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建新的“常态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电影论文,黄建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4)05-204-02
在“第五代”导演中，黄建新从1985年他正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黑炮事件》起，就 显露了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不同的关注视点和审美风格。与“第五代”的奠基、成名之 作《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影片提供给观众的东西迥然不同，他没有走在“第五 代”最初探索追寻文化之根、关注中国历史与过去的道路上(虽然在影片的社会性上， 他与“第五代”仍是同出“一气”)；相反他关注现实和当下的城市生活，所以称其自 《黑炮事件》始，相继推出的一系列影片《错位》(1987)、《轮回》(1988)、《站直罗 ，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5)、《埋伏 》(1996)、《说出你的秘密》(1999)、《谁说我不在乎》(2000)等为“城市电影”是很 自然的事。
然而这个称谓，对于谈论黄建新的影片特点仍然是一个很显模糊的称谓，倒是黄建新 自己在与记者谈话时的另一个说法，更能传达他的电影观念和特点，这就是他所谓的“ 常态电影”或曰“小电影”。他说：“我发现在美国电影统治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唯一 能与之抗衡的电影是反映当地人常态生活的常态电影，这是我电影的生命和根。”(注 ：杨远婴主编：《90年代的第五代》，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综观黄建新的一系列电影，从80年代中晚期直至新世纪的现在，他的片子一直走在这条 路上，并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发展和超越。
一
无论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形象赵书信，还是后期影片中的干部、商人、工人、医生、学 生等，黄建新关注的都是社会都市生活中，最普通、一般的老百姓、小人物；而且顾及 到了这些平凡人物处于经济动荡、改革的社会中的种种平凡而又琐细的内心波动和震颤 ：有知识分子的不被信任感，有大多数人在经济大潮中的焦虑、困惑、失落感，有人们 甚至夫妻之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复杂感、不安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凡的世界 ，黄建新与普通的中国人——世界最广大的观众群落建立起了“一种特别密切亲近的关 系”，“使所有看电影的人都觉得电影和他有关系，和他所经历的事情、心态有一定关 系。”(注：黄建新等：《“谁说我不在乎”影片个案分析》，《当代电影》2001年第6 期。)因此可以说黄建新的电影在平实亲切方面，独具魅力。他抛弃了现代城市电影、 尤其是好莱坞商业城市电影中的诸多经典的影像元素，不关注饭店、宾馆、花园、洋房 ，也不表现都市女郎和青年才俊……；而是揭开浮华的都市生活最外层的肤浅表象，真 正深入和表现都市生活的真实内核，挖掘可见与不可见的都市角落和平民家庭之中的芸 芸众生平凡生活的哀乐、苦痛与变迁，并努力保有着平凡个体生命最真实的呼吸和最质 朴的感觉。
这也就使得他的影片尽管不是纯粹的娱乐商业片，却基本都有良好的回报；而观众也 在反观自己生活和经历的感性和娱乐中，潜意识地开始了对自身经历和生活的回顾和反 思。
作家老舍在谈文学作品的语言时说：“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是无可分离、统 一的东西，要把语言运用好，不只是说什么的问题，更是怎么说的问题，创作是个人性 的工作，怎么说就表现出了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真正的本领是用现成的、普通的 语言，写出风格来。”(注：老舍：《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而 黄建新就正是一个在电影语言的运用和结构方面不断探索、超越，已初步形成独特风格 的优秀导演。把他的影片做一个整体的回顾与梳理，会发现他的风格、特点也是逐渐形 成和趋于明晰的。
1985年《黑炮事件》，一“炮”打响，把黄建新推上了中国影坛有影响力的导演行列 。在影片语言中，他强调色彩，尤其是黑、白、红的使用，带有浓烈的隐喻、象征意味 ，片中沉闷、狭长的会议室，巨大呆板的黑白挂钟，脸谱化的人物等，无不给人以深刻 的视觉印象和心理观感，他欲图使观众从表层人物、物象、事件辐射到深层意蕴，凸现 “极左”政治模式对人的禁锢和异化的主观观念溢于“言”表。在这一点上，他依然和 第五代导演整体的浓厚的主观化精英表现意识一脉相通。
1992年黄建新从国外访学归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电影 创作上，就是由中国西部电影和“第五代”电影交融占主导的启蒙精英文化和镜象语言 受到了商品大潮的强烈冲击，电影创作也开始必须面对票房的严酷考验，于是黄建新也 开始了他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他对于电影思路的调整，具体反映在根据邓刚的小说拍 成的影片《站直罗，别趴下》里。在片中，与前期影片的叙述语言和方式明显不同的是 ，他对电影语言即形式感有了更多的自觉。在结构故事时，他关注的不是与社会对应的 那份机械的真实，而是关注影片自身的逻辑以及它们的完备。黄建新在谈论该片时，很 认同电影学者让·米特里的说法：“电影的引人入胜是同画面形象的运动相联系的，是 与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的一切相联系的……所谓引人入胜是一种接近思考的注意状态， 这种思考，是在画面充实而不是空洞的前提下值得思考的。”(注：杨远婴主编：《90 年代的第五代》，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具体表现在影片中， 就是他努力、自觉地去把小人物的表现与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超然感觉融合在一起，达到 一种“生活化”与“意象化”的水乳交融，而不象前期电影很有一些主观表达凌驾于生 活意象之上的意味。
