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与现代中国发展息息相关的实践性问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直接关系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些当今时代根本性问题的阐明。我们应当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视野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实践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就是指，将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关系呢？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如何“指导”现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的？怎样理解这种“指导”作用？简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学界主流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发展实践之间的关系主要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认知性关系”，即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解释或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就被当做社会发展、政治实践的“认知工具”、“理论武器”或“观念再现”。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外在映现作用，却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发展实践的内在参与。因此，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的主动塑造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发展实践之间还具有一种“内在的生产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参与、塑造或建构着“现代中国”。
基于此，我们尝试从总体性视野出发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系。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现代中国)都不是现成如此、凝固不变的，而是生成性的、未完成的，二者都是从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历史地产生、发展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的动态过程，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不能剥离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而抽象地空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发展实践历史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论-实践”的总体。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相互型塑”与“双向生成”，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相互型塑过程，首先表现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发展。现代性的精神内核是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内核正是现代中国人关于“进步”的历史意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普遍相信历史是“进步的”，而不再像自己的祖先那样相信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中国人的这种共识性、常识性的现代意识从何而来？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尽管纷繁芜杂，但其中最为关键者便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历史进步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现代性历史意识，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改造与传播直接参与了现代中国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型塑。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入与全面接受，才将现代进步观念牢固地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型塑了现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并推动了以进步的“历史时间”为核心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规划与社会建构。
从历时性上来看，现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经历了从“循环—复古”的传统历史观向直线进步的社会进化论，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变迁。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念经历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史和社会史意义。自晚清时期严复创造性地译介“进化论”以来，西方直线进步式的历史时间观念便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循环”与“复古”的时间观念；而同时，进步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便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入和普及扫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可以想见，李大钊等人初次将唯物史观诸原理系统地展示出来时，国人在思想意识层面所受到的重大冲击与震撼。一个远比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致许多的现代历史理论体系自此开始了它在中国文化意识中的长征，并最终取代了儒家历史观和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倒转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①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对社会生活、生产力、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强调，深刻地拆解了传统的复古历史观，改造了儒家关于个人德行、家国伦理以及和谐秩序的信仰。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与“社会史论战”以来，我们中国人关于自身历史的想象，关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族以及我们自己的时代定位、历史任务以及未来前景的思考都被全面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的概念框架之中。可以说，进化论激发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时间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则将这种现代历史意识史无前例地系统化、完善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直线向前、永不回返的现代时间意识、历史想象与进步观念，恰恰构成了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性意识的核心。
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塑造是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的，这便是历史理论与政治实践、历史意识与革命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革，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运动始终保持着复杂的张力与互动。德里克指出，“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的辩证关系中逐步发展。世纪之交，由新的政治需要产生了一种新的对于社会的意识，进而开始了寻求‘新史学’的进程。历史唯物主义的采用，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进程中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社会和社会变革已经逐渐在关于政治变革的思想中占据中心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使中国人清楚地表达出了伴随着中国政治思想变革的崭新的历史意识。”②一方面，历史理论和历史意识之革新，始终是政治实践发展进程的现实需要，服从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目标策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理论、历史意识又作为理论武器和思想工具反过来渗透影响着实际的政治实践，甚至直接指导革命策略的规划与制定。这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能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运动在社会意识领域中的结构对应物，而且还使得(作为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内在于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化作不断生成中的“现代中国”的内在要素。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塑造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还有其一系列中介性机制、环节，这就是首先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学院化”而后再实现其“大众化”。以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为现实条件和根本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持续地发生中国化，并通过思想争论和学院化的进程，最终得以实现“大众化”。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发生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集中体现为关于“史学范式”的论争与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儒家历史观和历史学，并逐步占据学术知识生产系统，成为主流的或官方的历史科学和历史知识。其次，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学院化、知识化为中介，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进一步“大众化”。