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医保和住房支出压力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VaR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保论文,支出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城镇论文,住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居民储蓄倾向的增强不能完全归因于预防性动机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储蓄倾向不断提高。1993年～2004年的平均最终消费率为55.7%（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得到。），远低于发达国家 70%的水平（骆祚炎等，2005）[1]。根据人均指标计算，城镇居民储蓄（注：居民储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即居民储蓄是居民消费之后的剩余。因此本文的居民储蓄不仅包括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还包括居民对股票、企业债券、国债、基金和保险等方面的投资。有的居民还用储蓄来进行非自用的投资（例如购买非自用的商品住房）。）占当年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90年～2004年分别为15.3%、14.5%、 17.5%、18.1%、18.5%、17.4%、19.0%、18.9%、20.1%、21.1%、20.4%、22.6%、21.7%、23.1%、23.8%，城镇居民储蓄倾向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见图1），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待加强。
储蓄倾向不断增加，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未来大额的刚性支出和贫富差距的扩大(2006)[2]。其中，绝大多数文献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角度分析居民储蓄的增长，认为居民在转轨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和流动性约束增强，从而限制了居民消费。龙志和(2000)[3]以1991年～1998年分地区的截面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后认为，用来衡量预防性储蓄的相对谨慎系数达到5.0834，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汪红驹等(2002)[4]认为，制度变革增加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的增强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杜海韬等 (2005)[5]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走低的收入增长率直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是，从其他研究看，预防性动机对居民储蓄增长的解释力并不强。例如，DYnan (1993)[6]模型对预防性动机的显著性提出了疑问。该模型认为预防性储蓄在家庭总储蓄中只占到一个很小的比例，预防性储蓄不是消费者行为中的重要部分，消费者的谨慎度ρ小于多数研究的结论，并且小到与广泛接受的风险厌恶观点不一致的程度。在广泛使用的常相对风险函数中，ρ应该在2～5之间。但是，Dynan对ρ的估计值最高为0.312，并在95%的概率下使ρ的变动处在-0.124～0.748之间。为了解释这个现象，Dynan考虑家庭流动性约束和风险环境的选择对预防性动机的影响。在考虑流动性约束之后，有较多财富的家庭相对谨慎系数有所提高。考虑到选择效应，对于一个给定的不确定的收入水平，风险厌恶的家庭将选择更多的储蓄。在考虑到上述效应后，Dynan对相对谨慎系数的估计仍然接近于0。万广华等(2001)[7]的实证分析表明，用来衡量不确定性 var
的系数1961年～1983年为-0.01465，1984年～1998年为～0.18353。虽然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了，但这些系数并不大，不确定性对储蓄增长的解释力度远不及居民收入等因素。施建淮等(2004)[8]采用1999年1月～2003年3月35个大中城市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城市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为0.878，城市居民虽然存在预防性储蓄，但预防性动机不强烈。这说明，仅用预防性储蓄理论解释储蓄的增长是不够的。
图1 城镇居民储蓄倾向(ratioups)变化图
二、支出增加的压力是城镇居民储蓄倾向增强的重要原因
考虑到近年来居民的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等三项支出不断增长，笔者认为未来支出增加的压力促使居民增加储蓄。理由如下：第一，预防性储蓄理论主要从收入波动的角度（包括失业）来分析居民储蓄的动机，而没有考虑到居民未来支出的增长。臧旭恒(2001)[9]认为，用收入的不确定性来划分各种预防性储蓄理论，有多少个关于收入不确定性的假设，就有多少种关于预防性储蓄的理论。这表明预防性储蓄理论主要研究收入等波动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具有片面性。朱宪辰等(2001)[10]的研究认为，城镇居民支出结构预期而不是收入预期使边际消费倾向发生了变化，这是对预防性储蓄理论提出的反论。第二，有关调查问卷表明，教育消费等支出是居民进行储蓄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2003年第1季度，有 20.22%的居民的储蓄动机是“攒教育费”，稳居居民储蓄动机的首位。 2004年第4季度的问卷表明，“攒教育费”仍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其次是“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占比分别为18.9%、 14.1%、11.8%和10.7%（注：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分别见《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和《2004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第三，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教育等三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重要性增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1990年为54.2%，1999年为 42.1%，2000年～2004年分别为 39.4%、38.2%、37.7%、37.1%、 37.7%（注：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 2005》。）。第四，三项支出及其占总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从表1可以看出，三项支出不断增加，其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居住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90年的4.77%增加到2004年的10.22%；教育占居民消费的比重最高，从 1990年的8.76%增加到2004年的 14.37%，增长趋势明显；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03%i涨到2004年的7.35%，增长趋势同样明显。
