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以来的集体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复杂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民众论文,心态论文,集体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台湾就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下，至今将近60年了。台湾民众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生活，对本地的历史进程、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自我感受，与不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大陆同胞当然不同。
由于这个时期生活在台湾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人，一是日据时代就已经生活在台湾的台湾“本省人”，二是1945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跟随国民党移居台湾的“外省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同样历史环境中生活，却有不同的感受。因此，这个时期的“集体记忆”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本文主要讨论台湾民众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所形成的历史记忆和复杂心态，同一时期有关两岸隔绝所造成的历史记忆和复杂心态，将另文讨论。
一、对“二二八事件”的惨痛记忆
早在1946年，台湾的省籍问题已经发生，当时确有一部分为非作歹的外省人，引起本省人的反感。当年台湾省籍记者徐琼二，在分析本省人和外省人感情隔阂的原因时指出：一是本省人生活困苦，引起对现政府的不信任；二是各中枢机关掌握实权的都是外省人，本省人因外省人占据了职位而失业，因而民怨极大。（注：萧三友等：《台湾光复后的回顾与现状》，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89-90页。）“二二八事件”是由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引发的，学者戴国煇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已习惯于守法（虽然这个法是日本强制于台民的恶法）和循法而办事的台民，当然看不惯来自于无法无天、又贫困又落后的大陆歹徒之做法。”（注：戴国煇：《台湾结与中国结》，远流出版社，1994年，第67页。）可是，有人却把它提到两岸文化对立的高度，认为“二二八事件”“原因是文化较低的族群要来统治文化较高的族群”，（注：谢长廷：《新文化教室》，月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这是企图为反对外省族群、制造省籍对立提供了似乎是“合理”的依据。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给台湾本省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使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失望，进而对外省人、对整个中国都感到失望。戴国煇认为台湾人“对大陆人士的心态经历了‘期待－失望－怀疑－不满－委屈－反抗’的痛苦历程”。（注：戴国煇：《台湾结与中国结》，远流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台湾本地居民多数已经移民台湾五、六代以上，经过五十年的日本统治，除了依靠族谱的记载以外，对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感情也已经不很深厚了。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少本省人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和屠杀。台湾民众认为他们与外省人同床异梦，“本省人是本省人、外省人是外省人的心理隔阂，一如日本时代本岛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人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以为安全。”“族群间的差别待遇，撕裂台湾人原本对祖国毫无保留的感情，也切断原本血缘至高无上的思考。”（注：虞义辉：《台湾意识的多面向》，黎明文化，2001年，第91、97页。）“二二八”导致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的“政府”不再信任，认为它是“外来政权”，欺负台湾人。至于外省人，其上层支持国民党的镇压，站在台湾民众的对立面；其下层同样是被统治者，却因省籍问题，在婚姻上、就业上受到一定的排斥，从而对此产生一种无辜和无奈的心态。于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开始形成，在台湾政治生活层面留下了难以摆脱的阴影。
紧接在“二二八”之后，即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对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的统治，他们把所有与其意见不同的团体或个人，“一概目之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注：卢建荣：《分裂的国家认同》，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当时台湾到处的墙上都写着“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标语，并且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不论本省人、外省人都深受其害。国民党统治的50年“其中40年，民众是在恐怖中度过的”。（注：陈文茜：《文茜大姐大》，时报文化出版，2001年，第29页。）李登辉的儿媳妇写道，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李登辉的妻子在夜里听见汽车声都会紧张，担心李登辉又会被人带去“约谈”。（注：李登辉：《台湾的主张》，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第303页。）这种现实导致“人性被扭曲，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和阳奉阴违的社会风气，很快地蔓延到台湾整个社会”（注：戴国煇：《台湾总体相》，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第129页。）。
本来，“二二八事件”的账应当算在国民党身上，可是由于国民党政权是从大陆去的，而且它还代表“中国”，于是，一般台湾民众就把“二二八”的仇恨记在“大陆”“中国”身上，他们认为“国民党是外省党，共产党也是外省党，因此，台湾人也不能接受共产党，也就不能接受统一”（注：《台湾民情》，第177期。）。这样的逻辑推理是我们很多人所想象不到的。
二、对国民党政权的不同感情
