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与芜杂——全祖望的为人与为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大气论文,全祖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袁宏道、张岱或者顾炎武来，中文系的学生，知道全祖望(1705-1755)的肯定要少得多。原因是，一般的文学史甚至散文史上，都不太讲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前年出版的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介绍了清代散文名家四十四位，但就是没有全祖望。这点，我觉得很奇怪。现代学者中，真正关注并极力推崇全祖望文章的，反而是历史学家黄云眉。今人读全祖望的书，完全可以从黄的《鲒埼亭文集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入手，那书做得很不错。中文系教授忽视全祖望，历史系先生反而“慧眼识英雄”，这与全祖望所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美文”有关。
学界一般将全祖望作为历史学家看待，不太关注其散文成就。而我的《中国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里，则用“最高规格”，选了他六篇。不用说，我对全文有偏爱。为什么？等下我会具体谈到。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鄞县（即现在的宁波）人。据史家称，甬上全氏，自南宋至清初，诗书之泽不绝，乃富有文学传统的世家。曾祖、祖父、父亲均坚持遗民气节，入清后不再做官，这点对全谢山日后的立身处世以及文章趣味，有很大影响。王永健《全祖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将全祖望的一生分为四个时期：从出生到二十五岁，读书甬上，怀抱大志；二十六岁到三十三岁，“薄游京洛”，饱尝人生艰辛；三十四岁至四十四岁，家居十载，潜心著述；四十五岁到五十一岁，奔走衣食，二任书院山长。这个描述简单明了，且大致可信。进京赴考时，全祖望住在内阁学士李绂家，那是在宣武门南一所故相国的房子里。在京期间，全祖望曾和李绂共同借读《永乐大典》，分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五类，摘抄难见之书，每天二十卷，就这么一直读下来。梁启超、钱穆所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提到从《永乐大典》里头纂辑佚书，乃乾隆皇帝开四库馆的最初动机。京城读书固然愉快，仕途却很不顺利；日后的家居著述，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个时代，不当官，必然家境贫寒。去世时，家人出其藏书万卷，换得二百金，才把他安葬了。
就这么一个仕途很不得志的读书人，大概有著述三十种，留传下来的，除了《鲒埼亭文集》《鲒埼亭诗集》外，还有就是《经史问答》、《校水经注》、《续宋元学案》等。《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父子草创的，后来由全祖望续成，一般认为，谢山的工作量占十分之七八。全面介绍全祖望的著述，不是我的任务，下面集中谈三个问题。
第一，经史文三合一
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附录严可均(1762-1843)《全绍衣传》，其中有这么一句：“余观古今宿学，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通经术者未必具史裁，服、郑之于迁、固，各自沟浍，步趋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难得也。”类似的话，约略同时的阮元(1764-1849)也说过。在给《经史问答》作序时，阮称，他特别欣赏全祖望的学问。因为，理学家的学问，就好像海上神山一样，虽然高妙，但可顷刻间生成——当然也可顷刻间消灭，而像全祖望的学问，则是：“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可。”学问路数不同，有见识、学力之异，就好像佛教有顿悟、渐悟之别。阮元是汉学家，他欣赏全祖望这种百尺楼台从地起的治学方法，强调“积年工力”，自有其道理。但这不等于另一种研究思路，那些如“海上神山”般“顷刻生成”的，就没有任何价值。这篇序文里，我更关注的是下面这段话：“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凡给人作序，都容易犯一个毛病，那就是专挑好话，而且夸大其辞。像此序称《经史问答》可与顾炎武的《日知录》媲美，评价明显过高。但表彰全祖望将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合而为一，却是搔到了痒处。这既是全祖望的特长，可又不完全是；比如，在我看来，这话完全可以移赠给全祖望极为崇拜的黄宗羲。再说开去，这或许正是黄、全所从属的浙东学派的特点。
谈论“浙东学派”，不能不涉及章学诚。在章氏的《文史通义》里，有一篇《浙东学术》，其中提到，一般人把顾亭林作为清学的开山祖；其实，顾炎武的学问乃浙西之学，跟浙西之学同时并存、遥相呼应的，还有一种浙东之学，代表人物是黄宗羲。此前，学界一般关注顾炎武这条线，其实，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之学同样值得重视。
