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

论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

吴建环[1]2004年在《论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文中指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为了促进高科技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正在积极建设创业板市场。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为这些活跃的市场群体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就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在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和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特征后,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影响上市公司投资的首要环节——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从利率政策和资金管理政策角度论证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随后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股票价格的变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这些结论对于采用货币政策对总体经济活动进行有效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们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启示。在完成前述铺垫工作之后,本文运用不同理论、从以下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1)利用托宾Q理论研究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以得出促进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及其成长的货币信贷政策。建立了货币政策与高科技上市公司、托宾Q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以及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托宾Q值与投资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托宾Q值之间有一定的正向关系,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托宾Q值与其投资之间也有较弱的正向关系;通过建立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托宾的Q值与公司杠杆、成长之间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提出了促进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及其成长的货币信贷政策建议:对于Q>1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应从信贷政策方面积极满足其贷款需求,解决其投资的资金来源,以有利于此类公司的投资及其成长;至于Q<1的公司,其投资资金应寻求其他方面的融资渠道。(2)由于货币政策包括连续性政策变量和离散性政策变量两大类型,因而本文又从连续性政策和离散性政策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对于连续性货币政策,如货币供给量、居民储蓄额等,运用计量回归方法来确定主要货币政策变量力度和构建政策综合指标权重的大小,并利用X-11方法剔除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利用新生成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最后以量化后的政策综合指标来分析该类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增量中的相当大部分还是来源于银行贷款,并且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与连续性货币政策综合指标存在正相关,连续性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解释程度不高。对于离散性货币政策变量,如利率的调整、颁布影响利率的政策法规等,则利用维彻尔和米勒(Wichern & Miller,1976)在时间序列中鉴别波动变化点的方法,确定对股市影响重大的离散性货币政策事件,然后采用了事件研究法来分析离散性货币政策事件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离散性货币政策事件对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投资有较显着的影响,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对货币政策提前反应较明显。另外,也发现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有一部分流动资金不是投资于实业,而是随着“利好”或“利空”的货币政策消息投资于股市。(3)近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周期性波动,因而进一步地,本文运用金融加速器理论研究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运用Arellano 和Bond(1991)所提出的GMM估计程序,即采用两步差分估计法,研究了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加速器对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当高科技上市公司不分类别笼统地放在一起,以代表性的公司做样本研究时,资产负债表状况对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不显着。然而,当区分不同经济时期,或把高科技上市公司按不同规模分类时,情况就不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科技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对其投资的影响在经济紧缩(萧条)时期是显着的,状况差的资产负债表能放大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并且对公司的投资支出有负面的影响。金融加速器对不同规模公司的影响力度也是不同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金融加速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很明显的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状况差的小公司的投资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最大,对中等规模的公司和大公司,其投资在经济非萧条时期没有受到金融加速器的影响;但在经济萧条时期,资产负债表状况差的公司的投资就明显遭到了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的冲击被放大。最后,本文分析了货币政策向高科技公司投资传导的主要障碍,并运用效率替代理论提出了建议以完善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

