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族认同模式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启示论文,民族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2-0086-05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主体整合社会和建构国家的过程和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举足轻重，它扮演了从吸纳个体认同到进行社会动员等诸多重要角色。主导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政治原则，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1](P1)它要求将生活在同一疆域下的多样化群体整合成同一民族，以形成国家的社会基础。大多数国家内部多民族存在的事实，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原初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如何在保持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建构并形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成为各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下面就以被称为“人种和族群”展览馆的移民国家美国为例，从民族认同及其必然性分析入手，探讨其民族认同的模式和策略。
一、民族认同及其必然性
就字面含义而言，认同即认为一致、相同之意，从词源上来看，“认同”(identity)一词来自于拉丁文idem，原意为“相同”或“同一”(the same)。[2]相关研究表明，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哲学和逻辑命题。从洛克时代开始，identity开始与哲学中的认识主体问题发生关联。[2]此后，先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其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并用其表述为“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和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P5)后来，埃里克森把“认同”放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考察，指出“认同”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在本质上认同就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4]由此“认同”从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逐渐被社会学发展起来，逐渐聚焦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5]在由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时代，人们既作为特定民族的一员存在，同时也是民族国家的成员，由此决定了人们的民族认同必然是双重甚至是多元的，既包含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身份的认知、忠诚和归属感，也包括对其民族国家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6]就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民族认同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个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族群认同。[7]就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来看，狭义的民族认同亦即各民族对自身民族群体和文化的认同，由于民族的群体的原生性和文化的本质性并无多大障碍，对于民族国家的考验和挑战多来自广义的民族认同，亦即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
民族认同之为必须，首先源自人的社会属性。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以符号为象征和互动媒介的社会属性。没有纯粹的自然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需要社会的归属，而每一个社会结构、过程及其归属的形成都离不开以自我为基础的群体身份建构和心理认同确立。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群体和组织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密切关联的，就如高丙中所指出的：“个人、社会和国家是共生的，个人在社会中，在国家中；社会在个人中，在国家中；国家在个人中，在社会中。，，[8]其次，民族认同之被高度重视源自民族国家这一特殊的国家模式，以及此模式下积淀深厚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的结合，尤其是二者的结合能够对民族社会稳定、协调和有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9]再次，由于现代性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这使得民族特性和身份的认同因多样化的社会环境而处于变化和波动状态，并有可能随时转化为社会冲突。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描述的，“迅捷而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了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这些认同交织在一起，颇具张力。鉴于传播的瞬时性，它们能够促使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10](P86)
二、美国的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通过族群整合重塑国族，追求公民的身份以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它涉及民族的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具体而言有三，一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建构、国家认同及其实现；二是群体层面的民族认同；三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历史地看，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结构，使得民族与国家形成各不相同的组合形式，从而决定了在民族认同上基于国度的差异性。美国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族群结构极其复杂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认同模式。
