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焦虑与都市憧憬——陆士谔小说的上海书写与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焦虑论文,时代论文,都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9-0170-10
陆士谔是清末民初一位多产的作家，早年即离开故乡青浦旅居沪渎，悬壶行医兼写小说。长达43年的上海生活经历，使他自觉地将这座城市作为其小说书写的不二背景，描绘出20世纪初叶上海光怪陆离、新旧杂陈、中西交汇的社会生活画卷。他不仅“于上海之社会，上海之风俗，上海之新事业，上海之新人物，以及大人先生之种种举动”①竭力摹写，淋漓尽致，并以近似漫画的夸张手法将“魑魅罔两毕现尺幅”②，以期“开智觉民”③，醒世救邦。与此同时，陆士谔又在极端的现世困惑及失望中升腾出对富国强兵、昌明发达、开放文明的理想城邦的想象。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陆士谔用复杂矛盾的心态凝视上海的当下，想象上海的未来，前者充满了焦虑、憎恶与嘲谑，后者洋溢着期待、赞美与憧憬。不同的书写心态幻化为丰富的上海城市表情，为我们留下了认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珍贵感性材料。
一、欧风美雨中的城市变迁与时代焦虑
“欧风美雨卷地来，世界顷刻翻新。”④作为近代改良主义小说家的代表，陆士谔敏感地觉察到了世纪之交上海在西方城市管理及经济运行模式带动下的快速城市变迁，也切身感受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上海的律动与阵痛，他用新闻杂锦式的小说书写，忠实记录下城市变迁迟疑而又趔趄的脚步，表达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及上海城市命运的热切关注。因“实事足以警人”⑤，所以陆士谔将城市生活的大背景化解为一个个零散片断，通过不同叙述者之口，演化为奇形怪状、烙上陆氏风格的上海浮世绘。他的小说“实同札记一般。本系小说里头的变格，可断可续，可短可长……”⑥然而陆氏的上海书写并非皆是一地鸡毛，亦有城市转型中的大事件、大场面穿插其间，从而使其社会小说具备了记录历史、反映现实、抨击时弊的价值。
强烈的反帝爱国、变革社会情结是陆士谔小说的一个亮点。西方诸国的强大催生了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立宪梦，陆士谔就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他在《十尾龟》中用“黄乡绅连遭横逆，梅侠士一怒挥拳”来喻指中华民族对西方列强的反抗，大力宣扬立宪的益处：“我族的坏坏在族长一个儿办事，没人帮他的忙，现在我们当立一个族会，各房里公举出聪明才智的子弟，充当会员，一应事务，由会里议定了，呈请族长核定施行。家法也重行改过，黄姓子孙，务须破除房界，一意为公，万不可稍存自私自利的意见。”⑦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只是立宪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虽然强敌环伺的现实和张謇、汤化龙、梁启超等立宪派的种种努力也曾触动过冥顽的清政府，如1905年政府曾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1907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然而却无任何实际行动。1911年，清廷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立宪运动宣告失败。这一政治风潮在陆士谔的《新中国》、《最近社会秘密史》等许多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他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立宪的同时，还真实反映了由于立宪派知识精英严重脱离群众，致使广大上海市民对立宪只知其名不知其实的认知缺失。《最近社会秘密史》这样中描述道：
那年光绪皇帝下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上海人也都发了狂一般，扯旗庆贺，热闹得要不的。棋盘街有一家钟表铺，竟把各式银表串集拢来，做成“恭贺立宪”四个大字。⑧
然而众人对立宪的真正意义却一无所知：
现在中国人能明白“立宪” 两个字意义的，一百个人里头不到一个呢。我那年还在青浦，青浦各店铺也都悬灯庆贺。有几个人问我，“立宪”究竟是个甚么官府？家家都要去贺他？抚宪、藩宪、臬宪、道宪、府宪、县宪，都没有他那么声势。⑨
由此，陆士谔揭示了立宪运动失败的根源不仅在于清政府的冥顽，更在于广大群众对宪政的认知缺失。在中国想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统治体制的革新并进而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这纯粹是个美梦。
