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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与信念
因为就人本身来说，他不仅活在当下，更活在未来，这意味着他既要沉沦，又要升华。他不仅活着，而且还要叩问活着的意义。正如被誉为西方哲学的第一位导师和奠基人的苏格拉底早就明确指出过的那样：人应关心自己的灵魂，应就自己生活的正确道路提出问题，一个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正是人作为超越的存在之本性的体现，也正是这种本性使人需要哲学。从一个方向上看，人是从现在走向未来，从另一方向上看，人是从未来走向现在。也许后一种说法更准确，更能体现人是一个“未来的动物”。在一个“怎么都行”、“为什么不”、“哲学已死”、“形而上学走向终结”的口号甚嚣尘上的时代，在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成为时髦的今天，有一位与20世纪同龄、至今仍健在的西方思想大师却一再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警世：“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123、1页。），这个人就是伽达默尔。他告诉我们，形而上学（哲学）构成了人的思想和信念的核心部分，它不是以所谓实证方式存在的科学，也不拥有并列于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的实证材料，哲学所面对的是整体，因此，它是世界观。作为整体，哲学超出各种知识的有限可能性，所以它不是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就能加以认识和把握的东西（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123、1页。）。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作为科学的科学或科学的女王的哲学已经走向了终结，但科学并没有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科学并不“思”，也就是不思“事实”的“意义”和“价值”。从这点上讲，成为人的理想和信念的家园不可能是科学，而应当是哲学。
当然科学对哲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而且从历时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西方它们同出一源，都是古希腊人智慧的产物。在他们那里，哲学本身就是“科学”，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人摆脱了原始神话的思维方式，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去探讨宇宙、人生的奥义，即将它们诉诸明晰的逻各斯（理性）来加以把握。哲学和科学的分离是近代以后的事。尽管形而上学以世界、人生的整体为核心和目标，力求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这在西方自休谟、康德以来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然而人能够摆脱形而上学吗？科学能顶替哲学的位置吗？回答是否定的。科学只能探索自然无休止的过程，却不能对世界和人生提供全面的洞察。就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二者不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谁也不能替代谁。伽达默尔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与海德格尔不同，他没有一概排斥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且认为，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于就是弃之不顾，而是要经受住它。因为与人的一种天性相适应，它决非可以挥之即去的东西（如康德批判旧形而上学的目的仍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另外，伽达默尔揭示了黑格尔这样一个思想：对统一性的“理性需求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合法的，并且，这种需求只能由哲学来满足。”（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9页。）
如果说19世纪是“世界观的时代”，“世界观”这个词在其原来的语义中是要恢复科学已不能提供整体解释的希望，那么今天人们虽然不再持这样的观点：哲学应发挥它的全面性的功能，并用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去将我们所有的知识联系起来（一如黑格尔所做的那样），但是它的“整体观”的意义和性质并未完全过时。就人来讲，对智慧与正义的爱永远是其幸福和快乐不会枯竭的源泉。
伽达默尔后期走向实践解释学，十分关注哲学在人生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向我们显示：哲学不会消亡，只会转换，它是人类的自然倾向，是我们信念和信仰的家园。在科技的时代，科学不能取哲学而代之，拥有哲学即是拥有大智。因此，在今天加强哲学教育对于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从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所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信念
然而并非所有的哲学都能帮助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信念。以什么样的哲学作指导这是个历史选择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世界范围而言，同样如此。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此话就包含有这方面的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就产生的背景和理论来源而言主要是西方的，但它具有世界性和当代性，这两个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出来。而且它也不单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它的意义具有普遍性。马克思最终的理想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不只是无产阶级一家的解放，他将两者统一起来了。因此，这种世界观决非是狭隘的。虽然1989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许多西方学者宣布马克思主义“破产”了、“失败”了，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寿终正寝，只不过是苏东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复存在。它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种僵化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当区别开来。此外，与黑格尔类似，马克思的思想同样有“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下面这个事实。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西方著名媒体评出了对人类思想具有最大影响的人物，在他们之中，马克思名列前茅，如果就哲学家的范围而言，马克思则位居榜首，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大思想家之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是西方人自己评选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强加的。它多少再次说明，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萨特语），马克思的影响仍具有世界性，这的感召力依然存在。连德里达也说，任何人都逃不出马克思，并强调：“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注意这是德里达在苏东巨变之后不久讲这番话的，它颇耐人寻味，尽管德里达的出发点是解构主义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何处？来自它的语言空间的广袤性以及它对现代的适应性。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发展有一个重要现象：马克思主义与众多思潮“嫁接”、“牵手”。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儒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想必进入21世纪，这种“嫁接”和“牵手”将会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入。这一个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正扩大，另一方面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未定于一尊，它自己也有一个不断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这种发展和完善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将其它思想中合理的、反映时代精神需要的东西吸收进来。我想，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是不会拒绝这样做的，他是不会拒绝用当今人类思想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来丰富自己的（一如他生前所做的那样）。
近百年来，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包含有某种必然性（这里面解释学和接受学的“处境”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在同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相竞争中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的，这同我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有关。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想、信念的基础并非人为所致。
