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底层理论与底层分析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层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底层(language substratum)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早在19世纪50、60年代就有人提出，并用底层理论来解释一些语言现象。比如西班牙(Spanish)、法语(French)中的某些词中辅音的弱化被解释为Celtic语的底层渗透干扰(substratum interference)：
LatinSpanishFrench
amicusamig[γ]Oami“朋友”
vidēreveervoir“看”
因为这些弱化现象在同属Celtic语言的古Irish语、中古Welsh语里发现，而西班牙、法国的一部分地区正是以前Celtic语的地盘，“战败”语言的某些特征渗透进入“战胜”语言里，“战胜”语言也称为上层语言(superstratum)。印度语(India)里的卷舌音等也被认为是Dravidian语言的底层现象(Thomason & Kaufman 1988:37)。
所谓的语言底层，按前苏联学者B.H鲍尔科夫斯基1956年的说法是“战胜”语言中所吸收“战败”语言的成分。这个定义显然过于简单，也不完全。语言底层是语言使用者操习得语时所带有的母语，或底层母语（指已经死亡了的母语）的成分或特征，其性质属于语言接触中语言转换中的母语或底层母语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现象。
语言底层干扰与语言假借(language borrowing)都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但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语言借用是由于语言交际的需要，甲语言借用乙语言某些成分，或者也可以说甲语言的某些成分渗透进入乙语言。底层干扰是语言使用者在第二语言习得或放弃母语改操另一语言时，母语的某些特征保留在被习得或改操的语言中。由于性质不同，层次干扰和语言假借有如下一些区别：
第一，语言渗透的方向不同。如果甲语言是习得语言，乙语言是使用者母语，语言假借的渗透方向是甲语言到乙语言，而底层干扰则是乙语言渗透甲语言：
语言假借：甲语言→乙语言
底层干扰：甲语言→乙语言
汉语普通话作为权威话向周边语言（方言）渗透，这是一种语言假借，渗透方向是普通话向周边语言（方言）。以周边语言（方言）为母语的人学习普通话不可避免会有母语的影响，这就是语言底层干扰，这种干扰的方向是周边语言向所习得的普通话。
第二，语言假借和底层干扰所研究的语言主体不同。乙语言（方言）假借甲语言（方言），是讨论和研究在乙语言（方言）里的甲语言（方言）成分，这时研究的主体语言仍然是乙语言（方言），而不是甲语言（方言）；而甲语言（方言）中的乙语言（方言）的底层，是讨论和研究甲语言（方言）中的乙语言（方言）的底层成分，这时的研究的主体语言是甲语言（方言），不是乙语言（方言）。比如，普通话作为权威话渗透上海方言，上海方言假借普通话的成分，所以讨论上海话里的普通话假借成分，研究的主体语言是上海话，而不是普通话；以上海话为母语的人习得普通话就会有上海话底层母语的干扰，讨论上海话对普通话的底层干扰现象，研究的主体语言是上海腔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
第三，语言项目渗透的先后次序不同。如果是语言假借，一般的情形是先假借词汇，随着语言假借程度的深入，才会涉及到假借语音、音系结构、句法特征。而底层干扰一开始就是语音渗透或句法特征渗透，词汇渗透反而比较少。(Thomason & Kaufman 1988:39)Yiddish是一种犹太人说的日耳曼语，在美国很多犹太人的母语是Yiddish，同时他们也会说英语，在这些操双语的犹太人中英语作为强势语言渗透Yiddish，而母语是Yiddish的犹太人口中的英语具有Yiddish底层干扰。Rayfield曾比较英语和Yiddish两种语言假借和底层干扰的情况，指出语言假借和底层干扰词汇、音系、构词及句法特点渗透程度：(Rayfield 1970:85)
上述截然相反的情形仔细思忖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语言假借最容易的是词汇，若非必要，或者没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甲语言的音系、构词及句法特点很难渗透进入到乙语言中去。而底层干扰则不同，一个以乙语言为母语的人，如果要习得甲语言，一定会带有母语的口音，或者会将母语的构词特点、句法特征带到所习得的甲语言中去。在词汇方面，由于是习得甲语言，当然会用甲语言的词汇，只有在甲语言没有相应的词时才会保留母语的词。
