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古代文论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新世纪论文,之初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1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 0289（2000）06－0066－009
反思过去，开拓未来，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主题。但是，由于学术界对一些理论问题存在偏执，所以尽管饱怀忧患意识，却难以取得积极性的突破。最近，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完成的“八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以其丰厚的理论内涵和独特的创新精神，为陷入彷徨的古文论研究界，开辟了探索前进的方向。笔者在精读该体系丛书的同时，也对当前古文论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一些思考。
一、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大传统
对过去的文学理论进行反思和研究，明清时期已经较为兴盛；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是出现于20世纪。如果依照现代学术范型，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甚至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作为古文论现代研究的开端的话，到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路程了。经过无数学者的艰辛努力，古代文学理论摆脱了过去零散的、随意的形态，成为20世纪文学门类中的显学，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20世纪的古文论学科建设形成了两个极为鲜明的传统。
首先是注重于基础文献的发掘整理和阐释。这个特点在单部文论著作的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上都表现得极为突出。如在20世纪上半叶里，关于《文心雕龙》的单篇论文48篇。《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和《随园诗话》等诗论专著的校释笺注也有十数种。郭绍虞除了编辑《文品汇钞》，辑录古代文学批评著作9种外， 还撰著《宋诗话辑佚》、《宋代残佚的诗话》、《北宋诗话考》、《南宋诗话残佚本考》文献考证文章。罗根泽不仅辑校两宋诗话，还注意古代笔记的文学批评价值，撰写了《笔记文评杂录》和《笔记文评新录》，共录13种笔记的文学批评材料。姚永朴编著《国文学》四卷，选辑古文论单篇20种。唐文治编著《古人论文大义》选录古文派30 家理论文章107篇。叶楚沧、王焕镳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选录从《诗序》到曾国藩《家训四则》计55篇文论作品。此外，还有李华卿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程会昌的《文论要诠》、许文雨的《文论讲疏》，都注重古文论文献的发掘和诠释，开后来“文论选”之先河。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也表现出文献材料日益丰富的趋向。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批评史，其文献材料和基本论断只是大量来自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诗文评”。郭绍虞是“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他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在材料的丰富详备上，已大大超过陈著。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和《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也出版于1934年，在材料的丰赡上，比郭著有过之而无不及。郭绍虞给罗根泽建国后出版的《两宋文学批评史》作序：“雨亭（罗之字）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入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朱东润的《中国批评史大纲》克服过去古文论研究详古略今的缺点，把批评史研究延伸到近代，试图和现代的文学理论接上头。可以说，这几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在材料上各有创新和突破，从不同侧面积累了古文论研究的文献基础。不过，建国前的古文论的文献整理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诗文评的重要专著、专篇和名家，研究的广度还没有拓展开来，小说戏剧理论的基本文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建国后三十年里的古文论研究，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偏重于把时代社会的理论观念贯彻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中，更重视对文献的现代阐述，如郭绍虞改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都明显体现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斗争。但是，1959年中国戏剧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60年代初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是此阶段的两项浩大的集体工程，对新时期古文论研究的拓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80年代起，古文论研究一方面继续注意用当前理论观念阐述古代文论，另一方面恢复、继承了建国前古文论研究的传统，在基础文献上狠下工夫，确立功底。特别是小说批评文献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黄霖、韩同文编著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清泉等编选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促进了小说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和研究也找到初创期的优良传统。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都注重搜集、采用新材料、新文献，阐发新观点，如王、顾二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把小说戏剧理论提高到重要位置，给予较大篇幅、较大力度的阐述。这是以前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所无法比拟的。90年代初，王、顾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对于古文论文献更是广采博收，探幽抉隐，精辨细考，是古文论研究集大成的著作。90年代，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按专题辑录古文论文献，加惠学界。20世纪的古文论研究一开始就是从认真搜辑、整理和解读材料入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重对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发掘考辨，对文论资料的释义注解，注重实证性的考据训释，这是20世纪中国古文论研究留给新世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