诸位可能马上提出质疑，顾炎武明明是昆山人，按现在的建制，昆山属于江苏苏州，怎么变成浙西学派？诸位必须了解，学术史及文学史上的“浙东”、“浙西”（如“浙东学派”、“浙西词派”等），不同于今日的行政区划。因为，唐时置浙西、浙东两道，到了宋代，称浙西路、浙东路。清人所说的浙东，包括现在的宁波、绍兴、台州、金华、温州这一块，而浙西则除杭、嘉、湖外，还包括旧苏、松、太，也就是今天的苏州、无锡、常熟这一块。浙东浙西，治学为文各有特色。“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这话说得很公允，可在具体论述时，章学诚明显偏向于浙东之学，强调其渊远流长，从南宋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也就是叶适、陈亮那里，一直延续下来。江浙这块地方，从宋代开始，经济文化确有很大的发展。南渡以后，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浙东学派与永嘉学派是否真有联系，学界意见分歧；但浙东的人文荟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流风余韵，甚至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这点，念现代文学史的，大都印象很深。
关于浙东学术，章学诚主要强调以下三点：第一，文献；第二，史学；第三，经世。无论浙东浙西，历来藏书丰富，乾隆为修四库而征书，得之浙江的最多。当然，被禁毁的图书，也属浙江的最多。在出版业不发达、图书资料紧缺的年代，“藏书丰富”意味着这个地方的人文环境好。另外，此地学者读书，向来注重史学。大家都知道，史学和玄思不同，对文献资料有很大的依赖性。藏书的丰富与史学的发达，二者虽不能直接等同，但毕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此地学者，多有经世致用的情怀，反对空言著述，希望切合当时人事。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就是章学诚所说的“浙东贵专家”。所谓“贵专家”者，反对空言性命，主张“百尺楼台，实从地起”，这种凝重、厚实的史学风格，乃浙东学派的基本特征。
谈论“浙东学派”源流的人，往往上溯南宋的叶适、陈亮，下及清代的黄式三、黄以周父子。这一扩充学统的努力，最早见于章太炎的《检论·清儒》。而今人张舜徽的《清儒学记》（济南：齐鲁书社，1991），则将其进一步坐实。该书第六章“浙东学记”，以清初的黄宗羲开山，紧跟着是万斯大、万斯同，接下来是邵廷采、全祖望，再接下来是章学诚、邵晋涵，最后数到黄式三、黄以周。黄以周(1828-1899)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晚清。也就是说，这是个跟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学派。但从1930年代起，就有人别持异议，认为浙东学派应分为两个系统，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确实一脉相承，至于章学诚、邵晋涵，则是“异军突起，自致通达”。这点，有兴趣的同学，请参阅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渊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和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尽管有争议，但在清代学术史上，“浙东学派”成型早，而且发展脉络清晰，还是值得注意的。
我甚至有点怀疑，晚清的章太炎以及民国以后的周氏兄弟，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浙东学派都有某种联系。章太炎并没有真正列黄以周门墙，只能算是“私淑弟子”。但大致相同的文化土壤与学术氛围，加上师长间的频繁交往，对章氏颇有影响。只是随着西学东渐，知识系统以及教育体制均发生很大变化，后来者游学四方，甚至读书异域，对于乡邦文献以及地方学风的依赖性越来越少。因此，将浙东学派封闭在清代学术史上，我以为是合适的。后起的黄以周等，并不以文章著称，但我所喜欢的三位“能文章”的“学问家”——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全都属于广义的“浙东学派”。因此，称经史文合一乃浙东学派的重要特征，我想不会太离谱。
作为学者的全祖望，私淑黄宗羲，这点，无论是全祖望本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没有二话。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里，全祖望提及黄宗羲之批评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读书明理，须从六经入手，否则路数不正，很容易坠入歪门邪道，这是古代中国教人读书的套话。可黄宗羲的教人“穷经”，目的是为了“经世”；因此，必须“兼令读史”，“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这样，“方不为迂儒之学”。在黄宗羲看来，各人才情趣味不一，读书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途径，但“读史”却是所有学者的必修课。世人都说“以六经为根柢”，黄宗羲因反感明人束书不观空谈性命，故在具体论述时，不知不觉地将命题转化为“以史学为根柢”。也是在这篇碑文里，全祖望引录了一段黄宗羲的自我评价：早年读书，牵缠科举习气，体会不深，所得尚浅；只是到了“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为之尽释”。也就是说，甲申国变之后，历经诸多磨难，对于历史与人生，方才有真正深入的了解，许多以前想不通的东西，一下子豁然开朗，全明白了。另外，全祖望称：“先生多碑版之文，其于国难诸公，表章尤力。”你看，全祖望所描述的黄宗羲：第一，读书注重史学；第二，强调明清易代这一“患难”对自家学问的影响；第三，撰写大量碑传，表彰易代之际的忠臣烈士。这三点，日后几乎为全祖望所全盘继承。
