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至2020年投资与消费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投资与消费是两种不同的需求，也是GDP的不同使用方式。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GD P的使用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资本形成、最终消费和净出口(我国净出口所占比重一直 很小)，投资率为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率，消费率为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率，在忽略 净出口因素时，投资率与消费率基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总体看，二者关系决定于一定 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当然，一定的经济政策对二者关系也有重要影响。“十一 五”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研究这 一时期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中长期经济发展 战略和政策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提高，相应的，消费率则持续降低。2001～2003年，投资率 从38%、39.4%提高到42.3%；而消费率则由59.8%、58.2%降低到55.5%。根据世界银行资 料，2002年世界投资率平均水平为19.9%，其中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 .9%(其中，上中等国家为19.0%，下中等国家为25.2%)，高收入国家为19.0%；世界消费 率平均水平为80.1%，其中低收入国家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 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与之比较，我国投资率高、消 费率低的特征非常突出。
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经济发展阶段方面的原因
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 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则趋于稳定。根据一些经济学家对多 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的平均水平为15%；工业化 中期为20%；工业化末期则为23%，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伴随 着工业化进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1952～2003年，我国投资率由18%上升到42.3%；消 费率则由83.2%降低到55.5%(投资与消费之和不等于全部GDP，是因为有净出口的部分。 1952年时是净进口，2003年时则是净出口)。
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需要考虑不同产业发展对投资需求的差异。以农业为主的第一 产业，投资强度相对较低。1999～2003年平均百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应的固定资产原值 (指农民家庭农业生产固定资产原值，由于没有考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部分，因此偏低 ，但误差不会很大)为22.7元；而百元工业增加值对应的固定资产原值(用中国统计年鉴 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栏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则为290.3元，是前者的10倍 以上。从投资率角度看，还要考虑流动资本问题。工业生产对流动资本的需求很大，19 99～2003年平均百元工业增加值对应的流动资本余额为200.6元。由于农业流动资金余 额缺少数据，无法直接比较。但从直观看，农业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要少得多。综合看 ，工业发展对投资的需求远远高于农业，这是不同产业发展特点的客观反映。在工业化 过程中，伴随产业升级，工业的资金密集度会不断提高；同时，工业化会推动城市化进 程加快，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大量投资需求。因此，工业化过程必然导致投资率不 断提高。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以后，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开始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由于服务业很多是零库存(很多服务是即时消费的)，因此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少(商 业流通是一个例外，但大部分第三产业具有这一特点)。在城市化过程基本结束后，第 三产业的“硬件”建设期也基本结束，此时其发展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内容的丰富和水平 的提高，扩大服务业主要是增加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力，而不再需要大量增加投资。因 此，投资率开始下降。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期和中期(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报告将城市 化过程基本结束前的时期，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中前期)对投资的需求很大。这是由于 ，第三产业主要依托城市和基础设施发展，例如交通运输业需要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 ，商业流通需要各类市场硬件，服务业需要比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其发展与城市建设和 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紧密相连，由此带动的投资需求甚至远远大于工业。近年来我国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三产业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产业；2003年为58.6%，远高于第二产 业的38.4%(见表1)。
表1 1993～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分布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投资(亿元)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1993
12457.88 284.47
2.3
5833
46.8
6340
50.9
1994
16370.33 406.16
2.5
6955
42.5
9009
55.0
1995
20019.26 498.13
2.5
8203
41.0
11317 56.5
1996
22974.03 589.09
2.56
9293
40.5
13092 56.9
1997
24941.11 647.69
2.6
9696
38.9
14598 58.5
1998
28406.17 689.85
2.4
9773
34.4
17943 63.2
1999
29854.71 719.49
2.4
9831
32.9
19305 64.7
2000
32917.73 859.7
2.6
11204
34.0
20854 63.4
2001
43098.08 1085.38 2.52
12137
28.2
23991 69.3
2002
43499.91 1487.21 3.41
14692
33.8
27321 62.8
2003
55566.61 1667.01 3.0
21338
38.4
32562 58.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附图
我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新一轮经济增长又主要以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 和城市建设为主，这是出现高投资率的首要原因。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方面的原因
从短期波动特点看：经济周期上升阶段投资率提高而消费率降低，下降阶段则相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几次周期性波动。投资率和消费率都出现了上述变化。 当然，净出口的变化对其有一定扰动，但这一特点还是十分清楚的。1981～1984年，
GDP增长率由5.2%提高到15.2%，投资率由32.3%提高到34.5%，消费率则由67.5%下降到6 5.5%；1985～1990年，GDP增长率由13.5%降低到3.8%，投资率由38.5%降低到35.2%，消 费率也由65.7%降低到62%(1985年时净出口是-183.5亿元，1990年时是510亿元，这一变 化影响了投资率与消费率此消彼长的特点)；1991～1993年，GDP增长率由9.2%提高到13 .5%，投资率由35.3%提高到43.5%，消费率由61.8%降低到58.5%；1994～1999年，GDP增 长率由12.6%降低到7.1%，投资率由41.3%降低到37.1%，消费率由57.4%提高到60.2%；2 000～2003年，GDP增长率由8%提高到9.3%，投资率由36.4%提高到42.3%，消费率由61.1 %降低到55.5%。
