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左翼文学#183;东北作家群#183;端木蕻良(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之二论文,三十年论文,端木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首先论述30年代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是因为东北作家群及其任何一个成员的价值和意义是无法脱离开左翼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而得到单独地阐释和说明的。遮蔽了整体，就是遮蔽了它的一切，其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是无法不处在这个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的。
如上所述，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把一个有别于胡适、周作人、戴望舒、沈从文这样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精神体验带入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丰富了它的内涵，扩大了它的表现幅度，提高了它的社会化的程度。只要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看待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我们就会看到，在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最典型地体现着它的这种作用和意义的几乎首推东北作家群。
东北，在我国的地理版图上是一块很大的土地，但在我国文化的版图上有它的位置吗?当然，我们可以从尘封的历史资料上找到许多东北出身的文人，找到他们创作的许多作品，但这些文人及其作品却只是关内文化的复制品，他们没有体现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独立的生活体验和精神特征，没有把他们的独立的世界感受、人生感受、审美体验注入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之中去。能征善战的满族人进了关，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但他们的文化却丢失在关外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他们在关内学会了温文尔雅，学会了忠孝节义，学会了讲“道”论“理”，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他们在东北大地上自然形成的世界感受、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这样一个剽悍的民族当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的时候，不但早已失去了征服汉民族政权时候的剽悍的力量，甚至连直面西方列强的勇气也丧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生的，是由少数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他们带着自己的新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进入了中国的文坛，开创了中国的新文化，但这个新文化并没有把东北这块大地上的人们的独立的、真实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充实到自己的肌体之中去，也很少带着自己的眼光烛照过这块广袤的大地的人们。这是一块沉默的土地，是被中国文化遗弃了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是无数沉默的人民，是被中国文化遗弃了的人民。直至2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中，它仍然主要是一块由军阀张作霖统治着的土地。它不但给当时的中央政权制造着各种麻烦，也给关内的人民带来了一次次的军阀战争，扰乱着关内人民的安宁和幸福。人们很少想到，那里的人民也是中国的人民，那里的文化也是中国的文化，那里人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精神感受也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的一部分。他们与我们是不同的，但却是一体的。我们不能遗弃他们，他们也不会甘心处于被遗弃的地位。他们要有自己的声音，要把自己的声音输入到整个中国社会上去，输入到中国文化中来。这种情况，到了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东北三省，转向这里的人民。但是，即使在这时，中国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仍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不是在保护这块土地、保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基础上谋求自己政权的巩固和自己统治的安全，而是通过更明显的遗弃它的方式维护自己政权的巩固和自己统治的安全，甚至当时被视为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胡适也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当然，所有这一切，人们都可以用国家策略和外交策略的原因予以说明。但假若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不是东北而是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胡适的家乡安徽省，他们的国家策略和外交策略还会是这样的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自己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奋力的抵抗，而让国联来维护自己的“和平”，这个“和平”是什么呢?不就是维持现状吗?不就是让中国更明确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事实吗?直至现在，我们中国人仍然不重视文化的作用，以为文化只是也只能是知识分子牌桌上的一副麻将牌，谁输谁赢都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在社会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实际上，一个地区、一个社会阶层，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声音，没有自己独立的真实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精神感受的表现，痛苦的时候叫不出苦来，高兴的时候笑不出声来，自己的哭声、笑声无法感染中国社会更广大的民众，自己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精神感受无法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感受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这个社会阶层就只能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策略原则中的一个被动的棋子，并且总是处在首先被牺牲的地位。牺牲了他们，别人感觉不到痛苦，感觉不到自己即将被牺牲的命运，也就更能换取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暂时的和平和虚假的安宁。在30年代的中国，东北，就是作为整个中国、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牺牲品而存在的，是被中国所遗弃了的一块土地。它不仅被当时的政治统治者作为换取整个国家政权的暂时安定的牺牲品，同时也被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当成了换取自己幽默、冲淡、中庸、和平、节制、优雅、宽容、大度、静穆、尊严、和谐、完美的文化形象的牺牲品。他们都是以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状为前提的。关外的丧权不能影响关内政治统治者的政权的安定，关外的屈辱不能影响关内知识分子的个人形象的尊严。这就是中国当时主流文化和诸多非主流文化的一个不成文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文化原则面前，东北作家假若不放弃自己独立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不像关内的政治统治者和许多高雅的知识分子那样极其“冷静”、极其“理智”、不带有任何“偏激”情绪地看待自己家乡的沦亡，是不会找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关内的国家政权不会让他们偏激的呼喊破坏了自己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策略，关内的学者和教授不会让他们粗粝的声音破坏了自己优雅的心境、中庸和平的文化心态和冲淡平和的审美境界。正是有了左翼文学的存在，东北流亡内地的知识分子才有了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伙伴，才有了发表自己文学作品的阵地。它无法像国家政权和学院派文化那样给他们提供更优越、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无法保障他们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甚至连他们生命的安全也无法保证，但左翼文学到底提供了给他们表达自己独立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的文化的空间，到底没有拒绝他们偏激的情绪和粗粝的声音。东北作家首先找到的是鲁迅，虽然鲁迅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没有比自己更阔的朋友，但他却没有拒绝这些比自己更不阔的朋友。是鲁迅，把东北作家一个个推上了文坛，并使这个作家群体逐渐壮大起来，成了左翼文学内部的一个独立的流派。可以说，没有左翼文学，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的产生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个独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正是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第一次把在当时东北这块大地上、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形成的独立的生活体验、社会体验和精神体验带入到整个中国文化中来，成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此之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才不仅仅是关内的文化、关内的文学，而是关内文化和关外文化的综合体。直至现在，它仍然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不太和谐的音符，但却已经是它的一个音符。
五