当然，全祖望才高气豪，即便对他崇拜的黄宗羲，也会有所批评。在《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中，全祖望提及黄宗羲晚年文章之“玉石并出，真赝杂糅”：一来年纪大了，精力有所不济，不像中年文章那么精彩；二来晚年名气越来越大，“多应亲朋门旧之请，以谀墓掩真色”。称黄宗羲也有不少“谀墓之文”，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指摘。前面讲过，钱谦益病危时，黄宗羲曾出手，帮他完成人家“预购”的墓志铭；这笔“不义之财”，对于老病的钱氏来说，如雪中送炭。其实，在固定的稿费制度确立之前，“润笔”乃文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途径；而墓志铭又是其中需求量最大、最“生财有道”的文体。因此，名气越大的艾人，越可能“谀墓”。至于同是声名远扬的大文人，为什么有人的文集非常精当，几乎篇篇可传；有的则很芜乱，夹杂很多谀墓之作？在全祖望看来，关键在于，是否有“有力高弟为之雠定”。大家都曾撰有不少应酬文章，至于入不入集、传不传世，取决于弟子的胆识与眼光。过于拘泥的弟子，一味谨守师文，反而可能糟蹋了尊师形象。从这个角度，你能理解全祖望之谈论黄宗羲，恭敬之余，必定也会有所批评与匡正。
说到为师长或先贤编文集，其中有个难题，即如何处理那些不太精彩，不，很不精彩的篇什。求全还是求精，是个两难的境地。全祖望说得没错，唐人宋人的文集，看上去很精彩，那是大量淘汰的结果——有本人删节，有弟子雠定，还有时人及后人的自然选择。再说，雕版印刷成本高，编纂文集时不能不有所取舍。现在不一样，出书太容易了，于是各家文集、全集遍地开花。为已经谢世的著名作家学者出全集，是好事，起码是一种文化积累。可编全集得有个基本思路，到底是希望其作品传世呢，还是要体现作者的全人格？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缝隙的。你是只要找得到的，就尽量往里面塞呢，还是为了顾及作家／学者形象，有所选择？你说，哪一种更对得起读者？这取决于你是站在专门家、还是一般读者的立场发言。作为研究者，当然希望文集越全越好，以便其纵横驰骋，上下其手；作为一般读者，则很可能抱怨如此“玉石并出，真赝杂糅”，是浪费纸张。说实话，古往今来，经得起“全集”折腾的人物，不是很多。你很认真地为其辑佚、整理，不放过任何只言片语，好不容易弄出全集来，不只没加分，还减分。出全集，并非对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光辉形象反而可能大受损伤（笑）。这还不包括，后人编文集／全集，是否有必要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
十年前，我们编《王瑶全集》时，就碰到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老教授们普遍受冲击，被迫写了无数的检讨。王瑶先生也不例外。这些东西要不要入集，我和钱理群教授有过争论。钱先生的意见是，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必须保留这些检讨，因其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面貌，让后人知道那一代学者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当然承认这种东西很重要，有史料价值，但不主张将其编入文集，而建议交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供研究者查阅。后来，钱先生的意见占上风，书出版后，这一举措获得了不少好评。但我还是觉得，我和老钱的意见，各有其道理。我不太主张将“文集”做成供研究者发掘的“史料”，而强调对一般读者负责，还有，就是尊重作者的意愿。我们都能想象得到，如果由王先生做主，他决不会将这些屈辱的记忆收入自家文集。
确实，倘若希望完整呈现某一文人学者的形象，正反两方面的资料都应该保留下来。但保存下来，以供研究，与作为文集，公开出版，是两回事。现代史上若干关系重大的伟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出版全集时，翻箱倒柜，尽量不要遗漏任何文字。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可我们有没有想过，作者本人也许并不情愿。几十年间，每篇文章都可读，每则日记都无愧，这样的人太少了。换句话说，绝大部分人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笑）钱ｚｈōｎｇ书生前跟人家打官司，反对校勘他的书，不准重印某些旧作，这都是基于中国文人传统：爱惜自己的羽毛。所谓“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对于那些不太精彩的“少作”，如果确需重印，我要修改。对于很有自尊的学者来说，如此“改定稿”，方才是我希望传给后世的东西。古人刊行文集，往往是在去世以后；因此，在世时尽量琢磨，少留遗憾。今人不一样，随写随刊，晚年清点，很可能后悔莫及。因此，对于那些特别珍惜自己羽毛的文人学者来说，后人的拼命辑佚，把他／她遗弃或有意掩埋的东西翻出来，重见天日，简直是跟他／她过不去。
正是从爱惜羽毛这一角度，全祖望认为，黄宗羲前面的文集好，是他自己编的；后面的文集不好，因生前来不及校订，弟子又不敢删改，难免玉石杂陈，可惜了。这里涉及全祖望本人对待文章的态度。在《文说》中，全祖望提及，扬雄的剧秦美新固然贻笑千古；即便韩愈、陆游、叶适这样名声很好的文人，也都有一些不该写、不该留的应酬之作。值得格外留意的，是下面这句话：“吾故曰，‘儒者之为文也，其养之当如婴儿，其卫之当如处女。’”文人学者应该有所守，有所持，不要滥发议论，不要为文造情，更不应该变成造币机——当年林纾写得太快，陈衍嘲笑他是“造币机”。（笑）此类“爱惜自家羽毛”的论述很多，但都不若全祖望的说法惊心动魄。当然，悬的甚高，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