经由史学范式的这种“现代转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得以进一步通过教育、宣传深入人民群众，实现“大众化”。20世纪30年代以后，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持续深入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力超出了知识分子阶层而普及到中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相应地，历史唯物主义塑造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进程也就经历了从“知识化”到“常识化”的发展过程。在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主导性范式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又进一步深入中国人的日常文化心理之中，化作一种支配性的“历史常识”和“历史想象”。现代中国的历史知识、历史学科的形成是一个逐步被历史唯物主义影响和支配的发展过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及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初次传入中国，仍然存在着广泛而自由的批评辩论。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知识层面主导中国历史研究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数十载，成为支配性的理论范式。③在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视野和概念框架的支配下，学者们对当下中国和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日常的社会心理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已然从学术知识生产领域渗入现代中国人的历史理解的核心，直接塑造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的关于历史和当代的“常识”或“熟知”。某种历史唯物主义通俗版本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常识”。
应当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双向生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意识领域，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存在领域。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参与和型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事件”，而是落实到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时间结构的社会建构之上。历史意识所关注的“历史时间”并不是某种主观性的观念或体验，也不是超越现实历史进程的绝对时间，而是一种社会时间，是社会生活的特定组织方式与存续方式。而关于特定历史时间的“历史意识”或“时间意识”则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间在社会意识中的主观映像、主观体验。现代性的历史时间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之间始终保持着复杂的辩证联系，而这一联系的中介首先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过程。现代历史时间以进步为核心，那么以这样的历史时间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必然就以社会发展、进步为总体性实践目标。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之所以能够相互型塑，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现代性本身就镶嵌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现代性体系之中。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普遍进步的历史意识，并不是一种超历史的玄想，而是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民族历史都正在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当中。随着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原本具有彼此独立的特殊历史的各个民族都被“卷入”同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因而也就日益共享着同样的历史时间。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历史进步意识恰恰是关于区域历史趋于合流这一世界历史化进程的理性自觉。具体到中西方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历史意识魷表现为处处承认和强调“进步时差”的思维方式：“一般人所说的东西之分，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④中西之间的差别其实正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思维中，地理文化空间被“时间化”了：处于同一个星球上的不同文化地域被视作处于不同的“历史时区”，它们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历史时间差”。中国和西方诸国仿佛是同一条跑道上的赛跑者，只是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急需奋起直追的位置。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相互型塑，还表现在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问题上。现代历史意识的凸显，使得20世纪的中国人迫切需要对“当代”进行历史定位：找到自己时代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确切位置，将自己的时代标识固定和凸显出来。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感和自我定位，都是在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持续调适、互动和渗透中确立起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塑造，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历史意识的再造之上，而是进一步通过“时代定位”来影响中国社会的“时代规划”。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来进行“时代定位”和“时代规划”，明确当前社会的历史起源、现实矛盾和未来方向，是现代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重要环节。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才能明确提出每一重要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等实践策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便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工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这种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进行时代定位的努力，明确地服从于革命实践的政治考量和策略选择。德里克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解释其时的革命变革的社会维度的努力中直接生发出来的……在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心的首先是如何解释过去以去执行现实革命任务的问题。”⑤在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分期的各种复杂论争中，却非常明确地存在着特定历史解释方式与特定革命策略、政治动机之间的显著联系。例如，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这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革命目标的确定。“新思潮派”(主要是国民党激进派知识分子)主要将中国社会理解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主导的、阶级结构模糊的过渡社会，因而其设定的革命目标就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取缔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统治，推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生命派”(主要是代表中共官方观点的知识分子)则将中国社会的性质理解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其确立的革命目标就鲜明地标识为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而排除了由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与前两者不同，“托洛茨基派”则将中国社会直接认定为资本主义社会，拒绝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做出区分，因而就将民族资产阶级也纳入革命斗争的目标之中。显然，历史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历史理论对时代的定性与规划直接影响了革命政治介入和改变时代的策略。
应当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时代规划的指引和参与，还进一步体现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建构与社会主体召唤，这些进程都深刻地型塑着现代中国社会。例如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等术语日趋流行，促发人们去寻找和发现社会生活中的阶级与阶级关系，或者说，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去激发、去塑造社会生活中的阶层关系与群体运动。而“人民”、“农民”、“无产阶级”、“共产党”等等新主词则在广泛的社会动员中化作极具魅力的话语符码，持续地召唤着新主体的诞生与觉醒。⑥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时代定位的问题就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中进行当代定位，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当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对现代中国进行历史定位时，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五阶段”论的社会演进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从新文化运动、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历史的“适用性”问题就始终纠缠着中国的思想讨论以至政治实践。其中的焦点是“中国究竟有没有经历过‘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的讨论。归结为一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五形态论”的中国应用问题。
