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前沿·
道德知与行悖论的训诫 〔*〕
陈 波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道德悖论指道德信念之间以及它们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不一致。道德知行相悖的现象几乎横穿古今，弥漫众生，触目皆是。从道德知与行悖论中可以引出至少六点训诫。历史一再证明：做大事是需要眼光、胸怀、气魄、胆识、才干特别是品德的；目光短浅、蝇营狗苟、自私自利的人走不远，会被有慧眼的民众识破并抛弃，会被历史的大风大浪淘汰掉。从这个角度看，在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讨论中，以高标准对大学生所做出的那些“苛责”就有合理性，实际上，其背后还隐藏着关切及期待的目光。
〔关键词〕 道德知与行悖论；合理需求；底线伦理；反思的平衡；道德理想人格
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1〕
灯草老爹回答说：“太君，烧这三窑瓦我可用心了，坯是最好的坯，柴是最好的柴，火候把得好，出窑的时候，这瓦啊，一敲响当当！”
——马斯洛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2〕
——鲁迅
我相信，道德悖论非常有助于我们从哲学层面理解道德和我们自己。悖论被嵌入我们道德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展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偶尔的逆境与非理性。悖论性的存在是持续的。我们需要从中学习并学会应对它。〔3〕
——史密兰斯基
史密兰斯基在《10个道德悖论》一书中并没有提出“道德悖论”的严格定义，大致是指：一对道德信念相互支撑却彼此矛盾，我们不能找到放弃其中任何一个的理由和出路，却又不能同时支持这两个信念，除非我们接受或容忍逻辑矛盾。这些悖论威胁着人们熟悉的道德假设、被证明为好的道德原则以及常识性的道德思维习惯，除非我们找到解决方案，否则我们只得向它们举手投降。“我们不要求悖论是严格的逻辑矛盾”，“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有些道德悖论的案例披露了部分道德现实(按照我们对道德的最佳理解) 是荒谬的。”“在与我们相关的意义上说某种事态是荒谬的, 就是说该事态是与人类的理性、人性或者我们对道德秩序的基本期望之间存在某种本质上相异的关系。”〔4〕塞恩斯伯里在《悖论》第三版中吸收史密兰斯基的研究成果，新增一章“道德悖论”，但也没有对“道德悖论”给出严格定义。〔5〕在《悖论研究》一书中，我基本上接受了史密兰斯基关于道德悖论的说法：道德悖论指道德信念之间以及它们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不一致。
在《悖论研究》一书中，我曾提出“道德的知与行悖论”，涉及道德信念知与行的不对称，甚至是严重的背离。众所周知，大多数道德或法律的过错甚至罪行，不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相应的道德规范或法律律条，很多时候，他们对它们简直是太熟悉了，甚至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但他们还是受本能的驱使或经不住诱惑而铤而走险，犯下了道德或法律的过错甚至罪行；正是由于熟悉有关的道德或法律规范，他们在作案时才会心底发虚，玩尽花招去掩饰和隐瞒。〔6〕这种现象几乎遍布古今中外，弥漫众生，触目皆是。如果存在道德悖论的话，道德的知与行悖论或许是其中最大且最明显的一个。
先谈政界。韩国、巴西、秘鲁等国多位总统被控贪腐，前赴后继地走进监狱。美国纽约州前检察总长、前州长斯皮策嫖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发生办公室性丑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被控性侵，后因控告者的个人品行受到质疑而无罪释放，但其竞选法国总统的计划也随风而逝。中国人更为熟悉的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大搞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被查证的贪污受贿数字少则几百万、几千万，多则几个亿，情人则有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触目惊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捕之前，很多中国官员或许还在主席台上做反腐倡廉报告：苦口婆心地说理，疾言厉色地批评，慷慨陈词地保证，“金句”“格言”排山倒海般地涌出……。待他们的报告一做完甚至没做完，人就被纪检部门或执法部门抓走了。
再谈商界。2008年，美国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被曝光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其操作的“庞氏骗局”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很多大金融机构和各色名人因受骗而损失惨重。2008年，中国爆发三鹿毒奶粉事件，国家质监局对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检查，结果显示，有22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国产奶粉至此丧失民众信任，其信任度至今并未完全恢复。2016年3月，中国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这会使疫苗失效)销往24个省市。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2017年11月，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各一批次共计65万余支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被食药监总局责令查明流向，并要求立即停止使用。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监局紧急发布通告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规行为，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再谈演艺界。2018年，崔永元手撕娱乐圈，指控很多演艺明星偷逃税款，最终导致他们补缴税款一百多亿元。很多演艺明星夫妇经常在人前秀恩爱，但不久就传出男方或女方出轨，更有人拥有美丽性感的娇妻，却在外面嫖娼性侵；更有大叔级的演艺明星奉行“三不主义”：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最后爆出丑闻，导致人设坍塌，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也毁于一旦。2019年初，美国检方披露了该国史上经起诉的最大一宗招生舞弊案，涉案人员多达50人，其中不乏知名演员与企业高管。为了让孩子入读名校，涉事家长被控向一家机构支付贿赂金，或请枪手替考，或有意改对答案，或由机构牵线，拉高校教练入伙，假借体育特长生的名义让这些孩子入读名牌大学。涉事高校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城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等名校。