台湾不同的省籍族群存在不同的心态。外省人是1945年以后去台湾的，他们一般在大陆还有亲人，包括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大陆是他们的故乡，对大陆“不免觉得若有所失，而患有一种强烈的怀乡病”。本省人在大陆基本上没有亲人，只有“根”，或者说，只有“远亲”。因此，二者对大陆的感情有亲疏之别。同样的，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与国民党的关系和感情也有亲疏之别，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就有很大的差异。
（一）本省人对国民党政权的感情：占台湾人口大多数的本省人，他们把国民党政权看成是外来的，因而基本上都反对国民党政权。
1.他们认为国民党造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不平等的地位。台湾人“在心理上，很容易产生‘多数被少数管理’的不安全感、不公平感、不信任感”。（注：吴锦发：《做一个新台湾人》，前卫出版社，1989年，第45页。）因为早期当官的多是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外省人，而本省人却极少人可以当官。
不少本省人至今还对50-60年代童年的情景做这样的描述：外省孩子的“便当”里有肉，本省的孩子只有菜；外省的孩子有鞋穿，本省的孩子打赤脚；外省的学生才有机会留学，本省的学生只能留在台湾。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言，外省人中的中下层军人，住在“眷村”，生活也相当艰难。但是，他们的孩子与本省人的孩子却无法沟通，所以，很多人都有童年时“本省人孩子和外省人孩子打架”的记忆。一般来说，本省人认为“外省人和本省人是一种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二者彼此过着各安生理、各安天命的生活，毫无权势的外省人也有命运相当悲惨的人。（注：卢建荣：《分裂的国家认同》，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
2.本省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欺压台湾人民的。“日本走了，国民党来了，政府的招牌不同了，而监狱里关的还是台湾人。”本省人对于当官的外省人没有信任感，而有恐惧感。至今本省人常说：“国民党大老欺侮了我们几十年”（注：吴国祯：《在历史面前》，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是十分反感的。本省籍的知识分子一般不会为国民党讲话，相反地，他们经常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有些本省人由于曾经在大陆居住或工作，被当地民众认定是“半山”，即“半个唐山（大陆）人”，而“半山是协助外来政权统治的阶层，与草根民意迥然有别”（注：夏珍：《日落国民党》，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第106页。），因而基本上被划到外省人一边。这部分人的心态更加复杂。
3.本省人认为国民党不能代表台湾，台湾经济的成就不是国民党的功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台湾民众就认为国民党不能代表台湾，不让国民党单独和大陆方面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他们担心被“出卖”，担心台湾人民在台湾前途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本省人也认为台湾经济繁荣是台湾人民的“汗”，政治民主是台湾人民的“泪”，不能归功于国民党。因此，当台湾同胞听说大陆有人把台湾几十年来的成就归功于国民党的领导，就感到无法接受，甚至造成“大陆就是和国民党亲”的看法。
4.本省人一般对国民党元老派没有感情。他们认为国民党元老派退出政治舞台是历史的必然，本省人参与政治、在政治上取得应有的地位才是正常的。1989年3月学运时，“资深民代”已经成为“过街老鼠”，被称为“民主宪政之毒瘤”或“人民共弃之老贼”（注：陶五柳：《陈水扁震撼》，沛来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3页。），在台湾是不受欢迎的人。1990年台大学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抗议，口号是：“莫等待，莫依赖，民主绝不会天上掉下来；莫等待，莫依赖，老贼绝不会自己垮台”（注：邱国桢：《抢救台湾》，前卫出版，1990年，第38页。）。“现在无论带有什么倾向的人都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即非主流派大势已去，本钱已经丢光，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了。”（注：吴国祯：《在历史面前》，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然而，从某些外省人看来，“大陆代表集体撤退对政治生态的蜕变，实可谓走向台独的第一步。”（注：梁肃戎回忆录，《大是大非》，天下文化出版，1995年，第230页。）立场截然不同。当然，也有一些本省人的第二代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教育，“他们认同现政权（指国民党政权），而不信老一辈人所讲的历史（受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迫害）”。（注：卢建荣：《分裂的国家认同》，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二）外省人对国民党的感情：一般来说，外省人大多数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反对国民党的是少数。
1.外省人对国民党政权较有感情。“外省人早年来台不是为了反共就是为了避共”（注：徐宗懋：《务实的台湾人》，天下文化出版，1997年，第66页。）。他们多数是跟随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的，国民党是他们的靠山，有不少外省人当了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表示拥护。他们认为“凭良心说蒋氏父子对建设台湾有很大贡献，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挡住了共产党的赤流淹没台湾。当时若挡不住赤流，那有今天的台湾！”（注：牛震：《台湾观察》，磨坊文化公司，2003年，第3页。）。至于那些地位很低的老兵，生活相当艰苦，对国民党政权不满，但他们与台湾社会格格不入，并且认为是由于国民党带他们到台湾，才使他们“免受共产党统治之苦”，因而对国民党又心存感激，甚至怀有“图腾式”的感情。
2.外省人较多地肯定国民党政权的成就。他们认为国民党虽然在大陆失败了，但在台湾终于造出了“经济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外省人认为：“两百万的大陆各省精英，随政府播迁来台，与台湾人民共同以血汗、血泪、血肉来保卫台湾、建设台湾，才有今天的繁荣。”（注：梁肃戎回忆录，《大是大非》，天下文化出版，1995年，第322页。）外省人多数把台湾政治上的成就归功于蒋经国和国民党。因此，外省籍的知识分子往往为国民党政权讲话。