1994年的《背靠背，脸对脸》是《站直罗，别扒下》的自然延伸，16个普通人被交错 在一起，他试图表现在中国城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定时期，人们处在人 治与法治、文化与权利之间的种种惶惶不安、矛盾和背叛。在片中，他除了注意细节的 生活化以外，更注重结构作为一种电影语言本体的突出作用，他把人物分别放置在两个 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办公室和家里，并使其又存在于一个大城和小城及一套单元房子 里，大城以西安城墙为表征；小城以山陕会馆为表征，这三个空间既是真实的，也是象 征的，介于城乡之间，都有封闭、保守、压抑的性状，于是作者意欲表达的情感和思考 被隐藏起来了，观众看到的是生活的本状和琐事，但却在独特的真实、空间、光感的“ 综合迷幻”之下，开始介入和思考。可以说镜像语言的平实、原生态和富有意味，是黄 建新“常态电影”的显著特征之一。
当电影语言的生活化与意象化比较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容易有一种幽 默的色彩；幽默大师林语堂说：“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 酸腐，去其酸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了幽默。……”(注：林语堂：《论幽默》，转引 自《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散文精品》(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黄建新 影片的喜剧色彩往往具有这样的幽默效果，是随机的、自然的，而且他的幽默往往是冲 淡、平和的，是含蓄思想的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建新影片的幽默还得益于另一种因素，这就是影片中事件、人 物及其行为的荒诞感。“荒诞”是一种让人觉着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心理感觉。而 黄建新就故意把不可预料、不可并置的东西放在一起，让人首先产生一种荒诞的感觉， 引起人们的惊异，这本身就有一种可笑的因素；进而又把不可预料、不可并置的东西之 间，建立起联系，并使之生活逻辑化、细节化，这就更可笑了，而且能让人笑着、笑着 ，就无言了、酸涩了，因为荒诞之中蕴涵着生活的必然和内在的真实。
《埋伏》就是这样一部荒诞幽默的杰作。由一个被专业公安抛弃的“废点”，到最后 成为破案的“重要契机”；由一个不断给绝境中的叶民主以鼓励力量的神秘、智慧“电 话者”到一个神志不清、不辨人事的年老呓语者……这之间的联系和转变在表面看来几 乎是不可能的、荒诞的，但黄建新在事件、人物转变之间建立起了经得起推敲的生活化 逻辑和细节情境，于是荒诞、偶然中透出了真实和必然，不但有趣、可笑，而且意味深 长。应该说这是黄建新对中国现实环境和情境的真切把握和从容的艺术概括，他使影片 比原作更强烈地交织着重塑道德与解构道德的双重矛盾，而这也正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所 面临的真实道德困境。
《埋伏》是这样，《谁说我不在乎》也是这样。其实，从第一部《黑炮事件》开始， 黄建新的影片就存在这种荒诞感，一个棋子不见了，最终跟间谍案扯上了干系……只不 过在一开始或早期的影片中，作者在面对当代生活的同时，心态还显激动、不够从容， 所以生活在银幕上，被完全寓意化了，人物的性格和内涵也呈现单一和扁平的特点，主 观的色彩明显可见；而到了后期，作者则完成了寓意化的自然、生活化呈现，人物走出 了脸谱化，真正具有了丰富、复杂的性格和内涵，也更贴近生活的本来状态，因而荒诞 幽默感也就显得更为自然、更让观众感到会心和回味。正如黄建新自己的总结：“十几 年来，我的电影实际上是用我的心记录了我对中国现实的感知，从激烈、激动到平和， 到想象的过程。如果我做的事情还有一点价值的话，就是可以从我的电影里找到我对中 国社会变化的一点一滴的感受。……我对电影的形式感的捕捉，对电影外部形式的运用 ，取决于当时不同的社会感和心态。”(注：《黄建新访谈“孩子幽了我们一默”》， 《电影艺术》2001年第5期。)
二
黄建新定位自己的影片为“常态电影”，很准确，而真正决定他的“常态电影”观的 ，应是隐藏在电影背后，他个人的文化、艺术观念和有关社会、人生的价值判断。他说 ：“生活决定了我，又决定了我的电影。……其实，我真的没有刻意要拍城市片，反映 常态生活，我只是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寻求一种对应的形式而已。”(注：杨远婴主编： 《90年代的第五代》，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309页。)在影片中 ，他所传达的对人、对社会文化的把握和理解，源于他对人、对社会文化的这样一种基 本认识：“人是一个伟大的生灵，又是一个很具破坏力的怪物，用非此即彼的方法写人 ，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普通人是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根基，他们的生活就是历史 的细节，细节最接近本质。……在我看来，文化之根就在今天，就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 人身上，这构成我拍影片的底蕴和基本想法。”(注：杨远婴主编：《90年代的第五代 》，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309页。)
总之，黄导的“常态电影”在精神上继承了第四、五代的前期创作，将自己置身于群 体的感受者和表述者位置，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独到的把握和思考。“他始终没有 人为地、刻意地超越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现实高度，但却以敏锐、渐趋宽和的心态描绘、 表现着，而且从不忘记生活和细节”(注：饶朔光：《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也正是这些特点造就了其影片具有一种“不可替 代”的地位和作用，并足以和其他类型片永久抗衡，而这也正是很多国家在面对好莱坞 统领全球影事的格局之下，最后、但也是最强的抵挡和生存之道。作为中国本土电影一 个良好的案例和范本，黄建新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