张西征[2]2010年在《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决策》文中认为根据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挽救经济发展,防止经济大幅衰退,各国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经济理论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来看,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21世纪将是宏微观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正在寻找微观经济基础,同时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行为推演出宏观总量上的经济含义。本文在此经济学理论发展背景下,使用微观经济层面公司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既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又能够为货币政策理论提供微观经济基础。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不再像MM资本结构无关论命题所述——公司投资和融资相互独立,公司投资和融资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的机理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本文认为公司融资约束是指:“由于资金市场不完美,公司内外部融资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外部融资存在融资溢价,使公司投资更多地依赖内部资金,导致公司投资决策受到融资因素的制约。”关于融资约束大小的衡量,本文认为可以从叁个方面进行测度,从公司融资约束的经济后果角度看,体现为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从公司融资约束的起因角度看,表现为公司与外部资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公司融资约束的表征角度看,则表现为外部融资能力的大小,更确切地讲是公司外部融资溢价的大小。本文从信贷配给理论、债务积压理论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等方面,探讨了货币政策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根据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路径,结合公司融资时机选择理论,探讨了货币政策对公司股权融资的影响。根据公司融资优序理论和融资市场分割理论,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融资约束的可能性和普遍性,货币政策调整会通过多个渠道,普遍地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产生影响。同时,本文借鉴并发展了前人对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关系的分析框架,分无债务和有债务两个种情况,分析了融资约束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在对货币政策影响公司融资约束和融资约束影响公司投资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从现金流的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通过融资约束影响公司投资的机理。本文认为,紧缩货币政策减少了公司内部现金流,使公司的营运资金占用和资本性投资之间争夺现金流。同时紧缩货币政策又增加了公司外部融资溢价和资金可得性的难度,使公司现金缺口通过外部融资补充更加困难,公司为了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不得不削减资本性投资支出。同时,分析了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因素,指出现金流储备和投资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会影响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的作用效果。为了验证货币政策通过融资约束对公司投资产生影响,在实证检验部分,分别使用离散型和连续型货币政策变量,检验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公司投资的影响,同时检验了货币政策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影响效力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支出具有抑制作用;宽松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支出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效果不如紧缩货币政策显着;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公司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融资约束程度越大的公司,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也越大。在对货币政策影响公司融资约束的检验时发现,货币政策越紧,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越大。这些检验结果都充分说明,货币政策调整会改变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而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又影响了公司的投资行为。这一研究结论不但为货币政策影响公司投资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也扩展了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影响的理论,同时也表明公司投融资之间不是孤立的,融资会制约投资,投资反过来影响公司外部融资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货币政策理论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丰富了货币政策理论,而且解释了公司资本性投资对货币政策调整较敏感的困惑。根据本文的研究,公司资本性投资之所以对货币政策调整较敏感,是因为货币政策影响了公司现金流和外部融资约束,从而使公司不得不选择如何使用有限的现金,是填补营运资金不足,还是进行资本性投资。公司为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不得不削减资本性投资支出,公司并不是放弃资本性投资。

孙骏可[3]2016年在《货币政策紧缩、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风险投资是以权益资本的形式投资于企业,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最终通过转让股权获取中长期资本收益的专门的投资公司。相比其他财务中介,风险投资不仅提供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还会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治理与管理。近年来,风险投资推动企业发展作用日益凸显,许多学者将经济的成功归功于风险投资,相关研究也随之兴起。目前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风险投资在公司未上市阶段的作用,并且有限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那么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风险投资对企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梳理了中外文献的基础上,运用信贷配给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研究风险投资效应是否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且在此基础上,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风险投资效应的影响,具体来说,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外部潜在资金提供者对企业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此时风险投资缓解企业融资的作用是否会更加显着?本文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研究。本文选取了2005年至2014年深证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并且手工收集了风险投资是否持股的数据,通过构建欧拉方程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利用GMM广义矩阵的估计方法,对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是作用并不总是显着,只有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风险投资效应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意义。并且紧接着研究风险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溢出效应,发现风险投资的缓解融资约束的溢出效应能够和风险投资本身的治理效应产生协同性。与现有的文献相比,本文发现风险投资的“认证效应”和“监督效应”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并不总是具备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只有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风险投资的效应才得以凸显,本文的研究为风险投资效应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为理解风险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行为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本文还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风险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溢出效应和其自身的治理效应能够产生正向的协同效应,不仅为本文的假设提供间接的证据,而且为进一步理解风险投资的效应提供了更多的实证结果。

向群[4]2011年在《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的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投资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又是诱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投资的高涨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好社会总投资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研究在我国经济、金融的现实背景下,货币政策对投资的调节机制和效应。西方各经济学流派在各自的经济主体行为假设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同于他们基于市场完善性假设的分析,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完善、行政管制广泛存在、投资和企业活动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投资的效率。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格局、“二元”主体的投资模式以及经济发展鲜明的政策导向特点,使得虽然融资成本不构成影响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仍然可以通过改变可贷资金数量,进而改变银行的贷款行为,来调控企业的投资行为。也就是说,信贷规模的变化会直接对投资产生影响,利用两者的实践数据勾勒出的变动轨迹也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短期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对投资的调节仍然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统计数据,运用实证方法分别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的数量效应和时间效应,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是存在的。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实现对投资的调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是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银行贷款渠道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现实经济中,搞清楚货币政策是如何借助于上述渠道作用于投资、各作用渠道是否通畅以及调节效果究竟如何,对于制订适当的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在我国,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对于投资的调节能力较为微弱,信贷规模领先于货币供应量作用于投资,对投资的调节效果较为显着。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投资效应是基于银行贷款的调控。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的政策效果,我们需要深化商业银行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步伐和培育理性的微观市场主体,以疏通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的传导机制。

