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高收入之墙的理论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收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等研究员就中国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他们认为，“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但实现了长期持续增长；拉美、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前苏东国家，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迈过了高收入之墙。”[1]在这里，刘世锦研究员明确指出，当一国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对应的收入门槛水平(一般认为是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后，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发展。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他们认为我国必须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我想到的一些问题是，一个国家跨入了高收入行列，为什么要实行创新式发展，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能否从价值论的理论高度进行阐述；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否会阻碍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是”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或者“否”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我国要实现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思想观念应该如何转变，制度变革应该如何进行，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等等。我国的人均GDP 2010年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再过几年，人均GDP水平很有可能达到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欧美国家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从理论上弄清楚上述问题，对于转变思想观念和构建相应的制度安排，保障创新式发展，实现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 创新式发展能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理论依据
关于一国能否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原因，刘世锦等研究员是如此解释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的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国能否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能使工业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基本架构，那就是一个技术创新型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即与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的，能够保持可持续增长所必须具备的、比以往更大规模的需求相适应的工业化基本架构。我想就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谈几点不一定很成熟的认识。
只要是市场经济国家，不论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没有跨越高收入之墙的还是跨越了高收入之墙的，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可持续增长的需求规模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即创新型的供给架构。我们知道，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可见，需求是价格、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的函数。如果说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从而可以被认为是不由消费者决定的外生变量的话，那么，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就是影响需求的由消费者决定的两个内生变量。其中，购买欲望是由商品的效用价值决定的一个变量，效用价值大的商品，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就强；效用价值小的商品，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就弱，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其实，效用价值就是劳动价值论中的使用价值，斯密就认为效用即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即效用。西方经济学眼中的效用价值，是指商品是否具有有用性和稀少性，一种商品有用而丰裕，或者稀少而无用，它都没有效用价值。马克思定义的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就有用性来说，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同一的。只是因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等同于商品体，因而使用价值被认为是客观存在而不具有稀少性的价值特征。其实，使用价值体现的是人和物的关系，与价值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完全不同。一种商品多了，人感觉它的有用性会降低；一种商品稀少了，人感觉它的有用性会增加，使用价值也有稀少性的价值特征。所以，我们也能用使用价值的大小来说明购买欲望的强或弱。需求能否可持续增长，商品使用价值的不断创新从而创造出稀少性是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了突破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需求约束，我们必须重视需求的可持续性增长，也就必须重视商品使用价值的不断创新。这是刘世锦等研究员提到的已经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英美国家和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什么十分注重技术创新的原因。如果说在收入水平较低，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商品使用价值即使不创新也能保持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到了收入高到高收入之墙的水平，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商品使用价值再不创新，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需求规模的约束。从需求的意义上讲，商品使用价值的不断创新能促使一国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
商品使用价值如同效用价值一样，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随着商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使用价值边际递减。就是说，如果使用价值不创新的话，它就会随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而呈边际递减的趋势。购买欲望由使用价值的大小决定，因为使用价值的边际递减，购买欲望也就因此而边际递减，从而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呈边际递减的趋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被改变，跨越高收入之墙的经济增长就会因为需求约束而受到影响，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就必须通过资本和劳动的创新，创新使用价值，提高购买欲望，缓和需求约束。资本和劳动是可以改变使用价值的。萨伊曾认为，“人类不能创造物质，也不能使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或减少。人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改变原有物质的形态，使它具有新的效用，或者是扩大原有的效用。”[2]同时，他又认为，物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共同创造的。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效用与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对立起来而予以批判，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使用价值，因而把萨伊的这种认识视为是庸俗的理论。其实，西方经济学使用的效用价值就是劳动价值论中的使用价值，它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共同创造的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也是持的这种观点。“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可见，劳动和资本的创新使用在创新使用价值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要想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就必须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劳动者的素质，这就是刘世锦等研究员所说的必须构建一个与跨越高收入之墙相适应的工业化基本构架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从供给的意义上说，劳动与资本的创新使用能够保证一国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影响需求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购买能力。