第四，语音底层干扰往往以母语或底层母语的发音习惯、发音特色等非音位因素渗透到上层语言中，因为习得一种语言的语音主要是习得这种语言的音系结构，习得者往往会把母语的特殊音色顽强地保留下来，带到被习得语中去。假设母语中只有tθ、tθ[h]、
、θ，而没有ts、ts[h]、dz/z、s，语言习得者就会用前一组音来对应所习得语中的后一组音。前者跟后者相比只是音色上有些特殊，并不影响交际。粤语勾漏片精组声母的这种特殊发音就是受两广早期侗台语底层的干扰。（麦耘1997）
第五，语言假借和底层干扰即使在词汇渗透上也有显著的不同。在语言假借的过程中，一般词汇或非基本词汇(non-basic vocabulary)首先渗透另一个语言；但是底层干扰则不同。由于是学习另一种语言，当然尽量要学习习得语的词汇。当被习得语没有对应的词，这时候底层母语的词汇才会保留下来，比如母语中的一些基本词汇、本地的特殊的物产名称、常见的地名仍保留在被习得的语言里，也是一种底层干扰现象。
第六，语言假借的过程中，甲语言（输出语言）和乙语言（接受语言）接触的时间越长，甲语言渗透乙语言的程度会越深。底层干扰则刚好相反，随着语言习得的时间延长，语言习得者对所习得的上层语言的掌握程度就会高，这样底层干扰的程度会越浅。
语言假借和底层干扰的这些不同为我们区分这两类语言接触提供了一些帮助，比方说如果我们在一个语言里发现有大量的借词，而很少外来的句法结构、语音特点，可以判断为语言假借；相反，如果发现一个语言里有非本语言的语音特点、句法特点，而很少非本语言的词汇，可以判断为底层干扰。用上面的标准来判断下列汉语南方方言里的某些现象到底是语言假借还是语言底层。
1)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汉语方言里，常常有状语后置现象。例如：
汉语粤方言（广州）：我俾本书柜先（我先给他一本书）
汉语闽方言（厦门）：你行在先（你先走）
汉语客家话（梅县）：看一摆电影添（再看一会儿电影）
汉语吴方言（温州）：你讲遍添（你再讲一遍）
比较壮语：跑先（先跑），甜十分（十分甜），越南语：大家累很（大家很累）
2)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汉语方言里常常有名词或名词短语偏正结构，先正后偏。例如：
汉语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人客（客人）、风台（台风）、菜干（干菜）、鱼生（生鱼）、鞋拖（拖鞋）、乳腐（腐乳）
比较布依语：凳木（木凳等）、猪死（死猪），泰语、越南语：书我（我的书）。
3)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吴、闽、粤以及湘等一些方言里，古帮、端母有比较特殊的读音，读内爆破音（又‘称先喉塞音）
，声调配阴调类。例如：
汉语吴方言（上海南汇）“报”
、到
（陈忠敏1988)
汉语闽方言（广东徐闻）“本”
、“店”
（张振兴1986)
汉语粤方言（广西藤县）“碑”
、“担”
（我们自己的调查）
侗台语、越南语以及东南亚一些语言也有相同的内爆破音，如果有声调，也是配阴调类。
4)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吴、闽、粤、赣等方言里，有些地名带有“那”、“拿”、“六”、“禄”、“湳”、“畲”、“沓”、“板”、“夫”、“余”、“于”、“乌”、“句”等字，从汉语本身来看无法了解它们的意义，但是如果联系侗台语，就能知道它们的来历。在汉语吴、闽方言里，“侬”作为第一人称、“囝”作为小孩儿以及名词的小称后缀也跟侗台语、南亚语音、义相合。
上述的各项内容涉及到句法结构、构词形态（小称）、语音特点，特殊地名等等，反而在一般词汇上看不到与汉语共同语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些特征符合底层干扰的标准，据此，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形式是汉语南方方言中古百越语底层干扰现象，而不是语言假借。
