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方法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试论论文,相互关系论文,时期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剖社会结构，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如果把马克思一生的不同时期视为唯物史观创立和完善的不同阶段的话，那么，不同时期马克思使用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
一、青年马克思主要是用哲学方法，从哲学领域寻找批判现实社会的武器，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逻辑把握。
批判现实社会是青年马克思的最为重要的理论特点。在刚刚登上了历史舞台的1842-1843年，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我们的原则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6页。）
青年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对现实的普鲁士国家的理性批判以及在哲学批判基础上的政治批判，“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一件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7页。）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反动本质，并以资产阶级政治国家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认为相对于封建等级制而言，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前进了一大步，但它根本不具备“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现实条件，“它到处意味着理性已经实现，但同时它又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7页。）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看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要害之处在于其法哲学、国家等等现实的一切都不过是其逻辑学的运用和补充而已，换句话说，黑格尔对国家及一切现实的论证，都是从抽象的“绝对精神”出发，“进行概念的纯逻辑推演的结果。”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3页。）在黑格尔那里，理念（绝对理念）、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是绝对理念决定国家，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把平均社会作为国家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动力。正如马克思后来在总结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时所说的：“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确立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折，从哲学高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诸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进一步提高到物质生产决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是马克思第一次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内部基本关系所作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概括。同时，《手稿》还以异化劳动为理论契机，指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从劳动和人的相互统一，到劳动与人的异化，分裂对立，再到劳动与人的更高层次的统一过程，揭示了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复归的历史必然性。因此《手稿》中劳动概念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奥秘的“钥匙”，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人及其社会历史本质的高度的抽象，为马克思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的社会具体提供了逻辑起点，标志着马克思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达到了由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注：杨耕《危机中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对青年时代哲学思维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关系、经济形式的最终根源。任何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桎梏，于是就要发生变革，“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发展便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所有制序列——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这使马克思初步把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
《德意志意识形态》解剖了“市民社会”结构，提出“市民社会”是由一定生产力所决定的“物质交往”，经济生活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和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亦即马克思从哲学上不断剔除黑格尔唯心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错误思想的过程，亦即马克思对社会一般结构和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和逻辑上“再现”历史的过程。
二、中老年马克思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通过解剖“市民社会”进而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使唯物史观由“理论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科学”，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的、经验把握。
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领域，仅仅采取政治批判的手段和方法，仅仅停留于一般哲学分析不能使人们更加清晰，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走出哲学，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采取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根据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政治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第二，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在于解答“历史之谜”，即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等问题。不过前者侧重于哲学的逻辑概括和分析，后者着重于经验的具体把握和分析。第三，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是相互交叉、融为一体的，二者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第四，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很少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得包括其它一些关系，如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等，因为它常把这些关系归结为经济关系。”(12)恩格斯在谈到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非常明确地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8页。）
马克思运用经济学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唯物史观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归结为经济关系，把生产归结为物质生产本身，把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生存的人看成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主体”，从而阐明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和经济运动规律，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抗、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源，给出了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最初方程式”。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在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找出最深刻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第二，唯物史观创立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尽管“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那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了。（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7、10、12-13页。）如果说，唯物史观创立初期马克思主要侧重于从哲学高度来阐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他“摒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7、10、12-13页。）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现实生活体系的唯物辩证把握和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进程的具体历史理解，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事实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史实证明，经济学方法是符合现实的唯物主义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的科学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三、晚年马克思主要运用历史方法，其思维触角伸展到全球各地，其理论视野囊括世界历史各个时代，从全球史观的整体来把握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发展要求马克思必然走向全球史观。这是因为，从横向上看，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一种全球性的世界历史“现象”，它并非单纯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进入资本主义，资本传播“文明”和殖民扩张进程使整个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这一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普照的光”，其它一切生产方式都受其支配和影响。从纵向上看，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而且要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对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都要进行分析、论证；要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要对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全球视角及其逻辑原点。