3.外省人产生“失落感”。自从李登辉上台以后，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处境有了改变。外省人认为，“现在是本省人的天下，外省人吃不开了”。外省人的失落感时常有所表露，例如，有人向李登辉泼红墨水，本省人认为是暴行，而外省人却叫好。外省人对于国民党元老派退出历史舞台感到痛心，有失落感和危机感。有人指出，实际上外省人“真正的危机感来自他们多年坚持的价值、情感和付出不被承认，反而被当成外来者对待”（注：徐宗懋：《务实的台湾人》，天下文化出版，1997年，第66页。）。面对台湾“本土化”的出现，外省人的态度是不敢公开反对，而要求给予公平对待。关中指出：“本土化是台湾未来政治的必然趋势，我们亦肯定此政策。”但他提出应该特别关切“族群和谐”问题，“对于外省人才的任用，务求适才适所”，“唯有不强调省籍，才能泯除省籍之分。”（注：关中：《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省思》，民主文教基金会，1994年，第89页。）他们最担心的是别人说他们不爱台湾，他们强调自己从小在台湾长大对台湾富有感情，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在台湾”。
当然，对国民党的看法并不完全取决于省籍的不同，有人从阶级差异作了分析，指出：“劳工、农民对国民党不满，基本权益受到漠视和打压，劳工处于弱势地位，贫富差距扩大。中下阶层成为最想推翻国民党，寻求‘出头天’的一股力量。”对国民党的前途也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93年国民党势力还相当强大的时候，其内部就有人“看出国民党已没有多大希望了”，赵少康认定“国民党即将垮台”。1995年杨宪村发表《民进党执政》一书，预测2000年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真正的决战点”，“国民党政权正式走到终点”，民进党“取得绝对的胜利”（注：杨宪村：《民进党执政》，商周文化出版，1995年，第118,285,100页。）。这个预测果然言中，国民党在2000年下台了。有些人认为国民党下台以后，已经没有力量重新上台了。邱永汉说：国民党“过去几十年来在台湾政坛的绝对影响力，已经完全丧失，未来无论谁接任国民党主席，恐怕都很难扭转这个局面。”（注：邱永汉：《现在正是大陆认识台湾的最好机会》，《财讯》，2000年6月。）可是由于民进党执政三年来政绩不佳，经济衰退，有不少人希望出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上台。因此，面临“大选”，“连宋配”的“泛蓝联盟”还有相当大的支持率，谁胜谁负，还需要时间进行观察。
三、对“中华民国”的不同态度
几十年来，台湾民众在“中华民国”这个符号下生活，他们的“国籍”填的是“中华民国”，他们的护照上、驾驶执照上写的是“中华民国”，在他们看来，他们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民国”的人。不过，在对待“中华民国”的态度方面，台湾民众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认同“中华民国”。对于国民党人，或支持国民党的人来说，他们拥护“中华民国”，有些“死忠”分子则表示在他们的墓碑上要写上“中华民国某某人之墓”，要和“中华民国”共存亡。
一般民众也认同“中华民国”。有些统派认为，根据“宪法”，只能叫“中华民国”，如果不叫“中华民国”，就是否定“宪法”，就和“台独”分子一样了。学者赵建民认为，大陆应当把“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区别对待，如果把“两个中国”等同于“台独”，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这样，台湾方面就无法接受“一个中国”。统派人士朱高正写道：“毕竟1949年在大陆，中共是以武力的手段而非透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在法理上，中华民国仍不失为中国合法的政府。”宋楚瑜也表示：“‘中华民国’是我们热爱的国家，也是我们坚持以生命和一切力量维护的国家。”（注：夏珍：《自由自在宋楚瑜》，时报文化出版，1999年，第194页。）
（二）反对“中华民国”。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也反对“中华民国”，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是“虚幻”的存在，“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是一种“神话”，因为世界上公认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所以，有人想改掉这个“国号”。民进党提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台独”的“基本教义派”干脆不承认“中华民国”，他们要求“台湾正名”，即把所有“中华民国”的名称改为“台湾”。有些公职人员不便于公开反对“中华民国”，而只好采取某种“妥协”的做法，例如，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张温鹰不得不出席“升旗典礼”，但她“不唱国歌不敬礼”，人们认为“是一种妥协”（注：《温柔的革命》，月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陈水扁就职时不得不面向“中华民国国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同样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三）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由于对“中华民国”存在不同的态度，因而在所谓“国家认同”方面也存在严重的差别。多数人认同“中华民国”，而少数人不认同“中华民国”，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并不存在的“台湾国”。还有一些人则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多数民众对于“中华民国”是否仍然存在的问题，看法与我们有很大区别。我们认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的法统已经终结，“中华民国”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可是，台湾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民国”仍然存在，而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论哪一个政党都不敢否定这一点。国民党、新党一向坚持“中华民国万岁”，亲民党也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也不得不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现在的名称是‘中华民国’”。
