家的这种认识，得出“中国前者未尝有史”的结论。近世史家显指西方史家而言。梁氏又根据西方史家从人类文化的所有方面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指出中国旧史仍局限于狭隘的政治史的范围，他说：“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二曰产业，三曰美术，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国前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耳。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⑥上述这些梁氏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文化史运动有关。
直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仍偏重于政治、军事史的狭窄研究，这显然同资产阶级向各方面的深入开拓及社会文化的日益发展扩大，在知识形式上极不相应。于是一些新史家要建立新的史学，以把史学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的整个文化。这样，从19世纪后半叶起，陆续出现一些从广阔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史著作，使启蒙时代伏尔泰所开启的文化史研究得到发扬。英国史家巴克尔在1857年和1861年先后出版其《英国文明史》第一、二卷，在西方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巴克尔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旧史学传统的挑战。“他强调指出，人类、社会、民族、文化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学家应当记述人类的全部活动、人民的情况和知识的传播。他努力使历史学家的眼光从政治、军事、外交等狭隘的范围扩展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各种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他尤其重视物质文化的叙述。”⑦巴克尔表现出的这种史学倾向，颇能代表当时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的一般趋势。1860年瑞士史家布克哈特出版其文化史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此书从包括国家政治制度、人民生活方式及思想意识、道德宗教在内的广阔文化背景，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以他为主，开始了一场旨在对以政治军事史为主的旧史学传统进行冲击的“文化史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史家朗普勒西特，进一步把文化史运动推向高潮。1900年他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致力于创建新型的文化史学派。宣传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新史学观念。他最注重对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历史首先是文化史。他在自己的史著中，力求探讨历史进化过程，寻求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人类整体史的研究。他反对记载政治权贵，以撰写社会群体史作为自己的宗旨。在朗普勒西特的推动下，文化史运动成为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的一股浪潮。从以上对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史运动的介绍，可见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受西方影响的来源。而且从梁氏关于君史、民史以及要探索国民全体史，乃至摆脱狭隘政治史而从文化的全方位去考察历史等说法，加之在《新史学》中所言关于社会进化与公理公例等说法，以之与西方文化史运动的主导思想相比较，无疑可以证实这种影响。关于梁启超史学思想受到西方文化史学派影响的事实，西方史家也有提及。如美国的约瑟夫·阿·勒文森曾说梁氏在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引进一种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根据这种方法，人民和历史文化的命运取代统治家族的命运成为历史学家的对象。”⑧按这种引进的新方法，其思想无疑与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的文化史学派是一致的，其影响关系自不待言。
梁启超所受西方文化史观派的影响，应间接受之于日本学者的译作。中国国内对文化史观派的介绍是在本世纪20年代，⑨而在梁启超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与1902年的《新史学》中，已明显可见其影响。梁氏当时正在日本，也适当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思想之时，其中当然包括对西方新史学思想的介绍。如《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曾谈及中国旧史学之蔽，“二曰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这也是西方史家所倡导的新史学观念，即史学研究应注意加强同其他学科间的联系。美国的文化史观派史家鲁滨逊《新史学》对此问题的论述，被公认为较有影响。但其《新史学》的出版在1911年，中国对它的介绍翻译晚到20年代以后。因而梁启超在1902年对此问题的论述，其影响应来自较早的其他人。