立宪运动失败后，反政府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城市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诸多针对清政府的刺杀活动，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王金发刺杀汪公权、金琴荪等都发生在城市，其中以上海为最多，这在当时的报刊及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热衷于将新闻佚事编入小说的陆士谔当然不会忽略这些重大事件，“这几年暗杀风潮，奔腾澎湃，东卷西荡，利害得无可言喻……就拿上海而论，刺王之春，刺方云卿，刺汪允生（公权），也有两三桩暗杀案了”⑩。并在《最近社会秘密史》及《十尾龟》等小说中对金琴荪(11)被刺案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在他的心目中，金琴荪并非革命党人眼中的密探，而是个仗义侠行、乐善好施的巨商，对金的遇害，作者颇感痛心与惋惜。而革命党人则被他描写成凶残的黑社会流氓，这恰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严重脱离群众。陆士谔等辈文人没有功名且社会地位不高，所以无缘介入由知识精英统摄的维新、革命运动圈，旁观者的身份及革命党组织的机密性使他们无法洞察暗杀行动的深层原因。
在陆士谔的社会小说中，上海除了是维新、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更是中国的金融和商贸之都，西方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外国银行及西方商业资本执上海经济及金融之牛耳，毫无免疫力的本土民族资本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中如履薄冰，惨淡经营。《最近社会秘密史》详叙了爆发于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波及由此引发的上海乃到全国的金融危机。小说首先生动描摹了1910年橡皮股市的非理性上涨：
橡皮股票价值一天天飞涨起来，从十多两涨到几十两、一百多两、几百两，现在已
有一千几百两了。十多两银子的股票， 隔了一夜就变成几百两；两夜就变成几千两。这
几天，一天里有五六个行情呢。时时涨，刻刻涨，有着股票比了掘藏畚金还要快活。(12)
潜意识中的投机暴发梦及从众心理使许多对橡皮业和股票一无所知的上海人风魔狂热起来：
上海地方，不论做生意人，不做生意人，男的，女的，个个抢着买。只要是橡皮股票，就以为财神、菩萨，请在家里头了。不问是老股，是新股，橡树是怎么一个样子？种在怎么一个地方？公司开在哪里？股票原值几何？都没有知道！盲奔瞎撞，你闹我嚷，真是可笑得很。(13)
作为旁观者，陆士谔对此忧心忡忡，并于《告白报》第一号上发表评论企图唤醒疯狂的炒股者：
近数日间，橡皮股票价值时异日变，瞬息万状，则以吾国人购股者多也。揆诸吾国人之购买股票，固未尝计及货物之果畅销与否，公司之果发达与否；不过希望股票腾涨，发一大财耳。其冒险为何如？虽然，吾为此惧。(14)
陆士谔确有先见之明，橡皮股票其实完全是空中楼阁，其始作俑者为英国投机商麦边。1910年初，麦边借国际市场橡胶疯涨、经营橡胶者获利丰厚之机，大造舆论宣扬橡胶行业的巨大利润，并谎称其蓝格志拓殖公司在澳洲拥有大片橡胶园，还精心编造了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并承诺年分红利45%以诱骗人们购买蓝格志股票。在麦边的炒作下，橡皮股价日增夜长，沪人不明真相，竞相购买。许多原先与橡胶业没任何瓜葛的洋行看到有利可图，纷纷加入这一冒险投机事业，上海的股票交易市场遂成橡皮的天下。据姚公鹤《上海闲话》描述，“当时亲友叙晤，除橡皮股票外，无他谈话……但见举国若狂，父勉子，兄诏弟。上海营业多矣，舍橡皮无可措意者；上海股票多矣，舍橡皮股票无可致富者。无以名之，名之曰社会之神经流行病”(15)。汇丰和花旗等外资银行见橡皮股价暴涨，便与麦边等洋商勾结，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以图厚利，此举在表面上又形成了蓝格志等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假象。一时市民竞购，举国皆狂，沪上钱庄也纷纷趟入这塘浑水。1910年3月末，橡皮股价升至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麦边暗地趁高脱手后卷款潜逃，其他外商亦纷纷抛售手中的橡皮股票，外资银行也在此时宣布停办此项股票的押款。骗局败露，股市崩盘，人们争相抛售，股价一落千丈。承购者倾家荡产，钱庄纷纷倒闭，市面极度恐慌，整个上海金融界陷入巨大危机之中，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清廷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携100万两现银到上海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商会借洋款350万两，又在庚子赔款项内挪借200余万元周转市面，才暂时渡过危机。这场由股票风波引发的金融危机，从股市、钱庄、银行一直波及到实业，各厂家因资金无法周转而纷纷停产，“只是各丝厂、纱厂、面粉厂、榨油厂，一切不论什么的工厂，果然通通停着”(16)。实业经济的凋敝又辐射到娱乐业、饮食业乃至色情业，本来熙熙攘攘、衣香鬓影的张园如今却冷冷清清，进出的都是“碧眼紫髯之辈，本国士女很是稀少”(17)。对清政府出台维持市面、取缔钱业十三条章程等亡羊补牢的救市措施，虽然陆士谔也有实录式叙写，但他的笔触更多集中在对政府官员如上海道借国难发私财、损国人肥洋人的犀利揭露和讽刺上。