购买能力是收入的函数，居民的收入越高，购买能力就越强；居民的收入越低，购买能力就越弱。研究购买能力对需求的影响，需要而且必须同居民的收入及其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收入的高低影响购买力，从而影响需求量，但依据凯恩斯的消费倾向边际递减规律，收入的不断增加会影响需求量的增长速度，从而也就会影响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人的需求可以划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三个层次(如果细分的话，还可以划分出更多的层次)。当三个层次的需要基本满足之后，再增加收入，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需求的部分就会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时，三个层次的需求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如果再要新增需求，就必须构建与新增需求相适应的工业化基本架构。或者说，就是要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水平，以创新商品的使用价值，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新的工业化基本架构不能构建起来，那么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消费倾向边际递减的规律只是跨越高收入之墙的一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过程中，如果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均衡程度较低，那么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就会出现，高收入者的收入远远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低收入者三个层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高收入者因为使用价值创新不足，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很小。或者说，低收入者有消费需求，可是因为收入太低，消费水平不高；高收入者因为使用价值创新不足，尽管收入很高，也不会有多大的消费欲望。拉美国家正是因为这种哑铃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需求不足，从而当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欧美国家因为市场比较完善和均衡，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比重很小，而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很大，需求规模较大，所以，当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时，能够成功地跨越高收入之墙。所以，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必须把握好收入分配这一关键要素，增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比例，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这是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又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从收入的角度分析，设计好分配的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购买力的整体水平，也是保证一国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理性选择。
三 我国能否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理论分析
在对创新式发展为什么能够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作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转向对我国能否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问题和障碍进行分析和探讨。刘世锦等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如在人均GDP水平很低的时候就实施了改革开放和出口导向战略、市场化改革战略，而且我国具有潜在空间巨大的市场等。同时，他们也认为“相对于成功追赶型国家，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1]就是说，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不过，只要我国主动转型，明确转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利用好己有的有利条件，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是有可能的。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我国能否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这个问题上，我想就创新式发展中面临的几个主要障碍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要能够辩证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利因素也就能够转变为有利因素。这是我在这里只讲问题和障碍，而没有充分揭示有利条件的原因。应该说，我国人均GDP 2010年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正处在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水平上。尽管我国具有某些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但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也是十分严重的。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加以有效的解决，我国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难度就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大的。
第一，我国还是一个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跨越高收入之墙将受到有效供给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在投资需求中，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民间投资因为融资难而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而能够提供的有效供给也是有限的。尽管政府投资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因为投资决策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科学性很难说是最好的，投资的需求效应虽然能够发挥出来，却难以充分提供有效供给。同时，政府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基础产业的国有企业，因为行业垄断，缺乏竞争性，经营效率难有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因为创新的动力不足，也难以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出口需求虽然有广阔的空间，但它是一个外生变量，需求的多少由国外居民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决定，对我国需求规模的扩大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需求的大幅度缩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以上的分析说明，政府投资能够发挥乘数效应，扩大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但却难以大幅度地增加有效供给，导致工业化的基本架构与新增需求不相适应；出口需求因为是外生的，风险系数很大，难以保证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大和适应工业化基本架构变化的需要。在这样一种工业化的基本架构和需求状况下，当我国人均GDP达到高收入之墙的水平时，就很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言论。
第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需求的扩大，难以适应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工业化基本架构的需要。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是不完善的和非均衡的，法律法规也是不健全的。如果说完善和均衡程度较高的市场以及健全程度较高的法律法规能够提高公平程度的话，那么完善和均衡程度较低的市场与不够健全的法律法规，除了提高效率的作用以外，就只有可能不断地拉大收入差距。以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为例。在不完善和非均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格低于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和高于劳动力的供给价格，占有资本的生产者能够获得劳动力交换的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实际上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和非均衡，使得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因为资本所有者能够获得消费者剩余，他有扩大投资、发展生产和交换劳动力的积极性。在不完善和非均衡的商品市场上，因为商品的价格低于需求价格和高于供给价格，生产者能够获得商品交换中的生产者剩余。这种生产者剩余实际上是价格背离价值的超额利润。