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分合史，锻造大战略——关于国共关系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大战略论文,分合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国共关系史，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从这一特殊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感悟到很多涉及人类文明的启迪和智慧。
研究国共关系史，就事论事、具体考证、辨析事实、澄清是非，都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恐怕是站在今日时代发展的新高度上，超越各种具体事件、是非、认识的局限性，联系于中华文明的精髓，分析和总结能够促进今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大经验、大智慧。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作了一点思考，还不成熟，借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以便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对中华民族20世纪以来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中华民族将近100年来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共两党相互关系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的。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中国革命有三个问题、三大法宝。在论述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和法宝时，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当着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就能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就会后退一步。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其代表性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国民党。对于与国民党关系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7年就讲过：“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7页。）
按照这样的观点，并且套用这样的语言，我们可以说，至少在1949年之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挫折，是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当着两党团结合作之时，中国革命的力量就比较强大，发展就比较顺利；当着两党关系分裂之时，中国革命就有复杂的局面出现，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中华民族的不幸。毛泽东所说的1937年前的情况如此，1937年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以两党为主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抗战的局面就迅速发展。正是在抗日战争当中，中国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尊重，并且废除了大量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战胜利之后，两党维持合作，中国曾一度浮现光明的前景。但随着两党关系的破裂，中国又陷于大规模内战的局面。此后，一方面，中国革命以迅猛彻底的方式取得胜利，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毋庸置疑，三年内战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惨烈的战争，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牺牲和损失也是空前的。
1949年之后，国共关系不再主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对于中国发展进程的影响依然是深远的。由于历史上的对立关系，以及建国初期这种对立斗争的继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发动一次次的运动，彻底摧毁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和在各条战线的影响，其中免不了矫枉过正，强化了一些过激行为。特别是由于两党各自掌握着大陆和台湾的控制权，便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台湾问题。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无不时时感受到这种两党矛盾的阴影。
进入21世纪之后，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控制权。因此，国共两党关系对于中国局势发展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未来国民党在台湾的力量和影响必然会继续衰落。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期望通过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以促成国家的统一。但现在，国民党处于在野的地位，为了保住和争取颇为勉强的选票，有意与大陆保持距离，因而，在其重新夺回政权之前，几乎不可能实现正式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当然，这并不意味国共两党的关系对解决台湾问题没有任何作用了。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条件。加强国共之间不同方式的联系和合作，特别是那种不事张扬、心领神会的配合和默契，对于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发展、促成祖国统一的实现，依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如果国民党重新夺回在台湾的政权，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寻求国共两党更为多样和灵活的合作，打造新形式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二）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国共两党，分分合合，时分时合，是由中外诸多重大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决定的。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人类居住的地球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的形成，把整个世界都几乎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更外化为世界范围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亦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世界范围的这些复杂矛盾，构成了中国进入20世纪时生存和发展的外部大环境。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其中延续3000年的封建社会，曾经发展到高度成熟的程度。直到乾隆末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位。但从明朝末年开始，西方先后兴起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看不到日益变化的外部世界，固守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制度，使中华民族痛失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封建王朝无力抵抗。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掠夺和杀戮的对象。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成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
这也就是说，历史，向进入20世纪的中国提出了两个重大的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任务各有不同，但又互相联结。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任务是前一任务的继续，是逻辑发展之必然。
国共两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矛盾、任务的认识、主张和观点，特别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和方案，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又有很多矛盾和对立的方面。由此，也就决定了两党必然会有斗争与合作两个方面的复杂关系。
