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与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改革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反复发生并有所加剧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于建国以来形成的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完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事实表明，不能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成为速度才是硬道理。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张规模的增长方式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剧烈波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只有真正建立在追求增长效益和发展质量的基础之上，才能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 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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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导我国经济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期间，我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3%， 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格局不断受到周期性通货膨胀的干扰，从而迫使国民经济一次次偏离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1994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4.1%， 零售物价指数高达21.7%，创下了价格涨幅和持续时间的历史记录， 通货膨胀屡治屡现且有所加剧的事实，再一次提醒我们应当注意通货膨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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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它表现为社会成员所持的货币总量超过了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的总和，使得物价总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对于这一经济现象，不同时期或不同学派的中西方学者的解释不尽相同，一般将通货膨胀区分为“太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货物”的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增加引致的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供求混合推动的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等不同类型。80年代以来我国所发生的通货膨胀是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方式、价格形成机制、宏观调控手段等基本经济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特殊经济环境下出现的，其成因和机理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特殊和复杂。尽管从现象上看，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仍然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仍是诱发总量失衡的直接原因。但是从深层次上寻其根源则不难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反复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建国以来所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传统经济体制。
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长从投入产出关系看，基本都属于追求产值、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方式。依据经济增长对市场的依赖度，可将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具体划分为供给推动型数量扩张和需求拉动型数量扩张两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要受经济发展战略的支配，又要受经济体制的制约，从而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1.1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社会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着极为艰难的环境。其一，资本主义阵营企图通过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摧毁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使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能否以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只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保证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其二，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极少量的现代工业与绝大多数的落后农业、手工业呈现出严重的二元对立。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度发生并取得胜利，但社会主义决不可能在经济落后状态中最终建成。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接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挑战，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超过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经济增长率，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因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说首先是基于强大政治压力而必然作出的选择。
1.2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贫困压力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困扰，过剩的劳动人口和低下的收入水平相互作用不断强化着人们的利益刚性。同时，在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以及直观比较的影响下，社会公众的需求欲望和利益预期越来越高。这一切都逼使经济加大投入和加速发展，以便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利益要求，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此形成的强烈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的愿望在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滋长着“消费饥渴症”和急于求成的情绪，并凝聚成了浓厚的主观趋前倾向和扩张冲动，这就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
1.3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制度保证
传统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即投资决策权和资金营运权等集中于政府行政机构，单一的行政命令型资源配置机制，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国民经济的运行统统纳入了国家指令性计划体系，呈现出极强的行政强制性，国家通过“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方式组织推动经济增长。当中央政府依据基数法确定了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之后，便通过行政动员方式层层分解指标、层层动员加码组织实施。由于国家对企业无法实行“硬性财政约束”，企业对资金的使用和占用无须付出“成本”，企业往往把扩大投资规模作为数量指标增长和企业收入增加最便捷的途径，从而表现极强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症”。如此自上而下的经济扩张，使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扩张时间上同步，生产要素投入上同向，生产结构上同一的特点。高度集权格局的存在，使主观趋前倾向极易通过经济决策进入经济运行过程，进而成为诱导和推动经济急剧扩张的直接原因。可见，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归属是传统经济体制，它使这一增长方式具有极强的再生性和延续性。