投资率、消费率的这一波动特点，与投资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特点密切相关。由于 消费增长的稳定性较高，一般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因此，在内需主导型经济中，经济回 升主要由投资增长带动。此时投资增长率明显高于消费增长率，必然导致投资率提高、 消费率相对降低；在控制需求时，重点也是调控投资增长，此时投资的回落最为显著， 而消费受到的影响则较小，一般会继续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态势，这样，就会出现投资 率下降和消费率提高的情况。这一分析表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短期波动，主要由投资 增长率的波动引起，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投资的高增长与经济周期性的运行特点有密切联系，此 时的投资率水平，不能作为中长期发展的一般评价指标。在国别比较中，也需注意剔除 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投资率变化，比较合理的是使用一定时期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 。国际比较中，也可以用多个发展条件大体相似国家的年度投资率、消费率进行平均。 我国1990～2003年的平均投资率为38.6%，平均消费率为59.2%。投资率虽仍较高，但比 2003年43.5%的水平还是有较大差异。
投资周期性高涨导致的投资率提高，实质是一个短期总量调控的问题，与投资消费比 例关系(这是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之一，属于中长期的结构问题)的讨论应注意加以区别 。
(三)我国国情方面的原因
在国际比较中，特别需要注意不同的国情。投资率和消费率都是相对指标，都与GDP增 长有密切联系。如果不考虑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仅就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难以做出 任何价值判断。具体有这样一些情况：第一，投资高增长、经济(GDP)高增长，但投资 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此时投资率上升；与此同时，收入和消费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 度，但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率则下降。第二，投资低增长、经济(GDP)低增长，但 经济增长高于投资增长，此时投资率下降；与此同时，收入和消费也低增长，但高于经 济增长，消费率上升。第三，依靠外来投资搞建设，GDP主要用于国内消费，此时消费 率较高。这些情况表明，投资率低、消费率高，可能对应的是经济的低增长；而投资率 高、消费率低，可能对应的是经济的高增长。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角度看， 后者的效果可能更好。因此，必须结合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才能够对投资率、消 费率的高低好坏作出正确评判。
新中国建立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主要表现为社会稳定，组织和动员资 源的能力很强。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国家集中资金、资源进行积累和投资；改革开放以后 以市场调节为主，通过居民家庭自发的储蓄形成积累，以企业和各级政府为主体使用这 些积累进行投资。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比较有效地支持经济发展对投资的需求。这与一些 国家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国内资金外流，债务水平很高，难以有效地组织国内积累和投 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本水平很低，大 量劳动力等待就业机会，社会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严重失衡。这必然形成巨大的发展势能 ，推动投资较快增长。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投资保持了长期的高增长。从经 济增长理论出发，投资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国际比较表明，那些 积累率和投资率高的国家，经济发展一般都较快。我国投资的高增长，一方面加大了经 济增长的波动，另一方面则推动经济保持了长期的较高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我国 已经在长达52年的时间内保持了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非 常罕见的。
这一分析表明，我国积累率和投资率较高是由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长期 较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总体看，有扩张投资，抑制消费的作用 。从投资方面看，主要是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责任不明确；各级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 接参与过多，财政分灶吃饭，增加就业机会和地方财源主要依靠工业和城市建设，使地 方政府投资建设热情非常高涨；国有商业银行与各级政府、国有企业之间的风险责任划 分不清，助长了国有商业银行向这些方面的贷款热情；社会性规制不完善，土地、环境 、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等。这些情况导致投资规模过度扩张，投资效益下降，投资风险 增大。从消费方面看，主要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不到位，劳动者 缺少必要的组织，与资方对话居于弱势地位，收入管理不严格，税收调节力度偏低，非 农就业的困难较大，这些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受到影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不利于消费预期的改善，影响了即期的消费活动；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诚信体系没有 建立，影响了消费信用的发展，并影响即期消费活动；或然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比重 相对较大，收入的稳定性不高，促使居民家庭增加储蓄，同时影响到即期消费等。
体制性问题一方面限制消费，另一方面又扩张投资，强化了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特 点。
(五)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
主要问题是住房折旧(计入最终消费额中)计算偏低，客观上形成了降低消费率、提高 投资率的作用。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成为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财产之一。2003 年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结果，我国城镇居民户均不动产为14.32万元，按照1.4亿个城 镇居民家庭粗略估算，城镇住房资产余额在20万亿元左右。按照30年使用期，年度折旧 额在6000亿元以上。由于统计数据方面的原因，实际计入最终消费的数额比较小。住房 折旧少计算的部分既影响到最终消费额，也影响到GDP总量。从消费率的计算公式看， 相当于在分子和分母上都减少了同一个量，其结果必然会降低消费率而提高投资率。由 于缺少详细的统计核算资料，难以准确指出其影响，但问题是存在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特点，既有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方面的原 因，也有短期经济波动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还有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总体看比较 复杂。投资与消费的这一比例关系，既有支持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各方面收入等非常 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对于恰当的投资消费比例，不能以简单的 国别比较加以确定，更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比例作为调整的方向。
改革开放后，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已经主要由市场决定，居民家庭是决定积累与消 费比例的重要主体，积累转变为投资，也已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价格、利率等因素调节 ，政府政策对其加以调节的余地已经不大。也应该注意到，在这一背景下确定的投资和 消费比例，基本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干扰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 济体制方面，包括经济短期波动中投资的过快攀升、投资率的较大波动，都源于体制和 机制的弊端。调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重点，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体制和机制的弊端， 完善投资和消费的决定机制。