王玉宝[5]2003年在《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文中研究说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资产市场出现剧烈动荡,特别是股票市场。80年代末的日本危机、87年以及91年的美国危机、98年的东南亚危机等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鲜活的教材。资产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这些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环境也发生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被认为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而且,在许多国家内这一认识得到贯彻和加强。第二、物价稳定即使不被当作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至少也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目标。第叁、中央银行的操作程序发生演变,短期利率构成主要的操作目标,而且,货币总量在政策监控变量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第四、分析货币政策执行程序的文献按照Taylor规则的思想发展起来。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探讨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资产价格在:Taylor规则中的作用。着名经济学家Mark Gertler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货币当局最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Fernando Alexandre曾经指出,金融市场之所以对货币政策制定者如此重要,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伴随着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超长发展,股票市场在家庭财富中份额的重要性不断提高。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趋势。第二,由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放松管制而导致的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不确定性和资产市场的波动性不断加强。第叁,90年代以来经济研究向30年代的复归(重新拾起艾文·费雪的大萧条理论,肯定金融市场占据经济周期波动解释的中心地位),强调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股票市场作为资产市场的最重要成员之一,其波动性不仅与其他资产市场紧密相连,更是其他资产市场波动的引发者和传导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股票价格泡沫的产生货币政策难辞其咎。在美国,长时间以来货币政策就开始关注股票价格波动。格林斯潘“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由于他对股票价格的非对称反应而引起了上个世纪末的美国股票市场泡沫”(Gerhard Illing,2001)。持有这种内容提要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观点者的证据是:在1987年的股灾中以及后来1998年的长期资本公司(LTCM)引发的危机中,联储很快放松了货币政策,目的是阻止由此造成的信用危机。但是,联储并没有在泡沫出现时采取紧缩政策以便阻止泡沫或戳穿泡沫。所幸的是美国并没有因为上述非对称反映而引发危机。来自日本的例子呈现出另外的特征,89年时对泡沫进行了反应,从而使泡沫破裂,但是泡沫破裂后并没有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来抵消泡沫的影响。这似乎可以看成是另一种非对称反应。而这一次的非对称反应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时间萧条。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相关性。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正处于发展初期,是一种新兴市场。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像所有新兴市场一样具有比成熟市场更加频繁的波动性。另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承担着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结构、化解银行不良资产风险、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等诸多方面的责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必须以适当的速度进行发展。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才使得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之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关系。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探讨股票价格的形成方式和波动特点。通过系统的定性分析和数量分析探讨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决定因素及其波动特点。接下来分析货币政策和股票价格的相互关系的各个层面,包括货币和股票价格的联系,以及股票价格与真实经济的联系两大部分。接下来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波动,这里探讨货币政策的最优反应路径。最后研究中国的情况,在这一部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优货币政策路径。主要内容和贡献如下: 首先,我们首先探讨了股票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含义,认为货币政策关注股票价格波动有充分的理由。 其次,股票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应该仅仅局限在它所提供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信息上,不应该对股票价格波动本身进行直接反应。 第叁,股票价格波动中含有有用的通货膨胀信息,应该设计包含股票价格的适当指数,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辅助参考指标。 第四,应该以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应对股票价格波动的总体政策框价,这样的政策既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又可以对股票价格泡沫

唐涌[6]2006年在《高速公路投融资研究》文中提出1985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出台后,我国的高速公路发展迅速,从数量到质量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高速公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缩短了时空的距离,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影响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交通瓶颈问题,有望通过修建高速公路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高速公路对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促进人员、物资、信息交流,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日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大陆高速公路从零到4.1万公里只用了约二十年的时间。高速公路建设所需资金数目巨大,建设工期相对较长,资金筹措已成为高速公路建设,交通发展的一个拦路虎。由于历史的机制上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公路建设养护资金一直由政府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中央财力有限,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国家对公路建设特别是对高速公路建设的资金投入数量和比例日趋减少,绝大部分高速公路建设资金需要各地交通部门和建设单位自己融通,所以,高速公路建设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如融资渠道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央财政性资金投入太少,且东西部不平衡,因无法按期还贷而潜在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等已逐渐显露出来,这些就是本论文研究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下面就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作一简单陈述。 一、高速公路经济学概述。从高速公路的基本概念入手,对国际、国内高速公路的起源,发展情况作了简单的回顾,通过数据、图表直观地描述了我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并位居世界第二的发展,奋斗历程。通过对高速公路的经济特征的分析,对高速公路的商品性、准公益性,建设投资的密集性,收益的稳