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最高增长为终极目标，以无限制地扩大投资规模为推动力，以增长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和技术进步缓慢为代价。在这一非常规增长格局下，产值和数量的高增长，需要借助于国家的行政强制力硬性改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断增加对生产要素的投入。80年代以前，我国出现过三次投资总量过度扩张，1958～1960年，投资增长速度最高达84.5%， 积累率平均为39.1%；1969～1971年，投资增长速度最高达62.9%， 积累率最高达34.1%；1978年，投资增长速度达22%，积累率高达36.5%。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由投资超常增长所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国民经济自身运动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是一种政府行为。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短缺的生产要素供给量、相对薄弱的基础产业和有限的技术存量是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膨胀的，一旦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不可避免地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经济扩张就要因短线产品供给不足而被迫收缩，国民经济的“大起”就要为“大落”所代替，最终出现赶超型经济所特有的经济波动周期。需要提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前，在供给推动型数量扩张过程中，由于经济对市场依赖度很低，价格不仅是非弹性的，而且被行政强制力严重扭曲，经济增长边界以潜在供给条件为限，因而由增长本身产生的需求效应由于非经济因素作用而难以形成普遍而持续的物价总水平上升。这一时期实际始终存在的供给不足与需求过剩的短缺经济缺口，被政府实行严格的限制价格和冻结价格的行政管制措施所掩盖，表现为物价基本稳定条件下商品长期匮乏的抑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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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需求拉动型数量扩张阶段，经济对市场依赖度逐步提高，价格弹性增大，价格机制的调节功能和需求的导向功能随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强化。当供给总量和生产结构不能因消费需求膨胀和投资需求膨胀的刺激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内所蕴涵的各种矛盾公开激化，短缺的数量信号转化为了价格信号，抑制性通货膨胀得以释放，物价总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终于表面化和明朗化。这表明，国家一旦不再成为唯一的经济增长水平决定者的时候，需求拉动型数量扩张的效应是二重的：既可能刺激增加有效供给，缓解供求总量失衡的矛盾，又可能加剧经济运行过分紧张的状态，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因此，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必须通过有效途径，将需求扩张效应尽可能地引向增加有效供给，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相对减弱其对价格水平的冲击。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推动国民经济片面追求产值和数量的原有体制因素非但未能克服，反而在新旧体制并存、胶着状态下寻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因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内需求扩张速度与方向同供给数量与结构之间的冲突日渐尖锐，经济增长过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曲折的局面。
2.1 从微观方面看，国有企业改革严重滞后， 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指导下，以企业承包制为代表的企业制度改革，扩大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强化了企业的利益激励机制，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承包原则推动下，国有企业具有了较强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要求与能力，却缺乏权责对称的风险制衡机制与自我约束机制。随着企业留利比例的提高和自主决策范围的扩大，企业有了“自主钱”和“自主权”，约束却仍然软化，为了追求承包期限内的预期利益，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资金主要投向价高利大的长线产品，甚至不惜挤占企业流动资金和更新改造费用，以致在长时间内企业设备超期服役，技术经济性能落后，产品质量滑坡，生产经营每况愈下。据已见诸报端的统计资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1989年为61.27%，1992年为67.14%，1994年则上升到71.29%； 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1980年占19.2%，1993年占31.8%，1994年占39.1%；国有企业亏损额上升，1993年高达452.64亿元，大约是1985年的14倍。国有企业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能力下降，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率从1980 年的25.57%降低到1992年的11.65%， 产值利税率由24.23%降低到11.38%；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则逐年增加，1992年比1986年增加了37%；国有企业占用了70%以上的投资，创造的社会财富却只占社会财富增长的20%。上述情况使国有企业不仅消化不了双轨价格向市场价格转换中结构性价格上升的因素，而且往往搭车涨价，尽可能将亏损额转移至生产成本，成为诱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2.2 从中观方面看， 地方政府谋求生产规模的扩张和主体利益的实现，已经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源头
自80年代以来，中央向地方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无论是“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度，还是国税与地税分流的分税制度，由于都是以承认地方具有独立物质利益为前提，因此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与利益不断有所强化，权力天平总的来说是由中央一端向地方一端倾斜。地方政府在拥有了物资调配、资金使用、投资决策、企业管理等广泛的经济权力之后，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区域内资源配置者的角色。为了多收多支，增加地方财力，地方政府在局部利益驱动下，存在着速度偏好的思维方式，热衷于扩大区域内高税率的创收工业，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外延性投资效果，保护和发展产值比重大的传统加工工业，使区域产业结构同构化和地方投资膨胀日趋严重。特别是在中央实施紧缩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从谋求区域经济数量扩张和高速增长出发逆向行动，或用留有缺口的投资扩张等超支行为迫使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和货币控制力度，造成货币超量供给；或利用手中权力直接干预地区的银行业务，迫使银行增发投资贷款。在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作用下，中央的宏观紧缩政策难以收到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通货膨胀必然久治不下。
2.3 从宏观方面看，经济发展决策中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 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削弱
首先，经济理论界和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仍然认识不足。一些同志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为速度才是硬道理，把国民经济的最高增长等同于最优增长，认为只要速度上去了，我国经济现代化就可以实现了。这种片面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的倾向表明：时至今日，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情绪仍在作祟。其次，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原有的中央集权的计划调控体制已经演化为中央与地方两级调控体制，指令性计划的覆盖面在大幅度收缩，经济决策的集中程度大大下降。当企业和地方政府发展成为投资主体后，中央未能根据资源配置的变化，适时地建立相应的宏观投资调控体制，致使投资权限过度分散而加大了经济扩张的盲目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降低，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提高，加工工业超前发展与基础工业相对滞后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再次，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计划体制改革的滞后，使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出现了调节真空，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局部利益及短期目标的驱动下，运用不规范手段盲目扩张，高投资膨胀，高货币发行，高物价上涨，是经济运行中宏观调控乏力的集中表现，经济“过热”的根子是经济“过乱”，宏观调控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日益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体制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波动。其中社会零售物价指数超过8%的年份为：1985年达8.8%，1988年和1989年分别为18.5%和17.8%，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13.2%和21.7%。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剧烈攀升源于投资需求膨胀所带动的信货规模膨胀从而货币超量发行。实践证明，凡是固定资产投资率超过30%，我国国民经济就会处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紧运行状态，上一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且增幅过高的“过热”状态，必然在下一年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