根据底层干扰与语言假借的区分，以及语言底层干扰的定义，我们可以把语言底层干扰分为三类。第一类，语言使用者能操双语（双方言），由于受单语性语言能力制约，所掌握的第二语言（方言）是不完善的(imperfect learning)，它会有母语的成分或特征，这种现象可认为是一种母语的底层干扰。如居住在中国西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很大一部分人除了用自己的母语外，还能操汉语，他们所操的汉语或多或少带有自己母语的底层成分或特征。可见母语与所习得的第二语言（方言）之间并非是一个“战胜”，另一个“战败”，因为母语在语言使用者身上并没有死亡。第二类，语言使用者只能操带有某个底层母语成分的语言，而这种母语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但在上述语言使用者的身上已属死亡，如分布在闽、浙、赣一带的畲族时说带有某些畲语底层成分的汉语客家话，他们并不能说真正的本民族语——畲语，在广东东江流域的博罗、增城等地的畲族却是说自己的本民族语言——畲语。第三类，语言使用者只能操带有“战败”母语底层成分的语言，而这个“战败”母语确已经死亡，不复存在。拟议中的古百越语一般是指今侗台语，可能还包括苗瑶语、南岛语等东南亚其他语种分化以前的母语，它跟今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等并不是一回事儿，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这种类型的底层母语确属死亡或“战败”。当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被迫改操另一种民族的语言（“战胜”语言）的时候，“战败”语言决不是简单的消失，“战败”语言的一些发音习惯、特殊词语甚至某些句法特征会顽强地保留下来，在所操的“战胜”语言中显露出来。第二类、第三类我们可以命名为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转换中的底层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因为所谓的底层母语在说话者口中已经死掉，语言已经完全转换了，而第一类可以说是双语者在说第二语言时的母语干扰(first language interference)。
在寻找和确定语言底层干扰时，下列的步骤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无法或很难用语言自身演变(internally-motivated change)来解释的一些语言现象。底层干扰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凡是能靠语言自身演变来解释的现象不应该属于底层干扰。同时，属于底层干扰现象的必须符合上述底层干扰的通则。例如出现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内爆破音声母
（代表舌面中塞音，下同）我们认为是古百越语底层干扰现象，因为这些音在汉语南方方言里是对应于中古汉语的帮、端、见（照）声纽的，而帮、端、见（照）等声纽在汉语中是代表清不送气塞音或塞擦音。发清塞音、清塞擦音时声带通过环勺肌收缩而拉开，这时整个声带由于向两侧拉开而紧绷，同时喉头通过环甲肌的作用略上升。这是发清塞音、清塞擦音的发声状况。而发内爆破音的发声状况正好相反，由于内爆破音在爆破前声带要振动，声带必须合拢，同时保持松弛，喉头也必须下沉才会出现声门上气压负压的效果。所以两种音发声和整个喉头状态正好是相反的状况：
所以很难从清塞音、清塞擦音演变到内爆破音。一般来讲双浊塞音(voice geminate)倒是有可能演变为内爆破音。例如Sindhi语里双浊塞音变为对应的内爆破音：(Varyani 1974)
Prakrit语 Sindhi语
pabba 
gaddaha
ggamt[h]i 
b[h]agga
所以我们认为很难从清塞音、清塞擦音演变为性质截然相反的内爆破音。
第二，看能不能有底层母语可资比较。对于第一类底层干扰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双语者的母语就是底层母语，比较底层母语和习得语言基本上就能理清哪些是底层干扰。对于第二类底层干扰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尽管说话者不能操双语，但是“战败”的底层母语仍然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第三类底层干扰的底层母语已经死亡，不复存在，所以必须根据历史记载、语言比较等手段大致来确定底层母语的范围和特征。
第三，找到底层母语后，所谓的底层干扰特征既显示在底层母语里，也显示在所习得第二语言或“战胜”语言里。比如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内爆破音、偏正结构“中心＋修饰”这种结构既在南方方言里有，也出现在侗台语、越南语等东南亚一些语言里。
第四，要确定某一特征是底层干扰最好能找到与之相平行的一组群体特征来印证。因为底层干扰不可能仅是一种特征的干扰，必定有相平行的其他特征也属于同类的底层现象，能找出一组，而非一个。所寻找的一组群体特征必须符合上述第一、第二两个条件，同时也须有大致相同的地理分布范围。
