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视野中的《创业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史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视野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作为重要构成部分的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走过了一条艰难生长和曲折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众所瞩目的文学景观，长篇小说创作及其相关的文学问题，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要对象，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观照这一特定文学时代的重要途径。 以我们通常梳理文学史演进变化的时间线索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可称之为长篇小说创作高峰的应该有三次：一是现代文学史上的30年代前后，以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老舍《骆驼祥子》等为代表的现代长篇小说的第一次崛起，奠定了20世纪长篇小说发展的艺术基础；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年代前后，以“三红一创、保林青山”①等一批长篇小说的集中出现，在当代文学阶段形成长篇小说的又一次兴盛；三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经历十年的创新变革，迎来了90年代长篇小说艺术能量的群体性释放，莫言、张炜、王安忆、陈忠实、贾平凹、刘震云等80年代成名的一批实力作家，以他们各自的长篇力作跃上自己的创作高峰，也共同构成—个时代文学的整体高度。 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即所谓“三红一创”之“一创”，正居于20世纪长篇小说的第二个生长点上，作家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14年，呕心沥血创作出这部表现渭河流域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厚重之作，小说一经面世即引起文坛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其影响持续至今。柳青的《创业史》发生在陕西境内，带着浓郁的陕秦地域文化和审美色彩，也带着更为典型的民族国家文学的总体气质和艺术特征，对后者，我们通常会从周秦汉唐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渊源，从决定作家的文学观和审美理想的延安文艺母体，探寻作品的民族性时代性表征及其生成原因。有关《创业史》的研究，从始至今都是超个体和超地域的，都是负载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思考的，无论其创作经验和艺术贡献，还是相关的历史局限和时代问题，乃至对后来者的深刻影响以及与未来文学发展的关系等等，柳青的《创业史》，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入口。 《创业史》第一卷单行本于1960年出版，一时迎来“广为称道”和“好评如潮”，旋即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小说中不同人物形象的不同评价，最引人注目的是严家炎讨论《创业史》的系列文章，严家炎提出梁生宝形象塑造上存在“三多三不足”，而对高度典型化的梁三老汉形象倍加推崇②，这些观点受到包括柳青在内的多数人反对。这次讨论看似关涉人物形象的美学评价，背后的起驱动作用的却是政治力量，在“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本质”③的文学观念制约下，讨论实际上无法继续向前推进。第二次对《创业史》的集中讨论是在80年代新的历史时期，它的突破在于卸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回归文学形象的美学评判标准，肯定梁三老汉这一复杂形象，深化了对文学典型的认识。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政策的颠覆性改变，引发人们对《创业史》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出现了另一种以历史失误来单向否定作品的倾向。第三次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学术热潮中，再次面对曾经被视为经典的包括《创业史》在内的“十七年”文学。伴随着文学观念的激变，被再次审视的《创业史》，凸显出无法回避的时代印痕和艺术局限，否定性批评异常尖锐，随之反驳和辨析的声音也参差出现④。进入21世纪，当与《创业史》所描写的时代社会拉开更大的距离，有关小说研究也逐步越过肯定与否定、成就与局限的两极批评模式，走向更加客观和理性，和更加开阔与深厚。在新一轮渐次展开的学术研究中，《创业史》以及作家柳青，被赋予时代文学标本的意义，文本解读和艺术质地评析中的微观再考察，在同类题材、同代作家和地域文化群体中的比较研讨，放在新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视野中，探寻“革命文学”的生成轨迹、艺术样态、文化品格，以及带给后世的种种复杂影响，所有这些⑤，正形成《创业史》研究的新局面和新高度，也成为当下《创业史》研究新的学术起点。 柳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坛上脱颖而出，其《创业史》成为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中的翘楚，被当作这一时代文学成就和艺术高度的一个代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流变与陕西地域文学的关系来看，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认同，新中国伊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发端于解放区文艺，是解放区文艺的直接和全面的延续，确切而言，那曾经是一种互为滋养、水乳交融的关系。