第二，是由不同阶级、阶层、党派、政治力量的利益关系决定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非常复杂。“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381～382页。）“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382页。）
从各阶级的状况来看，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但其中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是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中国资产阶级不同于外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带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两大类型。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现为一方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非常软弱和动摇。农民，主要是其中的贫农和中农，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中国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很多突出的优点，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其人数很少，只有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壮大自己的队伍，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诸如此类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相互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作为它们最主要政治代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当然也就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发生分分合合的复杂关系。
第三，是由复杂的国际背景特别是外国在华的利益关系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际范围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三类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就帝国主义国家而言，它们既共同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又支持中国不同的军阀势力，把中国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而也就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384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在中国造成了复杂的政治营垒。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中国共产党曾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某种程度上受着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给了很大的支持，但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国家利益的考虑。所有这些外部的因素，对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也是由双方领导人的观念、水准、性格、智力以及互相博弈的谋略所决定的。
任何个人、任何政治家和战略家，都是一定历史、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必然具有自身许许多多不同的特点，既有观念上的差异，又有性格、智力上的不同。他们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组织、领导水平都在不同政党的博弈较量中充分表现出来。这些属于个人的特点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历史的发展趋势，但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判断的正确还是错误，一个谋略的成功还是失败，有时候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斗智斗勇，演化出了无数的棋局、故事，使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战略态势发生着惊险奇特的变化。国共两党领导人在谋略、智慧上的差异，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发展甚至一些关键时刻的走向，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这个事实，恐怕也是应该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承认的。
（三）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合，归根结底对两党有利，对中华民族更有利。
两次合作，按毛泽东所说：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南方的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被打倒了。”（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556页。）而在抗战时期，“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561页。）按邓小平所说：“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注：《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81页。）
第二，分，考验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暴露了国民党的腐朽与黑暗，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使中华民族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合，固然是应该努力争取的好事。但分，有时候也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甚至就是历史的必然。当国民党自以为分离对它有利，因而不顾一切地打压中国共产党时，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能起而抗争。这种分，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对民族是一种悲剧；但坏事变好事，只要正确应对，中国共产党就能经受特殊的锻炼，在抗争中发展自己，壮大力量，愈益迅速地成熟起来。而国民党，自以为得计，很多走向极端的手段，实际上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动摇了自己的基础，使自己一步步走向孤立，最后只能遭到失败的命运。这种分，反而比较彻底地荡涤了中国大地上的污泥浊水，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更快更彻底。
第三，当然，这种无可奈何的分，也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伤痛。
两党的分裂，无论必然还是未必然，无论基于何种原因，都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全面对峙，将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斗争推到极端尖锐、残酷乃至你死我活的程度，扩大了民族、社会、国家分裂的鸿沟。前后20多年的战乱，随后接着50多年的对峙，造成了无法计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造成了无数家庭的破损和毁灭，造成了中华儿女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和隔离。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后果，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历史已经不可改写。但掩卷沉思，人们总是能够从历史中获得很多教益。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可以作出不同的价值评价。其经验教训，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现在恐怕很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更加高阔的境界，来思考和总结它对于中华民族发展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一切政党只有为此而不懈奋斗，才能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共同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最终走向不同的结果，都深刻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能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遵循历史的规律，顺应历史的潮流，解决中华民族所面临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