宪政理想的破灭使作者深感政治改革在中国推进的艰难，金融危机的打击又使作者彻悟民族资本的脆弱。城市变迁让上海无可挽回地成为乡土中国的异己性存在，传统文化价值的被毁及西方物质文明的建立引发了陆士谔等辈的群体恐惧和焦虑。他们成为精神流浪者，在生存与欲望、传统与现代、个人与民族、中国与世界间彷徨。批判现实、展望未来的小说书写无疑是建立身份表述，获取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陆士谔们纷纷通过骂世渲泄失落，并从中体会到审视现世众生的快感，拒斥肮脏世界的孤高，重拾文化自尊的满足，上海于是被不约而同地想象和书写成文明的飞地及野蛮的歹土。
二、飞地与歹土：文明面纱下的海上恶之花
随着西方异质文明在上海的全方位入侵和租界的快速膨胀，这座被挟持的城市充溢着中西方文化的全方位交融与冲突。陆士谔并不讳言西方文明带给上海的高度物质繁荣：宽阔平坦的马路，点亮都市的电气灯，清洁卫生的自来水，风驰电掣的电车、汽油车……乃至西人脚踏实地、高效快捷的办事作风和效率也让作者赞许有加。在陆士谔的上海书写中，这座城市尤其是租界，俨然已是西方文明的飞地。然而这种用屈辱和殖民形态换来的繁华与文明毕竟令人难堪，为了平衡这种难堪，他不遗余力地用笔墨揭开城市文明面纱下的野蛮，“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地方，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18)。鉴于传统文化价值的式微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崛起，陆士谔等人对高物质、“非本土化”的上海都市产生了强烈的道德厌恶，“一方面，在殖民都市中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的残酷事实，使他们无意于欣赏机器大生产的‘速度’与‘力’之美，另一方面，悠久的农耕文明培养出的道德标准、人格理想，在进入都市时竟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也令人们感到巨大的现实落差”(19)。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和拒斥使陆氏等辈中下层文人逐渐退缩到书斋和内心，成为城市的漫游者、旁观者和批判者。陆士谔喜用一两个类似于本雅明城市游荡者的人物串起他的上海书写，如《新上海》中的李梅伯、沈一帆，《最近社会秘密史》中的沈一帆、程子玖等，就连作者自己也常现身于小说中。他们游走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耳闻目睹社会各界的奇形丑状，用拼盘式的小说文本，“刻画魑魅，形容罔两，穷幽极怪，披露殆尽”(20)，让政界、商界、学界、女界、医界各领域不可告人的秘密和烟赌娼等城市恶之花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由此文明飞地光鲜表层下的歹土性成为陆士谔书写上海的主要内容。
晚清政界与官场的黑暗是陆士谔的重点揭露对象。“做官的人，那里知道国家不国家，他只记得一句‘千里为官只为财’罢了。”(21)《新上海》中的某外务部左丞如此暗泄其为官赚钱之道：“横竖外国人只要实利，不要虚名的，我就把实利给了外国人，虚名儿依旧留在中国，人家自然不好说我了。”(22)这种损己利人的卖国行径在陆氏小说中比比皆是，《最近社会秘密史》中的上海道在金融危机中置广大华商利益于不顾，一味乞怜于洋商，并从中谋取私利。更可恶的是《新上海》中的一位观察公走通了季中堂（指李鸿章）的路子，得到来沪采办军火的肥差，便与洋行勾结浮造虚帐，并以次充好发国难财，导致黄海一战南北两洋舰队都断送在那些劣质火药上。甚至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也揭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价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23)自上而下的腐败、自内而外的糜烂致使清廷这座危厦不久就轰然崩塌，一败涂地。
出于对官场的极度厌恶，陆士谔小说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龟官同化意象。“乌龟”在汉文化语境中是个暧昧的词，当其与某个男人联系在一起时，便是个具有极大讽刺色彩的贬义词，暗示该男人的妻妾与人私通，故被称为乌龟是中国男人的奇耻大辱。陆氏谴责小说常把官、龟等而视之，如《乌龟变相》揭露黄吉人、楼京唐之流龟而官、官而龟的变相术；《最近社会秘密史》嘲笑留学生出身的某部侍郎靠夫人争前程，戴着红顶绿帽却还洋洋自得；《十尾龟》将朝廷极品大员康总督、二品大员秦少耕等皆归入十尾龟之列，刺其“运动高官仗美人，顶红帽绿太时新”(24)。《新上海》更是直接议论曰：“现在的官有甚界限。有龟而官者，有盗而官者，有贼而官者，有骗而官者……并且他们做了官，依旧不肯弃掉旧业。乌龟官依旧暗纵妻女倚门卖俏。龟可官，官仍可龟。”(25)这种揭露与讽刺大概是作者自以为最恶毒的笔墨，他在龟官同化的书写中享受着将赃官钉上耻辱柱的乐趣。