史学家和哲学家不太一样，除了考订精审，议论卓然外，还有一点，就是“读的书多”。对藏书及文献的重视，于是成了浙东学术的一大特色。全祖望所撰《二老阁藏书记》，既写黄宗羲，也表达自家情怀。说到黄宗羲如何喜欢读书、收书、藏书，搜罗大江以南诸家殆遍，全祖望特别提到，黄之藏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这是喜欢收藏的学者与专门藏书家的最大差异——前者是为了阅读而收藏，与自我炫耀或积聚财富无关。关注现代学术史的同学，很可能记得，郑振铎喜欢藏书，其著述也得益于其丰富的收藏——尤其在小说考证方面。可同时我们也记得，1935年8月15日，鲁迅致信台静农，对郑振铎的治学方法表示不以为然。不过，那是上了出版商的当。在为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做广告时，出版商特别强调其多用“孤本秘笈”，特了不起。鲁迅说，我从来不靠秘籍孤本炫耀人目，我读的是大众都能见到的书，即所谓“凡所阅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读常见的书，而能做出石破天惊的独立判断，这才是真本事。我认识很多著名教授，学问很大，家里藏书也不少，可就没几本“像样的”——这里所说的“像样”，指的是版本学上的“价值”。伺候“孤本秘笈”，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对于“藏书”是为了“用书”的学者来说，不太值得花这个心思。
做学问的人，不可过分依赖“孤本秘笈”；但丰富的藏书，对于史家来说，又是必不可少。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关键在于，“收藏”是否能与“学问”相关联。倘若像黄宗羲那样，“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这样的收藏，方才值得赞赏。跟藏书丰富、趣味广泛相关联，黄宗羲的学问也倾向于综合：有人谈性命，有人尚博雅，有人能文章，有人通古今，但惟有黄宗羲“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不满足于专攻一家，而是希望把理学、气节、文章合而为一，确保了黄宗羲在清初学界的卓然独立。而这种“三合一”，在私淑弟子全祖望这里，只需将“理学”替换成“史学”，基本上就可以成立。这里所说的史学、气节、文章三合一，与阮元所表彰的兼及经学、史才、词科，在内在理路上很接近，都是强调全祖望突破“学问”与“文章”之间的藩篱。这一点很重要。刘师培在论及清代文学变迁时，曾慨叹“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文苑、儒林、道学遂一分而不可复合”。可具体论述时，对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浙东学者之“咸属良史”而又能“斐然成章”，刘还是给予了较多的肯定（《论近世文学之变迁》）。
第二，表彰忠义与气节
最能体现全祖望史学、气节、文章“三合一”的，莫过于其表彰忠义与气节的碑传。
全祖望的史学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学术史的撰述，包括诸位耳熟能详的《续宋元学案》。另外，以史家的眼光，为许多著名学者立传。对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全氏这些精彩的描述与总结，是很好的入门向导。从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一直到刘献廷、姚际恒、方苞、厉鹗等，其为人、为学、为文，都在全祖望的笔下得到极好的呈现。第二，关于乡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续甬上耆旧诗集》等。如此恭敬桑梓，发扬潜德幽光，日后对周氏兄弟不无影响。鲁迅的编纂《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及周作人终其一生对乡邦文献的强烈兴趣，都与此相关。第三，这是我想着重谈的，那就是极力表彰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臣烈士。就像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的，《鲒埼亭集》一书，记明末清初掌故者约占十之四五，而其中表彰的，又都是“晚明仗节死义之士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这个特征太明显了，以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全祖望传》，竟如此称扬他的表彰忠义、褒贬世俗：“说者谓雍乾以降，文网森严，偶表前朝，即膺显戮，致朝多佞臣，野无信史，其有直言无隐者，仅祖望一人！直笔昭垂，争光日月，可步南、董之后尘者矣。”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文网森严”，全祖望为何还能如此“直言无隐”？难道只是胆识高、志气豪？在诸位的印象中，清代文字狱是异常严酷的。就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可能导致砍头，更何况直接表彰抗清义士史可法、张煌言等！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什么时候文字狱闹得最凶？那是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到四十八年(1783)，这十年间，发生数十起骇人听闻的冤狱，查禁违碍文字，动辄砍头抄家，真是风声鹤唳。好在这个时候，那位呕心沥血为故国忠义树碑立传的谢山先生，已经去世二十年了。