目前国内的语言底层研究主要是指第三类的语言底层，所以我们在下面以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古百越语底层干扰为例子，来说明底层研究的方法论。按照上述底层干扰的定义和特点，我们认为研究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古百越语底层成分必须有以下两个前提：
第一，底层干扰必须有历史人文背景。古百越语底层干扰只能在古百越语活动和栖息的范围内寻找。《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讚语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今天的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的研究也表明，古百越族活动栖息的范围大致在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所以汉语里的古百越语底层干扰成分只能在今长江以南的汉语南方方言里寻找。
第二，第三类底层干扰与底层母语的关系是属于“战胜”与“战败”的关系，而且，底层母语已经死亡，所以必须选择一个语言作为底层比较的参照点。被选择参照语言一般要符合以下的一些条件：今操该参照语言的人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参照语言跟底层母语有亲属或直接的继承关系；要排除参照语言中的汉语借用、渗透因素，以免由于语言借用给底层成分的确定所带来的困难。拟议中的古百越语是指今侗台语、南亚等语言。目前这一地区的语言的系属尚不十分明确，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的古百越涉及到今东南亚语言中的三大语系，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台—卡岱语系(Tai-Kadai)和苗瑶语系(Hmong-Mien)，(Matisoff 2001)不过这一地区的语言本来就十分复杂，语言假借关系和发生学关系很难有定论，所以更有人设想这三个语系加上汉藏语系可以组成一个华澳语系(Benedict 1942，郑张尚芳1993，潘悟云1995)。我们暂时假定古百越语是东南亚其他语种分化之前的一种母语，所以这些参照语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成分就有可能是保留语言分化之前的成分。
根据上述底层干扰定义及确定汉语南方方言里古百越语底层形式的原则来讨论语言底层干扰成分研究的具体方法。
确定汉语南方方言里古百越语底层干扰的具体方法大致可分三种。
第一，用动态演化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来确定底层形式。有些语言现象具有区域特征，而特殊的区域特征往往在演变的方式上具有相似性，这是我们用来确定语言底层成分的一个重要方法。
内爆破音作为一个音节的起首辅音普遍存在于侗台语、东南亚其他一些语言以及汉语南方方言，这种音是一种区域性特征（奥德里古尔1959）。在汉语南方方言里内爆破音的种类跟侗台语、东南亚相关语言里的相同，一般是双唇的
和舌尖的
两种，个别地点还存在
，（陈忠敏1988,1989,1990）分布在吴、闽、粤、湘方言里。（陈忠敏1995）在演化方式上这些语言也有惊人的相似性。陈忠敏(1989)曾指出内爆破音在这些语言里是一种扩散式的音变，如下图所示：
在汉语吴方言里，一股演变为相应的边鼻音声母m、n(1)。如浙江永康、缙云等地的声母只出现于不带鼻尾的韵母前，碰到鼻尾韵，它们就同化为相应的鼻音声母m、n，声调仍未阴调类。以缙云为例，在
、om等今鼻尾韵前的就变为同部位的鼻音：（郑张尚芳1988）
非鼻尾韵保
饱
百
斗
鼻尾韵 饼
钉
冻nom[5]
浙江武义话端母字读成n声母（古鼻尾韵）和1声母（非古鼻尾韵），帮母变为m的仍限于古鼻尾韵，古非鼻尾韵的还是读清不送气p-：（郑张尚芳1988）
古鼻尾韵变mie[5]冰
店nie[5]钉
古非鼻尾韵表pie[3]拜pia[5]钓lie[5]带lia[5]
汉语南方方言里除了浙江吴语的一些地区古帮、端母读m-、n-或1-外，湖南南部的江永、嘉禾等地端母也读1-，广西富川帮、端母字如果韵母是古鼻尾韵的，今也分别读鼻音声母m-、n-。其中，古非鼻尾韵的端母字今声母读1-，跟今浙江吴语帮端母读m-、n-或1-声母的条件完全一致，也是内爆破音声母演变的结果（郑张尚芳1988，陈忠敏1995）。内爆破音声母分别对应于汉语的帮母、端母，在福建闽语中的一些方言点里，古帮、端母读浊塞音声母：b-、d-。如福建石陂“蹦”
、“发”（读如重唇帮母）buai[3] ；“担”（动词）
、“赌”du[3]。显然是
