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延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内涵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易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西方民主价值成为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也曾出现为强调某种意识形态的“衰微”而论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风靡一时的观点[1]。在此形势下，如何认识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如何认识意识形态与中国外交的关系；中国外交对目前意识形态问题的对策应当是怎样的，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有必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
现代关于意识形态的描述和定义有两个变中不变的核心思想：第一，意识形态是一种认知体系，是某一群体对世界的系统认识（不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或歪曲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事实上，它覆盖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这也是意识形态的广义概念。第二，意识形态是“某种和现有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2]，它是一种特殊的陈述体系，反映了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为群体行动提供合理性辩护，同时为个体行为提供约束。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人们的多元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决定的、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这也是意识形态的狭义概念。可见，意识形态是一种全面的、总体的、包容性极强的认知范式，是对世界的纲领性解释范式。埃米特·肯尼迪甚至认为：“意识形态是系谱学意义上的第一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由各种概念的不同的组合而构成的。”[3]哈耶克也认为：“尽管意识形态是某种不能被证明的（或不能被证明为真的）东西，但是它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即我们对它普遍接受，实乃我们为之奋斗的绝大多数特定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条件。”[4]它包括和渗透到法律、道德、政治、文化乃至知识性学科的领域，但又不能还原为这些领域。
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既包括国家基本的生存利益、安全利益，也包括体现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关系中不考虑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对外政策不可能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客现存在的，且二者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家都公开强调或者事实上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微妙和长远的影响。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感召力，是这个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和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和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实力”。一个国家发展、维护和传播一种进步的、符合国情的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意识形态，符合它的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国家不这样做，它的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要打折扣，最终还会削弱它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意识形态与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外交活动受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外交存在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思维定势，把统一完整的世界劈作两半，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由于强化意识形态，存在着把外交对象划分为截然分明的非敌即友的绝对敌友观，因而外交关系中始终存在着联合谁、反对谁的问题，其中联合谁常常是为了强调反对谁。
在强化意识形态思维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主要是亚非拉国家；70年代虽然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外交关系的重点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极端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多是负面的，一度与别国外交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并使中国的外部环境极度恶化。
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中国外交吸取了以往片面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制定外交政策的教训，将凸显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作为当时外交政策战略性调整的最为主要的内容。1986年邓小平在答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时表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5]。据新华社洛杉矶1993年11月15日电，1993年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访美期间明确表示：“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两国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客观现实表明，当今世界强化意识形态将无法理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输出其价值观，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所谓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单纯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也不以此划分敌、我、友。
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策略有利于中国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广交友、少树敌，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敌友观逐渐超越，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这种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真诚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友好相处，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而努力。中国的外交政策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好评，国际威望迅速提高，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把这个阶段中国外交的特点概括为“无敌国”外交。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交往对象范围扩大，而且交往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强调与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侧重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合作，目的是推动和深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信任、合作和友谊。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伙伴双方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不因分歧和矛盾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战略调整充实和完善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内涵，提高了中国外交的策略水平，是中国外交走向科学和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内涵、外延的新拓展
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政策调整后，21世纪初党的十六大对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外延做出进一步拓展。
首先，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方面，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重要主张。
什么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历史潮流，十六大报告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只有有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地区环境、周边环境和国内环境，才能保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安康；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中国党和政府坚持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但又不否认国际社会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调整、合作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客观地说，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都处于变革之中，这一进程现在还未完成。如果说前半期是把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割了，那么战后开始的进程就是推动这个分割的世界朝着新的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其动力是社会制度的大调整。大调整的核心内涵就是社会制度的调整逐步取代社会制度的单纯对抗[6]。资本主义运用“新政”、社会民主主义来调整自己。中国自1978年以来也在作大调整，已经取得的成果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前所不能想象的。这种社会制度的大调整并不仅限于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全球性的现象，因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众多的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经过战后的大调整，今日之资本主义已非昔日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决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冷战后社会制度的调整并未停止，而是更加深入了。因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解体和易帜，以及发展中国家受过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程度影响的国家都不得不加快制度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以胜利者自居，也要适应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调整自己。冷战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共同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划分为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阶层的人类总会走到一起，并经过调整来协调彼此的共同利益。
其次，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重要主张。
从政治制度来说，当今世界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前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来说，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兴工业国家。从宗教来说，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宗教，还有众多的其它宗教。以民族来说，世界上有单民族国家，还有多民族国家，而且各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文化传统。从文明来说，各国都形成了同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都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价值信仰、意识形态，都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和民族特点的发展道路。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我们要承认、要尊重。
再次，十六大报告中，将以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称“发达国家”，改变了以往单纯以社会制度划线的外交称谓。十六大将加强与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放在今后中国外交任务的首位。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加强与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同盟军。然而，客观地看，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居优势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十六大报告强调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充分显示了中国外交进一步超越意识形态的务实性。
全球性相互依赖关系和沟通协调机制的加强，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和世界格局，使我们必须重新反思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政治思维范式，从而使中国外交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具有更大的兼容性。
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亦从外延上对中国的世界观产生重要影响。没有一幢房屋可以由单一的梁柱支撑。中国的一切与世界息息相关，中国与世界加强互动、共同发展的进程不可逆转。中国的主权观正在同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发展观结合起来，国际合作理念正被赋予更多普世价值。中国古人理想中的“大一统观”与“和合观”符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共荣性理念。中国不再以旁观者的身份与现有国际体制发生联系，而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参与者与共建者；不再是国际机制中被动的一方，而正在成为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