在全祖望生前，清代政权基本稳定，大兴文字狱还没开始，思想控制相对较松。那时，为了笼络不愿科举的明遗民及其后代，清廷建明史馆，组织修《明史》。这既是加强思想控制，也是笼络人才，安抚江南始终不服的民气。全祖望没有直接参加《明史》的修纂，但六次上书明史馆，提了很多建议。这些书札还保留在《鲒埼亭集》里。既然为前朝修史，必然涉及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描述前朝的忠臣烈士——那可是你新朝的死敌！只要你不想让整个《忠臣传》空着，你就必定牵涉到许多抗清人物。既要保留前朝的民气，又不能违背新朝的意旨，这《明史》可不好修。
诸位知道，晚清时，章太炎等反对清廷统治，常用全祖望的文字来激励民心。可见这些东西，当初也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清廷并不特别忌讳。在为《鲒埼亭文集选注》所撰长篇序言中，黄云眉提到，全祖望是讲求策略的，第一，不掺入华夷之辨。即不谈民族问题，只说忠贞。大难临头，当臣子的该怎么办，要不要忠于皇上？当然，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希望臣下忠贞，清廷也不例外。易代之际忠臣烈土之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剥离具体历史语境，同样为新朝统治者所欢迎。黄云眉总结了六点，最后一点是，全祖望尽量降低姿态，称自己只是在给《明史》做资料准备，订正若干不太准确的民间传说。尽管全祖望再三辩解，说此举如何有利于大清王朝，可要是遇上深文周纳的能吏，根本抵挡不住。好在他已经死了，文字狱才真正大发作。
其实，对于此举的微妙与危险，全祖望不是毫无感觉。在《墨阳集序》中，全祖望提到：“吾乡故国遗民之作，大率皆有内外二集，其内集，则秘不以示人者也。”江浙一带，是遗民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遗民为何只以外集传世，而内集则秘不示人？当然是逃避文字狱，保存真正的心迹，期待日后光复。没想到光复无望，辗转百年，很多遗民的著述早已“消磨于鼠牙鱼腹之中”。全祖望之所以需要到处访书，主要期待的，不是那些已经刊行的“外集”，而是平日秘不示人的“内集”。我们读全祖望关于各忠烈的神道碑、事略、行状，会发现很多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其材料来源，一方面是遗民后代的口耳相传，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日后“消磨于鼠牙鱼腹之中”的“内集”。如此辗转相传，死无对证，可能不太准确，有以讹传讹处，但意思在那里，精神也在那里，不能轻易抹杀。考虑到已经“为王”的“胜者”，往往借助手中的刀剑，而不是笔墨，任意地裁减资料，“创造”历史；对于无权者叙述时的不够严谨、有欠稳妥，应当给予同情之理解。
说到这个问题，我想引入一件有趣的疑案。全祖望生前手定《鲒埼亭集》是五十卷，而现在我们见到的，则只有三十八卷。为什么？可能与全祖望以前的好友、后来交恶的杭世骏(1696-1773)有关。据说杭世骏主讲广州粤秀书院时变相受贿，被全祖望揭发，于是结了仇。全祖望去世后，不太知情的弟子们，请杭世骏给老师写墓志铭。杭将《鲒埼亭集》拿走，说是做参考，可看完后一直不还。等到好不容易催回来，发现只剩下三十八卷了。后来，有人甚至揭发，杭世骏把全祖望的某些文章弄到自己的《道古堂集》里，真真岂有此理。（笑）但这只是全祖望学生的一面之辞，不见得可靠。黄云眉提醒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假如当初不是杭世骏压住，文稿马上刊印，乾隆大兴文字狱，这书肯定逃不了。不只被毁版，还可能株连九族。幸亏杭世骏把它扣下来，等文字狱的高潮过后，才将书刊印。这样，反而逃过了一大劫。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疑问，之所以只剩下三十八卷，是杭世骏偷了呢，不是给老鼠咬掉了，抑或是等到刊行时，发现有违碍的东西太多了，只好自己抽掉？其实，站在新朝的立场，即便今天存留下来的《鲒埼享集》，也有很多“肆无忌惮”的表述。不信，请读读《梅花岭记》、《张督师画像记》等篇，此类文章表彰忠烈，怎么有可能只讲“忠君”，而不问“爱”的是哪个“国”？换句话说，关注易代之际的人与事，几乎不可能没有“违禁”的文字。
《鲒埼亭集》里，即便没有直接的反清言论，其表彰忠烈，总有新朝忌讳的文字。书之所以残缺，被老鼠咬掉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杭世骏的扣住书稿，到底是卑鄙小人，想偷老朋友的文章呢，还是明察时世，故意压下。这个谜，没有确凿的证据，大家只能猜。相对来说，我比较欣赏蒋天枢1933年刊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的《全谢山先生著述考》。蒋为杭世骏辩解，说是杭看多了朝廷禁书毁书的把戏，加上年纪大了，“血气既衰，则畏惧之心恒多”，其“不敢揭谢山之志，且深藏谢山之集而不敢出者，固宜”。也就是说，既没偷书那么卑劣，也没有护友那么英勇，只是看山雨欲来风满楼，不想冒险。此举确实是为自家打算的，可客观上帮助《鲒埼亭集》躲过了一劫。