的音变。（李如龙2005）
在两广交界之处的一些粤方言里，内爆破音的演变却是向浊音声母b-、d-或声母零化方向发展。广西的北流、玉林、容县、岑溪、藤县、苍梧、蒙山以及广东的吴川、化县古帮端母在一些著作中记为全浊的b-、d-，但据笔者对广西藤县、容县的调查，以及余霭芹的报道(Yue-Hashimoto 1972,1979:34)，那儿的古帮端母的实际读音是一种较弱的内爆破音。另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台山、开平、鹤山帮并（仄）、端定（仄）母都有声母零化的现象。（詹伯慧和张日升1987:438）
台语(Tai Languages)可以分三支：西南台语、中部台语及北部台语。(Li 1977)西南台语中的泰语、中部台语龙州话的声母跟北部台语剥隘语的m-、n-相对应。如“肩”泰语、龙州话是
，剥隘语是maa[3]；“骂”泰语、龙州话是
，剥隘语是naa[3](Li 1977:126-128)。西双版纳傣语中的声母，在德宏傣语则是相应的m-、1-。例见下表：
西部壮语、布依语的跟泰国境内的爰语、缅甸境内的昆语等有如下的声母对应：
。（张均如1980）例见下表：
在台语里，有些语言的
也往往有声母零化现象，壮语和傣语（傣西）的声母跟掸语、村老语的w对应，一些学者也认为市内爆破声母零化的表现（奥德里古尔1959，张均如1980）。台语中的布依语除了有双唇的、舌尖的外，个别地点也存在第三种内爆破音。根据《布依语调查报告》所列的四十个方言点里，有的有八个点，其他三十二个点相对应同源词的声母是零声母或
，显然也是声母零化现象。例见下表：
越南语17世纪也有三种内爆破音和
，到了今天，双唇和舌尖仍保留，舌面也脱落为零声母。（陈忠敏1990）由此可见在台语及东南亚一些语言里内爆破声母的演变也是扩散式的音变，跟汉语南方方言的相类似；第三种内爆破音也跟汉语南方方言的演变相同是声母零化：
第二，通过各自的古音构拟和比较，达到音近义合，从而来确定底层成分。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的集体迁徙是经常发生的。人虽然陆续走了，他们所命名的地名却有可能保留下来，有新来的民族继续使用，名从主人，照以称呼。我国的地名自古以来都是用表意的方块汉字来记录的。汉字的字形往往会掩盖这些地名的少数民族语源。不过，经过一番认真地整理和研究，不难发现今天的汉族聚居区仍保留着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地名的底层。
百越人撤离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之后，他们的有些地名被保留了下来。拿秦汉时代吴越的地名跟今岭南地名来比较，发现这两个地区有许多地名是相类似的，或者说是属同一个系统。
秦汉时代吴越一带（包括楚、齐、鲁）的此类地名有：于越、于陵、于菟；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绎；姑苏、姑雄夷、姑蔑、姑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无锡、芜湖、无盐。这些地名的相似之处一是冠首字类同；二是都属齐头式；三是冠首字跟汉字的语义没有关系。这些地名冠首字仍见于今侗台语地区内。如“姑”字（或写作“古、个、过、歌”等）冠首地名在今两广、越南不胜枚举。现代侗台语地名也有齐头式的特点，这些冠首字也见于古吴越王的称呼和名字，如夫差、句越、于越、勾践等。但是光有这些相似还不能最后确定到底是否古百越语的底层，还要在在音和义方面对应明确。确定方式首先是要知道这些地名最早见于哪些文献，在文献里的汉字纪录及汉译义，然后根据文献的年代及所记录的汉字，通过比较法拟测这些汉字的古音，最后追索参照语言里音义俱合的词。
郑张尚芳曾对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做过有益的探索，（郑张尚芳1990）下面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如何通过古音拟测和比较，达到音近义合，从而来确定底层形式。
盱眙，《左传》襄公五年经文：“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善道即今江苏盱眙县。《谷梁传》：“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其中“稻”实为“道”字。《谷梁传》的解释说明了：1)当时吴人语言与中国（指中原）的汉语不同，需要翻译解释；2)“善道”是古吴越语地名的意译，原音“善”说“伊”，“道”说“缓”。“伊”脂部影母字，古音为*i，“缓”中古为桓韵匣母字，桓韵有wan、on两个上古来源，古音作*
waan *wloon。此两字音义都与今侗台语相当。例见下表：