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资本所有者有较大的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仅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而言，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和非均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就会自动产生出来。当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会产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等市场行为和贪污腐败等政府行为，造成收入上的差别。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不只是个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需求规模的扩大，上面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当人均GDP达到高收入之墙的水平时，如果缺乏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缓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即使工业化基本架构能够变化升级，我国经济也会因为缺乏不断扩大的新生需求与之相适应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何况没有新生需求的支撑，工业化基本架构的变化升级也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成为我国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又一个障碍。
第三，高速增长和规模收益的传统经济结构，掩盖了创新不足和低效率等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受到来自结构惯性的作用，影响跨越高收入之墙。工程机械和汽车制造业、房地产业等是近三十年来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效益较好的传统产业。因为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它本身和上游产业的技术创新不足和效率较低的问题，在一段时期内是不会被暴露出来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这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因为传统产业的惯性影响，要改变这种状况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利益障碍。现在，我国正处在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水平上，构建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如果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不能解决好经济转型的问题，我国经济的发展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地方。其实，随着国土资源、石油资源等的稀缺性程度不断提高，高到足以制约上述产业发展的时候，或者因为需求规模增长速度趋缓，到了足以影响这些产业发展的时候，传统产业的低效率问题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如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价值缩水和信贷回收困难等，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产业与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创新式发展，通过创新创造供给和需求，实现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不过，人们比较注意的是需求对供给的拉动作用，而不够重视创新供给对创造需求的反作用。萨伊曾经就认为“生产给产品供给创造需求”，“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道路”。[4]他虽然没有强调“创新”供给创造需求，但是他的生产为产品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对于创新式发展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四，资本、劳动、供给与市场的边际变化趋势，对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有不利影响，跨越高收入之墙面临创新动力不足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增长的态势基本上是在劳动密集型和管理粗放型的情况下形成的。大批量的农民工进城，支撑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成本就会出现边际增加的趋势，就是说，劳动工资边际上升。如果说资本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话，那么劳动工资的边际上升就意味着资本利润的边际递减。再说，资本收益也是随着资本投入量的不断增加而呈边际递减的趋势，所以，靠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投入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将面临高成本和低收益的严峻考验。而且，因为高成本和低收益的双重约束，创新驱动的激励机制难以构建，新的竞争优势也就不可能形成。没有新的竞争优势，也就没有创新的供给，也不可能创造需求。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工业化基本架构也就因为缺乏新需求规模的支持而难以建立起来。如果供给创新存在一定的困难，市场开拓也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市场结构将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上。假如己有的市场结构与跨越高收入之墙之前的收入水平、供给水平和需求规模是相适应的，那么跨越高收入之墙就会遇到来自市场开拓不足的影响。实际上，当资本、劳动和供给的边际变化趋势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市场份额也会出现边际递减的变动趋势，不用说开拓市场，就是保住原有的市场份额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现在，我国劳动成本边际递增的趋势基本形成，资本利润边际递减也呈必然之势，好在国内需求还比较旺盛，价格高于价值，生产者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尚有一定的供给创新激励。如果延误建立和健全创新驱动的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支持创新的财政金融制度，跨越高收入之墙就一定会受到创新不足的影响和制约。
第五，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思想观念制约资本积累和创新精神的形成，影响建设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工业化基本架构。我们知道，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大量使用。我国进行经济建设，虽然缺少人才，但不缺乏劳动力资源。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既有人的因素，更是资本的作用。所以，发展民间资本、大力招商引资的制度安排，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当民间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因为资本参与分配，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方面因为资本本身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因为传统经济理论和思想观念的束缚，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缓慢下来。例如，资本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种理论观念可能导致人们认为，资本所有者因为资本和投资而获得的收入是不合理的。如果这种理念盛行的话，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受传统理论观念的束缚而不敢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大胆投资，甚至把资本转移到国外，从而影响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工业化基本架构的建设。据说，我国的部分高收入者，不只是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而且把他自己和家人也移居国外。这种行为可能因为国外环境优于国内，也可能与传统观念对他的影响有关。再说，资本的增加使用和创新使用，一方面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一定的时期内，商品价值的降低和使用价值的提高，会增大商品价格背离价值的幅度，从而使资本所有者获得超额利润。如果依据传统的理论认识，因为价格背离价值而形成的资本利润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话，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不敢过多地进行资本积累和创新投资形式。一些民营企业家把企业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不再通过增加使用资本和创新使用资本把它做大做强，一个重要方面的原因恐怕也是这种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影响。由此看来，传统的理论观念不仅会影响资本积累，而且也会影响创新精神，跨越高收入之墙的行动确实会受到传统的理论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要想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不是说没有有利条件，而是因为困难太多，跨越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我们也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只要积极主动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问题和障碍是有可能克服的，不利因素也会变成有利条件。胡锦涛十分关注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就是为了克服不利因素，创造有利条件。他认为，要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5]所以我认为，我国跨越高收入之墙，尽管问题和困难很多，只要能够真正地按照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扎扎实实地去干，是有可能实现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想从跨越高收入之墙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谈几点不一定成熟的意见。