像《梅花岭记》之写史可法，或者《张督师画像记》之状张煌言，也就是张苍水，都是情深意长。这样的文章，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另外还有一种，那就是对气节之士的表彰。在全祖望看来，这也是忠义之举。直接抗清而死的，比如说张煌言、史可法等，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新朝也认可。反而是那些抗节不仕的，地位很尴尬，新朝也比较忌惮。在《移明史馆帖子五》里，全祖望称：“且士之报国，原自各有分限，未尝概以一死期之。”那些不是死于国难，也没跟清兵打过仗，只是不跟新朝合作的节义之士，也是忠臣，也该入《忠义传》。就好像陶渊明的“不事异代之节”，同样值得表彰。你看他整日“寄情于首山易水”，一点都不悠闲，明明是寄托遥深。“首山”指的是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易水”则是燕太子丹送别荆轲处。表面上飘逸，实际上很讲气节，这样“不事二姓”的高人，不像史可法、张煌言那样死得轰轰烈烈，但同样值得尊敬。他们之所以隐逸，是因为世上无道，作为不得，只好退而求其心安。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不能否认其心志高洁。我们知道，隐有两种，一是负气带性，一是与世无争。前者有明显的政治意识，虽没有以死相争，杀身成仁，对新朝的声威与权势，同样造成威胁。
就拿《阳曲傅先生事略》来说，描写傅山如何装病，拒绝应博学宏词科，可硬是被当局抬进北京城，而且不用考试便已授衔。傅山怎么表示？“望见午门，泪涔涔下”，不是感激，而是屈辱。临离开北京时，扔下这么一句话：以后谁要是把我看作像刘因那样曾事新朝的，我死不瞑目！全祖望花那么多笔墨，刻意渲染的是傅山的气节。像他这样有一技之长，明亡后，带着儿子浪迹四方，边行医边读书，似乎很潇洒。但全祖望不太同意顾炎武对傅山“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评价，认定傅山晚年的所作所为，并非真性所在。傅山是有政治抱负的，“萧然物外”乃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他的真面目。这其实说的不只是傅山，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定，光复明朝已经无望，文人学者的选择出处，相当艰难。就像我前面再三说的，对于气节之士来说，慷慨赴死易，在漫长的岁月里坚守寂寞，拒绝功名富贵的诱惑，是很难的。没有异乎常人的意志与定力，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方能体会与想象。我相信当初全祖望刻意表彰傅山等气节之士，是有很深的感触的。
全祖望撰写《枝隐轩记》，同样别有幽怀，不仅仅是“溯酒人，伤节士”。文章扑朔迷离，先说思南死时，“有父老入哭于轩，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后面才告诉我们，那轩中二老，都是拒绝和新朝合作的名士，一个是“不就”，一个是“自放”，“皆其同志也”。名士们的反抗新朝与自我明志，也不过是以酒浇愁。此文写尽节士的苦闷和守志的艰难。易代之际，像思南这样讲求气节的，城破时投水，被人救起；剪发成头陀，勉强活下去，又实在心有不甘。不得溺于水，于是希望溺于酒；可庙中无酒，只好回家。文章上半段，渲染思南如何不问家事，整天喝酒，不管谁来了，逮住就灌。人家不喝，还不依不饶，跑到别人家里，揪来一起喝。实在找不到酒友，半夜里把婢女、仆童都抓起来，“强以大斗浇之”。如此不近情理的“溺于酒”，终于“修成正果”。“一日坐轩中，忽大呕血”，去世前告诉众人，别伤心，这是我刻意为之的。此文摹写节士内心的忧闷，笔墨酣畅淋漓，只是有点夸张，带有明显的小说笔法。一般说来，史家之文，追求的是沉稳、厚实、准确；但一旦为“奇人”立传，往往不自觉地渗入了小说笔法。过求雅洁，必定大大限制史家想象力及叙事能力的发挥。谈论这一点，不能不牵涉颇具“史才”的全祖望，在“词科”方面的修养与趣味。
第三，超越“江南之文”
对于全祖望文章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我在《中国散文选》的小传部分，提到清人平步青和近人梁启超对全祖望文章的赞赏。一个说：“尝言今之古文，以全谢山为第一”；另一个则是：“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为第一部了”。其实，也有很多批评的意见，必须同时举出，方才公平。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的“前言”，引了严元照和谭献的话，大致是说全祖望写文章太随便，“柳子厚所谓以轻心掉之者”；不是不会写，而是写得草率了一点。而这，跟他模仿黄宗羲有关，喜欢笔记和小说，把“稗习”带到文章里来，因而文字不够洁净。就像黄云眉所说的，这种批评，在有清一代很有代表性；那时文坛的主流，强调文章须有门面，而这门面就是唐宋八大家，再往上说，便是《史记》、《汉书》。黄宗羲也好，全祖望也好，其文章的最大特点，正在于其“脱略门面”。黄云眉从这个角度为全祖望辩解，大致妥当，但也有若干可以略为补充或引申发挥的地方。
其实，章学诚的《乙卯札记》中，也谈及《鲒埼亭集》。章既欣赏其“盖于东南文献及胜国遗事尤加意焉，生承诸老之后，渊源既深，通籍馆阁，闻见更广”；又对其文章之芜杂不无非议：“而其文辞，不免冗蔓，语亦不甚选择，又不免于复沓，不解文章互相详略之法。”不过，话说回来，相对于时下过求雅洁的文风，章学诚还是承认全祖望文章的魅力：“然近人修饰边幅，全无为文之实，而竞夸作者，则全氏又远胜之矣。”
黄云眉说得没错，全祖望文章“脱略门面”，不是一般的“文人之文”。这一点，有必要稍做辨析。史家之文另有尺度，与一般的文人之文不同。比如说，比起方苞的纯净、袁枚的性灵来，你会发现全祖望的文章确实有异。不一样在哪？我想用两个词来概括：第一，大气；第二，芜杂。关键在于，这两者恰好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起码在全祖望这儿是这样。跟这直接相关的，还有全祖望所选择的，多是天崩地裂这样的“大题目”。选择“大题目”，与风格上的“大气”和“芜杂”，互为因果。在传统中国文人眼中，能言志抒情，或者发点无关大局的牢骚，这不算本事；关键是要能上得万言书，写活真豪杰。扛得住这种“大题目”的，方才称得上“大手笔”。