通常认为，学术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从业者大都是知识精英，是传统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地位崇隆，也应当品行高洁。但揭露出来的事实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这些领域内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应有尽有。
先谈学界。2004—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在《科学》杂志发表两篇论文，报告说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一度被誉为韩国“克隆之父”。但很快曝出该团队存在伦理问题，且涉嫌论文数据造假。后经调查确证，其干细胞研究成果子虚乌有，黄禹锡被首尔大学解职，且被判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2014年初，日本年轻女学者小保方晴子在《自然》杂志发表两篇论文，报告说成功培育出能分化为多种细胞的STAP“万能细胞”。这为替代受损细胞甚至生长出新的人体器官带来了希望，一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仅仅不到一周，就被质疑其实验不可重复，且涉嫌篡改论文图片。指控经调查属实，导致她本人被解职且被撤销博士学位，还导致她的导师笹井芳树教授自杀身亡。最骇人听闻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再生医学中心主任、国际心血管领域的顶尖专家皮耶罗·安韦萨，他连续17年在其科学研究中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声称骨髓干细胞可以转化为心脏干细胞，很多其他研究者在他的“成果”基础上继续研究。指控后经调查确认，哈佛大学医学院主动要求撤回他先前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31篇论文，并赔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损失1000万美元，安韦萨本人辞职。
再谈宗教界。2016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80年到2015年间，有多达4440人声称自己受到过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其中受害男童的平均年龄11.5岁，女童10.5岁；全澳洲有超过1000个天主教宗教机构被查出有儿童性侵案，有1880名神职人员被控犯罪，有一个宗教机构(St John of God Brothers)涉及性侵的人员比例高达40.4%。2017年6月，梵蒂冈第三号人物、澳洲天主教最高领袖乔治·佩尔先被指控包庇其教区内的性侵案，本人亦被指控多起性侵，受到澳洲警方起诉。2018年8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发布一份近900页的大陪审团报告，该州过去数十年间共有300多名天主教神父对1000多名儿童实施性虐待，且在事件发生后，该州教会上层大多采取包庇态度。面对鼎沸的舆论，2019年2月21日，梵蒂冈教皇方济各召开一连4天有全球190名天主教领袖参加的会议，旨在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以应对日益增多的神职人员性侵案件。〔7〕在中国，2018年8月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被举报涉多起不伦不法情事：向女弟子发短信性骚扰，性侵多位出家女弟子，并利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精神控制，大搞“男女双修”，以及违章建筑、资金流向不明等。当年8月23日，国家宗教局发布调查结论，举报属实，免除学诚法师所任中国佛学会会长等一切职务。
最后谈庶民大众，只列举近些年一度被热议事件的名称：电话和网络诈骗；做好事被讹诈；食品造假；有偿新闻及新闻造假；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公共场所噪音；小悦悦事件；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害室友案；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遭室友投毒案；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著名风景区内的违法别墅建筑群……。
此类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些事情为什么频繁且普遍发生？从中我们该挖掘出哪些意蕴？引出哪些道德或法律的训诫？更明确地说，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再对当事人做道德说教和劝诫管用吗？作家刀尔登痛心地指出：“怎样才能说服人们——哪怕是一个人，不但在观念上接受一种伦理主张，而且奉行之？或者，作为个人，当遇到选择时，哪些力量让我们遵行已有的道德信条，哪些力量让我们抛开它，而以利害为先呢？在‘新三纲’的‘义为人纲’中，何怀宏提出‘显见、自明’而且完全之义务体系的四条主要规范：不可杀害，不可盗窃，不可欺诈，不可性侵。老实说，读到这四条时，我心中生出一股悲观的情绪。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诫条(比如，‘十诫’的六至九条便是它们)，同时也是被违反得最多的诫条。在我们的社会中，从古至今，大概很少有人反对它们的地位，很少有人主张偷东西是美德，欺诈是行善，然而人们仍在不停地撒谎，不停地彼此杀戮；人偷盗，不是因为他相信偷盗本身是正当的，而是因为偷盗对他是有利的，而且，每违反一条道德命令，他都能至少找出两条，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极少的人来说，根本无需道德辩护)。当义务体系笨拙难用时，我们想到美德；当德性令人迷惑时，我们又希望有严格的规范可以遵奉；当两者都有希望成功而又都失败时，我们又回到了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8〕
〔7〕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9年4月24日报道，最新曝光的法庭证词显示，过去72年间，美国童子军超过7800名前领导涉嫌性侵该组织儿童，可能被性侵的儿童多达1.2万人。
一、应该严肃对待各色人等的合理需求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1943)一书中，将人类需求按从低到高的阶梯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人还有“自我超越”的需要：“人性所必须的是：当我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就会沿着归属需要(包括群体归属感、友爱、手足之情)、爱情与亲情的需要、取得成就带来尊严与自尊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以及形成并表达我们独一无二的个性的需要这一阶梯上升。而再往上就是‘超越性需要’(即‘存在性需要’)。”〔9〕基于论说的方便，下面将人的需求归结为如下三类。