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政治力量都提出过自己的主张，都曾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表演过自己，但最终都成为匆匆过客，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有的甚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历史最终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80多年，占了20世纪4/5的时间。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其中两次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惟有中国共产党，才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复杂矛盾，令人信服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解决了20世纪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所作贡献及其经验教训，只有从这样一个基本的视角出发，才能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估量。
对于其他阶级、政党的历史功过，也应该这样来分析和评价。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谁就会得到肯定和赞扬；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形成阻碍，谁就很难在历史舞台上立脚。从长远来看，历史总是客观和公正的。毛泽东说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卷，第555页。）中国社会的各个政党，如果曾经作出贡献，包括国民党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做了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情，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承认和肯定。对其造成的消极和错误的影响，任何人也不应否认和抹煞。顺应历史的潮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多办好事，这应该是对所有政党的共同教益。
（二）中华民族的哲学首先是团结和合的哲学，只有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保障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江泽民说：“团结是国运昌隆、民族振兴的保证。”联系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民族的团结与和睦，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和作用。一定时期两党的分裂固然是难以避免的，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合对中华民族更加有利。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和确立团结合作的理念。我们常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应该强调，共产党的哲学，也应该是团结的哲学。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既是斗争哲学，也是团结哲学。在一定的条件下，不能不讲斗争哲学；但在另外的一些条件下，更要多讲一点团结哲学。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就会把自己的人越斗越少。多讲团结，在团结的前提下来讲斗争，开展必要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更广泛的团结。这样，自己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力量就会越来越强，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积极因素也就会更加广泛。
历史上，中华民族有一种和合文化的传统。李瑞环讲过：“我国是一个讲求‘和合’文化的国家，主张以和为贵，对各种文化兼容并包，包括对待宗教。”（注：《李瑞环同宗教团体领导人举行迎春座谈会时的讲话》，《光明日报》2000年2月1日。）“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和合’，强调团结、人和、祥和、和睦、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内和外顺等词语经常使用，随处可见。”“当今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必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要提倡‘和合’，强调团结……惟团结才能稳定，惟团结才能发展稳定。”（注：《李瑞环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11月9日。）这种和合文化、和合精神的传统，需要我们倍加珍视，发扬光大。
（三）以磨合的方式解决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善于求同存异，寻求各方利益的共同点，不断培育和弘扬大度宽容的民族气度。
中华民族内部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怎么处理这些利益和矛盾，关系到团结和统一问题。为什么要讲团结？为什么能够团结？根本上就是各方之间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既有个别利益，又有共同利益；既有矛盾冲突，又需要各方调和与协作。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进步和发展，是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特殊利益，相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来说，是小利益。小利益要服从于大利益。实现了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小利益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同样，任何事物内部，既有一分为二，又有合二为一；既有一分为二，也有一分为三；二可以合为一，三也可以合为一。合者，不是抹杀矛盾，而是求同存异。存异，可以是存小异，也可以是存大异。异，一定条件下可以用斗争的办法来消除，但在很多情况下，未必能消除，根本上还是要靠实践。靠实践证明孰是孰非，靠实践促进矛盾转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使差异和矛盾自然消除。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有“不争论”的发明。
讲团结统一，当然不是不讲斗争，也不是不讲原则、不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在中华民族内部，批评、斗争都要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有利于而不是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使在国际上，也要注意斗而不破，有利有节，保持合作或友好的关系。总的还要韬光养晦，而不是锋芒毕露。所以，中华民族经过长达5000多年的发展以后，在解决自身矛盾的问题上，应该更加走向成熟。善于处理好斗争与合作、斗争与团结的关系；善于培育、发展和提升政治磨合的水平和艺术。从大处着眼，从长远着眼，从整体着眼，从团结着眼，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着眼，进一步培育和形成大度宽容的民族气度。
（四）建立动力与平衡相结合的社会运行机制，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是推动中华民族步入良性循环的基本课题。
一个社会能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动力机制，提供和传输着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的能源和能量，亦即动力；平衡机制，维护和保持着社会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和平衡。
社会需要动力。在一定的动力作用下，社会的每个成员或群体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从事以生产劳动为主的社会活动，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社会也需要平衡，每个成员或群体都按照一定的规范各处其位、各得其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分都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整个社会才能始终保持有序和稳定的状态。
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没有动力机制，社会就会像一潭死水或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陷于僵化、停滞的状态；没有平衡机制，社会又会像一堆杂乱无章的零件或一匹脱缰狂奔的野马，陷于混乱、动荡的状态。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不仅要看这两大机制是否各自都具有良好的性质和功能，而且关键要看这两种机制能否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协调稳定地发挥其总体的功能。