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通过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的存在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东北作家群之与30年代左翼文学也正像沈从文之与30年代的非左翼文学一样，并不是30年代左翼文学在同样一个文化层面、文学层面的推广和普及。它是带着为其他左翼作家所少有的一种自然的素质进入30年代的左翼文学阵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其说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以及30年代的左翼文学赋予了东北作家群以文化的、文学的生命，不如说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学以及30年代左翼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生命活力。
“五四”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革新运动。“五四”那一代人、特别是在实际进行着“五四”新文化革新运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瞬间，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正是在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他们对阻遏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坚决的反叛，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广阔的发展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文化革新运动都是一个发展的起点，而不是一个发展的终点，它只是为各种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而不可能提供所有新的文化、文学创造成果的本身。在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文化文学革新运动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它采用的具体形式，因为正是它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革新形式决定着它在开始阶段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特定的发展趋向性。“五四”文化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相对和平的历史条件下和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向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开放的具体形式下实现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20年代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就有了特定的发展趋向性。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在20年代的发展并不是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在所有可能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这种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代替的独立意义和价值，但也有它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同所有的局限性一样，同样会埋伏下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往往不是它自身的自然发展的力量，而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力量。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样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点。
20年代的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埋伏着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危机呢?
“五四”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新运动，它是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推动下发生的。但当这个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成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一种社会的职业，一个他们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空间时，也就产生了一个怎样具体感受和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的现象，都不是只有一种确定无疑的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而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对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革新的这种特定形式，很自然地存在着两种相联系而又绝不相同的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一是立足于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一是立足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介绍。不难看出，这两种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取得表面的胜利之前，实际上是重合在一起的。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向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开放，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没有这样一种开放的姿态，没有这样一种措施，仅仅依靠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及其自然的演化和发展，是无法形成适于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的。而要向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开放，要引进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为中华民族在现代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新的途径和新的道路。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五四”新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样，也成了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形式，一种受到政治经济法权保护的正当的社会职业，并以社会教育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它也就成了一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求得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必经的途径。在这时，体现固有文化传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构不成对他们个人命运和前途的直接威胁，影响他们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则是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的知识分子的竞争关系，是他们在这种竞争关系中的成败和得失。这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就改变了他们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心理的发展趋向，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具体走向。“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实现了中国文化向整个世界文化的开放。但当外来文化被引入了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知识分子个人或集团间的竞争，外来文化、特别是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性质就发生了潜在的变化，它在这种竞争中被凝固化了，凝固成了判断是非、分辨优劣、决定弃取的固定的价值标准，凝固成了有类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圣经贤传一类的东西，这孕育了20年代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阵营中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是以世界强势国家的强势文化为统一的价值标准，衡量并要求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没有民族间矛盾和差异的统一的世界文化倾向提供了重新生长的土壤，使那些不满于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重新把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提高到一种普遍的、绝对的文化价值标准的高度，将其凌驾在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之上，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作为统一世界文化的价值标准。毫无异议，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他们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他们的意义和价值更在于他们是一批中外文化的使者，是最早把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作品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自己新的文化和文学创造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五四”以后进入新文化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追求和文学追求，他们的思想追求和文学追求直到多年以后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也常常以中国或西方某种文化或文学传统的传承者自居。他们用中国或西方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感受、理解、分析、判断具体的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在开始，也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但这些新问题的提出不是更加增加了他们促进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自觉性，而是更加加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盲目性。