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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范式？
当今国际关系的状况究竟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专家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家的不完全整合上，因为国家被视为全球秩序的传统基础。在这10年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诞生的国家，暴露出它们不过是“虚式国家”(pseudostates)的本质。它们不是缺乏稳定的政府机构，就是缺少内在的凝聚力或民族意识。在这10年里，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体制）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
大家都知道“9·11”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这个突发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战争应爆发于国家之间。但在2001年9月，一小撮装备简陋的个人却突然挑战、震惊和重创了一个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这表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绝望的狂热主义者更容易发起一场恐怖的国际暴力活动。恐怖主义是国际关系与全球社会之间的血腥联系。随着无数个人和团体与国家一起成为全球社会的行为者，行为者的不安全性和易受攻击性也增加了。因此，为评估当今令人忧心的世界形势，有必要问几个问题：什么概念有助于解释新的全球秩序？国际关系中国家间部分(interstate part)的状态如何？形成中的全球市民社会对世界秩序会起什么作用？
有待检验的理论模式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两个理论模型颇为轰动。第一个是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这个理论还没有被国际事件所验证。需要指出的是，他的主要论点是预言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而不是历史本身的终结，预言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将最终在全球成功。狭义上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上个世纪“世俗宗教”彼此间的血腥争斗现在已不存在了。然而，福山没能注意到民族主义仍然非常活跃。此外，他也忽视了蔓延到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几年后，福山的学术导师、政治科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描述了一个不同的、更为灰暗的世界。亨廷顿预言，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组织机构而产生的暴力活动将会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但是，亨廷顿对于什么构成文明在概念上是模糊的。他未能充分考虑到每个所谓“文明”的内部的冲突，也过高估计了宗教在非西方精英分子的行为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人士常常已经世俗化和西化了。结果是他不能清晰定义一个文明与该文明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其他不那么轰动的理论模型也还有其追随者。“现实主义”的正统学派坚持认为，自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来国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一个国家的命运是由其军事和经济力量决定的；相互依存和国际机构的作用是次要的和脆弱的；对生存和安全构成的威胁影响一个国家的目标。这是一个亨利·基辛格描述的世界。不幸的是，这个古老的国际关系模型很难容纳变化，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大量出现。它也忽视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样的新威胁的出现使国际合作变得非常必要。此外，现实主义理论也忽略了被雷蒙·阿隆称之为“一个世界意识的萌芽”的东西，即发达国家共同维护的自由和市场原则。
许多学者继承了阿隆的观点，从全球化成功的角度来解读当今世界，认为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淹没了国家的边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里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衰退和国民日益增多的不满，因为他们渴望物质上的进步。然而一旦采取了开放政策，那么国家的职能就会减弱。国家的作用将主要限于社会保障，限于消除内战和抵御外来侵略以及维护民族身份的认同。这个倡导者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他对比了闭关自守与开放、社会退化与现代化以及国家控制与自由市场之间不同的情形。在全球化中他看到黎明的曙光和“金色的紧身衣”，它将迫使观点不同的人们接受全球化的逻辑是和平的逻辑（因为战争会中断全球化及其发展）和民主的逻辑（因为新技术增加了个人自主性并鼓励主动性）。
回归现实
这些理论模式难以解释三个客观事实：第一，可以肯定地说，强权之间的对立（和小国家利用这些对立的能力）并没有消失。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核武器的存在给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谨慎。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风险缓和了这场角逐，使核武器成为不轻易使用的最后手段。然而，当更多的国家开始寻求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缩小与核俱乐部国家之间的差距时，这场角逐就激化了。出售这些武器也因此成了很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减缓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是扩散到危险的“无赖”国家）的努力，可能反过来成为产生暴力活动的新原因。
