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评四本反全球化的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学者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对全球化和涡轮资本主义的书籍就像科幻小说一样叙述“突变体”如何凌驾在人类之上。国际投资基金组织的经理们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思想：利润！在渴求利润方面毫不逊色的康采恩大亨的帝国所捞到的钱比一些欧洲国家还多，但任何一国的人民也不能通过选举让他们下台。地球上的人们惴惴不安地面对这些令人恐怖的怪物并且反问自己：它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它们要剥削你们，无论在北方和南方都是这样；它们要使你们丧失理性，陷入贫困。这就是反全球化书籍作出的回答。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是《经济的恐怖》（注：本刊2001年第3期《论点摘编》栏目中载有关于该书的评论。——编者注）。它在90年代末出版，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只有很少数经济学书籍像它那样畅销。作者维维安妮·福莱斯特尔现在又写了一本新书：《利润的专政》。几乎与此同时，市场上又出现了三本同样题材的书：玛丽亚·米斯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的社会》和奈尔·费格森的《没有权力的政治》。最后一本实际上不是反全球化的书，只要看了最初几页就可以明白。但是此书德文译本的出版社按照有可能成功的类型的模式选择了书名和环衬说明。由此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阅读这些书？
显而易见的回答当然是：因为它们说出了真理；因为其中的幻想是真实的表述，而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人类已蜕变为“受经济操纵的家伙”的时代。因为全球化不仅生产便宜的旅游鞋和T恤，而且也带来不幸的贫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想要准确了解自己面临的情况就毫不奇怪了。
不过现在有一大批学者相信能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突变体”，反全球化的书籍在读者那里引起的担扰和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的人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和多国康采恩是他们多年来研究的事物。每一个经济学研究所的学者都在黑板上写下方程式，提到比较成本优势或金融市场效率论之类的概念，划一条线并作出结论说，全球化创造工作岗位和财富。当他们听说好几万人在，西雅图、布拉格和达沃斯举行示威反对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听说好几百万人像购买佩里·洛丹的小说一样购买反全球化的书籍时，他们反问自己：难道所有这些人都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吗？
是的，他们大多数对经济学一窍不通。那又怎么样？维维安妮·福莱斯特尔对此并不关心。她读报纸，收听广播，知道利率和股市因为工作岗位被取消而上涨。于是她写道，人们由此认识到“这些说法的荒谬性：就业取决于增长，增长取决于竞争能力；竞争能力取决于被取消的工作岗位的多少。结果得出这样的见解：在反对失业的斗争中没有比解雇更好的手段了！”
一些人许诺富裕，另一些人预告世界末日
福莱斯特尔是法国人，曾做过文艺评论家。她的《经济的恐怖》一书是一本220页厚的抨击下述自由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如果每一个人都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且国家对他不加干扰，那么归根到底这将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利润的专政》是按前一本书的模式写的，只有少数场景是新的。她在这本书中号召人们进行反对外国强权，反对“超自由主义”体系的斗争；她梦想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在这一点上她与玛丽亚·米斯有共同之处。米斯认为，“如果还想为我们、我们的子孙、这个地球和所有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创造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未来，那么除了反抗没有别的选择。”米斯是科隆的退休社会学教授，是德国反全球化运动的先驱思想家之一。《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一书主要叙述了这一运动，也是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以前和以后的抗议活动的大事记。作者按照从前的环境保护运动的方式热情地谈论印度和墨西哥、德国和美洲的基层人民如何团结起来“反对掠夺性资本主义和康采恩不受限制的跨国暴政”。书中有些地方还有这样的句子，例如说自由贸易到处，特别是在南方，造成更多的贫困和不平等。她说她要凭借这些见解来反对愚民的做法。“他们一再对我们说，全球经济过分‘复杂’，过分‘全球性’，因此是过分‘难以看透的’。人们如果没有至少学习了企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就不能参与发表意见。”
不过争论的起因并不在于参与发表意见，而是在于互相对抗。经济学家声称他们已发现，争取愈来愈多的利润的努力会使所有的人富裕。反全球化书籍的作者们通常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坚持相反的看法。听起来都有些简单化，但这决非偶然。双方都不愿费劲去作细致区分。一些人预告世界末日，另一些人则解释财富日益增加的机制。处于二者之间的人不多。
如果人们摆脱他们的影响，把世界当作整体来观察，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可以任意选择市场经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来同今天的状况比较，结论都会是：富裕程度提高了；社会产品总值已成倍增长；世界上不得不靠每天只拿与1美元等价的钱过日子的人的比例减少了。数字的语言是很明确的。尽管如此，仍旧写作了许多反全球化的书籍，有许多人阅读这些书籍，这一事实的解释只能是：这些书的作者和读者显然都不懂这些数字。根据这一点，似乎可以拿今天全球化的赞成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来同以前自然科学家与天主教会之间的争论相比。那时人们被禁闭在信仰的监狱中，只有信仰允许的事才能存在。启蒙运动才打开这些囚室，但是也许有少数几间忘记打开了，很可能反全球化书籍的作者和读者就坐在这些囚室里抑扬顿挫地说，让对金钱的贪欲为普遍幸福效劳，是不允许的。这样来解释福莱斯特尔和米斯的高昂的宗派主义调子，是完全合适的。
