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原历史文化区域的形成及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历史文化论文,基本特征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地区文化特征的形成，既是这个地区文化长期累积的过程，也是以自己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对周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时间和地理环境的空间的结合体，是文化内在逻辑演变和文化空间形态变迁的统一。因此，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原文化的时候，应从对中原文化的一般认识，上升到了解其各具特色的文化个体现象。
一、中原历史文化区域的形成过程
“文化区域”（Culture Region）的概念属于文化地理学的范畴，但“文化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区域文化的形成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区域文化虽然是以地域限定的文化类型，但它毕竟脱离不了历史的成因和机缘。也只有当某一区域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了此地域上的文化共同性和文化联系时，真正的文化区域才算形成”[1]。
一般地说，文化区域起源的初始形式是这一地区的远古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时期的文化区域尚未明确稳定，文化水平还不高，它只是在考古文化中显示出了不同器物类型的一致性，同时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经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不同，古代文献记载中也反映出各地区土著居民不同的生存状态。具体到中原文化来说，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研究的成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近60年的探索，对中原远古文化区域业已理出基本的线索：在新石器时代，中原主体文化是以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豫西南和豫南的屈家岭文化、豫东的大汶口文化。
这些区系并不是简单的人为划分，而是着眼于各个地区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同时，各区系内“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大区系间还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经历着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到了晚期，私有财产开始出现，氏族也发展为部落和部落联盟。据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著名的有三大集团：即西部的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颛顼、舜等族；东部的东夷集团，包括太昊、少昊、蚩尤等，其活动区域北自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最南部，南至安徽东部，东至大海；南方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包括三苗、伏羲、女娲等，这一集团的中心在湖北、湖南两省，东部当以今日豫鄂大别山为界以东邻东夷集团，西部则北越南阳一带侵入伏牛、外方各山脉间，以北邻属华夏集团。这三大集团构成了中原原始区域文化的基本框架[2]。
文化区域的形成阶段是方国和封国文化，这是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色。《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晋南和豫西，商文化以商丘—郑州—偃师—安阳而围成一个三角中心区，周人在灭商后政治中心东移，形成了以宗周—成周为轴心的华夏文化区。以豫西为中心，三代时的中原曾经是方国林立，《荀子·富国》说：“古有万国。”《战国策·齐策》也说：“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时诸侯三千。”在中原政治力量强大时，各地诸侯都前来朝贡，《左传·襄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而复亳，三千诸侯大会。”《史记·周本纪》：“（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特别是西周采取分封制后，“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分封的主要对象是同姓贵族，也有功臣谋士、先王圣贤后裔，还有臣服的其他方国贵族。从河南省目前发现的上百座两周城址看，大多数都是当时的封国。在这种以宗族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政治体制下，当王权强大、对地方控制能力强时，主体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占居主导地位，但中央对地方的影响毕竟有限，封国作为一种隶属于王权的政治实体，在相对独立的政治运行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国的界定往往成为文化区域的界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也因制度的不同而成为封国文化的附属，文化的发展是从本地区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并起，为争霸天下而以强制弱，各诸侯国同时又锐意改革，注重发展地方经济文化，中原因政治、军事分割而形成特色突出的区域文化基本格局。
二、中原文化的基本板块
关于文化区域的划分，由于根据、要求、目的和认识程度的不同，划分原则多种多样。美国学者柯达尔（H·M·KendalI）说：“文化区是一组相类似的、内部有相互联系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这些文化通常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特别是语言和宗教。”[3]中国学者周振鹤先生从语言、宗教、风俗和人物等入手，对中国历史时期文化现象的地域差异及其形成的背景、原因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还从方言入手，全面分析了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4]。前不久，林拓著述认为，区域特征应强调其主体构成，所以他在考察福建地域文化时，专以“学术形态”为核心，从地域层级探讨文化中心的多元化与一元化，进而以“信仰形态”为核心，从地域分化探讨文化重心的周期演进[5]。