二、“十一五”到2020年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演变趋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十一五”到2020年投资与消费比例演变趋势展望
前面分析表明，投资与消费比例，首先决定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十一五”到202 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现代产业、现代城市基础的关键时期。产业升级 、工业化、城市化活动将全面推进，对积累和投资必将提出更高要求。从国际比较看， 以住房和汽车产业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一般会持续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从 我国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国情看，预计持续的时间更不会短，将是“十一五”到2020年经 济发展的主要特色。这一时期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提高，但仍然处于其自身发展的中前期 ，属于大量投资建设的时期，对投资的要求较高。与经济发展的这一特点联系，从机制 上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将更主要由市场决定。把这两方面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十一 五”到2020年期间的大体情况是：经济建设对资金产生大量需求，引起资金价格提高、 利率提高、证券投资收益提高等，这些会鼓励家庭储蓄积累活动；同时，住行产品消费 的特点，也会保持一定的储蓄和积累规模。大量的建设活动会形成良好的投资预期和旺 盛的投资需求，在积累水平较高的支持下，预计投资率将保持较高水平。从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推进看，预计“十一五”到2020年期间与1990～2004年期间情况大体相当，但规 模会更大，资金的密集程度更高，对资金的需求量会更多。在这一基础上，可以使用19 90～2003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平均水平作为预测的根据之一，即投资率为38.6%，消费 率为59.2%。
其次要注意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变化。预计在“十一五”到2020年期间，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将得到较大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信用制度、投资体 制、金融体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会有较大完善和规范，投资的约束机制会增强，消费 的条件会改善，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消费率和降低投资率。
还需要注意统计口径的调整，预计随着国际化进程和统计制度的完善，住房折旧会比 较全面的计算到最终消费额中去，由此会校正由于统计造成的国别比较差异，会一定程 度上修正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现象。
最后还需要考虑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改进和增强，政府支出中用于支持消费的数 量将不断扩大。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不同影响，剔除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的短期波 动，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体稳定在35∶63的水平(参考了卢中原同志的《 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一文中的数据)，其中净出口比例设定在2%左右 。
(二)“十一五”到2020年投资与消费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1.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的不利影响可能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活力提高和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出现不断扩大趋势 。1978～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0.389 扩大到1∶0.266；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比，2003年达到1∶0.12，几乎相 差10倍，实际的差距可能还要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1提高 到2003年的0.447。这表明经济市场化过程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收入差距扩大是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从国际经验看，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收入都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例如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反而出现过下降的情况。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预计在“ 十一五”到2020年之间会继续有所发展。主要因为：第一，收入来源进一步多元化，资 本、知识、技术、土地等带来的收入占比扩大，与劳动要素比较，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 距；第二，目前家庭财产的差异会进一步导致创收能力的差异，扩大收入差距；第三， 市场调节程度提高，竞争风险加大，会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个人 之间的收入增长，扩大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 查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家庭财产规模在15万元以下，其中作为购买能力 的货币金融资产，在5万元以下。考虑到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要，这一货币金 融资产规模，很难支持这些家庭进入车、房消费领域。如果未来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两 极化倾向继续发展，则很可能出现一部分家庭被挡在车、房消费以外的现象。如果数量 很大的话，则将对消费结构的正常升级造成阻碍，并会由此影响到产业升级，影响到整 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2.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难度有所增加。
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会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产业升级和产业资 金密集度提高，带来劳动力、土地价格的上涨。新兴产业的发展还会拉动原材料、能源 运输等基础产品、服务价格上涨。这些对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发展会带来新的困难。 当然，由于有大量农民和低收入群体，传统产业的产品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价格因 素会阻止其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可能的出路是迫使其向国际市场发展，近年来这一特 征已经很明显。但国际市场的拓展空间也是有限的，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 业规模趋于稳定，而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由此会导致单位投资形成的 就业机会下降，加大扩大就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困难。这些对消费增长会产生 不利影响。