商界的丑恶也是陆士谔抨击的一大目标。《新上海》中的四马路奸商云集，简直没有做正经生意的店铺，奸商们玩弄滑头拍卖、卖野人头等把戏，以次充好，欺骗市民。《六路财神》中的上海商社社长夏霸喜暗中支持赖窦元恶意倒闭图南银行，从中受贿白银三万两，并借出售彩票之机独吞五六万金。小说活画了夏霸喜、赖肖仁、马希辟之流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卑污龌龊，屈身下贱、舐痔吮痈、无所不为的邪派财神形象。
学界和女界的污浊在陆氏小说中是个公开的秘密。陆氏小说中的留学生大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新上海》用留学生今昔对比“十不同”活现他们拜金媚俗、巴结官府、吹牛拍马、性喜嫖妓等恶习。新式学堂藏污纳垢，《最近社会秘密史》中的“邦人讲舍”校长柳浩然除吃喝嫖赌外一无所长，与英文教习为一堂子大姐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新上海》中的女学堂“外面挂着学堂招牌，内里却做那台基的勾当。不论是谁，都走得进，只要花几块钱，就可以过夜了。那些女学生，听说也有好几个大家闺秀呢”(26)。此外还有女界，陆氏《女界风流史》、《女子骗术奇谈》、《龙华会之怪现状》等小说皆对“摭拾一二新名词，即胡作非为的女子，加以讽刺”(27)。《新上海》中写有女学生诗十四韵，讽刺维新女学生及女权运动。《十尾龟》痛诋女界流行的淫、妒、悍、泼新四德(28)。诸如此类的描述，虽不免夸张失实，但部分反映了上海学界、女界的阴暗面。
至于医界的丑陋无行，陆士谔这位“沪上十大名医”更是洞若观火。《医界镜》不遗余力地揭露庸医、伪医不学无术、招摇街市、草菅人命的真面目。《新上海》十七回中某报馆笔政钱梦花改行担任三家药房的告白主笔，专替药房编造虚假鸣谢函，为其出售的假药摇唇鼓舌。《医界镜》中的医生贝祖荫，声名及收取医金之多皆为上海第一，但这位“名医”竟与庸医弓起龙医死宁人陈麻子，还将老贡生丁祖良19岁女儿误诊为怀孕三月，差点害了那女孩的性命。大滑头胡镜荪靠造卖假药起家，将“子白鱼”晒干研碎冒充“燕窝糖精”，居然还颇有市场，家里挂了许多显宦的匾额。林林总总的医界怪状暴露了中国近代医学的落后，导致靠骗术与运气行医的江湖郎中大行于世。
除了以上社会各界的丑形恶状外，以烟、赌、娼为主体的城市黑社会更是作者深恶痛绝的海上恶之花。赌博是巧取豪夺的最重要方式，陆士谔熟谙上海赌界“翻戏党”(29)（也叫“拆白党”）的戒律、行规、切口及行骗手段，在《十尾龟》中列出了31个赌界暗语，讲述翻戏党的眼法及掏、揿、抢、拍、捞等五种手法。《新上海》、《十尾龟》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了单品纯、韦龙吟、曾士规之流局骗温贵、姚锦回等人的故事，将翻戏党从找“空子”（好户头赌客）到得手整个过程作了生动描述，他们针对不同对象，投其所好，妙施手段，巧设骗局，使人中其圈套而不自觉，被骗之后却无处投诉。此外，陆士谔还写及一种专门诱骗绅宦眷属、富家女子赌博的场所“女总会”，其组织严密，须有熟人引进，内设各类赌博游戏，任从客便。《新上海》中著名的珊家园女总会的后台老板居然是道台太太，其赌帜高张，风声太大，引来巡捕。因有内线接引，未被抄没，事后道台还煞有介事地在上海城内外公布禁赌告示，纯粹是贼喊捉贼。
较之相对隐蔽的局赌，妓院则是海上恶之花中最醒目、最张扬的一朵。陆氏对女色狂欢的书写也由长三、么二、花烟间等众所周知的风月场延伸到台基、小房子等秘密勾栏或仙人跳(30)、吊膀子(31)、放白鸽(32)等情色陷阱。“台基”是非公开营业的秘密妓院，如《新上海》中的“陈公馆”，其间出卖色相的妇人皆非职业妓女，而是临时召集的富室娇娃、良家妇女、学堂女生等，她们并不缺钱，却为各种原因来干卖笑生涯。“小房子”是男女“不便公然出入，乃另租一所房子为幽期密约之所……从前虽也有男女租屋欢会的，然而不曾定立专名。‘小房子’的名目，自杨月楼始发现”(33)。杨月楼是同治年间名伶，因色艺俱佳，妇女趋之若鹜，先后与海上名妓李巧林、张秀卿、沈月春等姘居于“小房子”。后“小房子”便成为上海关系暧昧之男女的密约欢会之所。这些或公开或秘密的风月场又滋生出仙人跳（亦叫拆梢）、吊膀子、放白鸽等形形色色的情色阴谋。《新上海》十二回中寡妇邢雾儿与流氓夏桌潘姘上后，“便在德安里租了幢房子，专做那‘仙人跳’勾当。邢雾儿每日打扮得花朵儿一般，在电车上乘来乘去兜生意儿”(34)。小滑头刁邦之落入圈套，被敲诈掉许多钱物。而刁邦之又是那种专恃吊膀子诳骗妇女钱财的上海滑头，“他们做出来的事，无奇不有，往往出于吾人意料之外；他们的行为差不多与野鸡、妓女一般，只要有钱财到手，没一样做不到的。并且团体甚坚，团体里的人忘情忘形，竟无分尔我，五分彼此”(35)。下流社会种种黑吃黑现象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滑头伎俩及“吊膀子秘密史”在陆氏的《上海滑头》、《滑头世界》、《滑头补义》、《女界秘密史》、《龙华会之怪现状》等小说中比比皆是。
如果说烟赌娼还是传统黑恶行业的话，那么骗保则是晚清上海一种新型的犯罪。保险业甫从西方引进即被人钻了空子，特别是火险。一些人自毁房产、家财以骗得巨额保险，更有甚者，为了骗保还伤害无辜。《新上海》中某客栈曾保过五千银火险，客栈老板为侵吞客人寄存的三千洋钱，便偷偷转移财物，半夜一把火烧了栈房，烧死了五个寓客。这种伤天害理的骗保之举在晚清小说中并不少见。