以上述文化区域的理论探讨为参照，我们在划分中原文化板块时，首先从地理、语言（方言）、宗教、风土人情等表象入手，结合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具体特点，考察其在文化渊源的基础上所受自然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的影响，更要考虑因政治、经济、军事等人为因素的介入所形成的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在上述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以认定中原文化在踏入文明门槛之后逐渐形成了以下基本板块：
1.中原文化的中心区域。在地域上包括现在的三门峡——郑州——平顶山地区，它以中华文明摇篮地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政治舞台之一，不仅是一个时期的区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找到了早期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线索。而渑池县的仰韶文化集中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从繁荣到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仰韶文化以豫西——陕西关中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青接壤地带，东至河南东部，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郑、洛、三门峡地区新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最终确立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夏文化的早晚关系，廓清了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
据古史记载，这个地区是华夏族活动的中心舞台，黄帝都于有熊（今新郑市），帝喾都于亳（今偃师市），夏禹都阳城（一般认为即今登封市告成镇）、阳翟（今禹州市），太康迁都斟鄩（一般认为在今偃师二里头一带，一说今巩义市稍柴村），商汤都亳（一说今郑州商城，一说今偃师商城）、仲丁迁隞（一说今郑州商城，一说为郑州小双桥遗址处）。周武王灭商后，迁九鼎于雒邑（今洛阳市）。成王即位，周公辅政，对雒邑进行了大规模营建，使之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新的都城，称为“成周”或“新邑”。新都建成后，成王“迁宅于成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丰厚的文化底蕴成就了著名的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在汉唐时期是其高度的发展期。秦和西汉王朝以咸阳、西安为国都，但以洛阳为陪都。东汉建都洛阳；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曾经是曹魏、西晋和北魏政权的都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用汉语、改汉姓，改用汉制度量衡等。隋唐时期，洛阳长期作为陪都，称东都、东京。天寿元年（690年），武则天废唐为周，立号为圣神皇帝，在洛阳建造明堂，创立殿试。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培育起来的河洛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的中心，而且成为当时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在学术思想上，这里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理学的发源地；在宗教信仰上，这里是传统敬天礼祖崇神“天人一体”原始信仰的滋生地，是道教的重要起源地，同时又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原点；在语言上，这里是中原官话的发源地，在汉唐时代，是全国流行的普通话；在思想行为上，这里是中国“礼仪之邦”的制礼初始，人民养成淳厚朴实、崇尚信义、乐善好施、豁达宽容的生活习惯。以洛阳为中心的皇都文化，在政治中心和经典哲学影响下的史学、文学、科技、艺术、教育熠熠生辉，河洛大地人文荟萃，名家辈出。
文化中心区域对外辐射的能力是极其强大的，并从而派生出超区域的亚文化区，在汉代将先秦时期楚文化区域的豫西南地区纳入自己的文化系统。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形成的豫东开封宋文化实际上是对河洛文化的承继，我们可称之为“后河洛文化”。“后河洛文化区”是河洛文化的延续，是中原文化新的繁荣，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因北宋建都而达到历史的高峰，使中原文化中心区东移，再一次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并传至海外。
2.黄淮文化区。主要包括现在河南东部的商丘——周口地区，这里在历史上是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汇地带，也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碰撞、融合的中心地区。它的西部是发达的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向东才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它的东部是历史悠久的海岱文化，夷人进入中原影响并促进了华夏文化的发展；楚文化由这里南迁江汉，与苗蛮文化结合后繁荣发展，并反过来北上扩张，所以东部文化区应是一种复合型的文化。
中原东部一般认为属于传统的东夷文化区。长期活动于中原的太昊、蚩尤、少昊都是东夷族的首领。太昊时期在考古学年代上当属大汶口文化早期，是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阶段，豫东是大汶口文化在河南的中心区，大汶口文化早期吸收了仰韶文化的诸多因素，在中期则又反过来影响了仰韶文化；少昊承继太昊，辗转于鲁西南及豫东地区，其时代与黄帝相当，东夷人在中原地区有的与当地原有部落融合，有的保留有较完整的独立性，其势力西可达洛阳。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所率东夷的九黎战败，东夷势力大大萎缩，退出了中原地区。继之而起的龙山文化在豫东是比较独立的末期东夷文化在中原地区完整的出现。夏代初年，东夷族中的有穷氏势力较强，它的首领羿利用夏王朝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一幕幕历史事件。东夷在商代被称作人方，考古学上属“岳石文化”，商人灭夏后在中原地区立定脚跟后不断向东扩张，将中原“岳石文化”渐次取代，最终形成邦畿千里的版图。周克商后，将帝舜后裔妫满封于陈（今淮阳县），以奉帝舜祖祀，称胡公；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都今河南商丘），以奉殷之先祀，黄淮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特色。