历史发展的“五形态论”是在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之后，逐步成为主流的、官方认定的历史认知范式的。郭沫若综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分期的观点，较早地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共产制度”“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这四个发展阶段。其后，在苏联《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下，翦伯赞、范文澜、何干之和吕振羽等历史学家又将“五形态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系统引入中国历史的研究。这种“五形态论”此后一直主导着中国文化知识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历史认知。
然而，作为一种由西方传入的历史理论，“五形态论”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五形态论”，而是必须将这一普遍原理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特殊发展道路，甚至应实践要求在理论上“创新”与“发展”这些普遍原理。这就导致了关于“五形态论”的争论的不断爆发，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发生了一系列的丰富与发展。这在关于中国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的诸多争论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既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又能适时革新与发展其表述形式、概念框架与理论内容，以定位社会主义中国、规划社会发展实践，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键性理论任务。具体来看，这首先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定位”问题。当代中国的时代定位是否还要延续“五形态论”的发展模式呢？如果要延续，势必就需要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三者之间为当代中国定位。然而，“五形态论”基本原理要对复杂的中国现实做出精确恰当的解释与定位，就必须适应时代的新特征、新境遇和新情况进行合理的创新与发展。各种旨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讨论，绝不仅仅具有纯粹学理层面的意义，而是关系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源流、当代定位与未来远景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解，尤其关系到政治决策的视野、目标与方向。
具体来看，建国以后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五形态论”的坚持、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跨越卡夫丁峡谷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第一，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论”的学理性肯定。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最初稿本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由于能够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并存等条件，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⑦。然而在最后确定的复信中，却并未讲明这一结论。马克思四易其稿的复杂写作过程，暗示出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与疑虑。一旦中国学者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预言性分析应用到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就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争辩。这主要体现为，以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论证社会主义中国之历史合理性的主流观点和“不可跨越”的非主流观点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应当指出，理论界对“可以跨越论”的反复论证与持续系统化，不仅是对“五形态论”基本原理的丰富与发展，而且有其深刻的政治意蕴与实践指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平台上论证“可以跨越”，正是意识形态理论界积极回应、批驳较为流行的“资本主义补课论”、“社会主义早产论”等非主流政治思潮的关键性步骤。
第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政治性阐释。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政治过渡时期”的构想。而列宁则直接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充分考虑到了现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大理论创新。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发展了“五形态论”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解，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理解为一种“有待完成的”历史规划，从而为政治决策和社会实践留下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创新余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发展了“五形态论”基本原理关于社会主义分阶段建设的思想，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性质，为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以促进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实践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围绕“五形态论”的诸多讨论中，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规划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余地。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相互型塑，最终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之上。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大趋势的历史向导，甚至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也因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了一系列实质性创新。
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指引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反过来说，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确立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才能完成。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核心是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而建构新现代性就需要有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的反思与转变：从既有的对抗、异化和片面形式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转化为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换，必然要求“发展观”的变革，说到底，还是要求“历史观”的创新。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社会主义实践意旨，因而能够提供一种适应新现代性建构的新的历史观与发展观，从而指导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的转换与革新，勘明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历史过程。这种相互建构，其实质就是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与作为“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彼此融合、相互型塑过程。一方面，现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就在实践中凸显了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化内涵”，将其主要用于界定和规划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也提升了现代中国在实践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意蕴”，强化其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远景，明确其建设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历史方向。可以说，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塑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规划与未来想象。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发展方向的确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原理和话语系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仍然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具体来看，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多元历史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一种普遍性历史进步图景中的特殊发展道路规划，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当代典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在当代境遇中继承、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能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又能适应新的实践要求，从而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展现出了四个方面的历史性向度：第一，对中国“前现代”因素的适度承认；第二，对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的高度警惕；第三，对资本主义积极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第四，树立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长远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双重进展。