“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檮杌变幻魍魉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36)由金钱及女色引发的高犯罪率在近代上海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高速的都市化进程使上海成为一个多轨异质的特殊社会，遍地开花的色情场所、赌场和烟馆是种种罪恶的滋生地，而社会控制机制的失范与异化、移民城市的复杂性、华洋交界处的无政府状态等，又进一步刺激了城市恶之花的生长。罪恶之花的核心便是黑社会，晚清上海“各种会匪，像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青帮、红帮，潜伏在租界里头的很是不少。这种人都不是赤手空拳之辈。洋枪、手枪、短刀、长剑，没一样不完备。团体也非凡坚固”(37)。一些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攫物、剥衣、放火、刺杀侦探，无恶不作，“你不知上海的流氓，团结力非常利害，所以捕房里除了外国人之外，其余中国巡捕、中国包探，都反惧怕他的”(38)。这些都市毒瘤一旦形成，则又与当局秋波暗送，渐固其体，并发育蔓延，从而对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辐射出巨量毒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肌体上的不治顽症，歹土上海由此积重难返，唯有期待社会体制的彻底变革。
三、都市憧憬：上海1951
上海租界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让陆士谔们“第一次感到中国的精神参照框架与现代趋向似乎有些不合适、不和谐。与对过去精神权威信仰的减弱相随而来的是对掌握使西方物质强大的科学精神的渴望”(39)。很多文人在小说中开出了救亡图存的药方，呼唤政体、文化乃至精神层面的变革。改良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封建理想主义等各种思潮风云际会，思想之驳杂、理论之繁多前所未有。然而在文化自省的同时，文化屈辱与文化自卫心理却一直倔强地生存着，这种矛盾反映在小说书写中，就是基于上海的国家及现代化想象，就是幻想中国成为昌明强盛的世界霸主，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狮子吼》、吴趼人《新石头记》等。陆士谔同样创作了《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和《新中国》等一批“拟旧小说”(40)和未来小说，“《新水浒》和《新三国》主要写强国之途，而《新野叟曝言》则写富国之方了”(41)。这三部皆为拟旧小说，而《新中国》则被誉为中国的《百年一觉》，充分表达了作者勤俭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及对未来文明昌盛的理想之国的憧憬。陆士谔精心构架的1951年的上海都市风貌让今人不禁赞叹他那超凡的想象力和预见力。
1、未来都市的空间想像
陆士谔首先为未来上海设计了一张宏伟的地下、地面和空中交织的都市交通网：上海城里城外，马路修筑得异常宽广，路旁商铺鳞次栉比。店铺后面均铺设了晴闭雨开的雨街，上覆琉璃瓦，通光而不漏雨。大马路下通了地铁，“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 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42)。空中翱翔着各式飞车飞艇，可行可停，可升可降，往来自如。即便是水中，也有风驰电掣的各式汽油艇、电气船，人们还可穿上精致的水行鞋如履平地行走在水面，欣赏湖光山色。
陆士谔还精确预言了浦东的开发：跨江大桥横跨浦江两岸，“长虹般的铁桥，横卧波心……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次栉比，马路八达四通，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那里是浦东！四十年前的南京路，也不过这样繁盛”(43)。如今黄浦江底铺设了过江隧道，地铁可以快捷地直行浦东。交通的便利加快了浦东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开设在浦东，万国博览会也在浦东召开。陆士谔在梦幻中设想的浦东华丽转型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均已变为现实，我们在惊叹之余，不能不佩服他那超凡的预见力！
对于城区的繁华及发展，陆士谔想象的翅膀放飞得更加高远：城郊徐家汇已建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见店铺如林，夜市十分热闹。布庄、缎庄、顾绣庄、南货铺、茶食铺、杂货铺、茶楼、酒馆、番菜馆、宵夜馆、京馆、徽馆、苏馆、扬州馆、书场、影戏，没一样不有。那各店家的电灯、煤气灯，密的像天上繁星相似。灯光照在马路上，明亮竟同白昼”(44)。马路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歇，秩序井然。静安寺路上以往中国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跑马场已变成了人人皆能出入的大剧院“新上海舞台”，舞扇歌影让人留连忘返。相当于市民俱乐部的“国民游憩所”设有阅报室、丝竹室、棋牌室、弹子房、藏书楼等，曲院回廊，高华轩爽，清雅异常。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之快更令人目不暇接：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再到浦东，从白渡大桥直达宝山县城，“十里店铺密密层层”(45)，繁华异常。甚至青浦淀山湖也“直通黄浦滩，接接连连，都有房屋，都有市面”；淀山湖滨“收拾得同黄浦滩相似。四边岸上，也筑着无数的房屋，好像有几十万人家聚族而居似的”(46)。城际交通也更快捷，京沪铁路通车，沪宁铁路归了官商合办，上海已俨然成为中国的商贸及金融中心。