四 跨越高收入之墙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安排
我国跨越高收入之墙，既有制度安排上的不完善和不健全，也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障碍。因此，要实现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就必须不断地建立健全与创新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树立与创新式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这里所讲的创新式发展，其实就是指“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5]针对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问题和障碍，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方面，我就如何树立跨越高收入之墙的思想观念和建立健全与创新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一是要对投资体制、出口体制和内需体制进行改革，突破由政府主导投资的格局，鼓励民间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在我国尽管经济体制基本上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主导投资的格局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之所以政府能够把握投资的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和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金融体制，使它集中了数额巨大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能够不断地扩大投资需求。应该说，政府集中财力是能够办大事，而且是能够办成大事的。飞速发展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就是政府集中资源建设的结果。不过，政府投资因为财产激励与财产约束不足，很有可能办成政绩工程，难以形成充分有效的供给。因此，需要进行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削减政府控制财政金融资源的份额，将这部分资源通过市场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转移到民营企业和居民的手中。税收是政府集中财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实行减税的制度安排，企业和居民就能从初次分配获得较多的收入。转让支付也是政府一种重要的支出方式。如果转让支付的部分增加，企业和居民就能从再分配中得到更多的收入。民营企业手中的财力充足了，他就有投资的能力，而且因为受财产的激励和约束，投资的效率和效益较高，有效供给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加了，他就有购买能力，从而能够提高消费需求，扩大国内需求。出口是拉动我国需求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受国外市场的影响，因而是一种不确定性的需求形式。因此，需要对汇率、利率等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市场工具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的需要。在我国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既是十分紧迫的，也是任重道远的，难点在于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那种既得利益刚性。要能够在财政金融体制上有所突破，就必须转变政府与民争利的利益格局。
二是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理顺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劳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扩大国内需求。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初次分配层次，二是再分配层次。初次分配因为是在市场上进行的，所以除了一些刚性的政策安排如最低收入标准，能够对初次分配有所影响以外，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运用行政手段对市场发挥作为的初次分配进行不必要的干预。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是由不完善和非均衡的市场引起的，因此，要对初次分配的收入进行调节，就必须运用相应的市场法律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比如，建立和健全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产权法律制度、市场交换法律制度等，实施合理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断地促进市场的完善和均衡。市场完善和均衡的程度提高了，初次分配的合理化程度也就能够提高。然而，市场的完善和均衡程度总是相对的，因此需要再分配对初次分配所拉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一方面要运用所得税或其他税收工具将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征收上来，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转让支付的方式对贫困者进行补助。不过，再分配只能治标，不断地完善市场和促进市场均衡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所以，制定和实施合理的再分配政策，必须要同不断完善市场和促进市场均衡的制度安排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上，人们比较重视的是再分配政策，而把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归咎于市场经济，从而不重视完善市场和促进市场均衡的制度安排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转变这种观念对于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用和意义十分重大。只有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形成一个合理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才能构建适应跨越高收入之墙要求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和需求规模。
三是要对教育制度、科技制度、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现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构建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工业化基本架构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与之相适应的新增需求规模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其中，技术创新的速度取决于一国的科技制度、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所以，需要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科技制度，为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核心技术支持。科技创新取决于人才，人才培养取决于教育，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跨越高收入之墙的作用至关重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应该是一国的全民行动，科技进步也是建立在全民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因此，教育制度的改革，首先要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次要把正规教育同职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在职业教育上创新发展方式，不断地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化人才；再次是把培养高端人才的教育同培养一般人才的教育结合起来，保证高新技术产业和用先进适应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创新式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管理制度，因为现代管理制度能够适应先进生产力的要求。管理制度由传统的向现代的转变，能够突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从而对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障碍。就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来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不适应之处，更不用说能够推动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了。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很有可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创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管理体制，是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当务之急。