作为当代文学前身的解放区文艺既在汉唐气象、傲世古都的氛围中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内在精神，又现实而具体地吸取了陕北民间艺术的精华，营构出新中国文艺的雏形面貌。而陕西文学由于地缘的优势，直接生长和形成于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之中。早在延安时期，与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相一致，杜鹏程、柳青等作家开始了自觉实践《讲话》方向的文学活动，柳青的前期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就是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新收获。新中国成立后，柳青的创作从文学观念到审美风格都与前期一脉相承，是这一基础上的提高和深化。正因为陕西文学根植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深厚土壤，与解放区文艺融为一体，所以，陕西文学得天独厚，承接延安文艺传统，顺应时代文学主流，在新中国逐渐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陕西文学适应性强，成长迅速，此种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如果成立，那么杜鹏程和柳青以他们的长篇创作在新中国文坛上确立自己的位置，就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事实上，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在估论“十七年”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学成就时，在以1956年为分界的两个阶段中，作为分量最重的长篇小说创作，1954年出版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1960年出版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被当作这两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备受关注。顺带指出，另一个与当代文学史叙述密切相关的话题是，《保卫延安》与《创业史》，还分别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题材，代表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类型。这就使得我们对陕西作家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研究，超越了作家个体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限制，延展至对20世纪中国文学生长演变的总体观照与质性反思。 《保卫延安》作为共和国童年时期的小说样本，代表着亟待成长的时代文学的新起点。而在新中国成立十年之际问世的《创业史》，则一直被当作新中国文学行进十年后的成熟和艺术上的标杆之作。新世纪以来的《创业史》研究成果表明，在20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发展的视野中考察柳青，他的《创业史》“在总体上是完成了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长久的期盼”，不但表现在“主题的提炼”和“英雄人物的塑造”，更指向一种艺术形式的寻找，“一种并不属于某个作家的个别形式，而是属于某一时期文学的带有普遍性形式的寻找。”⑥柳青在自己的文学时代受到认同获得喝彩，其“成功”就在于一种“共同文体”和“既定常规”⑦的最终建立，有研究者也将其称之为“革命文学”或“革命文学的理想形态”，“它具有自己的文化品格”，“也代表了一种美学思想”。⑧如果从既往的文学理论话语中寻找关联，应该与曾经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具有某种同质性。如此而观，对《创业史》的研究，就有了更加重要和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时代选择了柳青及其《创业史》，还因为柳青之为柳青的个体存在。《创业史》的成功和为主流文化所认同，固然是作家积极主动地应合了时代的政治期许，努力实现作家个体精神与社会政治功利的调协统一。表现在，柳青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在对震荡全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进程的全方位展示中，进入对中国农民人生命运的揭示和思考；柳青模拟外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思路，贯穿在写作中的自觉、明确和坚定的政治意识，塑造特定时代需求的“新人”形象，以及传达时代精神、负载作家的理性思考和政治激情的叙述方式，都显示出作家与时代文学既定规范的共约关系。而在此前提下，柳青最大限度地坚持了艺术上的独立精神，《创业史》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肯定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成就，比如塑造出既有历史内涵又具生活智慧和人性体温的梁三老汉等中国农民形象；比如柳青颇见功力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让笔下的农村生活故事有着永不褪色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都是柳青长年浸润“艺术的学校”磨练功力而得来。相对而言，柳青是“十七年”革命型作家群中具有良好的学识结构和艺术素养的一位小说家，他作为“新的文学话语和叙述方法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和“革命文体”的创造者⑨，同时也进行了小说美学上的自觉探索和营构，为现代小说艺术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发展者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创业史》发散出的中国传统文学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气息，证明了柳青自觉吸纳和融合中外小说艺术经验的气度和能力，这大概是我们一直感受到的《创业史》的丰富和深厚之原因所在，也是柳青的艺术个性所在。