本文认为，引入居民支出增长的预期对居民储蓄和消费进行分析有一定意义。本文直接从城镇居民的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三项支出的角度，结合预防性动机等其他因素，通过使用向量自回归VaR (Value-at-Risk)模型，来分析支出增长的预期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就促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出对策。
三、包含支出预期的消费模型、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一）包含支出预期和预防性动机的消费模型
根据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等假说，可以得到如下消费函数：
其中，
（注：根据泰勒公式求近似值即可得到。）。因此，消费的变化只和本期利率相关。但实证分析却表明，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 (Flavin,1981)[11]。由于理性预期假说不能很好地解释在存在风险和信贷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的消费行为，因此，坎贝尔和曼丘提出一个所谓的λ假说(Campbell and Mankiw,1991)[12]。根据λ假说，将两类消费者合并得到如下公式
测量预防性动机强度，这样消费函数演变为
。考虑到三项支出增长的预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用符号ratio cost来表示预期的三项支出，这样消费函数的最终模型变为：
在公式(2)中，除利率和三项支出的占比不采用水平值的对数外，其他均采用对数形式。但要注意的是，在实证分析时，由于消费、收入、利率等变量不一定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因此公式(2)中变量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
表1 城镇居民三项支出及其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人均指标） 单位：元、%
年份教育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占比住房占比医保占比
1990112 61 26
8.76 4.77 2.03
1991139 87 36
9.56 5.98 2.48
1992173 124 51
10.357.42 3.05
1993194 140 57
9.19 6.63 2.70
1994251 193 83
8.80 6.77 2.91
1995331 284 110 9.36 8.03 3.11
1996375 301 143 9.57 7.68 3.65
1997448 359 180 10.70 8.58 4.30
1998499 408 205 11.52 9.42 4.73
1999567 454 246 12.28 9.84 5.33
2000670 565 318 13.4111.30 6.36
2001737 611 343 13.8811.51 6.46
2002902 624 430 14.9610.35 7.13
2003934 699 476 14.3410.74 7.31
20041032734 528 14.3710.22 7.35
说明：1.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的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数据；2.从2002年起，城镇住户调查对象由原来的非农业人口改为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区；3.1991年和1992年的数据是根据1990年与1993年之间的增长速度模拟出来的；4.教育消费占比=教育／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他类推。
（二）数据来源
全国城镇居民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5年各期。消费、收入、三项支出均采用人均指标。
（三）数据平稳性处理
把公式(2)中的变量看作水平值，通过检验发现这些变量均不满足平稳性条件。分别对公式(2)中的消费、可支配收入和不确定性变量（已经取对数值）求1阶差分，这些序列平稳。对预期的三项支出和利率求对数和1阶差分，该序列经 ADF单位根检测，基本满足平稳性条件。结果见表2。
（四）关于“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预期
理性预期在长期收入的预期上是难以实现的（贺菊煌，2005）[13]，同样在三项支出上也难以实现。本文对该比例的预期借鉴求持久收入的方法，即：
图2 预期的三项支出变化图
四、未来支出增长等压力对消费影响的VaR分析
（一）VaR模型检验
经过模拟可以得到如下VaR方程（注：VaR模型中还有4个方程，由于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密切，在此省略。）：
检验结果表明，AR Roots检验根模均小于1，VaR模型稳定性好，滞后阶数标准检验表明滞后1阶合适，模型符合要求。可以看出，居民消费自身、可支配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系数较大，支出预期对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89，表明支出增加的预期使当前消费减少，从而储蓄增加。利率对消费的影响最小。
（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支出预期对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从上述各因素对居民消费的未来影响看，第一期居民消费自身对消费影响最大。第二期开始，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达到 0.0249，超过消费自身的影响，同时支出预期因素对消费的影响达到0.0166，显著超过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系数0.0026。第三期，消费自身和支出预期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最大，分别达到0.0224、0.0222。第四期延续第三期的格局。第四期以后，消费自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居民的支出预期因素，再次分别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不确定性和利率。
（三）方差分解也说明支出预期对未来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
表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注：1.(c,t,3)中的3表示滞后3阶，t表示趋势， c表示带截距项；2.上述结论除利率之外在95%的显著水平上成立，利率变量在11.0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3的方差分解看，居民消费对消费自身影响最大，逐步稳定在62%的水平，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基本稳定在14.8%左右的水平，支出预期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略低，稳定在14.6%的水平。影响程度最低的是利率和不确定性。