由投资需求膨胀拉动价格水平上升而引起通货膨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经济，经济结构都有一个由传统农业为主转变到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过程，需要用高投入、高消耗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发展中国家尚处于资金的原始积累阶段，因资金短缺而难以顺利实现经济起飞是普遍现象。为了筹措工业化资金，政府往往乐于选择货币过量供给的办法，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有意识地使物价上涨来使实际工资下降，扩大出口，弥补财政赤字，以增加国家对现有财力的实际支配能力，扩大信贷规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程。由此，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国情，将凯恩斯主义的“适度通货膨胀有利论”或“赤字财政无害论”奉为法宝。结果是：无论是东欧、东亚，还是北非、南美，利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实现经济赶超都很难达到“适度”点，结果往往陷进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恶性循环的“百慕大三角区”。在经历了80～90年代的数轮经济波动后，我国学术界和实际经济部门的多数人终于认识到：在资源约束型经济条件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利用通货膨胀政策不但不能增加有效供给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反而会激化总量和结构失衡的矛盾，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延缓赶超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是一种正相关的变化，通货膨胀不能真正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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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可以发现，现实严重通货膨胀既有传统经济体制惯性的原因，又是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摩擦、冲突的集中表现。它是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是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一系列政策选择的结果。80年代以来的历次“紧急刹车”式的治理整顿，尽管可以缓解总量和结构失衡于一时，却都未能从体制上消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内在的生成机制。它至多只是克服了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暂时抑制了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势头，一旦经济紧缩目标大体实现，治理整顿任务即宣告完成。时隔不久通货膨胀又会卷土重来，并仍将保持相当高的水平。时热时冷、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状态反复出现一再提醒我们，抑制通货膨胀必须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其中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尽快形成制约速度扩张的新机制，使国民经济切实由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张规模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注重效率、结构和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为此，当前我们应当重点解决好以下问题：
3.1 正确处理增长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真正建立在追求增长效益和发展质量的基础之上
90年代初期，中央提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六字方针，同80年代提出的坚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原六字方针相比，突出的变化在于强调经济发展的“快速”上。一些同志据此将“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为速度才是硬道理，认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核心，是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一个超常的年均增长速度。诚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力争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把经济搞上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经济快速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才具有可靠的物质基础，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只有经济加速发展，才能增强我国的经济与政治实力，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距，并凭借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有效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发展速度对我国来说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是，加快发展并不是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数量最大限度的增加，也不是无条件地越快越好。这是因为；其一，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前者强调国民经济量的增加，后者则强调国民经济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生产力的进步，还表现为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适应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只有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实施以经济增长质量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战略，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70年代，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企图通过吸收外来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实施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核心的经济起飞战略来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结果掉入了高经济增长率、高负债率、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并存的经济发展陷阱。近十年来，拉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债务危机不断，环境受到污染，社会贫富分化，经济因缺乏后劲而难以实现起飞，被人们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为了追求发展速度而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汲取。其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国民经济的最高增长往往并不等于最优增长。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在《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人们可能肤浅的设想，一个经济的‘最优’增长仅仅是达到可能的最快增长速度，很多肤浅的经济讨论都带着混淆最优和最高的色彩。”经过研究他们认为：“最高增长显然不是在政策上的有用指南，因为它不是最优增长。”我国40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为这一结论做了经验的证明。1990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4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8倍，年均递增7%以上。80年代， 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8%， 发达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亚洲“四小”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9%。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92年为13.4%，1993年为13.2%，1994年为11.8%，预计1995年仍然保持在10%以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也超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水平。但是，从投入产出看，1987～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倍，国民生产总值却仅增长3.46倍；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结构来说，我国与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其中除了人口基数过大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我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这种由大规模的资源投入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代价：一是以稀缺资源存量超规模的耗费换取数量的超常扩张，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及其高度化的进程，抑制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合理等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二是资源存量结构变动严重滞后于数量扩张使经济增长呈剧烈波动状，经济大起大落、猛升猛降、忽冷忽热，严重损害了经济正常增长的机理。在膨胀时期，需求扩张效应异变为总量和结构的严重失衡；在萧条时期，政府强制性干预引致稀缺资源闲置浪费。因此，在不解决提高效益的条件下，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追求高速度的增长含有虚假的成分，它并不能使经济增长取得实质性进展，当然也就不能真正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从这一角度看，最高增长当然不能等同于最优增长。在低投入高产出、供求总量平衡、经济结构合理的基础上，速度再高一些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或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在依靠高投入的基础上追求高速度，速度稍高一点都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形成经济的剧烈波动。这里，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质在于速度的基础。我们并不否定加快发展，也不排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加快发展和高速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当经济增长的基础尚未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时，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而不是再一味去追求可望不可及的最高增长，否则不但会进一步背离最优增长，还会重蹈以投资需求膨胀为先导的价格全面上升以致经济生活严重混乱的覆辙。