西方文化史学派的史学观念，对梁氏的史学思想留下深刻影响，以致他终生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后来更以研究文化史自命，并取得颇大成就。此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即他心中的历史不是别的，乃是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内容的广义文化史概念。这在他关于通史与文化史概念上的切近，可以得到证明。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中，曾分史学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类，并谓“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此所谓普遍史实即通史。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中说：“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按此所谓通史即上面所说普遍史，亦即“一般之文化史”。因而在梁氏看来，普遍史—广义文化史—通史，这三个概念是相通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论，主要是通史的撰作体例。其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最后曾列出“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计凡大的问题22个，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1.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及各族间的关系，与世界其他文化民族间的关系；2.各种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3.各种文化制度，如语言文字、思想、宗教、教育及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工艺、科学等。此外，还特别注意到各方面的中外交流状况。总之，此即梁启超开列的一部中国通史大纲，与其后来所拟《中国通史目录》相较，大体相近，不过后者标目更加翔实规范而已。如再以此《中国通史目录》与其后来所拟《中国文化史目录》相较，二者的纲目框架基本相当，亦是后者的纲目分类更趋于细密而已。⑩所以后来他所称的文化史，实即其原来心目中的通史。而从内容性质上看，他所说的文化史，即相当于一部社会发展通史。此所谓社会，乃由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内容构成的一个总体。此可举其所谓“文物专史”为例。《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到五种专史，其一是“文物的专史。”他解释说：“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又说：“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由此解释可见这实际是一种社会文化史。在结构上，文物专史三分为：1.政治专史，2.经济专史，3.文化专史。对此分法他解释说：“我以为人生活动的基本事项可分三大类，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现在做文物的专史，也就拿这三者分类。这是很近乎科学的分法，因为人类社会的成立，这三者是最主要的要素。”他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分三部分，即：1.政治之部，2.文化之部，3.社会及生计之部。把这种分法与文物专史的三分法相较，其“社会及生计之部”的部分内容即相当于文物专史中的经济专史部分。因而这也表明，梁氏原拟的中国通史，实相当于他后来所说文物专史这类广义的中国文化史。所以，虽然有从通史到文化史的名称变化，在内容上却并无实质性不同。梁氏曾把文化概念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一章《文物专史总说》：“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因而其所谓文物专史实乃建基于广义文化概念上的文化史，而文化专史乃是建基于狭义文化概念上的文化史。梁氏在清华学校所讲《中国文化史》，即这里所说文物专史，乃广义的文化史。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中说：“文物的专史……如我去年在本校（清华）所讲《文化史》即属此项性质。”这部《中国文化史》未完成，只写成其中的一部分即《社会组织篇》。有的学者认为它相当于一部旧式中国通史的背景篇。总之，从梁氏对于通史与文化史两个概念在认识上的这种切近性，可看出他在历史的概念上显然带有西方文化史学派的影响。加之又受到五四运动以后文化讨论热潮的影响，遂以言文化史自命。其实梁氏心中的历史，就是文化史的概念。而且他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三分的文化史，在体例上对后来的通史也有开启性意义。
关于文化史，梁氏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想法，即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第六章《专传的做法》中所说关于中国文化史的一种撰写设想。按这种撰写设想，把中国文化全部约略分为三部分，即1.思想及其他学说；2.政治及其他事业；3.文学及其他艺术。每一部分选几十人为代表，这些代表至少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做专传一百篇，使之包括全部中国文化。按，他这里所说的文化，较其所说广义的文化狭窄，因为少了经济的部分；又较其所谓狭义的文化宽泛，因为多了政治的部分。这表明，梁氏此处所说的文化，还是偏重在政治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思想、学术、文艺等同人类精神直接相关的文化形式。就是说，梁启超作为一个旧学涵养深湛的学者，仍摆脱不掉偏重政治及思想学术的旧式文化传统的观念影响。所以，当他想以人物传的形式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些政治、思想学术及文艺上的精英。但无论如何，他要以人物传的形式合成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很值得注意。
二、《新史学》与19世纪西方民族文化运动
历来的论者多注意到，梁启超《新史学》是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宣言书，但是几乎无人充分注意到其中洋溢着的强烈民族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在民族主义感召下的民族文化运动的回应。就是说，梁氏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改造中国旧的封建史学，还包含这样一层用意，即意在发扬民族文化，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及自立自强意识。这是我们在评价《新史学》的思想意义时，应该重新予以注意的内容。