第二，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正在减少，那么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增无减。我们在前南斯拉夫、伊拉克、非洲大部分地区和斯里兰卡都能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卷入这些战争的国家对于采用干预行动最初都趋于犹豫，不愿意卷入这些复杂的冲突。但为了防止这些冲突演化为地区性灾难，它们（有时候）也进行干预。然后干预者又寻求联合国或区域性组织的支持，试图重建这些国家，促进稳定，防止将来的分裂和不幸。
第三，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诸如经济和军事力量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而且也取决于国内政治。即使在非民主的政权里，像恐外情绪、经济上的不公平和跨国种族团结等因素都大大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减少了政策的可预见性。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与它们交往时常常身不由己地陷入竞争的政府部门间的相互牵制之中。此外，领导人个人和他们的个性在国际事务研究中的重要性经常被低估。
跨国恐怖主义给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假如国家是恐怖分子这样的个人行为者的受害者，那么国家就要消灭这些恐怖组织，摧毁他们的避难所并惩罚接纳他们的国家。国家利益要求受到攻击的国家要么采取武装行动打击支持恐怖分子的政府，要么对它施加一系列审慎而有效的压力使恐怖分子得以绳之以法。两种方法都对国家主权这一现实主义理论的神圣概念提出了质疑。在国家的世界里摩根索和阿隆的古典现实主义可能还有其生命力，但在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时该理论就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了，提供的选择也很勉强。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真实世界也并不像弗里德曼所欢呼的那样。事实上，全球化有三种形式，每种形式都有其问题。第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它来源于最近在技术、信息、贸易、对外投资和国际商业领域的革命性发展。行为者除了国家和国际组织外主要也包括公司、投资人、银行、私营的服务性产业。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预见到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难题。企业的专业化和融合可能会带来财富总量增加，但纯粹的资本主义逻辑并不利于社会公正。经济全球化因而成了引起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让人担心全球竞争限制了国家和其他行为者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第二种是文化的全球化。它来源于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者共同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国际交流。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在文化的单一性（通常被称为“美国化”）和多样性之间做出选择。其结果既是世界的觉醒（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也是一种抗拒文化单一性的反应。后者的表现形式是地方文化和语言的复兴，也包括对西方文化的攻击。西方文化被谴责为一种傲慢的、会对当地文化造成革命性冲击的世俗意识形态的载体，被谴责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外衣。
第三种是政治全球化，它是前两种全球化的结果。政治全球化的特点是美国和美国的政治组织在其中占绝对优势，它由大量的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以及跨政府的联系网络（特别是在政策、移民和司法领域）组成。它也包括那些既非政府的也不完全属于一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如“无国界医生组织”或“大赦国际”。但这些组织中许多都缺乏民主，在活动范围、力量和权威方面也很有限。进而言之，政治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与美国霸权的命运休戚相关。美国的霸权不仅在国外遭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且也受到美国自身在霸权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影响。
全球化的好处是无可否定的，但弗里德曼式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的。第一，就全球化而言，它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抗拒的。相反，它主要是美国的产物，起源于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之上。美国的一次深层而漫长的经济危机会像大萧条那样对全球化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第二，全球化触及的地区还很有限，因为它不包括许多贫穷的国家，也不包括那些面对全球化做出别种反应的国家。这源于各国内部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多样性和政党政治。这个世界远远没有达到在市场、服务和生产要素方面的完美一体化。有时单单边界的存在就减缓了甚至是瘫痪了这种一体化，有时候又使这种一体化带有明显的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风味和色彩。
第三，国际市民社会还处于萌芽状态。许多非政府组织只代表其成员国人口的很小的一部分。它们主要代表现代化了的国家或政府控制不强的国家。通常非政府组织不可能完全不受政府的影响。
第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公共机构在其活动中存在不透明的弊端，它们的裁定常常是武断的和不公平的。