马芳[7]2015年在《货币政策、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投资》文中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为了特定的目的,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对向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企业能否融资、融资资本和规模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度紧密相关。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融资渠道单一;二是存在“门槛效应”。目前,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渠道,这说明银行对于企业的作用要远大于证券市场。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靠银行信贷来发挥它的调控作用,且作为评价企业价值的最重要的信息——会计信息又会对银行作出贷款决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货币紧缩政策期间,不仅银行会通过提高贷款的条件来压缩总体贷款规模,另一方面,在由于通货紧缩而剧烈震荡的股市,想要通过配股、IPO或增发等方式来融资也更加困难。在财务金融领域,盈余管理尤其是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但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盈余管理与企业自身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更别说货币政策对盈余管理与企业经营决策之间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了。本文着眼于宏观调控政策中的货币政策在宏微观经济理论、企业投资理论和代理理论的指导下,首先从微观的角度考察了公司盈余管理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关系,再又加入宏观政策因素,考察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盈余管理与企业投资决策关系的影响。论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认为:企业投资规模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货币政策的紧缩强化了公司盈余管理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的影响关系。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资本投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在货币政策紧缩时,盈余管理行为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得到强化。

王春秀[8]2003年在《矿业权市场及矿业权价值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矿产资源矿种齐全,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水平的一半,列世界第八十位。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快速增长,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现象将日趋严重。以及长期以来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手段管理矿产资源的模式的弊端日显突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此状况下,国家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提出管理矿产资源的新办法,其核心是:在矿权配置中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矿业权的有偿转让或出让,建立资产化的矿产管理体制。1996年8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修改《矿产资源法》(简称《矿法》)的决定。1998年2月,国务院相继颁布施行了《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叁个配套法规,对矿法的基本法律制度进行了细化,提高了新矿法的可操作性,并确定了矿业权(探矿权、采矿权)的财产属性和商品属性,强化了探矿权、采矿权的排他性,为矿业权的市场化运作奠定了法律基础。由于矿业权制度特别是矿业权有偿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以及矿业权市场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缺乏对矿业权市场的研究,因此,系统深入研究我国矿业权市场的特征、功能、作用以及市场结构、交易机制、运作模型、现状及成因,并由此研究培育和激活矿业权市场对策以及研究为矿业权市场服务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及理论,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论文围绕着矿业权市场及矿业权价值评估这一中心议题,应用经济学中的最新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及期权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分析、研究我国矿业权市场的现状、成因、市场结构、市场机制以及矿业权市场运行机制及其运作模型,及矿业权市场中的矿业权的评估方法,并提出培育和激活矿业权市场的可操作性对策,达到搞活矿业权一级市场,激活矿业权二级市场的目标,进而提出相应的一些政策建议。论文分两大部分,第Ⅰ部分为矿业权市场研究,第Ⅱ部分为矿业权价值评估研究,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Ⅰ部分 矿业权市场研究 第一章 研究矿业权市场的必要性。本章从我国矿产资源资源现状、特点、供需形势入手,接着阐述了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及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再与国外对矿产资源的管理作对比,说明市场化管理矿产资源已成了唯一的选择,进而说明在目前状况下系统研究矿业权市场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章矿业权市场的运行机制及运作模型研究。这一章首先阐述了我国培育和建立矿业权市场的重要性,有利于推动我国矿业的发展;同时从理论的高度对矿业权市场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给予界定。同时对矿业权市场的特征、要素、结构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讨论,并进而说明了矿业权市场的功能、作用。 由于矿业权交易复杂,牵涉面较广,要运用的专业技术较多,如资产评估、法律顾问、资金筹措、储量评估等,单有意向双方完不成交易,必然需要众多的市场参与者。因此,对矿业权市场的参与者包括矿业权交易双方、中介机构(评估机构、储量认定机构、矿业权交易中心)及政府在市场所处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及其动机、作用进行详尽地讨论、研究,以保证矿业权市场的有效、健康运行。同时,也对矿业权市场的运行机制包括信息形成与传递机制、矿业权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并提出了矿业权市场的运作模型。 第叁章矿业权市场效果及对策研究。本章首先对博弈论及其思想以及在经济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概述;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的矿业权制度以及矿业权有偿制度与矿业权市场的关系;第叁,用博弈论的思想分析通过矿业权市场如何改善矿山企业的“叁率”指标以及如何理顺矿产品的价格;最后,研究了我国目前矿业权市场的现状以及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激活我国矿业权市场的对策措施,从而将有利于我国实施“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方针。 第n部份矿业权价值评估研究 第一章矿业权评估概述。本章首先阐述了矿业权评估的定义、特征,并强调矿业权评估评定的是矿业权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其矿业权价值,其次,概述了西方国家矿业权评估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最后,对我国矿业权评估的研究现状及进展也进行一些概述。 第二章矿业权评估在我国矿业权市场中的作用。这一章首先讨论了矿业权评估在矿业权有偿出让(包括国家有偿授予)的一级市场中的作用,若不评估出一个标底,矿业权的授予就难以进行下去,然后讨论了矿业权评估在二级市场包括一般的矿业权交易、转让、贷款、上市融资、企业间的兼并以及企业基于长远发展战略中的作用、重要性。 第叁章矿业权评估理论研究。这一章首先对矿业权评估理论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必要性探讨,说明理论对矿业权评估的重要性和指导作用.然后进一步详细讨论了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货币时间价值理论、预期收益理论对矿业权评估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第四章矿业权评估方法研究。本章首先讨论了在众多的矿业权评估方法中?