就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来说也并非乌托邦，它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深刻的考察的基础上的。正如在原始社会之后有一个较理想的社会——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之后有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之后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也应当有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将其命名为“共产主义”或其他什么名称无关大局），我们坚信这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一种朝着比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更美好的目标或境界迈进的运动，它可以成为整个人类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尽管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同尼采的哲学一样，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颠倒，这种颠倒仍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马克思的思维是总体化的，这种总体化在今天似乎不合时宜，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说，仍属“巨型叙事”，但它依然有着自己的优势，这正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需要的。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穷尽真理，那种以为掌握了它的现有形式就可以包打天下的理法是幼稚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盲点”，从当代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亟待发展和完善。一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成为人们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的。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已成了愈来愈多的民族和国家的共识及自觉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预见到的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科学技术朝着综合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同人文科学日益紧密地相结合，这是当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的变革，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并促使它们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新形势、新情况都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加以面对的。尽管如此，按照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解，作为一种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过时的，它的“过去性”，也就是它的“同时性”。其意为：产生于“过去”的这一经典，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意义，相反，它永远是后人探索和理解不可穷尽的源泉。马克思的“全息性”也就是全世界从各个研究方向上所“崭露”出来的马克思。
就现阶段而言，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理想、信念的基础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西方现代哲学。
西方现代哲学无疑是对以往哲学的超越。它可分为两大部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哲学又可分为两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分析哲学为中坚，而分析哲学愈来愈细密，愈来愈走向技术化，它以拒斥形而上学为能事，对人的终极关怀、安身立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这表明，它不可能作为我们世界观、人生观和理想、信念的基础。至于人本主义哲学，虽然包含着对以往、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独断、极端、片面的理性主义、绝对主义、基础主义的反拨，有其合理和积极的意义，但总的来说，它又易于坠入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况且，持这一主义的不少人同样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名反对一般的哲学，提出“哲学终结论”。而哲学是对宇宙、人生大问题的思考，放弃哲学也就意味着放弃这种思考，这和人的“形而上学天性”及生活实践的需要是相违拗的。
至于当代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同样面临着自己的困境：它偏重于破坏、解构。但问题是破坏、解构之后该怎么办？这类似当年鲁迅提出的“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尽管令人痛快淋漓，但它最终引导人们走向的是一种缺乏深度的零散化、平面化，走向的是一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显然，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态度也不可能真正使我们以它为理想、信念的皈依，因为人的本性不仅在破坏、否定，而且还在建设、肯定。因此作为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必然是要过去的，而且正在“过去”，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主流哲学。西方现在已有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开始以走向“后后现代主义”的名义对它进行反判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或存在论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越；它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但它既包含否定、解构，又包含肯定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强调，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的蓝图正是从此出发提出来的，而且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充满了对人的关怀，因此，相比较而言，它更能成为我们信念、理想的哲学基础。
当然我们决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有形式。它应当立足于当代，放眼未来，进一步加大现代化、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力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就在于创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要求。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理想、信念的支柱。这有赖于我们广大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去创造性地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要求我们打破以往既定的思维模式去推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建设，其中包括汲取人类在思想上已经取得的所有成就，并从经过反复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进行融铸。“回到马克思”，并不等于原封不动地回到一个“自在”的、“住”在“原典”中的马克思，而是置身于一个特有、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重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活的话语，是常新的，每一时代的人都应以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去与马克思“相遇”，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不应当同解读者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相反，应使解释适应历史时代发展的需要，应从我们生活打开了的“语境”中去与马克思进行“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去“开显”其当下的意义。唯有如此，才会使之永远充满活力，立于不败之地。从存在论现象学或解释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对历史中的人如何“澄明”和“遮蔽”乃是一种“命运”，它体现了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历史性”（这种讲法接近黑格尔）。人的展开，就是“世界”的展开，也就是“意义”的展开，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哲学的展开。意义的“遮蔽”和意义的“澄明”都是历史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同样是一个解释学的对象。从新解释学的“问答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意义作为一种“回答”，始终取决于我们的“提问”，这种提问有赖于“此在”当下的生存意义的“敞开”。因此，马克思主义意义的现实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现实化决非是对文本的主观随意的操纵，即将我们今天的见解强加给它，使之成为我们自己思想的“传声筒”或“跑马场”，而是认真、诚恳地尝试“发掘”或“倾听”马克思主义文本在这一时刻要“说”些什么或会“说”些什么，这才是正确地理解和解释的方向。如果它“绽露”不出现代的意义，那么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总之，在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方面，我们提出“回到马克思”不是简单的“还原式”的，而是“开显式”的。它所依据的不是秉持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而是打破这种模式的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做到了在坚持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从现实出发，努力整合当代世界思想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并用它来教育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很好地成为人们理想、信念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哲学工作者肩负着一种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和光荣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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