照侗台语的句法特点，名词的修饰语成分后置，“好道路”的语序就是“道路好”，“善道”原语应作“缓伊”。秦代改名为“盱台”，后汉字字形类化写作“盱眙”，但是“眙”字所有的字书都特别注明音“怡”），读作“吁怡”，古音就是
，“盱”字从于声（古音wa)，“缓”字从“爰”声（古音*wan)，“于”“爰”阴阳对转，二字古常通用；“怡”之部，“伊”脂部，二字音近。很明显，“盱眙”()是“缓伊”(waani)的另一种译法。虽然“缓伊”、“盱眙”用字不同，但可以看出原来是同一词语，这个词语无论音义还是词序都是跟今侗台语匹配。
夫椒，《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杜预注：“夫椒，吴郡吴县西南太湖中椒山”。“夫”通常以为是无实义的发语词，不过这里“夫椒”明显对应于“椒山”，也就是说“夫”可能是“山”的译音字，不是什么发语词。“夫”，鱼部帮母字，古音为*pa，此音正好跟今侗台语“石山”或“岩石”相对当：
这个字现在写作“岜”，常见于广西地名，如“岜关岭”。按照侗台语句法特点，“岜”字要放在山名之前。又如《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四》：“复一里，北上一岗，是为岜歹村，乃丹州极北之寨也”。所以在古代用“夫”，今则用“岜”来译音，而且都放在词首，显然是百越语的底层地名。
第三，音义相合，功能分布相同或相似也是确定古百越语底层干扰现象的一种可靠方式。
尽管母语已经死亡，但是这种母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或者有比较特殊的构词形式的词，有时可作为语言的强式被顽强的保留下来。在古代或现代，吴语、闽语、湘语、粤语等方言里“侬”字既可作为自称，又表示“人”的意思。我们曾做过“侬”字的研究，发现这个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侗台语、苗瑶语、以及东南亚相关语言中无论是“侬”字的读音、意义，还是“侬”字的功能分布都有惊人的相似，下面根据潘悟云和陈忠敏(1995)作一总结。
在《洛阳伽蓝记》里记载：“吴人自呼‘阿侬’”，五代刊本《切韵》：“侬，奴冬切，吴人云我”。“侬”在吴闽方言里又表示“人”的意思。《乐府诗·寻阳乐》：“鸡亭故侬去，九里新侬还”。“故侬”就是“故人”，“新侬”就是“新人”。“侬”字不见于《说文》，应该是一个后起字，“侬”的本义虽然可以确定为“人”，但是我们找不到上古文献的根据，甚至跟“侬”同音的字中也找不到跟“人”或“自称”义有什么关系。“侬”的“人”义用法，从长江沿岸一直延伸到岭南的广西，分布于古百越人居住的广大地区。考古学的发现告诉我们，文化现象的分布跟人种、民族的分布往往是互相叠合的。“侬”的地理分布跟百越人分布地区重合，也许就是这个现象。苗瑶语里对“人”的称呼也就是族称或自称，其功能分布跟汉语南方方言里的“侬”相同。李永燧指出苗瑶语里“人”、族称和称人量词，有些语言是相同的，有些语言已有分化，这些分化形式都有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正可给早期形式的构拟提供依据。毕节先进苗语的“人”为nen，族称为hmo
，人称量词为len，如果认定它们从同一形式分化出来，那么早期的声母显然是ml-，m1-变为n-的现象在许多语言中都能找到例证。如布努语自成为nu(＜mlu)。古苗语的自称可以构拟为mlon，跟“蛮”的读音相似。中国古代把苗瑶组称为“蛮”，“蛮”明母二等字，声母是mr-，“蛮”的韵部上古属元部，跟它同声符的“栾”为来母字，元部中的字中古为合口的舌齿音在上古为圆唇元音-on，既然“栾”为-on，同声符的“蛮”自然也是-on，也就是说“蛮”的上古音应该为mron，它跟苗瑶语“人”的自称形式mlon是非常接近的。“侬”、“蛮”及苗瑶语自称“人”一的*mlon读音非常相似：
侬nong(＜*mro)蛮*mlon苗瑶语自称“人”*mlon
汉语南方方言中的“侬”及苗瑶语自称、“人”的*mlon，功能分布、读音形式如此接近，决非偶然。对于古百越语的性质有很多猜测，有人认为它跟南亚语有关系，有人说它跟苗瑶语有关系，更多的人认为它跟侗台语有关。侗台语的自称有好多种，一种是dai及其变体：tai、thai、lai、
之类，泰族、傣族的“泰”、“傣”，布依族的“依”，黎族的“黎”等都是这一类读音的汉字转写。还有一种，如云南侬族自称phu[4]
，壮族多数自称为pou[4]
，还有一部分自称为pu[4]、pou[4]maan[2]，毛南族自称为ai[3] naan[6]，其中phu[4]、pou[4]、pu[4]、ai[3]都是构词词头，而后面的、、maan[2]跟上述的“侬”的形式很接近。所以“侬”作为古百越语的自称，跟侗台族的后一种族称应该有某种联系。侗台语跟苗瑶语之间的更深层的联系也许可以通过“侬”字的进一步研究找到线索。