梁氏提倡民族主义的用心，集中蕴含在《中国之旧史》一节。此节开宗明义就提出，史学的功能就在于它有利于民族主义精神的提倡：“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这段话可以分解为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史学之所以值得推重，因为它是培养爱国精神的根本；其次，欧洲主要是利用史学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并进而达到文明富强之境地；再次，中国同欧洲一样拥有史学，因而同样可借助史学达到民族团结、国家富强的目的。显然这里对史学功能的特别肯定与强调，是其能增强国民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为此他分析了中国旧史学未能对国民有所裨益的原因；“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旧史学所具有的四蔽二病及恶果三端。由对封建史学的四蔽二病及恶果三端的揭示分析，梁氏发出深沉的感慨：“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职此之由。”他指出，中国封建史学所以不能激励国人的团结爱国之心，不能象欧美史学那样发挥鼓舞国民的实效，原因就在于四蔽二病及恶果三端所致的积弊痼疾。论述至此，梁氏顺势提出史学革命的号召：“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可见他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是为了救国救民的急务。其做法，就是用史学发扬民族主义精神，用以激励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的竞争之列。综之，贯穿于《中国之旧史》一节的中心，梁氏所反复致意的，就是借助史学提倡和发扬民族主义的宗旨。
搞清此宗旨，就能对《新史学》有关论述的认识更深入。如在《史学之界说》中对史学的概念定义，是以进化的概念为主旨而层层深入的立论。这是因为梁启超认为，进化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别于自然界的一个本质现象；唯具备进化性质的事物，方可属于历史的范畴。但其他在遇有历史概念的解释时，往往以民族的概念充作解释的主体。如他对旧史所谓书法，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在《论书法》中又说：“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就是说，梁氏反对的仅是旧史中以褒贬个别人格为目的的书法，同时他却主张把书法引向对民族全体精神的培养与激励上。由上述诸例，可见梁启超很注重从民族的角度论述新史学的性质与功能，而他试图借史学唤起和发扬民族主义的目的，因此也反映得十分清楚。
如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历史与人种的关系》一节，可以发现同样的意义。梁氏提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又说：“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是梁氏把人种或种族问题，提高到历史的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表现为，无人种或种族即无历史，因而人种或种族发展问题即相当于历史本身。他把人种区分为历史的与非历史的；历史的人种又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在梁氏关于世界史人种与世界文明发展过程息息相关的论述中，确实使人感到视人种发展问题相当于历史本身的认识，有其道理。因为如果没有世界史人种的盛衰兴亡运动，也就没有世界文明的进化发展过程。而所谓世界史的人种，就是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居于主导地位的各个文化民族。在此主导地位上依次出现的文化民族是：哈密忒、沁密忒、希腊、罗马、阿利安。由这些文化民族演成的此伏彼起、迭兴迭衰史，就构成一部世界文明进化史。梁氏津津于途述这些文化民族的盛衰消长史，意在激励中华民族继西方文化民族之后，跻身于世界史的民族位置上。梁氏久怀此意，如他在《中国史叙论·中国史之范围》中说：“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上，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虽然，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梁氏显然是在说，过去、现在固是西方民族的时代，将来必将是中华民族的时代。梁氏要中国跻身于世界史的民族位置上，乃是出于民族主义意识的推动。其民族主义意识不仅十分强烈，而且到了很偏激的程度。这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亦有表现，如其中说：“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骎骎焉垄断世界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致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这已具有明显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调，并且明显反映出西方思潮的影响。在《新史学》发表的1902年，西方自19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已发展到极点，这在梁氏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不仅使梁启超对19世纪以来西方民族主义的高涨极为注意，而且注意到它对当时政治的影响之大，认识到它“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强盛之国乃立。19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11)梁氏始终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世界形势有重要影响，1902年欧游归来之后谈其感想时还说道：“我想大战的结果，奥俄瓦解，中欧东欧各小民族纷纷建国，加以威尔逊将‘民族自决’四个字大吹大擂，民族主义（一民族一国家主义）越发光焰万丈，19世纪后半期欧洲民族运动史总算告一段落，往后怕还要扩充到欧洲以外，虽然国际关系复杂，天下更从此多事，总算人类社会组织一进步。”(12)他认为欧洲的民族主义不仅对19世纪有影响，20世纪还会扩大其对整个世界局势发展的影响。这种认识必然对其史学思想有所影响。