其次，是追随时代进步， 不断寻求新鲜的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 20世纪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以新鲜的理论为导向的。在新文学创作还没有显示实绩时，传统文学的一些理论观念已经开始得到清算；在传统文学形式逐步走向衰落的同时，传统文学理论已经开始接受外来的新鲜血液，进行自我转化。20世纪前期，古文论研究的学者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深刻的反省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弊端，毅然抛弃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和杂文学观，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纯粹的审美文学观，三四十年代西方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形式批评等各种观念主张纷纷涌入中国。很多古文论研究者尝试用西方先进学说来重新阐述中国古文论材料，从古文论文献中引发出新颖的见解。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材料上没有多少新的发明，但著者试图运用美国莫尔顿、英人森次巴力的文学理论思想来整合中国文论，表现出理论探索的勇气。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借鉴了日本的纯文学和杂文学观念以及其他美学理论。他还借鉴了莫尔顿《文学之近代的研究表》的理论，撰写了《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运用新兴理论来阐述中国文学体制自身的演进，把中国文学和国外文学整合在一个发展法则中。傅庚生、杨鸿烈等更是自觉追求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从理论上阐述中国文论。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鉴于当时批评史研究较为兴盛而“对于文学批评之原理与问题短于发抒”（自序），因此独创新格，“诠证古今，沟通中外”，旨在横向性的阐释文学批评的一般理论。这种研究模式注重理论性建构，注重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心理学）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材料，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释。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朱光潜的《诗论》通过中西诗学比较，揭示中国诗学的独特内涵和价值。宗白华在国外美学的启示下对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有着真切的理解。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传统文论，其间也出现过一些庸俗化、机械化的毛病，但是学术研究追求适应时代、响应社会进步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的思想学说又二度进入中国，古文论研究者通过比较、鉴别，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国外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等文学理论，来更新古文论研究的面貌，在现代文学理论的烛照和启迪下，古文论研究不断提出新问题，新热点；通过借光照路，逐步走向深入。朱自清30年代就曾说过：“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确，在20世纪中国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古文论研究别无选择地在走着“以西释中”的道路。“以西释中”，包括三种不同的情形：（1 ）以西方文学理论观念为尺度，去阐释、衡量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观念和材料。（2）以传统的文论材料去迎和、验证国外的某种文学理论。（3）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识鉴并解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大致来说，建国前的文论研究，以第一种情形为多。建国以后至80年代前，以第二种情形为主。80年代以来，则是第一和第三种情形的并存。第二种情形是以丧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独特性为代价的，阐释成了消解的过程，极不可取。第一种情形是部分的以丧失文论民族性为代价，但这是传统文论走进现代社会和文化所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的学术文化背景下，无可非论。第三种情形自8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越来越成为古文论研究的自觉意识，标明文论研究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整个20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就是在这种不断求新、又不断反思中前进的。“以西释中”理路的利弊好坏还需要反思清算，但是，古文论研究不断改变自身的研究范型，追求创新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纪中国古文论研究的这两大传统，促使古文论研究向“实”和“虚”两个方向岔开：对文献的强调使得古文论研究更加实证化、历史化，更注意与文学史的结合呼应；对理论的追求使得古文论研究更为务虚，更为理论化，因此与现代文学理论结合密切，甚至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一部分。从整个文学研究来看，古文论研究不外乎就这两大目标，或者靠近古代文学，或者靠近文艺学。但是从古文论作为一门学科来说，这种两极发展，会逐渐消解它的学科根基：靠近古代文学的古文论研究，若过分注重于历史文献，忽视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结果就会成为古代文学的附庸，失去了学科存在的意义；靠近文学理论的古文论研究，若过分追求对传统文论材料作现代阐释，忽视传统文论在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文学氛围中的独特性，就会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注脚，也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两极化倾向，在20世纪后半期的古文论研究中有着程度不同的表现。