他们认为如果“中华民国”不存在，那么台湾只能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可是，“中华民国有它的宪法，并依此而产生的政府拥有主权，有国防，有外交，它具备所有‘国家必备的条件’，怎肯平白屈居为中共的地方政府。”（注：陈癸淼：《论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有人指出“中华民国”政府五脏俱全，而且仍与26个国家维持“邦交”关系。这不仅是国民党人的看法，一般民众由于长期所受的教育，也都认为他们是一个“国家”。“蒋氏父子遗留下的代表全中国的意识”，使得年青一代“比较容易接受这一事实”。（注：吴国祯：《在历史面前》，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林满红认为：目前台湾人民所拿“中华民国”护照，除在中国大陆要改“台胞证”之外，通行世界各地，也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华民国”在台湾主权的认定。（注：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麦田出版，2002年，第31页。）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文件提到“中华民国从1949年后就不存在”的说法，非常反感。
还有人指出：“如果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这就意味着从1949年以后，台湾是在‘非中国的政府’统治下，早就不属于中国了”。此外，前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说：“中华民国”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大陆也不给予明确的表态，台湾方面主张是一个“政治实体”，大陆连这一点都不承认，这样，“我们是在极端屈辱的条件下和海协谈判的”。类似意见相当多，这是两岸关系中一个敏感的难题，又是不能不解决的难题。
有人则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是李登辉所强调的，有人指出：“‘中华民国在台湾’其实早在蒋经国时代即已是国际宣传的用语，不过，在‘国内’似乎不是一个语词，直到李登辉主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成为台湾人的国家论述模型，才风行成为定语”（注：夏珍：《自由自在宋楚瑜》，时报文化出版，1999年，第188页。）。他们之所以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目的是把它与“中华民国”区别开来，表示自己只认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大陆已经割断关系。
民进党目前认同的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也有人称之为“中华民国式的台湾独立”。
对于上述各种，有人认为“都是建立在对中华民国体制的认同”。但是，实际上它又不是一个国家。他认为“中华民国虽然有相当的事实主权，却一直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因此在主权残缺不全的情况下，中华民国的地位有如没有报户口的私生子，既不能像其他国家一般加入国际组织，国家元首访问美国又不能光明正大为之，而百姓出国旅游也只能以钱换取尊重，台商海外的财产甚或生命无法获得起码的保障，只能自求多福，追根究底，无非没有自己的国家。”（注：施正峰：《由国家定位看台、中关系》，21世纪两岸关系展望论文集，夏潮基金会，1998年）
至于有人认同并不存在的“台湾国”，他们现在还不能公开地说，只能极力避免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而以“台湾”来取代。但是，有人指出，“在国际社会里，中共代表中国，台湾仅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是事实，却是现实，当然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说‘台湾是台湾，中共是中国’，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就很难走得出去。”（注：董智森：《台北经验，陈水扁——一位资深记者的私人笔记》，月旦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四）对“中华民国”的不同态度存在“内外有别”的情况：上述对“中华民国”的不同态度，在台湾内部政治生活中经常有所表现。例如在1994年底台湾举行的省长和北、高两市市长选举时，新党提出“保卫中华民国”，民进党提出“四百年来第一战”，后者含有“夺回台湾人的政权”的意思。又如，1995年6月17日民进党中有些人举行“告别中国”大游行，同年8月13日新同盟会与新党为纪念抗战胜利光复台湾，在台北举行“我是中国人”大游行，提出“捍卫中华民国，以作中国人为荣”的口号。这说明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的态度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要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较，各个政党以及广大民众却相当一致地认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的颜建发说：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成为台湾“最大公约数”。“阿扁既然讲‘中华民国’，就要扮演‘中华民国的捍卫者’。‘一个中国’是台湾逃避不了的，‘中华民国’是大陆逃避不了的。”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态度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这是大陆同胞所不可忽视的。
四、对“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认同
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教育下，台湾民众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经过国民党的几十年统治，特别是在和大陆交往之后，这种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对于什么是“中国”发生了疑问，于是，对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的看法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国民党统治下，台湾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认为“国民党高层集团从来不是台湾人”，他们是中国人，而台湾人和他们是不同的，因此，只能认定自己是台湾人。国民党以“坚持正统中国”为号召，进行反共教育。所以，有人指出，在外省人中有许许多多“小蒋经国”，他们有“主政中国”的记忆，在精神上常以“中央人士”自傲。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人，有回到大陆“逐鹿中原”的企图，而台湾人并不想这样，他们没有与共产党争夺政权的野心。
蒋经国曾经表示他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本来企图以此缓解本省民众的不满情绪，促使族群融合，巩固其统治基础。但是，认同“中国人”或“台湾人”的分歧一直存在，而且在1996年“总统”选举时表现得十分典型。