赵建军[9]2005年在《论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文中提出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自 90 年代以来,工业走的是资本密集化道路,以致于出现了资本排斥劳动力的现象,就业弹性系数不断降低,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无就业增长。有鉴于此,他们建议,应该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采取就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本文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就业岗位不足的根本症结依然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回归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决定就业的经典命题,并就此否认了就业优先的发展模式。有效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对于如何扩大有效需求,凯恩斯主要强调投资的乘数效应,但其投资理论面临着动态困境。扩大投资在弥补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差距的同时,也提高了下期的生产能力,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下期国民收入越大,其与下期消费之差也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越难靠投资来填补,如此循环下去,社会越富裕,经济危机就越是不可避免。对此问题,凯恩斯希望从改善收入分配,继而提高消费倾向着手。但他依赖的主要是非市场的手段,如利用税收进行二次分配、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本文认为,凯恩斯忽略了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所谓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指投资的数量增长引起资本收益率下降,从而资本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发生变化。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关于要素之间替代弹性为 1 以及要素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不变的假设值得怀疑,因而使用更具灵活性的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更符合客观实际。在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的框架内,根据按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可以证明生产要素密集度对劳资分配份额及消费倾向的影响:当替代弹性小于 1 时,如果资本投入量相对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将上升;当替代弹性大于 1 时,情况正好相反;当替代弹性等于 1 时,劳资收入份额不随要素投入量的相对变化而变化。实证分析发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经常小于 1,资本投入量的相对于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即 K/L 上升),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一般来说,劳动者的消费倾向高于资本家的消费倾向,所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会使得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提高。产业升级实质上是生产要素密集度不断变化升级的过程,即生产技术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到资本密集型为主,最后到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演变过程。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要求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而更新设备、引进新的生产工

乔璐[10]2016年在《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文中提出2015年1月,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修订后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债券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途径之一,上市公司在进行债券融资时如何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存在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为研究对象,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理论基础,创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在不同货币政策背景的前提下,会计稳健性对公司债券融资成本影响的差异;同时考虑了产权性质这一因素,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分组进行检验,检验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会计稳健性对其债券融资成本影响的差异。最后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公司债券的融资成本降低。第二,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相比,当处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时,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对降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更显着。第叁,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对降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更强,并且这种作用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显着。

参考文献:

[1]. 论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D]. 吴建环.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2].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决策[D]. 张西征. 南开大学. 2010

[3]. 货币政策紧缩、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孙骏可. 苏州大学. 2016

[4]. 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的有效性研究[D]. 向群. 苏州大学. 2011

[5]. 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D]. 王玉宝.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6]. 高速公路投融资研究[D]. 唐涌. 四川大学. 2006

[7]. 货币政策、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投资[D]. 马芳.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8]. 矿业权市场及矿业权价值评估研究[D]. 王春秀. 昆明理工大学. 2003

[9]. 论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D]. 赵建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10]. 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D]. 乔璐. 暨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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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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