这也是20世纪古文论研究形成优良传统的同时给我们带来的缺憾！21世纪的古文论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要克服这种两极化倾向，理论性研究要实证化，文献性研究要理论化。简单地说就是，虚的理论阐发需要做实的文献的支持；实的文献考辨需要进行理论的升华，真正做到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对于古文论研究来说，理论和文献只可偏重，决不可偏废。举例来说，古文论的文献研究，除了沿着《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方向做深做细以外，诗文小说戏曲的评点，诗文选本，古代文论中的形式理论，文学研究史都值得进一步的开掘。评点和选本，是文论家把文学观点理论运用于具体的批评实践，很多情况下只有联系评点和选本，才能透彻真切地理解文论家的主张。由于20世纪新旧文学形式的巨大不同，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反形式主义，我们古文论研究多停留在观念层面，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形式理论研究得不够，至少是不够深入，再者，每一部重要作品在后代的流传接受，也需要专门研究。这些课题首先是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解读，但是在对文献的处理中同样需要进步的理论的指导，否则难以从旧文献中看出新问题。同样，理论性研究需要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需要大量的文献材料的支持，不能粗暴地说中国文论重表现，西方文化重再现，中国文论思维是综合的，西方文论是分析的。中西方的文论都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文论更是历史悠久，体裁繁多，思想基础繁杂，研究某一个文论观念、范畴，应该把它放入文论发展历史中做纵向考察，放在不同文体理论、时代文化环境中做横向考察。理论性阐释只有得到历史性文献支持，才不会失真，不会被人为地现代化。
二、传统文学理论发展之“再生模式”的衰竭和“嫁接模式”的生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是纷纭复杂，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再生模式和嫁接模式。前者是指从早期哲学文化观念里的“原理论”、“原观念”，为适应新的社会和文学发展要求而逐步引伸、演化的理论观念，像后代通过对“言志”“缘情”的重新释义从而强调文学中的情感个性因素，通过对“原道”之“道”的内涵注入现实社会性内容来确立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以意逆志”的重释来肯定文学活动中接受主体的能动性等等，都可以说是文论发展的“再生模式”。后者是指外来文化的引入，刺激本土文论的新变，和本土文化对外来文论思想的改造吸收；像魏晋至两宋在佛教禅宗语言观影响下的言意关系论，佛教文学影响下的音律论，以及“意境”论等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流变等，都是本土文论与外来思想的嫁接而发生的新变，属于“嫁接模式”。这两种模式的相互变融、相互促动，推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广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社会自身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特别是到了近代，不断追求革新，但是本土文化自身的求变不能凿破传统的僵壳，它需要外来文化思想的助力。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外来文化植入型的，而非本土文化生发型。在外来思想的牵动下，传统价值观念、文化观念、审美思想、文学观念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尽管国外文明内植的同时，也在寻求传统文化的支持，但是，更为突出的情形是，传统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被抛撇、被改造。进入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中的传统文论必然也要发生剧烈的变化。特别是传统文论的支点——传统的文学活动、文学文本、文学理想、文学的审美趣味在外来文学的冲击下支离破碎，文言文学／白话文学、士人文学／世俗文学、抒情文学／叙事文学的二元对立，都标识着传统文论若以它的原生形态，是难以进入现代文学活动，传统文论参与现代文学的话语交际，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对于传统文论来说，现代文学本质上是异己的。尽管胡适、周作人等诸多学者试图从传统文学中挖掘现代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的直接根源，但是现代文学从一产生，就是以排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现代文学的思想观念更多的是来自国外的异质文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歧异性远大于他们的血缘性。正是这种歧异性使得传统文论在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时失去了理论的敏锐和释义的深刻。这就造成了现代文学生活中传统文论失去话语权力的必然命运。传统文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失语，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传统文论不能够、也没有机会从自身内部产生出适应20世纪社会文化和文学要求的新理论新观念。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在上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中，传统文论失去了其“再生”的文化环境和内在动力，也就是传统文化“再生模式”的衰竭。茅盾在《“文学批评”管见》里曾说过：“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人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茅盾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否定，在20世纪初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把西洋人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则是20世纪文学理论研究的主流。20世纪的各种文学理论教材，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引入的文学理论体系建构起来的。古代文论在这些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最多也只是陪衬和旁证。可以说，20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为了建立适应现代文学活动、适应现代社会思潮的文学理论，更多的是向“西”看，往往有意无意的回避了传统文论、忽视了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从这一点上说，当前学术界提出的失语症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是有其一定的现实背景和针对性的，是对中国传统文论“再生”动力衰竭的忧思和焦虑。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现代文论对古代文论的变异，是不全面的；放大这种变异而兴思古之幽情，更是不必。传统文论在20世纪并没有消失，有人忧心“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其实，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没有声音的恐怕不仅仅是文论。我们要把传统文论搬出来像乒乓球一样与外国人竞争，是大可不必的。用中国传统意境理论去解释国外文学，恐怕也并不那么简单。思考中国文论现状和未来的立足点不是世界上有没有中国的声音，也不是中国文论有没有传统的话语，而是应该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要求。就传统文论来说，它的“嫁接”发展模式，在20世纪表现得非常鲜明，这也是20世纪社会文化和文论发展对传统文论要求的结果。