2、理想城邦的政治蓝图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建立理想城邦的根本。陆士谔是个拥护立宪的开明绅士，他的许多小说都大力宣扬宪政国家的理念，在《新三国》之“开端”中，陆士谔开门见山地宣布他的创作主旨：“在下特撰出这部新三国来，第一要破除同胞的迷信，第二是悬设一立宪国模范，第三则歼吴灭魏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蜀国在诸葛亮领导下变法，先改政体，再创实业，从而国富民强，终于完成了歼吴灭魏、统一全国的大业。这是作者托古人以抒胸臆。而在《新中国》中，作者进一步描摹了他理想中的宏伟立宪蓝图，宣统八年，立宪成功，皇帝召集国会，上海各界欢庆，各项强国事业开始启动：
首先收回租界。其中包括裁革领事裁判权，收回治外法权，警政路政悉由地方市政厅主持，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其二加强军备。中国人的坚船利炮之梦终于实现，自制军舰威力无比，海军军力全球第一。《新上海》“吴淞口大操海军”一回描写了吴淞口的炮台林立及口禁森严。设备先进武器精良的兵舰、鱼雷舰及潜水艇鱼贯而出，威风凛凛，各显神通。另外，中国自制的飞舰增强了空中御敌能力。尽管已拥有天下无敌的海陆两军，但中国始终禀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素来抱持平和主义”(47)。
其三振兴实业。《新中国》中的上海汽车业尤为发达，研制出的电汽车式样灵巧，油耗省俭，汽车制造因此成为上海的龙头产业。陆土谔还大力提倡中国制造，以品质优良的国货全面淘汰洋货，他展示了上海兴华针钉厂设备先进的机械化车间。此外，他还提倡科学富国，开发矿产，裁革各项杂税，以舒民困。“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48)
其四发展教育。《新中国》中的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已成长为一所设有经、史、文、医、商、法律等十二门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拥有3万学生及众多留学生。汉文汉语成为世界公文公语，中国人出洋已由受学转向授学。
最后是加强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经历过上海橡皮股票风波及金融危机的陆士谔对清政府无所作为的金融机构极度失望，期盼着具有强大金融调控能力的国家银行的诞生： “有了国家银行，凭你怎样，市面总不会十分恐慌。譬如，银根紧了，拆息非凡地高涨，国家银行就把现银狠命地放出来，救济市面。现银一多，拆息自然会平下去。倘碰着拆息低不过，钱店银行无利可赚，却就把现银狠命地吸收。银子少了，拆息自然会高起来。”(49)《新中国》中，陆士谔实现了他的金融理想，国家自铸货币，中国银行具有强大的金融调控能力，经济走势平稳且逐步上升。
以上种种改革措施的推行使新中国成为全球首富，不仅征服了欧洲，而且占领了月球、木星，成为宇宙强国。“全世界二十多国会议设立弭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都已议决了。那弭兵会会所、合万国裁判衙门，都设在我们国里。并且，弭兵会会长，就举了我国大皇帝。”(50)相当于安理会的弭兵会设在天津，相当于联合国的万国裁判衙门设在北京。中国已经甩掉了积弱贫穷的帽子，以其强大的实力在世界上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这是陆士谔辈祈盼中国摆脱在世界格局中的边缘附属地位而作的合理想象。
3、普罗大众的文明憧憬
长期浸淫在上海市民文化中的陆士谔对上海小市民所特有的虚荣琐屑、精明钻营、爱赶时髦、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迷信妄为、热衷投机等心态与特质了然于胸，并采用了“忽庄忽谐、或奇或正”(51)的笔法加以鞭笞与嘲讽。如《新上海》第七回中，“新传记”经租账房的总帐魏赞营靠租房时“小租挖费”等卑劣手段，瞒着房东每年能捞到上万银子的进款，为了中饱私囊，他毫不顾及租房者的利害得失：“我们只要有钱用，管甚人家死呢活呢。”(52)这种称不上犯罪但是十分卑劣的不文明之举在陆士谔的其他小说如《最近社会秘密史》、 《六路财神》、 《十尾龟》、《龙华会之怪现状》、《女子骗术奇谈》等中比比皆是。深恶痛绝于金钱崇拜、唯利是图、人情浇漓的世风，陆士谔的《新中国》充满了对文明社会的热切呼唤。
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崛起和教育的发达使国民素质大力提升，陆氏小说中的种种野蛮行径，人们的怠、惰、骄、傲都得到了极大改观。商家以诚信为本，所有买卖都是实实在在的“不二价”；妓女在上海完全绝迹，成为令时人不可思议的历史；男女平等，妇女买卖、缠足都被彻底摒绝，职业女性活跃在各行各业；上海志士纷纷发起拒赌会，分发传单，苦口劝导，出台拒赌简章，违例认罚，直至禁绝；医学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城市文明的脚步，医学大家苏汉民发明了医心药和除恶药，可以铲除人类及动物的恶根性，吃了这种药，“人人都循规蹈矩，守法奉公”(53)。上海因此民康物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警察都将转行换业。陆士谔梦游了他幻想中的新上海后由衷赞叹：“文明到这般地步，再要进化，恐怕也不能够了。”(54)