这并非毫无道理。有人小文章写得很精彩，但做不起大文章，比如说归有光，或者袁枚，在我的印象中，就有这种问题。全祖望却相反，文章有点粗，可扛得起大题目，这其实很难得。我们常说，百年中国，多灾多难，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与史诗性，是可以做“大文章”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反右到文革，多少“大题目”等着文人来扛。可一直到今天，真正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依旧不是很多。“大题目”其实不好写，不是一句“解放思想”或者“脱略门面”就能解决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这种与“大题目”相匹配的胆识、魄力与文采。勉强做去，压弯了腰，吃力不讨好。
说到全祖望能吃得住大题目，其文章风格是“大气”而“芜杂”，我想起《阳曲傅先生事略》中的一句话。那说的是傅山，可也不妨作为全祖望的夫子自况。傅山不喜欢欧阳修以后的文章，理由是：“是所谓江南之文也。”什么是“江南之文”？作者没说，大概也不太好严格界定，但你能意会——不外秀气、精致、雕琢等。如果是这样，你就能明白，描写天崩地裂之际的忠臣烈士，“江南之文”确实不太合适。为傅山撰写“事略”，表彰其苦持气节以及不喜“江南之文”，文章最后竟然是：“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全祖望对于“江南之文”的不屑与警惕，反过来，帮助我们想象其为人与为文。
文章的好坏，固然依赖于个人才情，但与描写对象也不无关系。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第一句话就是：“予尝谓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在全祖望看来，黄宗羲文章好，就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从小见识各种非同寻常的人物。见识多了第一流人物，眼界自然很高，其追怀朋好，杂糅见闻，这样的文章自是有别于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特别赞扬全祖望“最会描写学者面目”，比如说黄梨洲、顾亭林、刘继庄、钱谦益、毛奇龄等，都是三言两语，就能写活一个人。所谓全氏“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固然在理；但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当世第一流人物，本身行事特异，性格鲜明，确有可写处。换句话说，不管是黄宗羲的《思旧录》，还是全祖望诸多慷慨壮烈的碑传，确实是“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诸位可能已经注意到，全祖望诸多碑传之文，选择江浙人为表现对象。为什么？此地抗清本就激烈，故国遗老也多，虽相隔百年，仍有许多逸事流传民间。史家闻见亲切，加上又可能访到若干秘不示人的“内集”，难怪其文章生龙活虎。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全祖望状写忠烈的文章，好处在“能曲折其情”，而不只是排比史料，因此特别感人。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大家读《梅花岭记》。单看题目，你以为这是一篇游记；可真正记游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第二句是：“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梅花如雪，芳香不染”。梅花岭在江都县、即现在的扬州市广储门外，因遍植梅花而得名。文章架构很简单：我登梅花岭，跟朋友们谈论百年前的忠臣烈士。就这么回事，完了。可此文的真正意图，不是记游，而是写入。
文章起笔很突兀，顺冶二年，也就是1645年，清兵围江都，史可法知道大势已去，事不可为，于是召集诸将，跟他们说，城破的时候，我必须殉难，不能落入敌人之手。临危之际，谁来为我完此大节。这时候，副将军史德威说，我来干。史可法说，好，你跟我同姓，我上书给母亲，将你写到族谱里。城破的时候，史可法想拔刀自裁，诸将将他抱住。这时，“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诸将拥着史可法拼死突围，但清兵太多，眼看部下大都牺牲了，史可法“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清军统帅多铎“以‘先生’呼之”，以礼相待，劝他投降，“忠烈大骂而死”。依照遗言，史德威将其葬于梅花岭上；找不到尸骨，只好以衣冠代之。
讲过城破之际史可法的英勇就义，作者笔锋一转，数说起各种传说来。有人说，城破的时候，看见史可法“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而死；也有人说，不对，史可法当日突破重围，并未死于城中。因了这些传说，各地纷纷起兵，托史可法的大名。其中有一个叫孙兆奎的，兵败被俘，押到洪承畴帐前。他俩原本相识，洪承畴于是亲自审问。下面这一段对话，非常精彩。洪承畴问：“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看来这传说，还真让人牵挂。孙兆奎的回答是：“经略从北来。”——经略是明清两代守备若干个路的军政大臣，地位在总督之上，那是洪承畴的官职——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督师洪公到底死了没有？诸位都知道，洪承畴在松山，即现在的辽宁锦州城南，率大军和清兵打仗，兵败后降清；当时传说他是战死，崇祯皇帝还专门设坛祭祀“烈士洪承畴”。孙兆奎明知故问，不承认高坐眼前的，就是那已经尽忠报国的“督师洪公”。洪承畴当然“大恚”，急呼麾下将其推出斩首。