传统文论在20世纪的“嫁接”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化研究的蓬勃兴盛；一是传统文论观念制约着对国外文学理论的引进和吸收。正如前节所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研究在20世纪是一门愈益盛兴的显学，研究者力图运用进步的、新鲜的文学理论对传统文论进行不断阐发。任何一种释义都是意义的增殖，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研究，本身就是传统文论的现代发展，传统文论以其原生形态是无法进入现代生活的，必须通过这种阐释，在意义的增减、调配中实现现代转换。就20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来说，抛弃了杂文学观念，采纳了纯文学观念；抛弃“文以载道”论，肯定“缘情”论和实用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理论的倍受重视；文体理论的萎缩和美学观念的强化，都可以说是传统文论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发展转型。当然，我们在运用现代观念的时候，有没有契合得很好，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但是不能因为运用了现代观念、甚至国外观念，就说传统文论失语了。传统必须经过现代的认可，才能进入现代文化领域，古文论研究既是对传统文论材料的整理，更是这种“现代认可”。现在有些学者试图把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论”、“意境论”、“形神论”、“虚静论”用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实践中，这种尝试是无可非议的，但传统的范畴决不能搬来就用，而需要阐释改造，得到认可，以适应现代的文学活动。20世纪的古文论研究，从其成果的丰富和社会的接受来看，它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发展。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古代文学理论在现代文化环境中的自然延伸， 只不过在传统社会中本为普遍性的理论， 在20世纪萎缩成了一门学科罢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主流来自国外，但是，不论是西方的文学理论，还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主义文论，在引入中国、作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活动时，都接受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造，受到传统文学观念的制约，在20世纪的中国文论发展史上，没有原原本本的国外文学理论。引入的国外文论都在经历着中国化过程。其实，如果把这一百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是非常短暂的，20世纪文学理论的这场深刻变化，尽管是全新的，但也不见得比历史上的历次变革更为耀眼。汉魏、隋唐、唐宋、明清，历代文化和文论都有着深刻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变化，还把它们放在同一条历史脉络中去认识，为什么单单惊诧、排斥20世纪这场文论的变革呢？尽管如上说，传统的文学理论，在20世纪失去了创造再生的动因，由主流话语萎缩成一门学科，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过分夸大古今之异、中西之别，承认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可通约性，认识到20世纪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往往经过了民族眼睛的鉴别筛选，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20世纪的文学理论纳入到我国从古至今的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的文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外国文化和文论刺激下的质的变化。眩于20世纪文学理论的域外色彩，就会不切合实际地夸大现代文论和古代文论、外国文论与民族文论之间的距离。实际上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些命题范畴是外国的，但是内在的精神实质却有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如文学情感论与传统性灵派文学理论、文学的政治性问题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论。此外，古为今用论与继承革新论，实际上都有着中国民族文论思想的深厚积淀。“温柔敦厚”，是传统文论中一个基本观念，然而历代文学创作都有突破温柔敦厚限制的，宋元明清以来，更有一些文论家开始怀疑和否定这个传统命题，尊崇作者自由的个性、热烈奔放的感情。“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引入西方文学“表情”理论，否定传统儒家文学理论，主张文学是人类情感的感性直观表达，强调作家直抒血性。这难道不能说是明清以来文学理论中“尊情”一派的发展吗？又如现代文论的“灵感”范畴，是来自古希腊。柏拉图《伊安篇》所讲的“灵感”是诗神凭附的迷狂，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在论述“灵感”时更多的是指陆机《文赋》里所言“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文思迅发状态，在阐述灵感产生的缘由时多采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平时精研，临文虚静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借用“灵感”一词来表达我国古代文论中已经论述的文艺现象，略去了其中的宗教神秘色彩，使它更切合中国文论的实际。立普斯的“移情”说的理论对象是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与我国古代的文学现象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我们在借用“移情”来解释传统文论中“情以物兴，物以情生”等现象时，是更为注意它的“主体情感投射”这个意义，而忽略了它的具体背景。