(1)基本的生存需求，包括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求，如对食物、水、空气、性欲、健康的需求；安全需求，如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社交需求，如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应该强调指出，人的这些基本需求，其力量是强大的，不能人为压制，否则它们就会自行寻找宣泄和满足的途径。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应该设法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让他们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方面去考验其社会成员(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和教会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准，是注定要失败的。薄伽丘在《十日谈》(写于1350—1353年)中早就把(表面上)奉行禁欲主义的罗马教廷的种种尴尬和丑态揭露无遗：“……我在那里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圣洁、虔诚、慈善、模范的生活，或者称得上教士的人。我在各处看到的仿佛只有淫乱、贪婪、饕餮、欺诈、妒忌、傲慢，甚至还有更丑恶的现象(如果世上还有更丑恶的现象的话)，以致我觉得那里不是一个神圣的温床，而是罪恶的策源地。”“今天的神父只贪财好色。他们……明白分享财富的人越少越好，于是摇唇鼓舌，极尽恐吓之能事，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他们捶胸顿足地谴责世人的淫欲，目的是轰走被谴责的人，自己取而代之，享用那些女人。他们谴责盘剥重利和收取不义之财，声称犯了这等罪孽的人灵魂将陷于沉沦，目的是让那些不义之财落进他们的腰包，以便他们穿更宽大更华美的法袍，贿赂公行，谋取主教或其他高级神职。假如人们指责他们的行为，他们就说：‘照我们说的去做，并不是要你们做我们所做之事。’”〔10〕
[6]Cohen,A.D.Language Learning.Boston Heinle&Heinle Publisher.1990.
(2)自我实现的需求，包括马斯洛所说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就要寻找机会，充分发挥自我的潜能，成就各种事业，由此成就自我，获得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内部尊重就是自我认同和自尊，指一个人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外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在社会群体中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马斯洛认为，在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人还会获得“高峰体验”：人处于最激荡人心的时刻，具有一种欣喜若狂、如醉如痴、销魂的感觉，这个时刻是人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不同的人对通过自我实现获得尊重的要求强度不同，途径也各异。有些人热衷学习和研究，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由此获得关于自然、人生和社会的独特见解，并要求向社会公共表达的机会和平台，由此实现自我并赢得他人的尊重。不管他们的见解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们对表达权的要求都是合理的，这是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言论自由，后者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所赋予，并得到后者的保护。一个社会要有足够大的自由表达的弹性空间，允许不同观念之间的交锋和对撞，才能让不同的思想在彼此理解、妥协和让步中找到趋中的平衡。有些人则有更大的抱负，要求投身社会公共事务，以发挥其才干，施展其才华，由此成就自我，报效社会。这样的要求和抱负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也是合理的，因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能随便冠以“野心家、阴谋家”的贬称，只要他们能够赢得民意的支持，获得民众的授权，接受民众的监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被民众罢免。一个社会要有足够大的阶层上下自由流动的空间，以便让能者上庸者下，确保社会有足够的活力，防止停滞僵化。
总之，标准化沟通是情景教学法的进一步深化，是针对中职护生特点设计的，能够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培养护生沟通交流能力。同时，能够提高护生人文素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3)自我超越的需求。马斯洛指出，“我认为，人本主义的、第三种力量的心理学是过渡性的，是向更高的第四种心理学发展的准备阶段。第四种心理学是超越个人的、超越人类的，它超越了人性、自我同一性和自我实现等概念，是以宇宙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需要和兴趣为中心。”“我们需要某种‘大于我们的东西’作为我们敬畏和献身的对象。”〔11〕冯友兰所说的人生的“天地境界”庶几近之。他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区分了人生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12〕达成天地境界，不仅需要能力和德性，更需要智慧，仅对极少数杰出人士才是可能的，大多数普通人只能达到前两种境界，少数人能够达成第三种境界。
二、应该建构各行各业的底线伦理
据我所知，何怀宏最早提出“底线伦理”的概念，并撰有多种专著以系统阐发之。他说：“我一直试图探讨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底线伦理即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雨果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正轨。……市场经济初始、价值多元化胚胎形成之际，我们必须意识到，机遇、自由降临的同时，底线伦理面临着重大挑战。不杀人，不说谎，不欺诈，不奸淫，不偷盗在市场经济下亟待重申。你可以做不到舍己为人，但你不能损人利己；你可以不圣贤，但你应该认同道义和人道；你攀不到道德的最高境界，但道德的最低下限你必须坚守，那是人类最后的屏障！这并非将道德伦理降格以求，相反，道德的最低下限正是通往理想起点的必由之路。”〔13〕他认为，可以将“底线伦理”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自然义务，人之为人的义务，比如说不伤害和侮辱生命、不欺诈他人，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第二个层次是与制度、法律密切相关的公民义务，比如说奉公守法，捍卫法律尊严，抵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同时也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第三个层次是各种行业的职责或特殊行为领域内的道德，比如说官员道德、教师道德、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等。”〔14〕