讲过此等逸事，全祖望接着发议论：英雄烈士死后，大都会有传说，说他们如何成仙、成神。从唐代的颜真卿、宋代的文天祥，一直到眼下的史可法，都有类似传说。其实，神仙之说，纯属画蛇添足；因为，忠臣烈士精神不死，不必靠神仙传说来延续其生命。
从史可法的故事，一转又是墓旁的“丹徒钱烈女之冢”。由英雄而烈女，越发远离正史，依赖于遗老的口头传说。文章最后，突起波澜：日后建忠烈祠，相信副使诸公均能从祀；可烈女呢？希望不被遗忘，“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辈也”。扬州十日，江南抗清，易代之际，牺牲的不仅仅是沙场上的战士，还有许多不屈不辱的烈女。这样来表彰烈女，很有见地，值得今日的女性主义学者关注。
此文以忠烈为主线，辗转盘旋，一唱三叹。真正记游的，就那么两句话，一是百年登临，一是烈女冢旁梅花如雪。而在如此简略的记游中间，竟然穿插进史可法、孙兆奎、洪承畴、诸部将、钱烈女等故事。作者以忠义之气贯穿全文，左冲右突，万变不离其宗。跟一般文人的讲求结构谨严、线索清晰很不相同，此文以气势取胜。这也是全祖望的文章显得“大气”的缘故——不屑于精雕细刻，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另一方面，过于放任情感奔腾，无暇思考与别择，文章自然显得有点“芜杂”。回过头来读《梨洲先生〈思旧录〉序》，所谓《思旧录》让人“肠断”、“神伤”、“缠绵悱恻”，其实也正是谢山先生文章的特色。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曾引清人沈彤的一句话，说：“读《鲒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壮，得失相半。”据说全祖望本人很认同这一评价。至于梁启超，更是对此说赞叹不已。文章能够激动人心，这是大好事，为何说“得失相半”？这就好像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情感”，很是动人，但相对不够冷静、简洁。这不仅仅是技巧问题，更关乎作者的性情。
此君才气纵横，可惜只活了51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活窘迫，郁郁不得志；另一个原因，便是心高气傲，负气忤俗。46岁那年，全祖望曾生过一场大病，有朋友说了这么一句：“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怎能不害病！”你弄的是史学，本来应该专管古人，现在可好，古人的事你都忙不过来，还管今人的，难怪心力交瘁！这个生活在三百年前的狂傲的读书人，睥睨当世，讥弹前人，常跟人家过不去。据说他后来牙疼得厉害，妻子嘲笑他：都是喜欢雌黄人物落下的毛病。（笑）批评人还不打紧，关键是语气太刻毒，这可是有才气的人常犯的毛病。原华中师大教授张舜徽，在《清儒学记》里这样评价全祖望：“他的为人，博洽有余，沉厚不足，一生刻峭寡和，而持论偏激，多未可据为典要。”（246页）张先生是文献学家，自然对为人的稳重、为文的典要有较高的要求。反过来，大概也是专业的缘故，我很欣赏全祖望的“露才扬己，不谙世务”。就在这乾嘉学术全盛期，居然有这么“文人气”十足的著名学者，不只“肆无忌惮”地褒贬天下英雄，连自己最为佩服的黄宗羲，也都有所批评。同样潜心做学问，不像同时代许多著名学者那样，被考据训诂辑佚等磨平棱角与性情，而是关注故国遗闻，表彰易代之际的忠烈之士，这点很难得。如此治学，隐含着志向，贯穿着情感，寄托着抱负，不知不觉中，研究者的个人气质也会发生变化，颇有“自我英雄化”的倾向。在追踪先烈足迹的同时，作者开始傲视群雄，更不要说芸芸众生——包括许多谨小慎微的当世学者。正因为写作时太投入了，一往情深，无暇顾及笔墨和结构，全祖望文章的稍嫌“芜杂”，也在情理之中。
黄宗羲说过：“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上》）什么叫“至文”？“至文”的首要条件是，作者撰述时必须“一往情深”。对全祖望文章不以为然者，往往攻击其“殊有稗习”，也就是说，不够专精，也不够严谨。就像前面说的，这可能是因为全祖望使用了部分难以实证的“内集”，也可能是因其得之于故老遗闻，所有这些，都无法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还有一点，全祖望写文章时，情感强烈，爱憎分明，笔调夸张，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学术颇有距离。但事过境迁，到了晚清，这种强烈、高调的表述方式，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基于对史学“超然独立”、史料“不偏不倚”这一传统思路的质疑，今人再也不敢轻易嘲笑全祖望著述的“主观性”。相反，对其关注口头传说，引入稗官野史，发掘被“王者”所刻意压抑的“另一种历史”，越来越有好感。
回到全祖望那些“大气”而又略嫌“芜杂”的文章，到底应该怎么看？这里，不妨借用《文说》的思路，区分“大家”与“作家”。全祖望称，唐宋八大家以后，文坛上“作家多，大家不过一二”。“作家”只要“瘦肥浓淡，得其一体”即可；而“大家”呢，“必有牢笼一切之观”。这里的“作家”，约略等于一般所说的“名家”。名家有所得，大家有所失，得失之间，我关注的是文章的境界。清风明月、小桥流水，是一种美；但反过来，“惊风飘白日”、“大漠孤烟直”，也是一种美。后者的壮阔、粗犷、豪迈，迥异于傅山所嘲笑的“江南之文”。在我看来，全祖望文章的大气磅礴、生气淋漓，在清文中独树一帜，十分难得。即便有点“芜杂”，那也是“大家”之失。
2003年7月17日据记录稿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