四是要对财政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进一步激活生产要素的活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跨越高收入之墙。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规律。如果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制度安排，生产要素的活力就可以进一步地被激发出来，形成新的生产力。比如说，因为劳动成本的边际递增引起资本利润边际减少，以及因为资本收益边际递减，资本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下降。如果实行减税的制度安排，如降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润下降的趋势就会有所缓和，资本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就不会因为利润的过分下降而降低。如果对企业的贷款利率有所优惠，生产成本就可以进一步地降低，资本的利润空间扩大，资本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就会提高。应该说，资本利润是增加使用资本和创新使用资本的动力源泉。只要资本利润能够不断增长，增加使用资本和创新使用资本的动力源泉就不会枯竭，构建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工业化基本架构所需要的新增资本就有保障。不过，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一直是比较僵化的。政府比较喜欢的是财政投资支出，对于减税能够激活企业活力所采取的行动不多，就是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期间，也未见有减税的举动，而只有4万亿的政府投资。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也比较缓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如美国国债信用评估降级，我国持有的美债缩水就近万亿。所以，不用说能否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就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运行，也需要加快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
五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作用，扫除影响跨越高收入之墙的认识障碍。能否跨越高收入之墙，人们提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以及协调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制度安排。因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从而能推动跨越高收入之墙。人的因素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思想观念的影响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水平之所以大幅度地提高，就是因为人的思想观念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观念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劳动者主人向劳动力商品的观念的转变，坚持公有制经济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观念的转变等等，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现阶段，我国到了跨越高收入之墙的重要关头，一些传统的思想观念，如教育科研部门的官本位思想，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相对立的分配观念等，对创新式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官本位，教育科研资源被行政垄断和支配，真正的教学研究人员难以利用，自主创新的能力就难以提高，创新式发展也就会受到技术供给不足的影响。因为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的关系是对立的，资本参与分配就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资本剥削劳动的认识，制约资本的增加使用和创新使用，影响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果不把这些传统的思想观念转变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的思想观念上来，社会生产力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也就很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认为，资本利润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因为增加使用资本和创新使用资本形成的高构成资本，它获得的超额利润是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结果，不是由它雇用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尽管被认为是低构成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平均过来的，但毕竟不是高构成资本对这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其实，在价格背离价值的条件下，超额利润是需求者的价值损失转化而来的。因此，资本利润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结论是有道理的。转变传统的分配观念，既有客观上的必要，也有理论上的依据。
在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制度安排中，分配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而分配观念的转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此，我想借用江泽民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6]我想，只要我们的思想提高到这样的认识水平上来，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作用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就会竞相进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我国就有可能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
五 结论
当一国的人均GDP达到一定的高度，以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和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化大体结束时，因为新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尚未形成，不能通过创新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不断扩大的新需求规模，因而就会产生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社会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困难、矛盾和挑战的现象。只有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创新供给和创造需求两个层面，形成与跨越高收入之墙相适应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和新的需求规模，才有可能避免经济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
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尽管我国具有一些跨越高收入之墙的有利条件，但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也不少。这些问题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现阶段的出口需求和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需求，既难以诱导社会不断地提供创新供给，又难以形成新的需求规模；二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和非均衡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影响需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7]；三是高速增长和规模收益的传统经济结构，滋生创新不足和低效率问题；四是资本、劳动、供给和市场的边际变化趋势，不利于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五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资本积累和创新精神。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跨越高收入之墙就是不可能的。
跨越高收入之墙，尽管困难和问题很多，但只要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因素也能转变为有利条件。一是要进行投资体制、出口体制和内需体制的改革，实现投资、出口和内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二是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不断地扩大国内需求；三是要创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四是要对财政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激活生产要素，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五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作用。只有通过创新发展方式，构建一个能够适应可持续增长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和新需求规模，我国才有可能跨越高收入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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