儒家的理想人格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内心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则施行王道王政。更明确地说，“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追求圣贤气象，践行君子人格，修身养德，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经世济民，治国理政，注重政绩，做一个有事功的人。“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就是学问与事功的统一，也是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结合。儒家《大学》有这样的句子：“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被称为“三纲领”，注重自我和亲民的统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被称为“八条目”，体现了从心灵秩序到社会秩序、从内在修养到外部强大的过程，可以看作实现“内圣外王”的具体途径。
必须明确指出，之所以要提出底线伦理的观念，一方面当然是针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是针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弊端。中国人文传统从“人性善”的假设出发，几乎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君子”和“圣人”，对普通人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道德要求。通常认为，三纲、四维、五伦、五常、八德，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和原则，其中“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四维”是指：礼、义、廉、耻，即管仲所谓的“国之四维”；“五伦”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时候还包括“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还包括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要求或者过于陈腐，纯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或者过于空泛，过于高大上，甚至有些不着边际，难以落实到行动上。共产主义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一些时候，会出现另外两个结果：一是出现了很多的伪君子，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二是道德律条失去了对人的基本约束力，导致很多人失守道德底线。
2.3.1 CHE情况及多因素分析:在368例参加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糖尿病患者中，CHE的发生率为20%，其中，农村患者家庭CHE发生率为81%。以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生CHE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包含：患者的社会人口经济学特征、疾病严重程度、医疗费用支出等。回归结果见表4，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组患者家庭CHE发生的概率都低于对照组，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发生CHE的概率也依次降低。
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谈谈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在我看来，很多中国传统论述有严重的弊端：一是常把义和利分割对立起来，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严重忽视了义和利的相互依赖：在很多时候，“利”本身就是“义”，“利”之不均就是“义”之不公，如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就是不合理不正义的社会；二是过于强调大“义”凛然，而忽视了追求“利”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人当初领导人民闹革命，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人民谋福祉，使他们过上幸福生活吗？对“义”的追求最后还得落实到“利”上。邓小平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对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合法化，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做出批判性审查，建构出更符合人性常理和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义利观。〔16〕
6）除果袋时间不规范。红富士苹果在袋内一定要长够110～120天，除袋过早会使苹果着色慢，先着色，后褪色，返为绿色，出现“绿腔”现象；除袋过晚则会不着色，如红富士苹果应于9月下旬末或10月初除袋，若延迟到10月下旬至11月初除袋，则着色缓慢，也会出现苹果发黄不上色的现象。中熟苹果品种如嘎拉、珊夏等，如与晚熟红富士同时除袋，也会出现发黄不上色现象。
三、在思考伦理道德问题时，应该 力求达到“反思的平衡”
如前所述，个人在社会中有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都派生出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规范。如果仅就某个特定的角色而言，其派生的义务和规范似乎具有合理性；但许多不同角色所派生的众多义务和规范叠加在一个个体身上，却可能大大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并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如常说的“忠孝不能两全”，使得他顾此失彼，动辄得咎，里外不是人。我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所以显得凌空蹈虚，不接地气，难以被全面实施，是因为它们常常是单向度思考的结果，没有考虑到各种复杂的情况。就以儒家伦理中似乎最合理的一条为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假如当事人有足够的生存资源，他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把该照顾的和需要照顾的都照顾好，这当然很好。但问题是：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准十分低下，经济很不发达，所获得的生存资源十分有限，一个人养活自己都困难，但这个人还有父母、妻子和儿女；他还有众多的亲戚，有很多乡邻长辈幼童；他或许还是一位塾师，有很多学生；他还是帝国的臣民，长官的下属……所有这些义务叠加在一起，他没有能力把它们一体承担。他就有那么一点儿粮食，若给他父母吃，他的妻儿就没得吃；若给他妻儿吃，他父母就没得吃，更别说照顾乡邻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选择是：郭巨埋儿，即孝为先，其他居后。