当年四组“总统”候选人对中国人或台湾人的认知分别是：陈履安：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林洋港：是中国人之下的台湾人。李登辉：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中国人”的含义不清）。彭明敏：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注：施正锋：《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前卫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他们各有一定数量的认同者。当时认同台湾人的约占28%，认同中国人的约占23%，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约占44%。据“陆委会”的民意调查，1994年外省籍人士中有54.5%自认为是中国人，而到了1999年则只有28.3%的外省人自认为是中国人，而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占52%。根据近期的民意调查，认同台湾人的比例还在上升。
（一）自称为“中国人”的，有外省人，也有一部分本省人。外省人自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指的是“中华民国人”，特别是国民党、新党人士，他们主张“中华民国万岁”。一般民众则不同，一位外省人说：“多数的台湾百姓们在谈到文化或民族性时，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是很平常的。”有一位客家籍的台湾人写道：“笔者的族谱清楚的记载我是祖籍广东饶平的第七代台湾人。‘来台祖’是清政府时代的中国人。我身上流着的是中国人的血。”此外，也有个别特例，有一个“台独”分子在网上写道：“我是台独！我是中国人！我们同样看不惯美国的世界警察的样子。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和他人无关！我们曾经强烈支持中国申请WTO，也曾在网上以中国人的名义和他人辩论过。为中国羽毛球队加油时举过五星红旗。为炸（驻南）使馆而示威过。我们也唱过《我的中国心》。”
（二）自称为“台湾人”的，并不都是本省人，有一部分外省人也表示“认同台湾”，而自称为台湾人。有些人自称台湾人是为了要与“中国”划清界限，要“去中国化”。许倬云教授写道：“（李登辉）那一代的台湾皇民，已经认同于日本，即使是第二等的日本人，自诩已是现代国家的一分子，对于中国早有强烈的优越感，怎能还甘心于认同中国？”（注：《中国时报》2003年7月7日。）。此外，有人界定“台湾人是被中国遗弃而抵抗日本殖民主义的后代”（注：卢建荣：《分裂的国家认同》，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但并不是所有自称为“台湾人”的都是“台独分子”。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自称为“中国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民众认为如果自己称为“中国人”，就会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所以，有人指出：在世界交往中，中国指的是大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台湾必须把自己界定为和中国不相同的名字，否则不能存在。”（注：张茂桂：《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业强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三）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这种看法占多数。连战指出：“台湾人不也是中国人吗！‘台湾人’是对自己出生地的情感，‘中国人’是对自己民族与文化的情感。”（注：陆铿：《别闹了，登辉先生》，天下文化出版，2001年，第47页。）宋楚瑜则认为：“经国先生都说，我也是台湾人，大家都是台湾人，大家拢是中国人，免分什么本省、外省。”（注：夏珍：《自由自在宋楚瑜》，时报文化出版，1999年，第216页。）
在“中国人”或“台湾人”的认同中，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有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认同，例如，林佳龙指出：“在多数人的认知中，‘中国人’比较是一种文化的概念，而‘台湾人’则主要是一种政治身份的认同。”“很多人可以接受自己是中国人，但并不愿致力于建立一个中国人的国家。”（注：林佳龙：《台湾民主化与国族形成，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新自然公司，2001年，第261页。）此外，本省人与外省人结婚所生的儿女，有的采行双重认同策略：“在文化上认同中国，在政治上认同台湾。”（注：卢建荣：《分裂的国家认同》，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近年来，在李登辉的“界定”下，“台湾人”与“中国人”却成为对立的概念。李登辉说：“只要认同台湾，疼惜台湾，愿为台湾努力奋斗，就是台湾人。”而“怀抱民族情感，崇尚中华文化，不忘记中国统一的理想，就是中国人。”（注：李登辉：《台湾的主张》，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第77页。）这样，他把主张统一的归为中国人，意思就是只有不主张统一的才算是“台湾人”。他以这样的界定迫使人们自行“选边”，怀有蓄意挑起省籍矛盾的险恶用心。
不过，应当指出，第一，至今台湾同胞多数仍然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第二，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情绪也相当严重，这是与大陆对抗的情绪，如果两岸对抗的局势加剧，认同的分歧还会更加严重。
还应当提到，不论自称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在一般台湾居民中都存在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徐宗懋指出：起初，国民党把台湾“处处抹上大中国的色彩”，“小小的台湾岛被硬套上大中国的衣服”，可是，“70年代起，台湾的大中国外衣一件件地被剥掉”，80年代小台湾的“大中国”色彩逐渐褪去。于是，“中华民国”转化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由“反攻大陆”改为“保卫台湾”。从此，台湾人的心态起了显著的变化，“由天朝大国的自大自尊逐渐转化为小国的政治文化”，“小国文化”成为认思考的主流（注：徐宗懋：《务实的台湾人》，第291、306、220、292、265页。）。于是，有人刻意把台湾塑造成一个“小国”，心安理得地自居于“小国寡民”的地位，只要“小台湾”，不管“大中国”，认为中国即使成为世界大国，也与台湾无关。在这种心态下，他们一方面以“国”的架构与大陆抗衡，要求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企图依附于某个大国，以增强其抗衡的力量。这样的心态也是大陆同胞所不容易理解的。
五、对李登辉、民进党的看法
台湾民众对李登辉、民进党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它与省籍有关，但又不仅仅取决于省籍的差异。