这样的“新布补旧裤”现象在现代文学理论中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我们借用的每一种国外理论，哪一种是原原本本、原封不动照抄搬用呢？即使有，也是很少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阳奉阴违、拿来主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一种独特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论，也不过是中国传统文论发展演变的结果而已。不过这种发展演变的裂痕显得更为明显罢了。当前文论研究界意识到了、并且在忧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巨大裂痕。但是仅仅注目于现代对传统的取代、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认识到现代与传统之间还有内在的红线，把传统僵化、静止化，因怀古情绪而否定百年文论的发展革新。这种看法和态度是轻浮、武断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走入厚古薄今、机械主义的误区。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和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深厚民族背景，都昭示着传统文论在不断演进、发展，通过与外来思想的“嫁接”以适应现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要求。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这百年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的发展变化，去寻找、接续所谓“中断”的传统。历史在何处中断？历史的头绪又如何牵起？即使牵起历史的头绪，能够跳跃一百年，牵引到现在吗？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现实，认真反思、总结中国文学理论从古至今发展的历史经验，借鉴国外古今文学理论。立足现实，参鉴历史，力主创造，多元竞胜，是当代文艺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和体系研究——兼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是目前古文论研究的流行话题。对转换的可能性，转换的根基、方式、目标，学者们见仁见智。在笔者看来，现代转换，来自两方面需求。一是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自身的研究，在20世纪，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到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历史性的纵向性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如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把握，如何从古代文论的纵向发展中把握它的横向性的共时态风貌，成为古文论研究的新课题。二是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需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不再满足于传统文论的背景性、边缘性地位，不再满足于用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传统文论。当代文学理论需要建立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而传统文论的“嫁接”式发展却不能够提供这种根基。因此需要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需要传统文论的“再生”。
传统文论和20世纪现代文论，在发展模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近代以前的传统文论基本上是在相似的哲学基础、文化背景下通过不断的重释、引伸而向前蠕动的，很难看出范式的明显变化。而20世纪的文论发展，在“五四”时期，建国后和80年代，都明显地表现出研究范式的转变。新世纪的文学理论会选择传统文论作为自己的范式基础吗？是当今古文论研究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传统文论要想为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提供更为充实的思想资源，它要求我们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现状和需要出发，对传统文论的范式、体系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激活传统文论的“再生”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古代文论进行体系性研究，在当前尤为迫切。
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本身自成体系，也有学者否认这种体系的存在。二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框架中填充入中国文论的材料，并尽量突出中国文论的独特性。三是现代学者，从当前社会文化发展要求出发，依据现代的学理结构，建构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出传统文论在当代社会中发展的“再生”动力。这种“再生”动力寻求仅仅像有些学者那样，去阐述传统文论的个别论题、范畴的当代价值，用传统文论来修补现代文论，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传统与现在依然有紧密的联系，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传统文论的许多具体命题观念，是针对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和文学而发的，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文学，也失去理论的锐利和深刻，因此，难以融入当代文论中去。寻找传统文论的“再生”资源，必须从当前社会文化和文学出发，对传统文论进行系统性考察，搜寻传统文论最为深厚坚实的基础，寻求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一以贯之的内在联系。