所谓全球视角，即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看作是“世界有机体”的器官和有机组成部分，各部分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世界市场通过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世界货币而使整个世界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由此带动了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全球视角的逻辑原点可以追溯到唯物史观创立初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各民族交往的不断扩大乃至世界性改变了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状态，从而摆脱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着实际联系，并且使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成为可能。全球性的生产力产生了世界性的国际生产关系，并同时带动了全球性的政治、世界性“文学”的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这一历史时空背景要求我们不能从民族、地区的地域性视角来理解和认识、设想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强烈反对任何“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晚年马克思的全球视角或全球史观的方法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在1877年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坚决反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不顾俄国的历史环境，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对这一方法作了经典性表述：“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随后，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以“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为方法，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两种可能的前途。“农村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对于两种可能的前途的国内、国际历史环境，马克思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分析。（注：参见拙文《试论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前途的设想与〈资本论〉的关系》，人大复印资料《马列主义研究》1997年第11期。）尤其是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国内历史环境的基础之上，从全球视角说明了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经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现实状况却恰恰相反，俄国公社的时代，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这就使俄国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路。而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取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第二，民族中心论的解构。马克思的全球史观与民族中心论是格格不入的。首先，晚年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是全球性的：从横向上说，从美洲印第安人的公社到亚洲印度、俄国等地的农村公社；从非洲的埃及到美洲的墨西哥；从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从纵向上说，既包括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奴隶制、农奴制及资本主义社会），又包括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即再生形态；即说明了东方社会自己的独特性，又梳理了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其次，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晚年马克思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致维·伊·查苏列奇的信中多次严格限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相互分离过程的“历史必然性”于欧洲诸国；认为与西方从私有制向私有制转化不同，东方社会资本主义起源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的崩溃，否定了柯瓦烈夫斯基、菲尔等人以西方封建社会为模式，来界定东方社会的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西方中心论”倾向；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道路，即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坚决反对把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般发展道路”照搬到东方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再次，对东方中心论的解构。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晚年马克思转向了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批判和解构了“西方中心论”，故可把晚年马克思的思想称作“东方社会阶段。”（注：俞吾金《马克思的解构学说》，《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且不说这种观点难以涵盖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就此观点的实质而言，仍然是以“东方中心论”来反对“西方中心论”，仍未脱离“民族中心论”，与晚年马克思的全球史观是相悖的。晚年马克思不仅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也解构了“东方中心论”。晚年马克思对“民粹派”的批判就鲜明体现了其全球史观。民粹派主张俄国不应随西方社会亦步亦趋，以西方社会为模式，而应走俄国自己的道路，俄国农村公社成员是天生的社会主义“选民”，俄国人民能够使俄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毫无疑问，这些认识和主张对俄国寻找符合自己国情和民族传统的道路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民粹派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们从地域性视角来设想俄国的发展道路，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所导致的灾难的同时，也否定了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发达的商品经济机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物质基础的历史必然性，这决定了民粹派设想的社会主义及其具体途径必然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与此截然不同，晚年马克思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危机灾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缩短和减轻新社会从旧社会的胎胞中脱落而出的阵痛的历史契机，又从全球视角出发，认为恰好俄国农村公社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同时存在，为其吸取资本主义时代所创*
的“一切肯定成就”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机遇，俄国只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历史条件，把握历史契机，才能够走一条既避免资本主义前景，又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各有侧重，一些西方学者藉此编造“三个马克思”的对立。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时，德文版最初编辑出版者郎兹胡特和迈尔在其“导言”中宣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是标志马克思第二次降临人世的“新福音书”。据此，他们认为发现了相互对立的马克思——青年“人道主义马克思”和中老年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进而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七十年代初晚年马克思一系列笔记被发现、出版，以最早编纂出版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而著称于西方学术界的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认为，晚年马克思以“人类学笔记”为代表的经验人类学是向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复归，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又一次把晚年马克思与中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这些西方学者编造“三个马克思”对立的实质是割裂、肢解马克思的思想。（注：详见拙文《“人类学笔记”称谓质疑》，《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
与上述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使用了不同方法，可三者有其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它们同是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唯物史观的重要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制度的三重向度。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处于萌芽、孕育过程，主要侧重于从哲学高度对唯物史观的逻辑把握，从人类“自由自觉的本性”视角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导致的人的现实经济层面的劳动异化和思想观念领域的宗教异化，创立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雏型”。中老年时期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这把“手术刀”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唯物史观由一种理论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制度的认识更加清晰、具体、科学。晚年马克思的一系列笔记则从历史发展道路的视角探讨了东、西方不同国家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把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与不同国家的国情、特点，不同民族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使唯物史观站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上，成为一个日臻完善、完美的“艺术整体”。
恩格斯曾告诫我们，“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我们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衷主义。”（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48页。（保定师专政教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代，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决非把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当作教条去遵循、执行，而是要把其方法论原则与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与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多线性的理解、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的认识，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联系和结合起来，发挥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亦正是作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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