豫东黄淮地区很早就有高度发展的文明，淮阳古称宛丘，传说中的“三皇”即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先后在此建都；燧人氏、高辛氏、“五帝”中的颛顼、帝喾都曾在商丘生息，先商时期商人也在此活动。从考古学上看，豫中地区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是炎黄族与东夷族聚合于中原后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在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天文历法等方面都超过了他们原有民族所具有的水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吸收了由豫东传来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在淮阳平粮台发现了重要的古城遗址，其中南城门的门卫房和陶水管道、城内的高台建筑，反映出这里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在地理位置上，豫东地区地势低洼平坦，黄河和淮河的平缓清澈与暴涨暴落，促成了当地居民独特的性格和民风：吃苦耐劳、强悍不屈、蔑视王权、天命、神权的性格，自由、开放的思维方式，尊重人的自主创造精神，强烈的自然主义观念等。《汉书·地理志》说：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李嵩则在《归德志》中说：归德“士有忠义之风，民有仁厚之俗”。千百年来，孝敬父母、尊师爱徒、敬老爱幼、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一直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黄淮地区久远的历史和浓郁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中国古代灿烂的思想源泉。春秋时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战国时期道家的继承者庄子都出生在这里，秦汉道家黄老之学在这里崛起，并成为汉初刘家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虽产生于齐鲁，但思想来源于周，直接影响来源于宋。这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祖籍地和主要活动舞台，其区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豫南以方国为载体发展起来的楚文化。豫南文化区主要包括当今的南阳——信阳——驻马店地区，地处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界处，在传统上由于楚国文化的扩张在相当长时间内属于楚文化区；从中原文化来说是河洛文化向南部的延伸区，自汉以后与中原文化整体上成为一个系统，但又保持着自身的特点。
豫南新石器时代典型的考古学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继屈家岭文化而起的是石家河文化。如江汉平原湖北郧县的青龙泉遗址，下层是仰韶文化，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上层为石家河文化，而中上层文化遗址中，都有明显的中原仰韶末期庙底沟二期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存在。这种叠压与构成关系，说明了中原文化与南国文化的相互影响。
在阶级社会建立后，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在中原起着主导作用，而且以其强烈辐射力向周边区域渗透。二里头文化的部分先民从伊洛平原南下丹淅、唐白河流域，并沿汉水南渐到长江流域。在南方诸文化中，首当其冲的是豫南，在晚期出现大量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这与史书所记之“尧与有苗，战丹水之埔”、“舜伐三苗”、“禹征有苗”相符，说明了这一时期中原华夏部族与江汉先楚部族的频繁冲突与接触。如果说夏文化在江汉平原上出现的仅是一些点，而商文化势力多头并进的南下，才真正打破了江南原始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诗·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商代中期，殷人的势力不仅达到江淮，而且越过长江到达洞庭湖至湘赣一带。西周时豫南地区又先后建立了蒋、江、申、赖等诸侯方国，东周以后又建立了弦、黄、曾等诸侯方国，其中江、黄两国大量引进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业经济发达，故能结交中原齐、郑，同日趋强盛的荆楚相抗衡。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转化，日益强盛的楚国兼并了豫南的部分方国，并将楚荆文化带入豫南。自公元前688年楚灭申到公元前224年秦灭楚的四百年间，豫南始终处于各诸侯国的争夺之中，战事不断，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很难在这块土地上占主导地位，所以豫南逐步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形态。
自秦朝建立后，全国施行了新的行政区划制度——郡县制，豫南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成熟。从文化主体上，这里的地域文化为大一统时的汉文化所师承，与北方的华夏文化合流，最终成为中国古代主体文化的一部分。但在文化特征上，豫南在衣食住行、风土人情、语言习惯等方面呈现出许多“南方人”的特点，同时南北文化在此交融，文化过渡性尤其明显[6]。
4.黄河以北的豫北文化区。历史上的黄河多次改道，西汉以前黄河绕出龙门、砥柱以后转向东北，几乎横贯今河北省的中部，大略沿今滹沱河一线入海，另在荥阳附近分出一支济水东流入海，当时黄河下游的位置较今偏北很多。自汉代以后，黄河虽屡次变迁，基本上是自砥柱东流入海，占据了原来济水的河道，与今黄河走向大体相符。所以从整体上说，豫北文化的基本特征属于中原文化，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豫北地区是人类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安阳小南海就有猿人穴居野处、滨水而居；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有磁山、裴李岗文化典型遗址的发现，中期主要为仰韶文化的后冈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而濮阳西水坡“龙虎墓”的发现，使这里被称为中华龙乡。至商代后期，豫北文化发展到最为灿烂的时期。
在唐宋以前，古代黄河以北平原地区河湖密布、水源丰沛、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这种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心理情感、风俗习尚、学术文化造成很大影响，它和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始终处在同一文明线上，处在同一文化圈内。但是它从一开始就相对落后、微弱，这一状况无论是在东周时期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重新东迁到中原地区以后、在曹魏时期水陆交通可以横贯河北平原东西两条边缘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北方门阀士族兴起以后，还是在南宋时期政治重心南移以后，都没有改变[7]。