即就是“十七年”间被集体信奉的作家“深入生活”，在柳青这里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他把自己安家皇甫村14年艰苦的生活体验，当做“唯一适合我这个具体人的一种生活方式”⑩，既不动摇也不宣传，他将这种首创性的生活方式和认知生活方式，纳入了自我选择、自我适应的艺术个性之中，使之成为小说创造的有机构成部分。我们知道，从战争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十七年”主体作家群，大都是受火热的斗争生活触发而进入文学创作的，他们的文学成就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深厚的生活积累，柳青既属于这一群体也与之有共通性，但他愿意付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固守他的生活基地，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显然又越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背倚同一时代，面对同样的现实，作家主体的生存方式、认识途径和思想修养等等，决定了其感受、理解和表现生活的深度、力度都不尽相同，柳青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柳青不会简单地迎合时代风气，也反对青年作家跟风式地“机械地效仿”。由此而看，“深入生活”的时代命题与柳青的自我选择之间，并非简单的配合关系，其中蕴含的创作发生学与文学个性学等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与柳青艺术个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家如何面对文学接受者?也即我们经常说的“为谁写”的问题。类似于“深入生活”，“为谁写”也是研究柳青这一代作家绕不过去、但也同样不能整齐划一性对待的问题。有论者在比较赵树理和柳青的创作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虽然也是解放区出身的作家，但柳青并没有表示过对赵树理一派小说的兴趣，也没有谈过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他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表达问题，文学接受基本没有进入过他的视野。”(11)对于在延安时期已经全面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柳青来说，这样的判断看起来很难成立。无需论证的是，从延安时期走来的作家们首先考虑的是“为谁写”和“写什么”，在此前提下也大体规定了“怎样写”的创作模式，柳青当然不能例外。但换一种角度思考，柳青又可能是不能例外中的一个例外，因为柳青在《创业史》中所表现出的艺术自觉，无论小说整体性的史诗构建，还是淡化故事性主营人物性格的创作思路，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刻描绘，乃至柳青相当知识分子化的叙述语言等等，都可以看出柳青有着更为宏远的艺术追求，这其实又是超越了聚焦于政治功利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方向的。深入柳青的创作本身，他有对艺术独立精神的坚持和维护，而他对应的又是时代背景下急功近利的文学要求，这就造成柳青创作思想和实践中弥漫的两重性，这也再次启示我们，通过《创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认识柳青，更可以触摸一个时代文学内外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创业史》的丰富和复杂，正可以引领研究者走进文学与政治相互缠绕，从而造成作家自我难以解决的思想与创作的悖论情境中，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乃是发现和把握问题的关键。 进一步落实到《创业史》文本艺术的层面，尽管柳青主观上要求自己秉持历史的直笔，严格说《创业史》也只达到了局部真实而非全部真实，亦即一种被过滤和被规范的真实性。我们认为《创业史》是时代允许范围内真实性程度较高的作品，指的是柳青实现在作品中的对农村生活精确到位的描写，对特定时代农民复杂精神面貌的准确传达，柳青在努力协调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时，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真知灼见透出笔端，而柳青对中国农民血肉疼痛般的情感灌注，和创作中最大限度的个人表达，又使《创业史》聚散着更为浑朴温暖的人性情怀，激发起读者悲喜杂糅的复合情感。事实是，柳青偏重在时代精神理念层次上肯定和赞美梁生宝，表现着作家的价值倾向和政治热情；而梁三老汉的形象则多来自作家内心情感的认可，这种情不自禁的热爱潜在作品深层，但也时时泛出水面，而文学形象的生动与否，小说艺术感染力的持久与否，却更多取决于后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度评价《创业史》到底“写得怎样”?我们放不下和难以割舍的这本小说，其实依然在文学的形象性和情感性这些本质方面，提供了今天我们还能引以为镜的艺术经验和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走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呈现出情节结构与性格结构并存且二者相互结合、逐步转化的发展态势，情节线和性格发展线二者经纬相织，复线式立体式史诗结构俨然出现。严格地讲，共和国初期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仍然侧重讲述革命历史故事，这是由于英雄性格史的不成熟造成的。《创业史》则以人物形象为中心来结构作品，并带动巨大的历史事件同时运行，从而把广阔的社会生活引入作品，形成庞大而深厚的艺术画面。柳青以立体网状结构突出作品的艺术整体性，营造宏伟的史诗巨著，显然代表了现代长篇小说的一次长足的进步。