“侬”作为“人”解或自称在汉语方言里发生在吴语、闽语、湘语、粤语，这个分布正好跟作为古百越语底层形式的内爆破音的分布重合，其他的古百越语底层形式也大致跟这些重合，所以古百越语的底层干扰特征在我国南方方言里的表现不是仅有一种，而是一组底层特征重合分布，这是我们寻找和确定汉语南方方言里古百越语底层干扰特征的有力旁证。
语言底层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历史比较法也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语言底层干扰的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两种或多种语言有互相接触、交融的历史，至于这些语言是否属于亲属语言则无关紧要。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跟汉语没有任何谱系关系，但是我们仍能研究北方汉语里的阿尔泰语底层干扰现象。拟议中的古百越语，多数学者认为近似今南岛语（侗台语、苗瑶语则可以认为是受汉语强力影响下从原来的类似于南岛语而脱变为今天的情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跟汉语也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但这也不妨碍我们进行汉语南方方言里古百越语底层成分的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前提是看两种或多种语言是否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如果有，就可以；如果没有，就不能用历史比较法。至于语言间有没有交融、接触不是历史比较法所要考虑的对象。
其次，历史比较法是比较亲属语言的差异来探索语言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所以它着重于语言史的揭示和语言发展规律的发现。语言底层研究主要是研究有语言交融、接触所产生的一系列底层异常现象，着重点在于解释现象，而不是回顾历史和发现语言发展的规律。
最后，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内容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同源词语音差别的比较，找出相互间的语音的系统对应关系，构拟它们的原始形式，以原始形式为基点来解释各语言间同源词语音的发展。语言底层干扰由于是一种底层残迹，所以无法也不可能理出两种语言间的系统对应关系。底层干扰的保留多与寡，取决于语言使用者语言习得的熟练程度或语言间交融的程度以及交融、接触时间的远近、长短等因素。由于底层干扰也属于一种层次现象，它跟语言里原有的形式会同时并存，互相竞争，所以语言底层干扰的出现与否有时并不受语音条件的制约。
虽然历史比较法跟底层研究的方法有上述种种的差异，但是两者可以互为利用。历史比较法在进行亲属语言同源词语音比较时注重系统对应，而属非系统的例外音变要排除在历史比较之外。这些非系统的例外音变很有可能是语言交融、语言假借的产物，所以正好为语言底层比较提供了用武之地。另外，语言底层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借助历史比较法。如上述“夫椒”的“夫”是依靠历史比较法来恢复它的古音面目，才能跟侗台语的“山”的读音建立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民族迁徙十分频繁，语言交融、语言假借也十分复杂，所以底层研究也应该特别适合中国的语言研究国情。北方汉民族和说阿尔泰语的少数民族的战争和人口迁徙是长期的。有人认为，北京官话里的少数民族语言底层就有四层铺垫，并对北京官话的形成有所影响。它们是辽代的契丹语、金代的女真语、元代的蒙古语、清代的满语。（赵杰1990）在南方，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在秦汉以前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历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跨过长江，不断南进融合了长江以南的百越民族。所以今天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吴、闽、粤、湘、赣、客家等方言里还可以找到不少百越语的底层干扰成分。我国幅员广大，汉语普通话是全民族的共同语，各地的人学说或改操普通话都不可避免带有自己母语的底层干扰，这些都为我们进行底层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