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始论文,农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毛泽东对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作了以下论述：农民的“互助合作性”是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共性；产生这种特性的根源来自严酷的现实与农民美好愿望的深刻矛盾；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性”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动力，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伟大动力，这一评价与认识影响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决策，是造成毛泽东在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上产生“左”倾急躁情绪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毛泽东 农民原始社会主义 特点 失误
毛泽东对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的论述是其农民观中极为独特的一章，其中既有独特的真知灼见，也有认识上的偏颇之处。但不管怎样，它都显示了伟人独立特行的先驱本色，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视角。因此，廓清其内涵，梳理其脉络，并加以必要的评析，是当代毛泽东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1958年12月，毛泽东连续两次为印发《魏书·张鲁传》作了批语。文中提出：农民在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性、封建小生产性的同时，还具备了另一种特质——“原始社会主义性”。这三种性质的矛盾运动，铸成了中国农民极其复杂的品格。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性”，主要表现在农民的互助合作传统上。具体而言：指农民在生产劳动中组织一定的互助团体；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中实行有限的公有；在政治组织中采取“劳武结合”、“政教合一”的形式。毛泽东以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为原型，作了精致的解剖，得出了上述结论：
他分析：“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是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象“免费医疗”；“置义舍”，“犯法者三原而后刑”，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而“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则近似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由此可见，“五斗米道”的突出特点是互助，它在形式上颇类似于人民公社，但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所以，它只是属于“原始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对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的论述，具有下列特点：
特点之一，他把农民的“互助合作性”看成是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共性。他认为：农民的互助合作，不独“五斗米道”所有，而且是中国农民所固有的传统。农民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互助合作的组织，如黄巾军的“方”，湖南农民运动期间组织的“合作社”，抗战时期边区的“变工队”、“互助组”等。可见，尽管古今天地悬隔，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则是中国农民“可以确定”的共同特征〔1〕。
特点之二，他把原始社会主义性的产生根源归结于严酷的社会现实同农民愿望构成深刻矛盾的结果。中国农民历来存在着一个美好愿望：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2〕， 而土地则是其实现愿望的落脚点。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击破这种梦想。中国的封建史，就是一部土地分配与再分配的历史，土地关系变动之剧烈、之频繁，为各国所罕见。中国农民始终要为土地，即为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挣扎。农民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常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朦胧地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单靠个体的奋斗是不行的，唯有团结起来，结成一定的互助合作团体，才有可能达到。正是在此基础上，农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其原始社会主义性也逐渐沉淀在农民的血液之中。由此，毛泽东总结：农民的愿望，是原始社会主义性产生的根源，而现实的贫困处境和社会的不平等，则是“原始社会主义性”产生的必要前提。
特点之三，毛泽东把“原始社会主义性”提高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它在一个方面规定和制约着毛泽东许多重大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
在毛泽东看来：原始社会主义性具有这样的功能：（一）它是农民产生强烈斗争精神的原动力之一，也是农民反抗斗争的重要手段。农民的革命性之强，为各国所仅见。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渴望互助，渴望平等。在当时的小生产条件下，只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才能表达这种愿望和要求。农民的革命斗争是农民互助合作愿望得以实现的主要突破口。同时，也因为互助是农民的共同愿望，农民起义发动者只能通过提出反映农民这种愿望的政治、经济纲领才能最广泛地发动群众。纵观中国的农民斗争史，凡是能够提出互助合作纲领的，从者必众，影响必广。如黄巾军，如太平天国。
（二）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炼升华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实现自身超越的强大内驱力。毛泽东在合作化时期多次表达了这种观点。首先，从历史来看，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就有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之先例。在民主革命期间，“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所以，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性”， 是有可能导致农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其次，从合作化时期的现实看，互助合作传统正促使农民积极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不但从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而且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这样，农民产生原始社会主义性的不平等前提已告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本身的丧失，相反，它却在不断地加强和升华，并成为全国农村的本质和主流。这是因为：“原始社会主义性”产生的另一个前提——贫困依然存在。毛泽东看到：农民“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依然感到困难（贫农），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4〕。 而这就使他们觉得，要消灭贫困，单靠消灭政治压迫是不够的，还得另找出路，而出路就在于改变原有的小生产私有制，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于是，拥护合作化就成为“原始社会主义性”在当时的主要表现形式。再加上当时贫困或不富裕的农村人口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0%到70%，则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广大农民的本质要求。由此看来，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且也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5〕
（三）业已发生质变的“原始社会主义性”是奔向共产主义的有力基石。经过制度的转换，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不复存在，它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而农民原有的资本主义倾向性和小生产性因为没有生存基础而逐渐消亡。但由于中国的特点仍然是“一穷二白”，所以，农民身上固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已不断升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成为奔向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因。毛泽东这样乐观地估计当时的农民：“1958年，人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高。”〔6〕“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 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7〕总之， “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奋发。”〔8〕
毛泽东对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作如此高的评判，必然影响其整体政治思维和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其要者：
促使毛泽东始终强调农民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基础地位，强调贫下中农属于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而对于农民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则坚信只能通过教育的方法，通过激活农民身上的积极因素来克服其消极因素。这种思想是他后来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点之一。
导致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和后来的大跃进问题上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既然农民意识中的主流是互助合作性，那么，合作化越快越早地进行，就越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否则，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或全体人民打主意。”〔9 〕既然合作化后的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如此的高涨，则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而要“拔白旗、插红旗”、“多、快、好、省”地迅猛发展。