（一）关于李登辉。李登辉的上台，被认为是“第一位台湾人的总统”，是“台湾人出头天”的一种表现，因此多数本省人都表示支持。当时连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也不敢反对，甚至还对他表示支持和拥护。有人写道：“民进党把李登辉的作为视为台湾人出头天的象征，支持他所建立的新的权力体系。”（注：杨宪村：《民进党执政》，商周文化出版，1995年，第173页。）“李登辉情结”所象征的本省人当家作主的意识发挥了无可阻挡的作用。
后来，李登辉强调“经营大台湾”，空喊“建立新中原”，“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支持民进党的民众也都支持李登辉。“民进党最大的武器是‘台湾情结’，利用国会、媒体及群众运动等的交叉应用，将外省的党国大老锁定为‘卖台集团’，配合李登辉团队的默许及提供资料，外省族群一一走入历史。”（注：董智森：《台北经验，陈水扁——一位资深记者的私人笔记》，月旦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后来，李登辉又帮助民进党上了台，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外省人之中，有的认为李登辉是蒋经国安排的继承人，起初也表示拥护；另一些人早就对李登辉持有保留态度，后来发现李登辉排斥外省人，甚至仇视外省人，反李的情绪便日益高涨。香港报人陆铿概括了台湾籍学者戴国煇的观点，指出，戴是用“媚日－反中国传统－反外省族群”的“架构”来评论李登辉的。（注：陆铿：《别闹了，登辉先生》，天下文化出版，2001年，第266页。）
对于李登辉执政的评价，看法也不一样。民进党的前主席黄信介曾说：“李登辉总统非常贤明，相信他一定会做好总统这个角色。”民进党的“李登辉情结”从此被传扬开来。（注：王力行：《无愧》，天下文化出版，1994年，第207页。）许多人认为李登辉是“民主先生”，为台湾的民主化作出了贡献。“李登辉的民主改革大获人心。”（注：徐宗懋：《务实的台湾人》，第291、306、220、292、265页。）此外，民进党人还认为：李登辉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亲手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
有人则持反对意见。有的学者批评李登辉“把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改造为赤裸裸的金权的黑道政治”，早就预言“他将会成为国民党最后政权的终结者”（注：杨宪村：《民进党执政》，第133页。）。国民党下台后，有人批评李登辉是国民党的叛徒，是分裂国民党的罪人。徐立德问道：“李登辉身为党领导人，把执政权丢掉，为何没有觉得耻辱，反而说出这是天意，是李登辉路线的胜利？”（注：陆铿：《别闹了，登辉先生》，天下文化出版，2001年，第247页。）许信良则认为李登辉是一个“历史的享受者”，“他很会计算时机，算得准准地在最适当的点上出面接收、享受别人打拼努力的成果。”“在这八年中，李登辉做的正确的事，几乎都是民进党逼他做的。”（注：许信良：《挑战李登辉》，新闻出版，1995年，第48、62页。）
有人认为针对所谓“民主先生”的说法，指出李登辉并不民主。例如，王作荣说：“民主先生最不懂民主，最没有民主胸襟。”（注：陆铿：《别闹了，登辉先生》，天下文化出版，2001年，第149页。）郝柏村指出，李登辉不是民主而是“独自裁决”（注：王力行：《无愧》，天下文化出版，1994年，第18页。）。李登辉亲自对他说：“党内是没有民主的”。“这种说法曾让我很震惊，这算那门子的民主先生？”（注：陆铿：《别闹了，登辉先生》，天下文化出版，2001年，第121页。）。林毓生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上进行评论，他说：“李登辉主政了12年。他最对不起台湾人民的是：他没有善用那样长的主政时间，领导台湾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造，为真正的民主体制、民主文化奠立根基。”（注：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1月，第1期。）至今台湾民众对李登辉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台联党”把他捧为精神领袖，各地还有所谓“李友会”的存在，说明他在一部分民众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很多人对李登辉仍然介入政治感到不满，认为他制造台湾社会的对抗和分裂，起了很坏的作用。
（二）关于民进党。由街头运动出身的民进党，受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认为它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重要力量，没有他们的“冲击”，台湾民众无法取得民主权利。许多人希望民进党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掘墓人”，希望通过民进党实现“台湾人出头天”的愿望。一位国民党籍的学者也承认：“民进党的宣布成立，象征着国民党在台湾支配角色的削弱，而戒严令及其他政治禁令的解除，意味着台湾地区威权统治的逐渐瓦解。”（注：黄德福：《民主进步党与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时英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资深记者杨宪村也说：“民进党的崛起可说是反国民众政治势力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自然产物，它也可说是国民党四十几年来在台湾实行专制统治后的必然结果。”（注：杨宪村：《民进党执政》，第71页。）经过十几年的较量，民进党的实力有所增长，到了2000年选举时，“换人换党做做看”已经成为将近40%选民的意愿，民进党在这种情况下勉强上台。
也正是由于民进党是由街头运动出身的，另一部分民众则对它存有戒心，认为它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对它“迷恋群众抗争运动的政治压力，不断以抗争与杯葛的手段表达政治的不满与诉求，几乎漠视议会协商策略的实质影响”，表示“厌恶与反感”（注：黄德福：《民主进步党与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时英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民进党人施明德承认：“我们时常可以听见诸如‘民进党有能力执政吗？’‘民进党永远选不赢国民党！’‘民进党上台，国家会大乱！’等等批评之词。”（注：陆铿：《别闹了，登辉先生》，天下文化出版，2001年，第序4页。）更多的人则认为民进党是“台独党”而对它心存疑虑，表示反对和不能接受。支持民进党的外省人只占极少数。
民进党上台以后的“政绩”，普遍不能令人满意，有人认为民进党应当下台，再次实现“政党轮替”；也有人认为“阿扁做得再差也是咱自己人，要给他时间”。到目前为止，“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的支持度还不相上下，这反映了台湾多元的民意。
六、对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看法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几十年来台湾拥有两大成就：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发展。在《认识台湾》教科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平地完成政治改革，稳健地推动经济发展，创造了获得各国肯定的台湾经验。”（注：《认识台湾，历史篇》，编译馆，1997年，第112页。）