第五，通过消除壁垒来改善世人的生活状况是种很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其效果还不确定。实际上，全球化不过是各种技术手段（录音和录像带、因特网、即时通讯）的总和，它们可以为国家和个人行为者所用。促使他们使用这些技术的是个人的兴趣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人道主义的原因。他们的行为与全球化所描绘的景象是不同的。全球化被看成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和世界性的启蒙运动。多种原因诸如悲惨的境遇、不公正、蒙受耻辱、依附传统和不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使这种启蒙式的全球化引起了反感和不满。
另一种矛盾也在起作用。一方面，市场波动、国家保护不力和国家无力改善自己命运等因素会造成不平等。为保证全球化不被这种不平等所破坏，国际和跨国合作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这种合作又假设国家和富裕的民间参与者都是无私的（这肯定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或异常慷慨地追求长远利益。但实际上，富裕的国家仍然拒绝提供足够的发展援助，或拒绝干预像卢旺达种族灭绝这样的危机事件。与美国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热情相比，其中的差别非常鲜明。这不是说这种爱国主义热情是错的，而是说当救助其他国家受害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明显的时候，人道主义的动力就太微弱了。
想像中的社区
在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众多影响中，有三点特别重要。第一个与国际组织有关。与现实主义的描述相反，大多数国家并不总是在与他国交战。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能安享和平。更多的情况是，暴力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并且由于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单独实现其所有的目标，所以国家之间的组织就应运而生了。其结果可称之为“全球社会”，它是要减少国家的法规对全球一体化动力可能造成的破坏性的影响。但它也寻求在世界市场中确保公平，在诸如贸易、通讯、人权、移民和难民领域创建国际权威的管理机构。这个努力的主要障碍是国家不愿接受全球性机构的指示，因为它可能会束缚国内市场的发育并进而削弱国家主权。因此联合国的权力是有限的，有时纯粹是理论上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仍然是偶尔使用的并颇有争议的最后手段。在世界经济中，缺乏全球集中性治理的世界市场是国家间妥协合作的主要受益者。但即使如此，全球机构的联系网络仍然是条块分割的和不完整的。对外投资继续由双边协议来规范。环境保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像移民和人口增长这样的问题基本上被忽视了。国际机构的联系网络还没有足够力量来对付不受约束的短期资本流动，在破产和竞争领域还缺少国际法规，富国之间的协调也刚刚开始。再说现在存在的全球“治理”也是不完整的。当经济全球化要剥夺许多国家独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时，当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时，全球“治理”就变得很脆弱了。对于制约美国自由行动的国际组织，美国总是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耐烦。要演化为一个世界国家看来越来越不可能。
第二，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长期存在的世人的国民性。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展开，但个人的身份还是有国别的，因此文化的同化遭遇到了强大的抵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权力越来越集中的国家扩大了国家的职能，并努力使其国民具有共同身份的认同感。但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跨国的中央权力机构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即使欧洲联盟也做不到。在那里，单一的货币和先进的经济协调机制也没有产生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或法律上自治的强大的中央机构，也没有出现一种后国家的公民意识。从国别身份走向一种国别和欧洲兼顾的身份的步伐才刚刚迈出。一个部分地靠技术团结在一起的世界仍然缺乏集体意识和集体团结。国家不愿做的事情世界市场本身还不能完全做到，特别是在培养一种世界公民意识方面。
第三，全球化和暴力之间存在着关系。传统的战争状态即使范围有限但仍然存在。在中东和东亚爆发区域性战争的风险还很大，而且这些战争会严重影响大国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威胁，也因为现代武器日益昂贵，由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缺乏纠正全球化明显缺陷的资源。这些成本再加上国际行为者之间长期的缺乏信任，阻碍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世界政治机构的出现，例如增加联合国的权力。如果赋予全球社会充分的力量去预防冲突或恢复和平，那么这一步是可以迈出的，然而它并没有出现。
全球化不但没有传播和平，而且似乎在滋生冲突和怨恨。到目前为止，全球化使某些人富裕但也使更多的人背井离乡，那些贫穷和颠沛流离的人就可能运用恐怖主义来寻求报复和自尊。
全球化和恐怖
恐怖主义是几种力量结合产生的毒果。在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长期冲突中，就像在克什米尔或巴勒斯坦的领土上那样，恐怖主义可以成为弱者的武器，它也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的产物。各种各样通讯工具的出现使跨国恐怖主义成为可能。例如，伊斯兰恐怖主义不只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斗争和反对美国侵略式的军事存在，抗拒不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文化对当地的宗教和文化的威胁也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如果全球化常常为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提供了便利，那么没有边界地打这场战争对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就是个潜在的灾难。反恐怖措施限制了人员的往来和资金的流动。新的恐怖攻击可能会产生一种反全球化的反应，其危害性可与20世纪30年代沙文主义的出现相比。全球恐怖主义不是国家和非国家之间战争的简单延续。因为它摈弃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它既不尊重敌国的主权，也不尊重保护它的盟国的主权。这使受害国在正当防卫的名义下，明目张胆地采取行动侵犯那些被指控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的主权。（毕竟美国进入阿富汗不是由于塔利班在国内违反人权，而是塔利班支持奥萨拉·本·拉登）。