特点之四：毛泽东的判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毛泽东对原始社会主义性的论述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萌芽期。在这阶段，毛泽东已在实践中发现：农民可以自发形成一定的劳动互助组织，他也意识到：这些自发组织或许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社。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革命是涵盖一切的目标，毛泽东所关注的，是农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性的肯定和发挥，因而，对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论述只能是零碎的，感性的。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基本形成期。这一阶段，毛泽东对农民的互助合作性最为关注，论述最多。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亟待解决。表现在农民问题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依靠农民为主力取得的。而农民之所以投入革命的怀抱，就是因为想取得土地。换言之，土地是农民参与革命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因为土地改革的完成而消失了。于是出现下列疑问：（1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是否仍然是主力军，仍然是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巩固的同盟军，若是，则其拥护社会主义的动力是什么？（2）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便是要让农民放弃业已获得的土地，这就必然触及农民根深蒂固的小生产观念和习惯势力。在农民身上，是否存在另外一种拥护合作化的基因？所有的问题都要求对中国农民作一次全新的考察和观照，重新寻找农民的闪光点。毛泽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得出：农民的互助合作传统是农民在新时期的原动力，是农民的本质和主流；是其实现自身超越的重要基因。有理由认为：虽然在该阶段毛泽东没有提出“原始社会主义性”的概念。但是他实质上提出了原始社会主义性的本质内涵——互助合作传统，并对其作了相当精致的疏理。因此，该时期实质上是初步形成期。
第三阶段是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为成熟期。随着经济指导方针上左倾错误的不断升温，毛泽东对农民的评价也不断拔高。他实质上已把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农民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在此背景下，他把农民的互助合作性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使其内涵不断扩大，从经济范畴延伸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原始社会主义性判断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特点之五：毛泽东采取了“立体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在论述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时，并不是把整个农民群体等量齐观，而是运用立体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区分。所谓立体分析方法，就是按照农民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划分农村的阶级和阶层，并以此批判农民各种因素的多少，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在建国以后，他又把农村中农划分为新中农、老中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中中农、新上中农、老上中农等阶层。认为：谁越贫困，其要求互助合作的愿望就越强烈，其原始社会主义性就越深厚。他在论述农民具有互助合作积极性时，总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10〕在论证农民拥护“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亦有一个逻辑前提：“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11〕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农民的贫困对社会主义前途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还把“一穷二白”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一穷二白”理论。他认为：“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2〕
二
由于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对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的论述存在着明显不足。
一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性”，从而把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看得过于容易。农民的互助合作传统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农民之所以渴望互助，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其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因而，其“原始社会主义性”必然包含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成份，如“农业社会主义”、“彻底的平均主义”等等。而农民要想把自己从小生产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实现“原始社会主义性”的质变，谈何容易。列宁说：“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13〕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个实际。他把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场深刻触及农民根本利益的所有制革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估计之上。其结果只能是凌空蹈虚（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
二是其“立体”分析方法存在着片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由于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对立，因而“立体”分析方法是正确的。建国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村剥削关系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也不那么尖锐了，如果离开了生产关系因素，仍按经济地位把农民分为三六九等，并以此衡量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的多少，则显然是不正确的。即使在贫困的农民身上，也存在着许多旧的习惯势力。“立体”分析法显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还以这种方法为起点，得出“贫困导致社会主义论”，并把它运用于实践，从而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
毛泽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失误，原因复杂：一方面，它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它也跟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有关。作为农民的儿子，作为长期依靠农民土地革命战争而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革命家，毛泽东对农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两者似乎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心理契合，这种契合随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成功而加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建成之时，便是传统农民消亡之日；按照列宁的观点，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产生的根源。这显然难以为毛泽东所接受。他意识到，中国是个农民国度，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于是，理智和感情影响了毛泽东对农民判断的客观性。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农民“原始社会主义性”的论述仍有重要意义：
其一，它是毛泽东在新时期对农民问题进行全新探索的一次伟大尝试。我们知道，列宁对农民合作化的问题作过许多创造性的探索，但对农民的互助合作性作如此鲜明和系统论述的，毛泽东是第一人。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它充分显示了一个先行者超凡的魅力。
其二，对我们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农民动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依然如此，如何认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仍是一大难题。正基于此，重温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就非常必要。
其三，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观点，仍是我党农村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强调：对农民要说服而不是压服，改革和建设要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等等。这些都比较符合中国农民的实际，它也赢得中国农民的衷心拥戴，这是中国合作化为什么在如此急剧推进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巨大社会震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历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多磨难仍能保持大局稳定的重要前提。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永恒生命力的顽强表现。从此点而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对我们今天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仍有指导意义。
伟人已逝，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农民观，我们责无旁贷。
收稿日期：1997—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