近日，有幸读到复旦大学王运熙、黄霖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为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学术创新所感动。黄霖先生等的《原人论》，提出了“原人”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也就是把对“人”的关注和思考作为古代文论在现在社会的“再生”动力资源，这个创造性的立论，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什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古代文论研究者煞费苦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文论的总体认识，而且直接关涉到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对此问题，学术界曾有“表现”、“言志”、“缘情”、“原道”、“意境”等种种提法，但都差强人意。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尚不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个体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不是由某一两个核心范畴派生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中国古代人民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而黄霖先生在《原人论》里提出的“原人”——对人的审视、推究和思考，符合中国古人观察人类社会、观察历时文化的基本特点，是贯穿于中国文论发展史之始终的主导观念。当然，“文学是人学”，外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也会涉及“人”的问题，但是比较而言，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关涉的内容和自身的表达方式，都是围绕着“人”，都体现出中国古人对人的审美生活、生存命运、意义价值的独特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如著者所说，“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基点的‘原道论’，其实质就是‘原人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形式论等等产生影响，最后都指向“天人合一”中的“人”。古代中国人有一套对宇宙人生，生命本体，生存意义的独特看法，这种独特的人生观、生命观流贯于古代文学之中，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探究人生意义，追索生命价值的永恒主题。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原人”论，具有着恢宏宽广的包容性，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把古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范畴和观念容纳其中，融为一体。如果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实际，就会觉得，以“原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自有其理据可寻。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人的发现史，人性的张扬史，同样，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人”的地位和意义也日趋突出。章培恒先生在一次讨论会上指出：大致在唐宋以前，“人”是“道”的体现，“人”体现“道”的精神；从陆王心学开始，“道”是“人”的创造，“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人”成为最根本的东西；李贽的“童心”说，袁枚的“性灵”说，直到鲁迅的“掊物质而长灵明”，胡风的“主体的战斗精神”，主体“人”的精神价值和意义，越来越成为文学理论的中心命题。如果注意从现代的文化发展看问题，“原人”更能概括中国文学理论的意义。对人的凝视和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追思，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契机。当前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再生”，起点应该是传统文论中的“人学”，传统文论“人学”主题下的伦理内涵、个性精神、不朽的生命意识、明道入圣的超越思想，对当今的文化和文论建设都有较好的启迪意义。从传统文论“原人”这一点出发，探索下去，或许可以寻找出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的切入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史久远，材料庞杂，头绪繁多，理论形态较为松散，如何从理论上宏观把握其内在线索和整体结构，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确立了“要从世界性中抓住特殊点”、“要从历时性中找出统一点”、“要从多元性中找出融合点”的原则，以国外文学理论为参照，结合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从古文论和文学实际出发，探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体系。《原人论》分为心化论、生化论、实化论三章，分别阐述古文论感物动心的创作发生论、生命化的文学形态论和实用化的文学至用论。这三点正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迥异于他国、而内在一贯的民族特征。汪涌豪先生的《范畴论》超越过去仅仅注重于范畴释义的研究模式，从理论高度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注意联系传统哲学、创作风尚、文学体裁等因素考察文论范畴的特质。刘明今先生的《方法论》是笔者迄今仅见的一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力作。著者探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观念意识、文学批评的民族思维方式，以及“知人论世”、“品藻流别”、“明体辨法”等具体批评方法，开阔的理论视野与精细的材料辨析相结合，新意颇多。三本著作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从理论高度横向地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突破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纵向的历史描述的研究格局，标志着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转折。
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转换的争论曾很热闹一番。当然建设性的探讨是有意义的，然而空洞的争论，只能喧嚣一时。其实古今转换和体系之争不尽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你能否拿出一个像样的体系，能否真正实现转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是对前阶段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讨论的最好的最为有力的回答。这套丛书着眼于中华民族文学中的“人学”主题，探索传统文论的内在体系，追究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再生”动力，为古文论研究提供了前一步思考的基础，具有开拓文学理论研究新前景的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 20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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