日本电影《楢山节考》却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在生存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某个闭塞山村形成了一个传统：父母活到一定的年纪，就由儿子背到深山并且扔到那里，等着被活活饿死和冻死。这些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无奈选择，既不道德也不合理。这正好说明，道德问题不只是道德问题，它首先牵涉到经济问题，我们的先辈早已明确意识到：“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还有一个责任分配问题：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压到孱弱的个体身上，在个体能力有所不足时，国家和社会要伸出援手，提供“扶老携幼、救弱扶贫”的制度化安排；国家和政府还要开辟出足够大的自由空间，以便让每个个体都能够发挥所长，尽其所能，去开辟更多的致富途径，去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
第三，在道德上，我们有权指责别人卑鄙，但无权要求他人高尚；我们可以对自己高标准，但无权对他人严要求。大学生在校园内按学校要求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参加工作后，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我观察，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各种作为，几乎没有一条够得上称为“不道德”，更别说“违反法律”了。由于有权者掌控资源，决定很多事情，他们不敢得罪领导，甚至有些巴结领导，这有什么大错吗？难道要求他们成天去与领导对着干？若这样，他们不被开除才怪呢！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问题是他把个人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我其实背后批评的是两个现象，一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失去了信仰，唯一支持的东西就是个人利益，另外我更重要的批评是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最懂得权力的，他最能够和这个体制适应，因此也得到体制的支持，它实际上成为腐败的基础。
以上说明，在思考道德问题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复杂的情况，前思后想，左思右想，以便最后达到反思的平衡。例如，对于我们的政府官员，他们同时也是普通人，也有妻儿老小，也有很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既然他们是通过严格程序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就要为他们提供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与其地位相称的待遇。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说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17〕据研究，鲁迅很在意其经济收入，且收入颇丰，这有力支持了他作为独立思想家和文化战士的事业。〔18〕
四、应该建构有利于道德建设的社会制度环境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另一大弊端是：把道德修养看作纯粹的个人事务，属于个人的心性修养范畴，靠“吾日三省吾身”来完成，而无视其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维度。就以广为人知的士人(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在一个皇权至上、天下私有的社会中，给士人开放了治国平天下的制度空间吗？只有皇帝让你去帮他治国平天下时，你才敢也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否则你就会被视为谋反和叛逆，会被砍头，甚至会被诛灭九族。残酷的现实情形是：在皇权社会中，士人的地位只不过介于娼优之间，依然是“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再简单说说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使撇开这些口号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如何去履行这些承诺不谈，士人做这样的事情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首先是经济条件，他们及其家人总不能成天喝西北风吧？在一个文字狱盛行、因说一两句话不中听就有可能被砍头的时代，他们还有胆量和勇气去做这些事情吗？显然，做这些事情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抛开所有这些制度性安排不谈，成天在那里唱高调，即使唱得热泪盈眶、响遏行云，但管用吗？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式中p0是一个常向量，δ(θ)是以θ为自变量的delta函数。因为作用力是一个垂向力P0eiΩt，因此
我认为，一个社会共同体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其必要条件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够自尊、自重和自爱。而后者又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每个个体人格独立，享有尊严，敢说真话。试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在某个社会中，某些人因为官大权大，或者因为财大气粗，或者因为占据某些其他关键位置，就可以随意决定一切，侮辱下属，践踏其尊严，要求他们绝对服从和绝对忠诚，不管对错，无需讲理，不容挑战，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整个社会弥漫着假大空的行话套话，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不允许人们说真话，逼迫人们说假话。在这种情形下，该社会就会产生很多投机分子，投上司所好，以谋取功名利禄，也会迫使许多洁身自好的君子“远庖厨”，采取不合作态度，社会的总体道德水准就会日益沉沦。为了避免出现此种局面，社会要提供制度性保障，保护公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保护他们拥有说真话的权利。我们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依法治国，当然就要保护公民的上述基本权利，使其得到落实，也要督促公民履行其法定义务。这算不上是过分的要求。