这正像我们可以以美国摩天大楼或中国古代的阿房宫为标准感受、理解、分析、判断中国农村的茅草屋，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仅仅依靠这样的感受、理解、分析、判断实际地改善中国农村的住居条件一样，他们的思想追求和文学追求也无法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上起到进一步革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他们往往自以为已经超越了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在实际上却渐渐淡化了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入骨入髓的深切感受。他们的心灵不是变小、变细了、仅仅停留在个人小悲小欢的欣赏或怨诉之中，就是变大、变空了，跟着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谈论着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现实发展没有必然联系的一些抽象理念。必须看到，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情况是有根本的不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主张输入西方文化的，也是以西方文化的话语形式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的，但那时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在中国社会上还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极少数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上是受到歧视、排斥乃至打击的。他们之后以走上革新中国文化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对自己的束缚，感受到了这种革新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占据他们意识中心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价值标准的自身，而是中国文化革新对自我个性的解放、对整个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不论他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化思想都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也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时具有了民族和现代的二重性品格。现代性和民族性在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伤逝》《补天》《铸剑》《藤野先生》《纪念刘和珍君》《秋夜》《雪》这样一些作品中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差异的。它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但也不是世界主义的。而在20年代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之中，这种浑然一体的价值和意义则逐渐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发展了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一部分人则发展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李金发的诗我们很难说是民族的，废名的小说我们很难说是世界的。现代性和民族性在这样一些作品中分裂为二，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埋伏下了自己的危机。
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还因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在相对和平发展的历史阶段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具体发动的。他们多是一些书斋文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关怀超过了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关怀，对书面文化的关怀超过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关怀，对抽象的国家整体的关怀超过了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成员的个体生活命运和精神发展的关怀。当“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他们的文化主张已经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口头上的认可乃至拥护，当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一系列文化概念已经可以在书面文化的创作中得到自由的运用，当他们已经以中国文化名人的身份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尊重乃至崇拜，他们就再也没有继续推动这个革新运动的内在动力了。他们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温情的抚摸，世界上任何一个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都已经无法构成对他们实际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严重压迫，它们开始仅作为一种文字的语言滑行在他们意识的表层、漂浮在他们心灵的上空，与这些文字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实际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渐渐在他们的头脑中黯淡了下去。在这时，他们变得温和了，大度了，宽容了，已经没有了与中外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分子和已有的思想学说不同的、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他们也就不能不摇摆在世界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之间。胡适在提倡白话文革新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动摇和游移的，但在白话文的革新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之后，他就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思想了。他的实用主义有时只是对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重复，有时又是晚清乾嘉学派学术思想和治学方式的照搬照用。但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起到的都是使他和他的思想漂浮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表层空间的作用，它再也无法在胡适的心灵深处激荡起情感的或思想的浪花。他始终在理念上坚持着“五四”新文化的原则，但始终也没有把这些原则转化为他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他在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却也淡化了他对中华民族悲剧处境和悲剧命运的敏锐感觉，“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惨烈的事变都没有动摇过他从“五四”时期就已经成型了的人生观念、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都没有重新激发起他内在的热望和激情。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但他的爱国主义并没有超越于传统爱国主义的范畴。面对东北三省的失陷，他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爱国主义立场，但也保持了一个中国高雅知识分子固有的达观和冷静。他始终把现代反侵略的战争仅仅理解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行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外交关系问题，他常常是以一个国家政权谈判代表的身份或向国家政权、国联提供应变策略的姿态来发表自己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看法和态度的。在他的言论中，我们感受不到那些沦落到了生命绝境的底层人民的情感和情绪，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命运和精神命运的感同身受的同情和理解。他滞留在一个民族危机的“积极”旁观者的立场上。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有自己独立的追求的，他是同鲁迅一道批判传统奴性人格最坚决、最彻底的一个，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他就同鲁迅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而周作人却越来越深地躲进了自己的象牙塔。在这时，他对传统奴性的批判也主要成了一种书面的话语形式，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文化价值标准。他没有在这种批判中变得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果敢，而是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软弱。他批判着别人的奴性，但却发展着自己的奴性。当他实际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压迫的时候，他的人格的尊严连同民族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起码的维持。实际上，他背叛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坚守的文化原则和人格原则。在这时，抽去了民族意识内涵的世界主义、抽去了社会意识内涵的个人主义，抽去了竞争意识、斗争意识的和平主义，成了周作人既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一种文化理念，应该说，直至现在，周作人的这种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的。