19世纪的西方，恰值民族主义史学昌盛的时代。当时由于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纷纷致力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由此演成欧洲的民族文化运动。梁启超实受此民族主义感召下的欧洲民族文化运动的推力，致力于在中国宣传新史学革命。这样，发扬民族文化和提倡民族主义意识，也成为其新史学革命的内容之一。意大利史家克罗齐在谈到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在各方面的表现时，曾提到“国家的概念在名为政治史的历史中总是愈来愈把领导权让位给民族概念”，由于民族主义代替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使民族的价值被人们意识到了。(13)与此相关，注重对各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为19世纪史学的一个特点。对民族精神的强调，又推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这在德国尤其明显。美国史家鲁滨逊对此有很好的论述：“黑格尔把最高的地位给予他的同胞，使得德国人非常骄傲。浪漫派所歌颂的中古时代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近来法兰西压迫者之被逐出，不都是值得骄傲的吗？这一切给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以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和爱国主义的倾向，这是必然的。集中世纪德国史料之大成，并为世界各国典范的《日耳曼史料汇编》于1826年开始出版。从此德国人就开始成为世界历史的领袖……兰克、达思、奇斯布莱希特、魏兹、德罗生和其他数十人开始专门研究德国史充满着同上世纪世界主义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热忱。此后，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大大推动了规模宏大的历史资料汇编的出版。”(14)可见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对欧洲史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和推动。其中提到的《日耳曼史料汇编》，是19世纪20年代起，一批德意志史家前后经100年的努力编成。当时正处于争取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时期，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历史是民族生存的记录，是民族自信力的根据。”(15)因而一些史家为用历史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推进德意志的统一，进行中世纪德意志史料的汇编整理工作。这项工作对其他的欧洲民族产生影响，纷纷编纂整理本民族的历史史料，形成一种潮流，如英国的《不列颠史料集成》就是一例。在德意志的民族觉醒与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一些史家很注意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形式，参与其中。从18世纪中期起形成的哥廷根学派到19世纪的普鲁士学派，其中大多学者都积极以史学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做宣传。这直接促成德意志民族史学的空前发达。对于其他民族，一些史家则利用史学知识为本民族争地位，甚而以此相攻相讥。如德国史家引塔西佗的《日耳曼人记》以自重，法国史家则以拿破仑的丰功伟业相夸耀，两国史家为此而激烈争论。(16)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及其中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对梁启超影响很大，尤其影响到他对史学性质及其功能的看法。在1899年他就说过：“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精神者，皆于是乎在。”又说：“国民教育之根本，莫急于本国历史。”(17)这种思想不仅在《新史学》中表现更为强烈，而且成为其史学指导思想之一。就在他酝酿《新史学》的前后，他曾有意贯彻此思想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但限于时日，未能完成。他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就未能成十之一二。”(18)是梁启超有意通过撰写通史来唤起国人的爱国精神，振起民族意识。此外，与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发达相关的是，各民族纷纷致力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扬。由此可以明白，梁氏虽致力于接受和引进西方的文化思想，但他却始终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自身做为本位立场，其中原因，固然与此民族主义思想有关。
综之，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发起新史学革命之际，中国旧的封建史学不能为他提供多少可供利用的思想观念，于是他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体系。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欧洲19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化史观派及19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因此梁氏文化史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借鉴西方史学思想的结果。
注释：
①②《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以下引《饮冰室合集》简称《合集》）；《合集·文集之一》。
③④⑤⑥《合集·文集之一》；《合集·文集之二》；《合集·文集之六》；《合集·文集之六》。
⑦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319页。
⑧《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⑨参见刘俐娜《试论中国20年代初年史学方法的几个新特点》，载《当代西方史学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⑩两种目录载《合集·专集之四十九》。
(11)《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合集·文集之六》。
(12)《欧游心影录节录》，《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13)《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8页。
(14)《新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页。
(15)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16)李则纲：《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0页。
(17)《东籍月旦》，《合集·文集之四》。
(18)《合集·文集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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