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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02年前三季度,集体经济投资增长15.7%,比上年同期加快5.4个百分点;个体经济投资增长20.8%,高于上年同期12.9个百分点。但尽管如此,与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相比较,民间(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依然较慢。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长18%,低于国有投资(24.3%)增幅6.3个百分点。我国民间资本的投资潜力巨大,如何有效整合和利用民间资本这一宝贵资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藏富于民 经济改革垫厚民间资本家底
中国经济改革前20年成就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藏富于民”。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应,到小平南巡以后产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从中共“十五”大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随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扶植了一批又一批个体和民营企业逐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同时,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使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据有关估计,我国民间资本(包括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民间资本逐步壮大对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世瞩目的贡献。据中国投资协会有关负责人的估算,1980-2000年21年间,民间投资近7万多亿元,占社会总投资的30%。在就业方面,1991-2000年10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减少2500多万人,而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却在同期吸纳了2600多万人就业。
喜中有忧 民间资本缺乏创值能力
截至2001年底,民营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企业总产值的60%,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的57%,实现利税占全部企业的40%,出口总额占全部企业的60%(达到1500亿美元)。
有关统计资料还显示,民营企业雇佣的就业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就可增加1640元人民币,且民营企业雇佣的人数比重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然而巨大的民间资本的运用效率从总体上看还比较低,持续发展的后劲堪忧。
首先,本质上已经转化为投资的居民储蓄,其投资创富能力偏低。在8万亿的居民储蓄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是公款私存和带有灰色成分的存款,但大部分属于个人的货币积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货币积蓄再也不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即期消费的剩余,实际上它们大多已具有谋取更大收益的特征,因此,从本质上已转变为投资。这些资本化了的居民储蓄存款,在近些年连续8次大幅降息过程中,其创富能力大大减弱。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近年来也因种种原因“惜贷”,而未能将巨额居民储蓄存款充分贷放而获取应有的息差收益,故其对社会的间接创富能力也呈下降趋势。
其次,由于实业投资方面的市场准入障碍(或说是“所有制歧视”因素),民间投资转化为实业投资的比重较小,其创富能力也难以乐观。据调查,在2001年底前,即便在发达地区,允许民间投资的实业领域只有41个(而允许外资投资的领域却有62个)。加上民间实业投资缺乏后续金融支持,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力度也非常有限。据统计:“九五”以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减慢,年均增长11.2%,平均增幅比“八五”降低31.7个百分点。其中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1996年的25.4%,回落到1999年的7.9%。与此相应,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九五”期间也呈下降或徘徊的趋势,1996-1999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47.6%、47.5%、45.9%和46.6%。(参见图1)从2000年开始,民间投资又有所回升。2000年,集体经济投资增长10.7%,个体经济投资增长12.2%,其他经济投资增长28.5%;2001年集体经济投资增长8.1%,个体经济投资增长12.7%,其他经济投资增长32.3%,显示出民间投资的良好增长势头。
最后,民间资本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创值能力令人失望。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以及市场监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在我国现有的近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上中国股市开张伊始就未按国际惯例办事,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公众流通股并存,且同股不能同权、同利,所有权约束机制大大弱化。在政策取向上,把上市作为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的重要手段,导致民营企业很难参与。截至2002年6月末,以沪、深1254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2001年年报和2002年部分中报为基础,统计出中国境内A股市场共有139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民营上市公司占同期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11.08%;其中,直接在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为59家(占4.7%),通过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为80家(占6.38%)。(参见图2)目前上市的民企总股本只占沪、深两市总股本的6.76%。而在国内市场上,民营企业的业绩却优于国有上市公司,从2002年中报来看,民营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103元,高于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0.082元的平均水平。另据上海财经大学和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最近的一项联合研究成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有70%的企业未给投资者创造价值。特别是在庄家控盘和内幕交易泛滥的过度投机氛围中,由于信息获取的极度不对称,弱小的民间资本在股票二级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更低。
创富于民 民间资本增量空间巨大
20年经济改革,我们基本实现了“藏富于民”,为使12万亿元民间资本具有更强的创值能力,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有效地整合这项宝贵的社会资源。
首先,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加快整合民间资本。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国有企业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民间资本的增量空间巨大,在这种经济格局下,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按较快的速度递增,要求来自于民间资本投资的贡献率有较大的提高,因而需要通过有效的市场手段和政策导向,将民间资本配置到产品有旺盛的市场需求、投资收益率高、成长性好的行业和部门去。同时,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收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养老保险等社会负担,也需要通过整合民间资本和提高它们的创值能力来解决。提高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创值能力,一方面能够安置更多的相对过剩的城乡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加税收,使养老基金等社会保障体系有稳定的财源。其次,驯服巨额居民储蓄存款,需要能有效整合民间资本的大智慧。金融界常把巨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作“笼中虎”,每每担心一旦经济波动,它们就会破“笼”而出造成金融危机。不少专家学者给驯服“笼中虎”支招——鼓励储蓄存款转化为消费和实业投资。
然而占存款总人数80%、仅拥有储蓄存款20%的存款人往往不敢扩大消费,因为他们多为工薪阶层,在现有的体制下对未来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没有足够的信心,储蓄存款和国债是他们别无选择的投资方式。占存款人总数20%、拥有80%储蓄存款的存款人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有着较强的投资冲动,但因实业投资之创业艰难、金融投资之选择性太小,他们拥有的资本也未能大规模转化为可能创造更多财富的投资。要找到趋利避害、有效驯服储蓄存款“笼中虎”的对策,需要从金融创新的视角寻求整合这一巨额民间资本的大智慧,笔者认为,建立规范的“三板市场”(我们将其理解为作为完整的资本市场一个层次或板块——广义的场外交易市场),是一种既能唤起民间资本间接投资实业之热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还有利于驯服储蓄存款“笼中虎”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