五、应该建构防范道德或法律违规 以及道德赏罚的机制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给人下的定义。我们以前过于强调人的理性方面，忽视了他们的动物性遗传和本能的作用，忽视了其非理性的方面。正是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思想家促使我们注意到人的本能和非理性方面。人性确实非常之复杂，复杂到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控制和把握，有时候都会感到担心和害怕。否则，就无法合理地解释上文所列举的那么多不同界别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与其把人设想得太好，不如把人设想得很坏，至少在某些情景下容易变得很坏。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去从事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文化的设计与建构，比较可靠和保险。这种制度性设计必须包含三方面：事前的防范，使人不那么容易作恶；事后的惩戒，使人常怀戒慎恐惧之心；对嘉言懿行的褒奖，这会产生激励机制，发挥榜样和楷模的引领作用。
爱默生曾经谈到，把“坏蛋”和“恶棍”选进地方议会或国会，甚至比把彬彬有礼的人选进去要好得多，因为前者主意多、办法多、能量大，知道如何作恶，也知道别人可能会如何作恶，让他们之间相互缠斗、彼此制衡和抵消，最后达成某种折衷妥协，其方案或许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这不是彬彬有礼者一味唱喏、软绵疲塌所能做到的。〔19〕
六、作为高级追求目标，应该建构道德的理想人格
如前所引，马斯洛说过，“我们需要某种‘大于我们的东西’作为我们敬畏和献身的对象。”当看完电影《地久天长》之后，我不时回味思考，领悟到孩子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人活一世，总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什么，不然就真的灰飞烟灭了。伟人可以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例如达尔文留下了进化论，曹雪芹留下了《红楼梦》，贝聿铭留下了匠心独具的建筑……。而像刘耀军夫妇这样的普通人能做到的，或许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的子孙，让他们以某种形式延续自己的存在，赋予自己的生命以价值和意义。所以，有子孙在世，隐隐约约体现了普通人对永恒和无穷的追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丧子且不能再生育会给刘耀军夫妇带来如此剧烈的影响、如此惨烈的伤痛的原因。
所谓“人格”，是指一个人所有的区别于他人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是其有一定倾向性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所谓“道德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道德性规定, 是一个人的位格、性格、品格的总和。道德人格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人性和价值的标志。所谓“道德的理想人格”，是指能表现一个时代或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念、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典范的行为倾向和模式。理想人格形象体现了一定时代或社会的文化理想、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追求理想人格，就是要超越现实人格的局限和缺陷，去追求马斯洛所说的某种“大于我们本身的东西”，去追求某种形式的完整、完善、完美、无穷和永恒。1969年，马斯洛发表了《Z理论——两种不同类型的自我实现者》一文，〔20〕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自我实现：单纯健康型的和超越型的。前者指个人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不断地实现潜能，完成天职、命运或禀性，承认个人的内在天性，在个人内部不断趋向统一、整合。这种自我实现者更多地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世界。后者指超个人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者更多地意识到存在的王国，生活在目的水平或内在价值水平，更明显地受超越性动机支配，经常有高原体验(plateau experiences)，不时也有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当一个人处于高峰体验的状态时，他正处于他生命中最健康、最辉煌的时刻，也正处于他达到自我实现的短暂时刻。那时在他的眼里，整个世界忽然变得与先前不同了，他由此获得了对宇宙人生的某种领悟。
显然，不同时代和社会对理想人格有不同要求和刻画。下面简单述及中国人对道德理想人格的三种不同刻画。
我赞同何怀宏对底线伦理的倡导，曾撰文指出：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的，甚至不是人人都想去做圣贤的；与其把道德的调门定得那么高，不如现实一点，定出一些对普通大众真正有约束力的“底线伦理”。在我看来，以下两条大抵足够：(a)不伤害他人。不害人的人就是好人。有一种说法，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随心所欲”，我大体上赞成。(b)恪尽职守。一个人的职业是他的饭碗，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生存资源的最基本手段。即使为了对得起自己的饭碗，也应该把自己的那份本职工作做好。在我看来，能做到这两点的人，对于国家来说，他是一位合格的公民；对于他人来说，他是一个没有危险的人，因而至少是一个可以接纳和相处的人。〔15〕当然，人在社会中担任不同的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派生出不同的道德义务与规范。有必要为不同的社会角色——例如教师、警察、医生、司机、学者、公务员与政府官员等等——制定不同的底线伦理，以作为行动的明确而具体的指导。
道家的理想人格则由庄子以诗性笔调描绘的“真人”和“神人”来代表。“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大宗师》)“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
上面谈到，冯友兰区分了四种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先前引用了他对天地境界的描述，这里再引用他对道德境界的刻画：“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他指出：“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21〕 据此，或许可以把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看作冯友兰心目中的道德理想人格。 至于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理想人格应该具有哪些特征，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暂时无法给出确切的刻画。
七、余论：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
在2012年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钱理群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2〕据网上查到的原文，钱理群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23〕