1.以“领土民族”为边界的民族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以民族命名显示了民族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民族国家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它的民族性，亦即国家始终与特定地域中的特定民族结合在一起。多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一步就是建构统一的民族，即将生活于同一领土之上的所有人通过一定的纽带建构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族，以确立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历史地看，美国的民族建构是伴随其民族本身发展、变化而展开的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在殖民地时代和建国初期，美国人口中信仰新教、说英语的英籍白人占多数，这使得美国人认定自己的民族是以白人、英籍人、新教徒这三个特征为标志的，即普遍所说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其意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雏形，也正是这个被称为美利坚的民族在18世纪取得了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后来随着大量欧洲移民的进入，英国人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早期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主流社会和文化地位不复存在，为适应这一社会现实，美国的民族建构开始从WASP思想转向白人民族思想。就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著名的《常识》一书中所说的：“欧洲而不是英格兰，是美国的母国，这个新世界曾经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热爱世俗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避难所。”[11]这样，在WASP文化主流地位丧失，大量欧洲移民进入的背景下，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开始改变：不再强调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而是开始转向“欧洲美国人”的白人民族观。再后来，随着亚裔、拉美裔等世界其他地方各色人种的大量进入和民权运动下黑人地位的提升，美国社会既失去了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单一民族的主导地位，也无法维持一个单一的白人社会，而是变为由白人、黑人、黄种人、印第安人和拉美裔人等各色人种组成的多元民族社会，由此，其民族建构和认同开始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强调领土上的美国人。
总体来看，民族建构的过程就是实施和强化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过程，亦即民族的范围应该与国家的范围一致，从而使人类群体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统一成为某种新的共同体。[12](P146)具体到美国就是强化“美国化”的过程，即加强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其典型表现就是被广泛实施的熔炉思想和政策，从自称为“美国农民”的法国移民H·圣约翰·德克雷弗柯在18世纪提出熔炉思想，到著名文学家爱默生在19世纪把美国民族称为熔炉，再到美国犹太作家以色列·赞格维尔在20世纪使用熔炉这个概念，[11]都主张美国民族是不分皮肤颜色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有不同信仰的所有族群融合在一起，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熔炉思想在实践和政策上主要表现为民族同化，即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戈登提出的7种同化，亦即文化同化、社会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身份认同同化、意识中种族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和公共事务同化。[13](PP.84—85)总体来看这些同化主要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移民展开，其目的无非是克服多样化的族群引发的族际冲突及其对社会团结的威胁。虽然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同形式的种族主义，也有过鄙视和排除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实践，更不乏以反对犹太教、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为主要任务的各种形式的排外运动，甚至出现过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但总体来看并未脱离民族国家的总体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及围绕民族主义展开的民族建构。
2.以“美国信念”为标准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14](P12)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国家认同体现的是国民对他所属国家的认知和情感依附状态。国家认同的形成在本质上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动员建构意义的过程，它涉及通过建构而形成的某种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为民众提供了认同的对象和标准，只有当民族国家建构了某种特性，且这种特性被绝大多数国民认同时，国家认同才得以确立。历史地看，作为民族认同对象的这种特性是多种多样的，既可能是与族群起源有关的血缘，也可能是与文化有关的语言或者宗教信仰，还可能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等，具体为何视民族与国家的结构形式以及国家建立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定。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多族群年轻国家，它既没有欧洲那些准同质性民族国家(指类似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民同质性强、语言和文化相对单一，族裔成分简单的国家)[15]那样的民族基础，也没有中国、印度那样悠久的历史基础，这使得血统、语言、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这些传统结构民族的纽带和建构认同的手段均失去了基础。尤其，美国是一个由众多族群组成的联邦，是一个微型的联合国，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16]这使得美国在国家认同上必须另辟蹊径，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国家认同观——信念。
美国的国家认同观强调的是极具弹性和张力的信念和思想，就如许多美国学者认为的，美国民族的认同标准既不是语言文化，也不是经济和地域，而是思想。[11]从N·芬兹斯齐、D·希默尔到西奥多·H·怀特，再到科基·罗伯茨等均认为，美国人在民族认同上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思想”。在他们看来，美国不同于欧洲，“美国人没有一个共同的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地域，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除去宪法及其确立的体制，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凝固成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种族、历史、宗教、甚至语言”，“他们所有的共同的东西只有思想。”也只有思想才能使“美国人团结一致。”[11]就如美国学者汉斯·库恩所指出的：“一般认为构成一个单独民族的那些要素，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共同的领土都不存在，联结这个新国家的，同时也是把这个新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纽带……是建立在一种理念之上。”[16]美国的理念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有着极强的政治性，就如亨廷顿指出的，不同于大多数国家，国民认同在性质上是机体性的，“但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性的，不是机体性的”。[17](P27)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是与国家及其社会、政治相关的自由、平等等观念和信条。西蒙·利普塞特将美国信念概括为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放任。[16]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3年的一封信中的表述就是：“早已确立的并一直在实行中的美国的原则就是，美国方式是一种思想中的、心理的方式，美国方式不是、从来都不是种族的和血统的，一个好美国人就是忠于美国和我们的自由民主信念。”[11]美国信念侧重从政治思想上框定美国人，认同美国即认同其基本信条，成为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接受和认同美国的社会、政治价值观与制度。