五、降低未来支出增长预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一）抑制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费用的过快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入，大额刚性支出预期的出现迫使居民减少当前消费而增加储蓄。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加剧了居民的这种储蓄心理。从教育消费的价格增长情况看，1994年～1997年是较快增长时期，其增长环比分别达到23.4%、24%、 35.5%、19.3%。1997年后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教育费用出现新的快速上涨，2000年增长环比为6.6%， 2001年增长环比达到16.5%，其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处在4%左右的水平。住房租金价格基本在高位运行，1992年～1999年增长指数分别为7.7%、14.2%、25%、33.7%、 46.7%、25%、18.6%、12%，2000年～2004年上涨幅度有所下降，其增长环比分别为11.3%、9.4%、4.1%、3.9%、3.1%。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5.5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我国目前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7.8倍，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房价收入比则更高（注：赵晓：我们见证中国房价历史性下跌.http://news.wuhan. soufun.com/2005-07-201/466560.htm.）。从医疗保健价格看， 1993年～1996年是高速增长时期，增长环比分别为7.1%、11.4%、 10.7%、9%；2001年～2004年是又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增长环比分别为 13%、9.1%、7.6%、5.2%。居民的收入基数远小于三项支出的基数，加之三项支出的过快增长，居民被迫增加储蓄。居民期望三项支出或者增长速度能够有所下降，这种心理也导致储蓄倾向的提高。抑制三项支出的过快增长是当前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增强国家财政的公共服务功能
在三项支出中，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医疗保健部分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如果国家财政能够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支持，将会有力地缓解居民对支出增长的预期，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储蓄，拉动消费并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目前，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且教育资源的配置很不均衡，公共卫生服务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且严重不均等，这要求政府树立公共财政的观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尽可能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服务（夏杰长，2006）[14]。吸收本币净储蓄的最有效手段也要求强化公共财政框架（钟伟等，2006）[15]。
（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虽然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未来第二期以后的消费影响有限，但(2)式说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当前消费有一定影响。近年来，居民就业难度的加大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波动等因素，使居民产生一定的预防性动机，从而增加储蓄。袁志刚等 (1999)[16]认为，市场化的改革不仅加大居民面临的系统风险，也加大居民面临的个体风险，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由此产生变异。推动储蓄比率不断上升的主要力量是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谨慎储蓄的上升和流动性约束造成的对居民消费的制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可以有效缓解收入；就业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当前社会保障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建立、扩大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民消费倾向的提升；二是完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制度，扩大其覆盖面，使居民在改革中有效规避市场化所带来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国家财政要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三是切实做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充实工作，有条件的机构可以开展补充保险。
表3 各因素的结构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方差分解单位：%
期限
消费 可支配收入支出预期
利率 不确定性
1 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74.18974
18.62819
6.682229
0.333363
O.166474
3 68.83742
14.86528
14.77330
0.266535
1.257457
4 63.07855
16.01455
14.64499
5.147103
1.114813
5 63.89804
15.23969
14.27895
5.238960
1.344362
6 63.69721
14.78320
13.89461
6.242080
1.382906
7 63.14969
15.05738
14.03751
6.180206
1.575208
8 62.69007
15.11845
14.46397
6.137932
1.589584
9 62.47590
15.07110
14.64930
6.223539
1.580164
1062.48071
14.97599
14.64121
6.325320
1.576774
（四）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是决定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中国居民的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杭斌等，2004）[17]也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规划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预期性指标）。为了实现该目标，一要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健康运行发展；二要积极培育更多的就业机会；三要大力进行科技创新，提高投资和劳动的回报率；四要强化所得税的收入调节作用，促进公平分配；五要增加对困难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六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拓展居民的投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