豫北地区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商朝末期的重臣比干，是历史上以死谏君的忠臣；战国时期济源人聂政，为报韩大夫严仲子知遇之恩，刺杀韩相侠累于阶上，因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莹，持剑自破其面；卫国人荆轲，游历四方，结识豪杰志士，成为刺秦王的英雄。豫北地区的风俗特征是古朴厚重。《诗经·卫风·木瓜》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从语言习惯上说，豫北整体上属于中原官话，但与晋方言、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混化，尤其受冀鲁官话的影响为重。
三、区域交叉与文化延续
上面文化区域板块的描述是以原始文化为基础，以先秦文化发展为线索来确立的。区域的自然特点决定了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和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有所不同，我国夏商周时期在中原建立的早期国家，是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作用为形式[8]，而且政治中心是不断迁徙的，因此文化区域的板块一开始就是相互交叉的，正是由于各种文化因子的相互碰撞，才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延续、繁荣和发展。
1.“中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基本板块。自然地理环境是由地理位置、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动植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原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黄淮海平原的西南部。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因为在黄河中下游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但古人生活对黄河的依附程度并不是太大，黄河反而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天然障碍，这使得黄河南北形成鲜明的文化差异；中原地区地势西高东低，北、西、南三面有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四大山脉环绕，间有陷落盆地，中部和东部为辽阔的黄淮海冲积大平原。山区丘岭面积占44.3％，平原面积占55.7％。山区和平原又决定了中原地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奠定了中原地区文化区域特征的东、西、南、北“四方”基本格局。
2.“跨河”行政区划对文化区域的隐性干预。行政区划是进行政治统治而划定的地理区域，区划一般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同时考虑政治上的统治，有意打破自然的屏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以郡、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统治方式，汉代出于政治需要，打破了秦郡划分方法，削王国之地而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有意识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元代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如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9]。这种划分方法为后代所继承，使得黄河南北、淮河南北文化交叉发展，文化一体化程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中原”特殊的政治地位，形成政治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自古以来，中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学者以中国古代文明多源论、多区域论来弱化中原文化的地位，然而必须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的研究分析表明，我们的先人摆脱原始野蛮的状态，真正开始进入文明时期，正是在中原地区”[10]。国家的形成、统治机构的完备，是中原文化形成的政治基础，中原政治的特点是强权政治，代表强权政治的权贵们利用神权为世俗政治服务，又将世俗政治礼仪化，最终导致强权神化，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同时为日后中国几千年王者独尊的专制独裁统治尊定了基础；文化的兴起，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强化，社会秩序也日益规范，政治统治得以长期延续。从夏、商、周开始，先后有20多个朝代的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使中原拥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千百年间，在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幕幕政权更替、文明兴衰的历史话剧，孕育了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太极少林的神秘文化，塑造了儒骨道风、厚道古朴、忠义为本的中原人格。一般地说，文化对政治的依附性较强，而对经济的依附相对要弱些。所以，在全国经济逐渐南移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直至北宋长期继续保持着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与主干力量的作用。
4.“河洛文化”由地域文化发展成为强势文化，由博大精深、兼容并包而发展壮大。河洛文化从形成到发展，以顽强的生命力融入中华文化的体系中，成为中华主体文化，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进程。作为文化主流，河洛文化兼收并蓄，不断吸纳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同时又以强劲的态势向四周辐射，由中原而波及全国，甚至随着中原人过江越海，形成颇具影响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基于以上因素的影响，中原文化区域特征的独立性总的来说是脆弱的，前面划分出的各文化区只能称之为模糊板块。更因为中原文化自古到今大一统的本位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使各个地区的地方特征在这种强势文化的作用下，显得个性软弱、断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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