陆士谔以上有关上海的城市预言至今已有很多得到了应验，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而与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渊博的知识面及其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性密切关联。陆士谔除了专攻医术外，还涉猎多方面科学知识，他广泛阅读科普报刊、史地书籍及西方科幻小说，掌握了比较前沿的科学知识和科技术语，除《新中国》外，陆氏的《新野叟曝言》等书中也出现了大量在20世纪初尚较罕见的科学术语，如升降机、空气箱、月球、慧星、飞舰、隧车、万国博览会等。所以他的想象并非闭门造车或传统小说中荒诞不经的神话，而是建立在当时已有的科学成就及科学推理之上，是科学与幻想的完美结合。
陆士谔的上海小说只是近代小说上海叙事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上海当南北航线之要点，东西洋贸易之枢纽，新学输入，风气之开，较他处先。是上海者，诚陶冶人才之文明渊薮也”(55)。现代新闻媒体业在此发祥，新式学堂在此滥觞，从事近代文化产业的一大批“洋场才子”，如孙玉声、韩邦庆、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王韬、陈景韩、包天笑等在此集聚，形成了近代最重要的作家群落。报人、自由写作者等职业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来源，稿酬制使他们不再仰人鼻息，受人供养，看人脸色，具备了大胆脱离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张扬独立思想意识的物质基础，进入人格独立及自由写作的佳境。正如李伯元所云：“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酝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56)而上海租界“化外之地”相对宽松的言论、政治环境，脱离家庭、宗族束缚后的自由移民背景，也使他们能够超越禁忌，大胆宣传民主共和，抨击时政，揭露政府的黑暗腐朽。所谓“各国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于国体上是有大大的防碍。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论自由，著书出报，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57)。上海因此深刻影响着近代小说外部书写形态及内在价值观念的变革，产出了近代绝大部分的小说作品和一批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的犀利的社会批判者；另一方面，作为西方文明输入的桥头堡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崛起最快的都市，上海也成为近代小说中叙写最丰满、反映最全面的一个城市，她在近代文人的想象与书写中存在着“令人惊异的悖论，难以置信的反差。漂亮，卑污、奢华；生活方式如此迥异，伦理道德那么不同；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形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58)。真实上海的这些悖论与反差在文本上海中被进一步放大，凸现了近代海上文人在动荡的时代和剧变的城市中油然而生的迷惘、焦虑、失落与恐惧。陆士谔就是这个时代海上文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总之，在陆士谔的眼中，上海是一个集天堂与地狱、现代与传统、繁盛与丑陋、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都市。这座近代都市的多面性，她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在他和其他海上文人的经验、记忆和想象中逐渐定格为别具风华与魅惑，且与历史形态的上海非对应的多彩文本上海。
收稿日期：2009-02-16
注释：
①②陆士谔：《新上海》李友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③陆士谔：《新上海》自序，第2页。
④陆士谔：《新三国》第30回，转引自田若虹《陆士谔小说考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4页。
⑤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页。
⑥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第606页。