具体来看，这种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性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在实现着从“社会革命”向“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和谐”的历史性转变。现代社会要发展，必然伴随着“破”与“立”的过程：必先由社会革命推翻妨碍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各种束缚，而后才能由社会建设和治理来充实与壮大民族国家。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性建构的现实要求，完成了理论功能、理论角色的转换：从一种旨在推翻现存统治秩序、革新社会生活的“革命-解放的哲学”，发展为一种旨在推动社会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社会和谐的“建设、治理与和谐的哲学”。⑧中国现代性建构从“社会革命”发展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同时必然伴随着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从“革命理论”向“建设、治理与和谐理论”的当代转化。
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性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在实现着从“反帝反封建”向“汇通中西文明精华”的方向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时，普遍凸现其“反帝反封建”内涵，并将这一批判倾向栽植到了自我解放、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或“中华人民”这一新的历史主体之上。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列宁-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要素，比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带有更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倾向，这些倾向本身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这些倾向在实践中可能会蜕变为“反西方”、“反传统”等极端形式。而在和平发展年代，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坚持“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双重革命传统，同时又自觉地区分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异化形式与文明成果，扬弃其消极形式，借鉴、吸取其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能积极对外开放，又能自觉发扬传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国现代性建构从“反帝反封建”走向“汇通中西文明”的新趋势，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明的广泛吸收与主动化用。
第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性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在实现着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视野转变。传统中国的历史视野是以“文明”为核心，整个历史的发展就在于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延续。而现代中国的历史视野则是以“国族”为核心的，具体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存续。以国族为中心的历史观内含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在革命战争年代，“国族—阶级”的特殊主义话语与“世界—阶级”的普遍主义话语之间相互纠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始终是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运动息息相关的。而在和平发展年代，“阶级斗争”话语逐渐让位于“现代文明”话语，国族中心历史观的内在矛盾就表现为“国族—文明”的特殊主义与“世界—文明”的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要求“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另一方面又要求“民族自主”、“国家整合”，这就必然表现为“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话语与“中国特色”的特殊主义话语之间的具体结合。历史视野上的转变，直接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主体”的观点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从“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发展为“世界的社会形态”⑨，从“国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从“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到“革命解放的现代性”、“经济增长的现代性”，再到当今“科学发展的现代性”，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建构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型构，结合成为一个“理论-实践”的“历史性总体”。中国现代性建构经历了百余年的曲折与进展，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进步”、“文明”、“革命”、“发展”、“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等诸多观念——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内化于现代中国自我建构的核心。由此，历史唯物主义也从一种源于西方国家的“外来思想”转化为现代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并内在地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也适应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不断实现着调整、创新与发展，不断推进自身的中国化进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意义是双重性的：不仅仅具有认识性意义，而且还具有生产性意义。一方面，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认识工具”，帮助现代中国人认识清楚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而另一方面，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又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生产机制”定位、引导和规划着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现实生活与发展方向。
更普遍地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中国化(例如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等)就会失去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其实正是“化”(即“改变”)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下列三个重要问题。首先，谁“化”谁？即“化”的主体与客体是谁？当然，这种“化”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⑩由此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就不仅是“被中国所化”，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去“化”中国。其次，“化”的中介和机制是什么？显然是实践活动，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通过革命建设实践才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后，“化”如何能够成为“结合”？“化”的过程不仅是“改变”的过程，而且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国社会的过程，由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才能够真正“结合”起来。因而，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内在于”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实践，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今天，如何进一步激活内在于社会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并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发展，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注释：
①②⑤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11、13页。
③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8页。
④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6页。
⑥参见张立波《汉译“马克思”：历史、技术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⑧参见梁树发《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构想》，《理论视野》2008年第11期。
⑨参见梁树发《世界历史、全球化的社会形态意义——兼论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的合理性》，《哲学研究》2005年第12期。
⑩参见陈先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实践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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