3.体制、机制性弊端可能导致投资过度扩张和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是产权关系不清、风险责任不明、投资约 束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部门对投资参与过多，地方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投资产业后的回 报；土地管理制度、规则和土地使用规划不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没有到位，证券资 本市场发展滞后；政府投资的监管不到位，管理不够严格；等等。在此体制、机制背景 下，随着经济发展加快，特别是重化工业、城市建设活动的增加(这些产业投资周期长 ，建设规模大，一旦启动，惯性较大，调整的代价也较高)，很可能导致投资的过度扩 张和较大起落。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可能导致结构性短缺伴随结构性价格上涨 ，再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从而导致投资迅猛增长和大幅回落，投资率也会因此出现较 大波动。这一状况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改善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非常不利。稳定 投资增长率进而稳定投资率，是“十一五”到2020年期间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结以上分析，“十一五”到2020年期间，投资与消费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危险是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缓慢以及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导致的投资过 快扩张和较大波动。清除消费结构升级的障碍、改善投资的体制和机制，是这一时期调 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重点。
三、政策建议
针对“十一五”到2020年期间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所存在的问题，政策要点是： 切实控制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注意以高新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梯次升级和全 面发展；与工业化和市场化同步，加快城市建设，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同时加强职业教 育和技术培训，改善政策和制度环境，促进劳动力和人口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 自由流动，努力扩大就业；加快投融资体制、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 ，尽快消除投资迅猛扩张的体制机制弊端。
1.加强对收入分配活动的管理和调节。
要抓紧研究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 秩序。加快完善收入和财产的登记制度，加大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征缴力度，抓紧出台个 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措施，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完善收入和财产管理、保护方面的法律 法规，提高透明度，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坚决打击没收非法的收入 和财产。
2.努力支持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
完善城镇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坚持做好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工作，在效益提高的基 础上逐步增加职工工资。进一步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完善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度 ，推进国家公职人员福利待遇货币化。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保证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人 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合理确定、严肃执行征地补偿标准，切实保障被征土地农民的利 益。按期完成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减轻农民负担。
3.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社会公共事业发展。
这是惠及全体国民利益的共同事业，也是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 在，对调节收入差距，改善预期，扩大消费也有重要作用。要加快规范完善城市低保工 作，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私企业的社保参保率，抓紧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 办法。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提高征缴率，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增强保障能力。 加快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做实个人账户。积极探 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动城乡公共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提高基础教育和医 疗服务水平。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努力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差异 。
4.努力引导产业梯次升级和制造业全面发展。
在住房和汽车以及现代信息产业等带动的产业升级过程中，要注意不同层次制造业的 梯次发展。第一，在控制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以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为主，继续培育 和扩大轻纺、家电等产品的消费市场；第二，注意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利用与国 际产业接轨的条件，努力吸纳技术进步因素，降低传统产业的成本；第三，充分发挥市 场的调节作用，推动中间产品和基础产品生产能力扩大，同时适度调节消费结构升级和 住房、汽车产业发展的速率，稳定和降低原材料、能源和运输价格，稳定和降低传统消 费品生产成本；第四，适度引导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充分利用其土地和劳动力成本 低的优势。
5.积极扩大就业。
首先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继续创造条件，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结合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加快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由此积极增加城市就 业机会；其次要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完善全国劳动力市场建设，改善外来人口和农民 工的就业环境，积极引导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合理流动，使等待就业人员和可 能的就业机会更充分、更好的结合起来。
6.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投资过热的体制机制弊端。
重点是完善投资的风险责任约束，减少各级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接参与。一是积极推 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和规范资本市场，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吸引各方面增加积 累和投资。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 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 、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 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政府要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按照三次产 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发布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 和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 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二是继续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抓紧修订和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切实把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国土资源 长期规划的制定，加快各地区资源发展规划的制定，加强对地方政府城市开发活动的约 束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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