也许对乔治·索罗斯的书也合适，尽管他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面对读者的：更加实际，更加心平气和，更带学术性。70岁的索罗斯从非常成功的金融投机家转变成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他试图把经济学家的白外套扒下来，指证他们实际上是一些无知者（在以前出版的一本书里他把他们比作炼金术者）。《开放的社会》一书是对经济科学的正面攻击，但还不止于此。他要超出这一点，提出一种对抗理论，其中心是关于反射性
的概念。这种思想认为，对某一事件的期望，例如对美元升值的期望，会反过来影响这一事件，从而使这一期望本身成为一个事件。这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却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可惜这也是惟一有趣的思想，是用一百多页的篇幅啰啰唆唆地叙述的。索罗斯惨败了，这多少也证明以下的见解是正确的：对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阅读反全球化的书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还没有受到启蒙，或者不愿意受到启蒙。
不过如果看看几个其他的数字，就可以认识到，上面的回答也并不完全对。这些数字决不与上述事实相矛盾，却是以有趣的方式补充了这些事实。随着过去40年市场力量的解放，人们不仅是更加富裕，而是也更加不平等了。如果说某一个人在1970年每天收入1美元，那么他今天的收入可能比方说达到1.10美元。但与此同时，那时每天拿100美元的人，今天的收入已翻了几番。对于经济学来讲这不成为问题，因为经济学的性质是把人理解为独立自主的会计，他只把自己在某一时刻的钱与以前的时刻相比。对于一个人的财富比其他人多好几倍，这一事实的社会维度以及这种情况是否公正这一伦理问题，经济学是不关心的，尽管像诺贝尔奖金得主阿玛蒂亚·森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一再敦促经济学这样做。
与此相反，反全球化运动因此更加关注这一问题，而且把它放在相当中心的地位。福莱斯特尔和米斯对于上述情况是否公正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而且加上惊叹号，这正是她们的推动力，也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社会运动的推动力。这很少涉及绝对贫困，而几乎总是涉及相对贫困。人们与其说是因为自己一无所有而提出要求，不如说是因为别人所有的更多，而且往往多得多。这一紧张状态不一定会摧毁资本主义，但足以引起愤怒和抗议。或者恰恰能引起书籍的出版。
由此可见不受管制的市场的反对者和赞成者是各说各的话，这种情况已延续了几十年。福莱斯特尔、米斯和索罗斯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证。反全球主义书籍看起来像是一个新品种，却不过是老品种的反资本主义书籍的现代变体。10年或20年以后也许会有某一个人发明一个新词，于是围绕这个词会写出一些新书来。这些书的作者那时会再一次挥动道德之拳来捶打自由市场并要求管制。学者们会凭借理智的力量来反驳。争论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天也许人们终于会看出这里很可能并不是真理在与谎言斗争而是真理甲在反对真理乙。也就是说，人们愿意允许市场更多地还是更少地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治理世界的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家
前提当然是，政治毕竟还有作出决定的权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应当谈谈第四本新书：《没有权力的政治》，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作者是奈尔·费格森，副标题是《对经济的致命的信赖》。这个副标题加上环衬上的说明加深了人们的误解：似乎这里还有一个人在写书论述利润贪欲是怎样夺得统治的。英文原本的书名是《现金交易关系。现代世界上的金钱和权力》。这听起来就不大像是已作出一个论断了。
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实际上与其说是在写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而不如说是恰恰相反：一本论述对经济过高估计的书。喜欢这样做的不仅是全球化的反对者。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要知道这是经济啊，笨蛋！”认为金钱、经济决定事情的进程，这个信念早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共识。由此看来，市场自由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比全球化反对者少。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把新的统治者看成善意的还是罪恶的。费格森主张与二者都对立的反命题：治理世界的不是市场力量，而是具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和利己主义的政治家，他的基本假设是：“性、暴力和权力单个地或者共同地能比金钱、比经济动机更加重要。”世界的中心点是人，是“智人”（Homo sapiens，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名称。——编译者），这个人并不是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等同的。
费格森许诺作出不像经济学家和全球化反对者所作出的那样简单得令人厌烦的回答，对于这两种人来说，自由的市场或受到管制的市场会预示一切问题的解决。可惜费格森在寻找答案时忘记了问题。他叙述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产生，描绘了魏玛共和国如何努力摆脱债务，描述了世界各国政府如何就金本位取得一致。但是他未能把这些证据联结成因果关系的链。写得最好的一章至少使“感觉良好因素的神话”在英国丧失了魔力，这是指那种论断：“经济发展对于一届政府的再度当选具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如果抛开这一点不谈，那么可以说作者一再在事实的丛林中迷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由于自由化的金融市场，由于世界贸易，总而言之由于整个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历史被搞得相当混乱了。不管怎么说，他做到了把整个图景又弄得更加复杂一些。在一个许多人在谈论全球化时把它理解成简单化的时代，这种复杂化并不是微不足道的。
谁要是相信事情只取决于经济，他就是一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