3.2 加快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克服经济运行中政府过度干预与调控失效两种倾向
通货膨胀周而复始且愈演愈烈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艰难性，而增长方式转换的完成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因此根治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要靠改革的办法。政府在我国传统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又控制着调放价格和投放货币及信贷的总闸门，在改革进程中必然成为各种矛盾摩擦冲突的焦点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枢纽。然而在新旧体制并存的环境下，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矛盾体：一方面，作为原有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逻辑归属，为了维护既成的权力与利益格局，政府有可能再度成为数量型扩张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另一方面，作为改革的发动者和新体制的构造者，为了创造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改革与发展环境，政府必须注意经济适度增长和协调发展，防止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政府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它在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放开”与“管住”双重职责的冲突：一方面，为从体制上防止和克服经济过热，必须解决软性预算约束问题，割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全面放开市场，实行政企分离，目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远未形成，表明政府“放”得仍还不够；另一方面，为从体制上保证经济改革健康而有序地发展，必须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中央调控能力，打破诸侯经济，保证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令行禁止，而目前已经放开的领域，传统的直接宏观调控机制已经退出，新的间接宏观调控机制尚未相应跟进，以致出现了地方和企业对中央的逆向调节，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弱化了中央控制总需求的政策效应，加剧了经济运行的紧张环境，表明政府“管”得也很不够。放开与管住的冲突，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的对立，暴露出现行经济运行方式中暗含的一个深刻悖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换只有在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下，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才能完成；而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阻碍着这一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控制货币投放和信贷发行规模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需要从体制上重点解决：一是尽快形成预算硬约束，使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唯一服从于市场，具有自我约束能力，消除经济过热的微观和中观基础；二是全力推进以金融、财税、投资、计划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改革，严格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规范政府行为，确定政府究竟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并建立宏观经济决策的风险机制，以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科学性，减少和避免宏观调控的主观随意性。
3.3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国有企业行为， 消除资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投资饥渴症”，使经济行为主体的扩张冲动具有自我约束能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最终要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和经营方式的转换来完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是加速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关键性环节。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解决产权不明确、权责不清楚的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权利与责任相对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者；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国有企业摆脱对国家财政、信贷的依赖，形成硬性预算约束，使成本、价格、利率、风险等市场机制对企业的扩张冲动起强有力的制约作用，不致因微观行为带动经济过热；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进行国有企业的存量结构调整，对一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逐步让其停产或破产，对大量小型企业，可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合作、拍卖等办法；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对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型骨干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改组为规范化的公司制企业，对一般中型企业则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相应引进非国有经济的管理制度，以实现经营机制的真正转换，从总体上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企业改组、改制和改造工程的推进，现代企业将具有对市场信息和宏观调控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灵敏性，使各种经济杠杆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从而避免出现企业对宏观调控的逆向行动。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我们必须提高对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性转变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现在开始就创造条件，加快这一进程。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Dong Zhengping
Abstract:One of the understated causes for the repetitiveoccurrence of inflation and gradual worsening of the situ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ode of crud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quantity and speed as the objective which was set after the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simple fact that growth mode of extensive and crude economy can hardly be transformed into that of intensive economy proves the truth:Speed is not equal to real growth.The growth mode of seeking speed and scale's expansion can only lead to inflation and economic disturbance.Our national economy can only develop faster and healthier with the strategy decided on the basis of pursuingbeneficial growth results and improving quality.
Key words:inflation,mode of economic growth,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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