3.以公民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意识培养。公民通常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作为法律概念，公民与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紧密相连。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主导形式就是通过国民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赋予获得民众认同的。前述国家民族的建设就是要通过政治民族——国族的建构以赋予民众公民身份，从而吸纳其对新政治共同体——国家的认同。民族建构针对的是多民族国家包含的那些以自身族裔历史记忆、共同语言、文化、宗教等为基础的自然民族的分散状态，它要改变的是传统社会以自然联系为纽带、原初身份为主要角色、效忠于原初群体的分裂割据状态。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将王朝国家以族群为基础的地方性社会推向以国族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奉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这里所说的“一个民族”是指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民族，亦即“作为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内所有人民的公民身份，这些公民不再是效忠帝王或君主的臣民，而是效忠以国徽、国歌、国旗为象征的国家的公民。”[18]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是否合格，与其公民意识密切相关。公民意识作为公民对其在国家中所处政治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知，主要涉及“社会成员对个人同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相互间的关系，即对其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义务等的理性认知。”[19]它决定和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参与及其相关行为。一国公民意识的状况主要取决于教育，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培养与现代国家和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意识。美国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体、族群极为多元的国家，于此尤为着力，并由此培养了国民良好的公民意识，且成为了公民意识教育的典范。
美国的公民意识教育伴随着国家建立和民族整合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建国到随后发展的几百年里，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不仅被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并且总是针对社会的现实予以适时的调整。早在英国殖民时期，这些被称为移民始祖的清教徒，就在分离主义者温斯鲁波的带领下寻求建立基督教的模范王国，并建立教堂，成立学校，兴办教育。殖民后期，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等更是以其《格言历书》、《自传》和《常识》等著述，通过对平等、自由和独立等思想的宣传，[20]致力于思想启蒙和公民意识提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独立就是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独立之后，以华盛顿为首的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公民教育，主张通过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培养来实现美国化。华盛顿在1779年致合众国人民的演说中指出：“不论出生于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感情专注的爱他。美国人这一名称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都是国民。这个名称必须永远凝聚应有的爱国主义自豪感，要高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21](P314)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建国不久的1790年左右，第一本关于美国历史、政府和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即出版发行。[20]后来，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进入和社会的多元化，适应政治上美国化的需要，围绕培养“成为适应社会环境、有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合格公民，进而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凝聚在同一面星条旗下”[22](P389)这一认同目标，在19世纪掀起了一场以“培养具有诚实、仁慈、自律、容忍等美德的美国公民为目标的”[20]公民教育运动，以强化对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认同感。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走向世界和全球化的发展，在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同时，加强了公民教育的革新研究，力图实现公民教育的科学化。1916年，全美教育协会就公民教育的内容、方式和课程设置等问题向全国学校提出建立“社会科”的建议报告，1922年设立了对“社会科”展开专题研究的“社会科全国委员会”，不久，就提出了公民教育科学化的方案。以此为基础，二战后，逐渐形成了“专门研究如何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学科，[20]由此促成了一门研究如何增进公民意识，亦即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论”的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23]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和全球化的深入，美国公民教育在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全球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美国公民的教育》中就明确指出，“公民教育一定要使学生了解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趋势，使学生能权衡和透视地方的、州的、国家的以及国际上的问题；同时使学生认识世界各国蕴含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认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加强竞争和同情关系的必要性。”[24](P45)进入21世纪，则越来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积极面对和解决不同文化冲突的态度和能力，”以培养“具有全球开放意识，能从事国际事务和外国研究、善于与他人共事的美国公民。”[2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教育不仅被国家高度重视，也受到了一些社会团体的重视。在国家大力倡导公民意识教育的同时，一些社会团体也积极投入进来，如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就专门设立了“社会部”，以负责自己各汽车厂训练移民工人的学校，这些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新移民学习如何做美国公民。[11]无独有偶，为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局势，卡内基促进教育基金会主席博耶就提出了“从重点培养竞争到重点培养合作”、“从强调民族的狭隘观点和忠诚转变为强调全球的观点和忠诚”[26](P23)等五个教育应实现的转变。