关于政治民主化。他们认为台湾从“威权体制”走到“政党政治”是一大进步，尽管现在台湾民主还存在许多“乱象”，但比过去已经有巨大的差别，他们认为这是广大民众经过多年的努力争取来的，感到珍惜，也感到自豪。有人指出：“四十余年来，台湾地区能从一党领政逐渐形成政党政治，实根基于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和全面改选，以及政治反对势力的成长和反对党的组成。”（注：黄秀政等：《台湾史》，五南出版公司，2002年，第264页。）“由于实施民主选举，反对势力在历次选举中逐渐得势，于是从原来的一党领政慢慢的转化成为政党轮替的政党政治。这是台湾四十多年来，在政治方面最大的收获，也奠定了民主政治的根基。”（注：宋光宇：《台湾历史》，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第65页。）
当然，对于台湾目前的民主，有不少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位旅外华人说：“台湾民主化的实施，是蒋经国所决定的政策方向，李登辉执行和民进党在野之监督，是三者共同意向和积极推动的结果”（注：牛震：《台湾观察》，磨坊文化公司，2003年，第54页。）。高希均认为“民主的幅度与速度有长足的进步，但民主的精神与品质却江河日下。”（注：高希均等主编：《台湾经验四十年》，天下文化出版，1991年，第77页。）旅美学者林毓生认为，李登辉是“炒作民主的民粹主义”，就是“把复杂的、奠基于宪政民主的自由的民主，化约为无需民主基本条件支撑的选举。”李登辉“当选以后，却把不同的选民化约为一元同构型、整体性的‘人民’，强调他的胜选代表‘人民意志’的表达。”这样，先把“民主”简化为“选举”，再把赢得选举的人说成是“人民意志”的代言人与执行者。作者认为“这是民主的异化。”（注：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1月，第1期。）本省籍学者许介麟也说：“台湾的‘民粹式民主’使人民沉醉于执政者所构筑的假民主之中，并渐渐迷失于统治者所建构的‘台湾民族主义’之中。”（注：许介麟：《李登辉与台湾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关于经济发展。台湾民众对于几十年来台湾经济的成就也感到自豪。郑竹园指出，台湾的“经济奇迹”受到世界经济大师们的称赞，“誉为第三世界的楷模”（注：郑竹园：《台湾经验与中国重建》，联经出版，1989年，第451页。）。戴国煇写道：“人们近年把台湾的经济成长称为‘奇迹’，赞赏为亚洲NIES（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群的高才生。”（注：戴国煇：《台湾总体相》，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第145页。）高希均也说：“过去四十年所创造的‘台湾经验’，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在经济上为大家带来了小康的台湾。”（注：高希均：《新台湾人之路》，天下远见公司，1999年，第75页。）台湾民众津津乐道台湾的GDP已经达到一万多美元的水平，和大陆相比，更使他们产生优越感。
当然，人们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有自己的见解。高希均在肯定“台湾经验”的同时也指出：“‘台湾经验’也有其负面的后果，如牺牲环境品质、轻视社会成本、容忍特权与垄断、缺少社会纪律与现代法令规章。”（注：高希均等主编：《台湾经验四十年》，天下文化出版，1991年，第序3页。）还有人指出：台湾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缺乏经济发展的腹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过大，岛内投资环境极度恶化，民间投资意愿低迷，资金大量外流，经济发展陷于困境。
至于经济发展的功劳应当归于谁，看法也不一样。有人认为后来的经济发展“都是两位蒋故总统建立的基础”，有人则认为与国民党没有关系，“都是台湾民众打拼出来的”，在其中农民和中小企业者有很大的功劳。许信良指出：“台湾的劳动力与资金源源从农村被挤压出来，支持初期的工业，再由这些工业的利润所得累积本土的资金，这是台湾‘经济奇迹’出现的真正原因。”（注：许信良：《新兴民族》，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第197页。）
七、对美国、日本的态度
几十年来，台湾与美国、日本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1949年以后，台湾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下，与中国大陆相对抗，“台湾问题的由来”就与美国有重大关系。同时，台湾当局接受了巨额的“美援”，使他们度过了难关。台湾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对美国的出口。有人认为，战后在美国政府影响下，台湾实行工业化与民主化，“使得台湾的每人所得更加超前发展。”（注：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麦田出版，2002年，第33页。）许信良也认为“美国在战后台湾史的发展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地位”。（注：许信良：《新兴民族》，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第199页。）还有人认为：1970年以前，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成了台湾的保护伞，使台湾的发展拥有自己的“主体性”。（注：张亚中：《全球化与两岸关系》，联经出版，2003年，第138页。）
台湾许多政界、商界、学界人士都是经过美国培养的，有人写道：“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是一个以美国为导向的社会，在年轻人的心里，六千英里外的美国比隔邻的中国大陆要近得多”。（注：丁庭宇：《咱马拢是台湾人》，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第238页。）台湾的许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都是从美国学来的。所以，台湾民众与美国有较深的感情。1979年中美建交，在此之前，台湾已经得到消息，全岛“如丧考妣”，连原定的选举也不举行了。直至现在，“台湾当局还得以美国的马首是瞻，把老美当作大恩人，说实在的，我们是以妾妇之道在伺候美国佬。”
至于日本，台湾长期处在“出口靠美国，进口靠日本”的情况下，“台湾的经济受制于日本最甚”，“不管是传统产业或较精密的产业，多数被日商吃得死死的，他们大块吃肉，我们啃骨头、喝残羹。”（注：陈癸淼：《论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第46页。）但没有日本还是不行的。台湾留日的学者、官员也不少，一般台湾民众对日本还是有感情的。可是，他们现在对日本不满意，认为日本对台湾“太冷漠”“没有负起责任”。
台湾当局曾经向民众灌输：有了美国的保护，“中共才没有打过来”。萧新煌说：“那边有400个飞弹怎么办？国防难道不重要吗？如果他们有刀，我们也要准备枪，以防万一。”我们批评台湾当局购买军火，“挟洋自重”，台湾民众不以为然，他们说：“台湾小，必须依靠国际力量来保护，并不可耻，而是理所当然。”他们把中国大陆与美国相比：“一个是对台湾武力威胁，一个是军援台湾；一个是极权国家，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想要并吞我们，一个要和平共存（虽然有时要看一点脸色）。大腿可以不抱最好，不得已要抱。”这种心态是我们很难理解的。