或许超出钱本人的意料，这番话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在随后若干年内，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网民发言，都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发出了一遍讨伐之声，少见有为之稍加辩护者。有网民还归纳总结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六个特征。〔24〕后来，钱理群在另一个场合对他的观点做了如下澄清：
大家注意，我说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有意识地跟另一个概念区分开来——我说的不是精致的个人主义者，有意识地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区别开来。在我看来，个人主义是需要的，维护个人的生命权利，满足个人的物质精神要求，这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我觉得这正是在座诸位比我们要强的地方，我们这一代太强调集体主义，无条件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惨痛的教训，所以我对今天的青年追求物质生活是持支持同情态度的，我不反对个人主义。
茶染艺术属于草木染工艺的范畴，该工艺是利用茶叶作为染料，萃取成染液对服饰产品进行染色的艺术[6]。该工艺的染色原理主要是茶多酚的氧化聚合反应，如图1所示[7]，其中茶多酚是指茶叶中含有多酚类物质的总称，占干物质总品质的20%～35%，主要包括儿茶素、花青素、黄酮类和酚酸四大类物质，儿茶素约占茶多酚70%，该类物质主要决定茶叶颜色、香气和味道，也是茶溶液中的主要可溶性色素，被确认为是茶叶染色的主要着色成分。茶染所用染料的提取根据茶叶品种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较为主要是通过将水及乙醇进行一定比例混合，结合茶叶和萃取茶液的方法，将染液和茶渣进行高效过滤，进而完成茶染料的提取。
当然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前提——必须有社会条件，社会条件不具备，我讲那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妥协，但我强调的是即使妥协也要有底线，我觉得精致的立足点超出了这个底线。〔25〕
由机身—机翼对接装配协调准确度分析实例可知，利用T-Map表示偏差波动，若给出faF和waF的实际变动位置，即可利用基于T-Map的协调方法将其转化为映射点的实际坐标位置，并直接通过坐标空间域判定装配累积误差是否满足协调精度要求，满足了点测量模式和点测量设备检测的容差控制需要。从表3可以看出，将映射点的坐标转化为规范重心坐标，可直观表示映射点在T-Map中的相对空间位置，使偏差波动的计算更简单。
在这里，我分别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对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做如下评论。
第一，大学生奉行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校园氛围要负最大的责任。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少掌权者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腐败问题很严重；大学校园也不宁静，高校管理行政化、衙门化，教师和学生不再是校园的主体；只有少部分大学教师在认真教学和科研，在真正潜心做学问，至少很多大学教师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与政界、商界以及学界本身的复杂纠缠中，拉关系，搞项目，弄经费，争头衔，在社会上做讲演挣钱，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总体社会氛围下，仅仅要求大学生满怀理想、准备为理想献身，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他们身上，似乎不那么公平合理。
第二，多数大学生来自普通家庭，毕业后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他们的父母不能为他们的工作预先打点好一切，也不能为他们出校门的一大堆麻烦买单，无法靠“拼爹”取胜，一切都得靠他们自己去打拼去处理，他们不得不预先有所筹划。出校园后，他们很难找到合意的工作，薪水也不高，又正值青春岁月，要恋爱结婚生子，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氛围下，大多数父母特别是女方父母都要求他们买房，而房价处于天价水平，他们中多数人买不起，即使去租房，租金很高却工资不高，过平常日子都“压力山大”。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活下来，甚至是有些卑微地活下来，而不是按照某种理想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有些作为显得不那么“高大上”，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不对他们的处境做同情的理解，而是居高临下地一味批评，似乎显得有点过分。生活对他们来说很沉重啊！
利用电影自身内容和名字、结合上映档期，最终精准挖掘到“跨年吻”这一票房灵药的宣传点，《地球》广泛击中了当下城市年轻族群的心理，并占尽同期缺乏强竞争力影片上映的优势，排片率一枝独秀，最终创造堪比春节档大片的预售成绩。虽然其他文艺片未必有这样的档期优势，但让宣发费用不足的小众电影被更多观众看到，除了分线发行、路演助推、走长线口碑逆跌等方式，或许如何挖掘普通观众深层次心理需求，进而扩大营销，而不是精英式自嗨，才是最值得借鉴之处。
第四，以上三点是从“实然”层面讲的，重点对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同情的理解。现在我要转向“应然”层面对大学生们说一些话。你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接受了人类文明的熏陶，掌握了初步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你们还是年轻人，国家的未来终究要交到你们手上，正如毛泽东所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因此，你们不能只沉溺于“眼前的苟且”，而忘记了还有“诗和远方”，在不远的将来要去承担重责大任，在国家大舞台上去尽情表演。做大事是需要眼光、胸怀、气魄、胆识、才干特别是品德的。历史一再证明，蝇营狗苟、小气猥琐、自私自利的人走不远，会被有慧眼的民众识破并抛弃，会被历史的大风大浪淘汰掉。从这个角度去看，以高标准对你们做出的那些“苛责”就有合理性，实际上，其背后还隐藏着热心肠以及关切期待的目光。年轻的大学生们，祝愿你们一路走好！也相信你们能走好！
注释：
〔1〕〔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2〕〔17〕戴秉国选编：《鲁迅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33、343页。
〔3〕〔4〕〔以色列〕史密兰斯基：《10个道德悖论》，王习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3-4页。
〔5〕Sainsbury, R.M. Paradoxes, 3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2-29.
