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觉：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第二届中国论文,形态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2-0156-03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于2008年11月12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田丰，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前主席颜泽贤，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的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武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此次论坛的召开及《学术研究》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武寅指出，在深入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在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更大成就的历史新起点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搭建了新的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林雄在讲话中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加强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在广东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必将对活跃广东的学术气氛、推动广东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功经验，同样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必须在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植于中国经验，提出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无愧于伟大时代，并对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论坛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此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表述，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近代以来，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还有距离，一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在别国行之有效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学术往往如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僵化的学术体制所制造的苍白的学术泡沫，也日益严重地遮蔽着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尽快树立学术责任感和紧迫意识，致力于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促进中国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汪信砚（武汉大学）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范式论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赵敦华（北京大学）在提交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问题。他认为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力戒各种形式的“土教条”和“洋教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这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朱立元（复旦大学）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取得的重大进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弥漫，人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在文艺和审美中再度迷失，因而对这一命题重新解读和再度阐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代发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揭示了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邹诗鹏（复旦大学）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要尊重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能一概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但总的来说，国外很多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解读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与阐释，还得依靠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此外，王雨辰（中南财经大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刘森林（中山大学）“从‘劳动’到‘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转变”、李恒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观”、李佑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等发言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代发展进行了阐述。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领域，总结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表述，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更具有现实紧迫性。颜鹏飞（武汉大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阐述了构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从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不是既定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当前，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王新生（南开大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认为当前的转型是一种从受理想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类型向受利益支配的社会类型的社会转型，只有从这一特殊境遇出发，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这就是在建构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性共识。周林彬（中山大学）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外国化”与“本国化”角度，谈到我国法律经济学加强“本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缺乏自主性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国外研究转向国内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法律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不具有国别性，“本国化”思路主要是指关注具有国别差异的中国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以及影响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律实效的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纳入，才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
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与会不同领域学者的共识。对“中国现实”的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恰恰相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是当代中国学术找回自信和自觉的表现，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正如颜泽贤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体系不断创新，但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壁垒，也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行交流讨论，可以说是一次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的尝试。
学科体制壁垒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学者们深有感触。赵敦华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学科体制上“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文本研究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综合性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就很难发展。事实上，三者都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因此，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蔡立辉（中山大学）也谈到当代中国行政学学科归属的困境，认为学科归属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蒋述卓（暨南大学）则从3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谈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文艺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活力，是和它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分不开的。其实，某些新兴学科的诞生，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都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两者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新形势下的都市研究需要打破各种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的障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于是都市文化学应运而生。
（三）其他重要理论问题
在总结30年社会科学发展历程、探索社会科学当代前沿这一共同话题下，与会者还就关系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前景和趋势的其他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1.环境保护与环境史。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关环境问题诸学科也获得了蓬勃发展，环境史就是其中之一。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19世纪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开始，而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断地侵害生态环境的倾向，过度的消费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就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国外环境史学术资源以及包括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内的本土学术资源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的重要变化，只有注意到这种连续性和转折性，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脉络。2.后现代主义及相关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就是我国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风靡一时的话题，这一话题既引领了中国学术的突飞猛进，又招致了无穷无尽的争议和非议，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转向：出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发言，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作为流行话语，“后现代”已不再时髦，但作为曾经影响世界几十年的学术思潮，后现代主义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近年我国史学界兴起的后现代史学热，就证明了这一点，何平（首都师范大学）“超越现代——论历史知识的后现代转型”的发言，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当代史学的深刻影响。3.文学“向内转”及其他问题。针对当前文学“向外转”即转向文化研究或思想史的倾向，赵宪章（南京大学）提出了一种“向内转”的可能。与“超越形式直奔主题”的路径相反，他主张“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形式美学方法，并以词典体小说和戏仿文体为例进行了说明，强调返回到文学本身、深入到文学内部，才是文学研究的正途。朱寿桐（澳门大学）指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的不同，认为将两者区别开来，无论对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文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4.社会转型与公共管理。当前我国正经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为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机遇，彭向刚（吉林大学）“公共管理若干前沿问题”、陈瑞莲（中山大学）“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前瞻”、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现代社会共享性本位价值信念的生产”等对此展开了论述。5.心灵哲学与认知研究。科学哲学研究虽不是当代中国社科学术的热点，但蒉益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费多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认知研究的解释学向度”的论文则显示，在这一领域，我国的研究实际上可直追世界学术前沿。本次论坛所讨论的其他重要问题还有“30年文化研究的省思”（李宗桂，中山大学）、“实践美学的价值与发展”（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先锋文学的发展与作家主体的重塑”（洪治纲，暨南大学）、“期待短文”（栾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方向”（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变动下的华人华侨研究”（纪宗安，暨南大学）、“国际汉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杨煦生，中国人民大学），以及转型经济学（周冰，浙江财经学院）、拜占庭研究（陈志强，南开大学）、陈霸先研究（李凭，华南师范大学）等。
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出，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对中国现实的关注，离不开学科的融合与创新，这也是今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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