当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时，激起全国各地人民的极大愤慨，而台湾民众却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反美狂热”，他们也无法理解。他们甚至认为美国是最好的国家，任何反对美国的表现都是错误的。当然，也有人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表示反感，对美国干预两岸问题表示不满，但为数甚少。
八、复杂的心态
台湾民众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尽管他们内部对国民党、民进党、“中华民国”、美国、日本的态度以及对政治、经济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台湾民众与大陆同胞的看法则差别更大，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了解。
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形成某些复杂的心态，这些心态具有延续性、时代性和多元性。延续性是指其中有的是原有心态的延续，而带有时代的特征；时代性是指有些心态是由于新时代的历史记忆所造成的，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多元性是复杂性的表现，即对同一历史进程，在台湾民众集体记忆中却有不同的反映，产生不同的心态，而这一点往往与省籍差别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当代台湾历史的一大特点。
这个时期台湾民众的复杂心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悲情心态”：这种心态是原来就有的，近几十年来则由于受国民党统治而产生。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从戒严体制到“万年国会”，本省人基本上处于无权的地位。这就造成一种新的悲情，矛盾针对着被视为“外来政权”的国民党政权。一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活动，都在悲情的号召下进行，这些活动受到镇压却能越演越烈，则是长期受到压抑的强烈反弹。由于存在“悲情心态”，台湾民众迫切要求“出头天”，就是要求由本省人执政。李登辉、陈水扁的上台，改变了“悲情”的局面，为“出头天”带来了希望。一方面可以由台湾民众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则可能导致排斥一切“非本土”的力量。
至于外省人，一般说来，他们在两蒋统治下是没有“悲情”的，但到了李登辉、陈水扁时代便产生“危机感”，担心受到本省人的排挤，担心在政治上处于劣势，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悲情心态”的表现。
（二）对国民党政权的“亲切感”和“疏离感”：这个时期，台湾长期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接受国民党的教育，已经习惯于国民党统治的体制，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政权有所不满，并且时常有所反应。拥护、支持、同情国民党政权者对它有“亲切感”，受到压迫、抑制而奋起反抗者对它则有“疏离感”。而这二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省籍的差异有关。所以，认为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都有好感，那是片面的；反之，认为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都有反感，也是片面的。
应当看到，台湾民众毕竟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比较熟悉，因此，相对于共产党来说，他们更倾向于亲近国民党。即使是反对国民党的人士也表示，他们长期与国民党抗争，比较了解它，也有办法对付它，而对于共产党则十分陌生，不可能亲近，更不可能有信赖感，同时也感到难以对付。
（三）对“国家认同”的严重分歧。由于政治信仰的不同以及省籍的差异，台湾民众在所谓“国家认同”上存在严重分歧。其中包括“认同中国”还是“认同台湾”，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对“中华民国”采取什么态度等等。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台湾民众存在多样、复杂、矛盾的心态。总的来说，台湾民众与大陆同胞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差别。
（四）对美国、日本的“亲近感”。由于几十年来台湾与美国、日本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台湾在经济上不能离开美国、日本，在政治上、在国际上也长期追随、依附于美国。因此，在台湾民众中“亲美心态”是普遍存在的，“亲日心态”也相当普遍，有些人即使认为在经济上受到日本的盘剥，但又无法摆脱日本的影响。这说明台湾民众对待美国、日本的态度，与大陆同胞有极大的差别。
（五）“优越感心态”：几十年来，台湾最得意的成就是所谓“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也强调：“台湾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迹。”尽管他们的悲情心态仍然存在，在所谓“国际活动空间”上存在无力感，但对于所谓“经济奇迹”和“民主政治”（尽管他们也承认有很多问题），却一致给予肯定，感到自豪，并且充满优越感。
（六）“小国寡民心态”：这种心态过去就存在，近几十年来，国民党政权以一个“国”的架构经营台湾，因而发展成一种“只要台湾，不管中国”的小国寡民心态。这种心态有导致分裂主义的危险性。
总之，几十年来，台湾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所形成历史集体记忆是多元的，由于产生的心态是复杂的，在台湾内部就存在差异，不过，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异是就总体而言的，不排除有些例外。至于把台湾与大陆相比，差异更大。只有深入具体地了解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才能正确理解他们的复杂心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台湾民众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试图客观地反映台湾民众对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和复杂心态，提供了较多的资料，至于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则留待另一课题的研究。
2003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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