然而，所有这些侵犯主权这一神圣原则的事件并不代表全球社会的进步。全球社会在恐怖主义的定义上或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政策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确实，反恐怖战争的受益者是那些不自由的贫穷国家。近来它们已经丧失了这么多主权，现在打击恐怖活动使它们得以加强对国民、物品和货币的控制。它们能找到许多新的理由以共同防备不安全的名义，违反个人人权，并进而停止迈向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步伐。
另一个受益者是美国。美国是惟一的一个有能力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开展反恐怖战争的国际行为者。然而，尽管美国有强大的力量，它也不能完全使自己免遭新的恐怖袭击，也不能完全消除对国家间合作的复杂心情。因为这种合作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因而恐怖主义是个全球现象，在它试图摧毁国家这个敌人的同时却最终强化了它。成为恐怖活动目标的国家没有任何兴趣在打击恐怖分子时遵守战争法；相反，它们很乐意把恐怖分子当做罪犯和贱民对待。全球化的倡导者有时也看到在经济全球化中“残酷”的一面，但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在全球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暴力中类似的“残酷”的一面。
最后，美国的独特地位对世界事务的未来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国家间关系上，美国的行为将决定非超级大国和弱国是否还会把美国视为友好的大国（或至少是一个可以容忍的霸权），或者它们是否会被华盛顿的傲慢所激怒而联合反对美国。华盛顿还没有理解，对于一个“超强的大国”来说没有什么比单边主义的诱惑更危险的了。有人认为既然国际秩序只需要美国的价值观和力量，那么国际协议和组织的限制就没有必要了。但实际上，这同样的限制为领导者提供的机会比傲慢地表现出蔑视他人观点的做法要好得多，同时它也为限制其他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一个想延长其统治的霸权国应该特别热情地支持国际主义的方法和机构，因为由此赢得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自由行动所能得到的。
全球化会给较贫穷的国家带来损失。对于这些损失，美国是否能改变它那种漠不关心态度，对全球社会的发展将起很大作用。现在华盛顿很不愿意为全球经济发展投入资源，而且继续对监控和规范全球市场的国际机构不友好。美国政治体制的右倾势力经常推动美国的外交过分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过分依赖市场资本主义和一种冒犯和疏远他国的“主权主义”。
落单的人
在这些紧张关系中，美国对这场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还可能会谨慎地加以控制，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可能会优先解决由国家间对立和全球化的弊端带来的许多内部问题。但这个世界面临着被逼到一个新的前有“锡拉岩礁”(Scylla)后有“卡律布迪斯漩涡”(Charybdis)的危险境地的风险。“卡律布迪斯漩涡”是指美国领导人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处处干预他国事务。因为他们相信世界面临的巨大威胁赋予了美国全球性的使命。由于这场反恐怖主义战争被描绘成善良和邪恶的史诗般较量，所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团结全体国民和避免国内分裂的最好方法。“锡拉岩礁”是指面对将来本·拉登可能发动的新的恐怖袭击、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可能升级的区域性战争等世界乱象，人们束手无策，只有明智的判断才能在这中间规划出一条胜利之路。
我们可以分析现在，但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全球社会。现实中的国家与全球社会经常重叠，并受累于脆弱的公共机构和欠发达的市民社会。一个惟一的大国统治着世界，但它自己的经济却可能陷入危机，也可能被未来的恐怖袭击所扰乱。因此要有把握地预测未来是非常不谨慎的或者是太天真的做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虽然这个世界度过了许多危机，但即使在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它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正因为未来既难解释又难预测，所以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面临着两个使命：他们必须通过清点现有的“问题”和理清国际事务的来龙去脉，来努力理解世界的现状；他们不应该由于担心把经验与规范混杂起来而不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去写作，特别是许多哲学家已经把他们正义社会的概念引申到了国际关系领域。一个人如何能使全球大厦更适合居住呢？回答这个问题假设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存在，它既是正义的，又能为抱有其他价值观的人所接受。就像已故的哲学家朱迪思·夏克勒(Judith Shklar)所做的，我们可以把暴力和压迫的受害者的命运和悲惨境遇作为一个出发点和一个线索；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寻求物质和精神的解放。只要我们对令人担心的世界上的紧张关系认真思考，就可能使它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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