⑦陆士谔：《十尾龟》，载侯忠义等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1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55页。
⑧⑨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第598页。
⑩陆士谔：《十尾龟》，载侯忠义等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1册，第568页。
(11)《十尾龟》中的钱瑟公即以金琴荪为原型。
(12)(13)(14)(16)(17)《最近社会秘密史》，第386、387、384、480、382页。
(15)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7-168页。
(18)陆士谔：《新上海》，第1页。
(19)黄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0)陆士谔：《新上海》李友琴序，第1页。
(21)陆士谔：《新上海》，第78页。
(22)陆士谔：《新上海》，第79页。
(23)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中东战纪本末》卷4，第38页。
(24)陆士谔：《十尾龟》，载侯忠义等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1册，第765页。
(25)陆士谔：《新上海》，第77页。
(26)陆士谔：《新上海》，第45页。
(27)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28)陆士谔：《十尾龟》，载侯忠义等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1册，第572页。
(29)翻戏，亦叫倒脱靴，指以赌博为手段，玩弄圈套，骗人钱财。操此行业者谓“翻戏党”，一般为流氓、地痞、帮会分子纠合在一起的集团。
(30)以女色勾引男人上床，再安排捉奸之戏诈人钱物。
(31)男女在公开场合互相勾引以成奸情。
(32)以婚姻为幌子的骗钱手段。
(33)陆士谔：《新上海》，第88页。
(34)陆士谔：《新上海》，第53页。
(35)陆士谔：《新上海》，第43页。
(36)包天笑：《上海春秋·赘言》，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7)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第531页。
(38)陆士谔：《新上海》，第25页。
(39)［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0)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6页。
(41)汤哲声：《故事新编：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文体存在》，《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第88页。
(42)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页。
(43)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24页。
(44)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489页。
(45)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489页。
(46)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19页。
(47)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07页。
(48)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483页。
(49)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第533页。
(50)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33页。
(51)陆士谔：《医界镜》序，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52)陆士谔：《新上海》，第31页。
(53)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20页。
(54)陆士谔：《新中国》，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34页。
(55)《民立报》1911年7月3日。
(56)茂苑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叙》，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57)陈天华：《狮子吼》，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58)转引自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