世界上不同社会、不同制度的长短优劣、相互关系，以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演化变迁，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动力与平衡机制的比较中找出内在的逻辑。中华民族很早就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统一有序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各个朝代都特别强调稳定、平衡。但相对而言，动力和活力就比较缺乏。因而在不少时间里，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发展的速度受到影响。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处于松散状态，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固然可以活得多，但也会出现很多的混乱，甚至兵戎相见，连年混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所谓“一管就死，一松就乱”，就是在动力与平衡之间没有找到恰当的契合点。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多少也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反映。
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进入长久良性循环的轨道，根本上，是要比较历史上和世界上各种社会运行机制的长短优劣，将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构建起自己的既有协调平衡、又有强劲动力，两者交融一体、状态高效稳定的总的社会运行机制。建立这种机制的工作，我们正在做，但还是初步的。希望通过研究，深化认识，能够更加自觉地把这件根本的大事做好。
三、解读历史，面向未来，锻造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大战略
研究历史，是向后看，但根本的目的是向前看。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财富。通过研究这方面的历史，我们应该进一步丰富民族的智慧，锻造更加高远的战略，以利于更好地解决我们现在和今后面临的大课题。
（一）国共关系留下的最大伤疤和难题，是台湾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全球华人的大分裂。
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催生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也留下了复杂的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内战溃败之后逃离大陆退守台湾，美国又扶持国民党与大陆对峙，海峡两岸形成了长期对立和隔绝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但国民党政府却一直想谋取自己所谓代表中国的正统地位。现在，陈水扁领导的台湾当局更进一步想把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与台湾之间持续50多年的矛盾和斗争，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原则性的斗争，而且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但它在客观上，毕竟给了外部势力以很多可乘之机。世界上不少国家，笑看中华民族的内部纷争，坐收丰厚惊人的渔翁之利。仅国民党和陈水扁当局的“银弹外交”，就白白奉献了中华民族的大量财富。台湾问题，还造成了全球华人的大分裂，严重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直至今天，台湾问题依然是国之大觞，心之大痛，让中华民族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历史既然留下了台湾问题的难题，我们就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它。今天我们研究国共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致力于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
（二）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有吸纳五千年中华文明并具有极大创造性的大智慧，勇于超越种种低层次的思维模式。
治国理政需要有常规思维，也需要有超越常规的奇特思维，善出一点奇招。奇招太多不行，没有一点奇招也不行。中国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收复台湾、保卫边疆，都有过一些奇招。毛泽东上井冈山，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说，是奇招。张学良、杨虎城抓住蒋介石，共产党却不主张杀他，是奇招。千里挺进大别山，是奇招。三大战役，环环相扣，关门打狗、围点打援、围而不打、隔而不围、中间突破等等，均是战略策略上的奇招。建国后，炮打金门，是奇招。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是奇招。“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是奇招，不过是失败的奇招。邓小平在参与建国和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有过很多奇招。推动建立经济特区，是奇招；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更是奇招。
台湾问题，错综复杂，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用什么办法解决它，事关中国发展的大战略，也事关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文的、武的解决办法，都是对我们聪明才智、综合国力、组织能力、军事艺术、政治谋略的大检阅、大考验。怎样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效，胜利地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传统的思维恐怕已难以胜任。很需要有超越常规的大智慧、大主意、大思路、大突破。“一国两制”是奇招，高招。现在，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能不能还有什么更大、更好、更奇特、更有效的奇招呢？到底什么是奇招，奇招会奇在哪里？我们暂时还难以确定，但希望着这样的奇招能够出现。当然，也不限于奇招。只要推动统一的进程，任何措施都应当是高招。高超的智慧，高超的谋略，高超的方式，高超的办法……惟有高超、高明，才不可惜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和智慧。我们的研究，应该推动这样的奇招、高招多多出现。
（三）以宏大的气魄和眼光，构建和实施推动世界华人团结、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
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大棋盘上的一个点。但解决这个点的问题，光着眼于这单独的一个点是不行的，必须用全局性的眼光，构建全局性的大战略，才能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大战略的最主要特点，应该是全球性的、全领域的、全方位的。要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争取建立起全球华人促进和平统一的共同阵线。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以全球华人的团结促统一，以经济利益的汇合促统一，以文化血脉的交融促统一，以宗教归宗的灵境促统一，以政治沟通的艺术促统一，以国际环境的影响促统一；最后，也不放弃军事手段求统一。善于做大文章，善于做好文章，善于做各方面的文章。
争取统一的大战略，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设计构造。但无论如何，都要突出争取人心这一个根本点。中华民族的团结，说到底是人心的团结。人心的团结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团结，是牢固的而不是脆弱的团结，是长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团结。人心齐，泰山移。有了人心的团结，自然就会有其他各方面的团结。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我们讲团结，讲统一，最根本、最基础的，应该是在“得人心”上，在凝聚人心、团结人心上下功夫。要善于把海内外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人们的“人心”凝聚和团结起来。多做沟通和交流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取得尽可能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着眼于把人拉过来，而不是把人推过去。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团结的面越宽越好。对陈水扁“台独”的图谋和言行，必须坚决斗争。但对于台湾大多数民众来说，要在争取人心上多做工作。赢得了人心，才能最终赢得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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