从小说的艺术结构和文体形式方面讨论《创业史》，无论其价值贡献抑或艺术问题，都应该越出所谓“革命文体”的规范建造，被当做小说艺术史上的一份独特遗产来看待，这样才有可能立足于小说艺术本体来研究《创业史》的知识历史和后世影响。 当然，我们无法剥离政治文化的缠绕而在一个纯粹的小说艺术系统中研究《创业史》，这是《创业史》的宿命，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宿命。在一百年以来的小说观念和小说艺术范式的形成变化中，政治文化或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已经成为文学存在中的“应有之物”。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也已经越过了外在力量的强加和附着、以及创作上简单配合与形式演绎的层面，深入探照到艺术内部由政治侵蚀而带来的本体变异。属于这个时代的出色作家和优秀作品，因其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和群体特征，会更多地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重新审视，并由历史裁决其未来命运，《创业史》也概莫能外。20世纪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诸如小说对社会政治化主题的刻板演绎，“两军对垒”的模式化布局和类型化的性格塑造，都带来对小说真实性和人物生动性的巨大损伤。这种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观照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一个时代文学的固有局限，在《创业史》中表现的非常突出和典型，对此，研究者已经有了充分的揭示和阐释。如果更进一步以《创业史》作为“革命文学”的成熟之作和标本形态来看待，那么，柳青赋予《创业史》的鲜明政治倾向和小说的艺术魅力之间，是如何搭建起共赢之桥梁的?《创业史》内涵的思想矛盾和葆有的艺术张力，可否经得起超时空的阅读考验?概言之，20世纪时代背景下的“革命文学”创作到底有无建构经典的可能?倘若以作品持续具有的“再解读”性来衡量，关于《创业史》的接受和评价已然进入了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视野中，它正以经典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昭示着自身的价值意义。 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的一批长篇小说，曾被当做中国当代文学成熟时期的典范之作，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惟其如此，才更强烈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文学风气，从而构成性地决定了当代小说的整体审美品格。柳青及其《创业史》的影响研究，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对作品本身的历史评判，延伸到对当下文学状态的考察和对未来理想文学的建造。在陕西地域文学范围内，如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就和柳青形成各自不同的影响关系，他们在对柳青的继承、剥离和超越中建立起各自独特的文学个性，成功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一份真正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或者从多方面为后来者提供经验教训，或者因其良好的再生性品质，不断起到导引和激发后辈的作用。乃至我们今天讨论当下小说所面对的艺术限制，也常常能从共和国文学的生长时期，即那个时代所谓的“共同文体”或“既定常规”中找寻到一些因缘余绪。研究柳青的《创业史》及其同时代的作家作品，除了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史意义和经典性需要讨论外，文学基因的传承和突变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是我们回返文学历史现场更为深远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三红一创，保林青山”指的是：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②参见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③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④这一时期有关《创业史》论争的代表性文章，有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罗守让《为柳青和〈创业史〉一辨》，《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⑤新世纪以来《创业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萨支山《试论50年代至70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萨支山《当代文学中的柳青》，《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吴进《柳青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等。 ⑥萨支山：《试论50年代至70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⑦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⑧⑨(11)吴进：《柳青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⑩柳青：《关于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标签：文学论文; 创业史论文; 艺术论文; 柳青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保卫延安论文; 作家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