世界主义不仅仅是左翼外很多知识分子潜在的文化倾向，它在30年代左翼分子内部也有潜在的广泛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在反叛国内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时候，仍然承袭着20年代发展着的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和生命体验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对世界文化潮流的体认中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这使他们在主要关注着国内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却日渐淡化了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的感受和意识。到了30年代中期，左翼文学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它是在新的民族危机的条件下展开的。直至现在，我们还是依照一种抠字眼的方式看待这场论争的。实际上，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论争都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抠字眼的论争，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论争参加者之间具体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文学感受的差异。必须看到，我们的民族危机绝不是从“两个口号”论争那个时候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危机就一直存在着，一直加深着。鲁迅全部的文学活动和文化活动都是在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的意识中形成的，他之极早地关注着东北作家的创作，体现的不仅仅是他的阶级意识，更是他的民族意识。而对于另一些关内的左翼文学家、理论家，在关注着国内政治界、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时，却往往淡漠了对中华民族整体上的危机意识，这使他们对东北作家的出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而是更多地表现着一种文艺指导者的倨傲。在共产国际没有改变自己的文化策略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以及在民族危机条件下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而在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策略之后又企图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设计出一个新的指导性的理论口号。不难看到，这种仅仅从政治策略的改变来看待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角度，加强的仍然是民族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对这种斗争的另一种斗争策略的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本身。他们不是从左翼文学的现实发展看左翼文学的未来走向，而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的指令生硬地改变着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文艺方针，并且把文艺作品的创作硬性地纳入到自己改变的理论旗帜和文艺指令之下，这没有带来中国左翼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反而导致了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的解体。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一种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的左右下发生的。关注什么?关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命运和前途，还是关注从西方文化中接受过来的某种已经凝固化了的文化价值标准或从这个文化司令部发出来的文化指令?这是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思路。
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逐渐发展出一种潜在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的同时，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也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倾向。到了30年代，一些中国作家公开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必须看到，他们不再是从新文化、新文学阵营的外部来反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复古主义者，而是一些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的是现代白话诗文的写作，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也是孙中山提出的一个具有现代革命意义的口号。但这些“民族主义文学家”并不是在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中走向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的，而是在与国内知识分子争地盘的意识下打出“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的。支持着他们创作的不是他们真实的生命感受和精神感受，而是当时国家政权实现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的需要。这使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根本不具有真正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也无法实际地唤起读者对民族命运的和前途的关切。
六
民族危机存在着、发展着，但在关内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却逐渐淡化着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真正为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注入了更饱满、更充沛也更坚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在30年代，是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他们在“思想”上是多么“超前”的，在“艺术”上是多么“精粹”的，因为他们对于我们，对于广大的读者，不是作为从古代或从外国输入的一种思想形式或艺术方法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象征而存在的。东北这块土地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侵略的形式霸占了的，他们没有屈服于当地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他们的文学作品写的是他们这样一些人的生命的体验，写的是这块沦陷了的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存在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一种价值，就是中华民族现实命运的一种象征形式。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对于他们绝对不是外加的另一重意义和价值，不是他们经过努力才“学习”到的一种思想、理论或本领、才能，而是他们生命存在的形式的本身，是他们身上的一种近乎自然的社会素质。对于文学作家而言，这种自然素质的东西实际上是远比那些有意识地追求着的东西更加重要，更能体现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意义与价值的。沈从文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沈从文以及他所描绘的那个“边城”世界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沈从文对“边城”世界的自然性和朴素性的亲近和仰慕，但在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沈从文以及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界里，是绝对产生不出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来的。这是一个还没有同现代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世界，是一个能够满足人的精神自由的感觉和要求但却无法满足人的社会进步的感觉和要求的世界。直到后来，直到现在，沈从文以及与沈从文的文学观念相近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主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实际上，抗战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确实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但到了东北作家群这里，情况却发生了根本不同的变化。这些东北作家并不必有意地追求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他们自身的存在就已经天然地具有着这种意识和这种精神。他们的文艺几乎必然地与抗战发生关系，因为他们全部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与当时的反侵略战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是无可挽回地将他们个人的实际生活感受和实际生活命运提升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感受和体验的高度上来，他们表现着自己，同时也在表现着我们的民族。他们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也就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个信息，一种能够激发起每一个中国人深层意识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存在物。假若说30年代废名的小说更具有自然性的品格而较少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茅盾的小说则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自然性的品格，假若说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的色彩而较少民族性的内涵、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则更具有民族性的内涵而较少现代性的色彩，假若说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更具有抽象的人性的价值而较少抽象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东北作家群则在自己的基础上重新把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和现代性、蒋光慈等革命文学家的小说更具有现实性的意义和价值而较少抽象的人性的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仍然不是对他们具体创作成就的评价，而是看到他们特殊境遇和在这种特殊境遇中的生命体验所自然具有的文化素质和文学素质，一种为当时关内知识分子所不易具备的生活体验和社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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