4.民族认同的文化化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上的国家至上主义。民族国家的认同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27]美国在通过国族建构、公民意识教育强化国家认同的同时，适应族裔结构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对民族认同采取了文化的策略。在美国有关民族的话语体系中，盛行的基本概念是族群。而族群，按照权威的定义，是指在社会上具有独特的因素，因文化和血统而形成不同意识的群体。[28]不同于民族对政治性的强调，族群是一个文化色彩浓厚的词，凸显的是群体的文化性。通过文化这一策略，加上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既避免了民族群体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在使用上的含混不清，也在保证共同的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为亚文化群体的存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国民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的矛盾。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文化多元”实际上并未保留真正独立的“文化群体”，而只是在接受“共同文化”的前提下，才允许那些保留某些传统文化的“亚文化群体”存在。[13](P77)
在采取文化策略将民族族群化、民族认同弱化的同时，对于国家认同，美国则通过对政治信条的强调积极予以强化。美国特别强调所有公民之间所具有的美国公民这一共同政治身份，并以此协调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国家认同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并在认同序列上保持优先的地位。[29]美国民族政策的核心是各民族成员享有宪法规定的平等的个人权利；它针对族裔和文化的多元性特别强调任何种族、民族的群体不能要求特殊权利(印第安人除外)；对与民族相关的各族群文化，按照多元文化政策允许其存在，但只有在对统一的美利坚国家认同的前提下才可以得到保护，各民族成员对其权利的要求不能违背构建美国公民国家这一总体目标。[30]按照“全国美国化委员会”的要求，作为一个美国人，或者说外来移民必须彻底断绝与母体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联系，接受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认同并服膺美国的社会制度，在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和民族感情上树立“美国第一”的观念，只有把美国的利益置于个人和民族群体利益之上，才可称得上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化，并且这些要求后来都被纳入了各州的法律之中。[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指出，美国是有史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最为强烈的大国，虽然国内存在激烈的政治纷争、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但就作为立国之本的政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来说，基本上是首尾一致并且跨越党派和阶层的。[31]正是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上对国家认同的大力推崇，加之系统的公民意识培养教育和持续的民族建构，使“美国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观念，民族整体的归属与认同意识，在与民族集团族群意识此消彼长的能动较量中，归根到底处于一种优势地位，”[16]并由此达成了文化多元基础上的政治一体，较好地维持了社会和政治秩序。
三、效果与启示
美国的民族认同实践和模式有着诸多的启示，首先，在由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时代，民族认同既涉及对已有民族群体的认同，也涉及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形成，更包含新的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的认同。这其中对国家的认同、忠诚和爱国是一国公民的基本义务，民族国家必须把国内各民族塑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民族，并通过认同感、归属感的培养实现社会的秩序和政治的统一。其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必然冲突。国家可以通过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双重行动，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和统一。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的，国家一方面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建设确立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以确保对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需要国族建构和公民群体的构建、更新以及对不同族裔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吸纳群体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在民族与国家之间积极互动的基础上，一个人既可以忠诚于那个将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为美国人并确立对美国认同的统一的公民原则，也可以忠诚于任何特别的宗教、族裔和性别群体，两者之间并无矛盾。”[16]亦即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并存不悖，这也被中国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建设和实践所证明。再次，以思想信念作为认同的目标切中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实质。人不同于动物在于其思想和观念，改变人首先需要改变其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以思想信念作为认同目标无疑是合理的，这既符合人类行为的文化特质，也照顾了民族的文化属性，同时也与现代政治的价值观念实现了衔接，由此，通过互相联系、高度整合的信念这一强有力的纽带把美国人团结在了一起。最后是通过教育对公民意识的培养。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建立在国民高度的公民意识及其自觉之上的，而意识是经由后天的培养形成的，基于此，美国长期致力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可以说，美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正是通过国家和社会不遗余力地、系统化的公民意识教育，使美国这样一个以移民为主体民族、结构多元的国家实现了较高的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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