〔6〕陈波：《悖论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0-422页。
通过对道德信念知与行背离现象的持续思考，我认为，从中可以引出如下六点训诫。
也许明天会来呢。今天刚巧有事吧，偶尔加个班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也许回家吃她妈妈做的饭菜去了，也许有人请她去别的地方用餐了，也许休假出去旅行……可是，会不会搬家了呢，或者和自己一样生病了？
〔8〕刀尔登：《读何怀宏的〈新纲常〉》，《南方周末》2013年8月15日。
〔9〕〔美〕马斯洛：《洞察未来》，霍夫曼编、许金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10〕〔意〕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621页。
急性轻度脑梗死在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手段为溶栓治疗,但大多数患者接受治疗后难以取得显著的临床效果,此时以抗血小板治疗为主。阿司匹林是临床常用的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可抑制血小板释放,降低血小板释放反应。但该药物无延长出血功能,但用效果不佳。氯吡格雷可防止形成动脉硬化,激活纤溶酶原,治疗斑块疗效显著。两种药物联合应用,可在控制血小板的同时预防形成血栓,改善血液循环,防止梗死面积增加,从而改善整体的神经功能。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该治疗方式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11〕〔美〕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李文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
（3）加强对紧急风险的识别。为了在一定范围内加强对紧急风险的识别和分析，需要基于监控程序的优化完善，实现数据信息的系统化处理。
〔12〕〔2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90、390-391页。
〔13〕肖英：《生命的原则——访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9日。
〔14〕何怀宏：《底线伦理是道德建设重要动力》，《北京日报》2012年2月20日。
〔15〕陈波：《社会角色、义务冲突和道德选择——对范美忠事件的哲学反省》，《晋阳学刊》2018年第6期；重印于陈波：《与大师一起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5-323页。
〔16〕陈波：《理论原创性和国际话语权》，《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
〔18〕参见陈明远：《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上)》，《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2期；《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下)》，《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3期。
〔19〕参见〔美〕爱默生：《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1084页。
〔20〕载于〔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许金声、刘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56-74页。
〔22〕据《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3日。
〔23〕钱理群：《大学的利己主义者》，腾讯文化：https://cul.qq.com/a/20150517/011881.htm。
综上所述，自然拼读方法纳入到中国实际教学活动中，具有良好效果。尤其是对小学阶段的英语单词识记以及阅读等具有良好效果。教师需要充分利用自然拼读方法，掌握规律，才能够更好引导学生形成有效记忆，产生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需要利用多样化方法，通过拓展课外阅读方式提升学生学习水平。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对未来小学阶段英语教学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24〕参见凯迪社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996592&boardid=89。
〔25〕《钱理群对谈洪子诚：重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概念》，凤凰文化：https://culture.ifeng.com/a/20171130/53723765_0.shtml。
作者简介： 陈波(1957—)，《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研究。先后赴赫尔辛基大学、迈阿密大学、牛津大学、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或合作研究各一年，多次应邀到德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学术机构讲学。代表性著作有：《分析哲学——批评与建构》《逻辑哲学研究》《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悖论研究》《理性的执著：对语言、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与大师一起思考》《逻辑学导论》《逻辑学十五讲》《逻辑学是什么》等。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其中在国际A&HCI刊物发表英文论文20多篇。其学术成果先后单独获得教育部(2项)、北京市(4项)和金岳霖学术奖(3项)等省部级学术奖励。承担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北京市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次被评为“优秀”。目前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批准号17ZDA024)首席专家。2018年，陈波教授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缩写为IIP)院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项目号：17ZDA024)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6.006
〔责任编辑：汪家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