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储蓄与投资的特征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国家论文,启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决保证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资金来源和更好的使用储蓄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国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储蓄和投资也迅速增长。国民储蓄从1978年的1276.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996 年的8114.28亿元,增长了5.36倍,年均增长11%,国内储蓄率年均达36.9%, 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国内总投资(当年价格)1978年为1377.9亿元人民币,到1996年增长到7696.25亿元,为1978年的近6倍。但是投资的效率却没有相应增长,1985—199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8.8倍, 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5年的20.2%增长到1997年的33.4%,但是固定资产利税率却从1985年的22.4%降低到1997年的7.58%。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低效益,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分析发达国家储蓄与投资的特点,借鉴其经验,对提高我国储蓄和投资效益,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一、发达国家储蓄与投资的特征
1.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占相当比重。从总体上说,储蓄增长是决定投资乃至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就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储蓄而言,它的主要来源是已分配和未分配的利润。发达国家储蓄构成的重要特征是,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占相当的份额,一般占35—60 %之间。 如1976—1980年,企业部门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美国为58%,日本为37%。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美国为58%,日本为37%。企业储蓄的来源是生产的增长和利润的积累,它是以企业投资的高效益和利润不断增长为前提的。与此相关,企业使用自己的储蓄进行投资也占一定比重。虽然农民和工薪阶层的储蓄也构成国民储蓄的一部分,但是相对生产性投资来说,重要性远不如企业。农民的净资本形成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并不大。工薪阶层的储蓄目的大多是购买住房、教育子女和养老,而这些都属于未来的消费。而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则主要是企业储蓄。
2.个人储蓄与企业持平,但多以实物投资形式持有。与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份额相比,发达国家的个人储蓄大致与企业持平,但是多以实物形式持有。例如,在1976—1980年间,美国国民储蓄中,个人部门的储蓄为35%,同期日本为54%。但是实物投资的比重较高。80年代,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构成中实物投资为78%,同期,日本为50%,德国为60%,英国为25%。居民实物投资比重较高与这些国家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多、国家鼓励个人投资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3.政府储蓄份额较低,但来源稳定且与政府投资份额相适应。发达国家政府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率虽低,但是储蓄来源相对稳定并与政府的投资份额较小相适应。1976—1980年间,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国民储蓄中,政府部门分别为7%、9%和27%。但是储蓄来源稳定,主要来源于税收、养老金和邮政储蓄。政府储蓄资金主要运用于公共工程、公共事业和对在市场上筹资有困难的农民、小手工业者贷款。在这些部门,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充私人贷款的不足,而不是代替私人贷款。由于政府资金的稀缺,其资金更多采取周转方式,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加以运用。
4.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存,而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企业除了用自己已分配和未分配利润直接用于生产性投资外,外源资金也是投资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外源资金中,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间接融资比重较低。八十年代,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银行贷款在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分别为12%、10%、30%、27%和49%,平均为25.6%。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从有价证券的流通规模得以表现。美国是世界上直接融资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其股票票债券市场也最为发达。1996年美国的证券市值占GDP的比重为244%。日本证券流通市值与GDP的比例为178%。德国是注重间接融资的代表国,但是1996年这一比率也高达133%, 即便是印尼、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其比例也达93%、114%、67%。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资本市场最发达,其储蓄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最高。直接融资的优势在于融资方式灵活、规模大、风险分散、利益主体明确,通过市场将储蓄者与投资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提高投资效益,促企业资本形成。但是直接融资并不能代替间接金融。间接融资的重要性,产生于资本所有权与债权转让的要求以及创造新债权的需要。间接融资票面金额小、风险小、流动性强、融资费用低的特点,具有直接融资不可替代的无比优越性。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创新迅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创新的内容。丰富多彩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直接融资一起,构成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市场框架。
5.公司制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度保证。在现代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储蓄与投资的分离。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储蓄越来越多地分散在社会各阶层手中,同时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大规模投资,也更多地由企业集团来担任。储蓄和投资的职能明显地分离开。为鼓励储蓄者向投资者提供资金,客观上要求建立一种既利于动员储蓄,又能分散风险的制度。公司制就是适应这种需要广泛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原始股份制近代股份制和现代股份制的发展过程。从二十世纪初至今,公司制广泛流行于西方各国,遍布各行各业,已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想企业组织形式。当今的股份制度已出现股权国际化、分散化、经营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股份制之所以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其优点在于,产权明晰、参与管理、承担风险、有限责任。首先它将参与管理和有限责任结合起来,弥补了债权和合伙制的缺陷。其次,它将产权明晰、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结合起来,既保障了储蓄者的资本所有权利益,又分散了投资风险,从而克服了政府垄断投资,集中风险的弊端。再次,它适应了经济增长对资本的大规模需求,利用有限责任制,可以在短期内将小额储蓄聚集成巨额资本,用于大规模生产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6.债权易于转让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条件。以可出售的物质资产作担保的资本所有权和债权的易于转让,是储蓄者愿意提供储蓄给投资者的重要条件。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建立起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内高效运转的金融体系,满足了储蓄和投资者的投融资的需要,并使希望恢复流动性的资本所有者或债权人,随时能以可接受的价格出售股权或债权。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出现的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新金融工具层出不穷、新金融机构不断出现,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方兴未艾,有利地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发达国家储蓄与投资对我国的启示
1.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增加企业积累。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要增加储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说是要增加利润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从我国储蓄的构成看,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企业部门储蓄1978年为36.9%,1995年降低到25%。原因显而易见,是企业投资效益不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尤为严重。1985—1997年国有单位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从66.1%下降到52.5%,降低了13.6%,而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从64.9%下降到25.5%降低了39.4%。国有企业投资在工业中的比重虽超过50%,但在产值中的比重已降到1/3以下。此外国有独立核算企业固定资产利税率从1985年的22.40%降低到1997年的7.58%,降低了14.82%,同其产值利税率也从21.8%降低到10.44%,下降了11.36%,资金利税率从23.8降低到6.27%,下降了17.53%。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从1978年的19.3%上升到1995年的33.53%,目前已达45%。追根溯源, 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时至今日我们尚未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致企业储蓄与投资的主体错位,投资效益低下,企业亏损严重。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扭转亏损局面,提高投资效,增产加利润积累。
2.引导居民增加实物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就居民储蓄存款而言,已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长到1997年底的46279.80亿元,个人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从1978年的15%,增长到1995年的70%。但是实物储蓄较低。以1995年居民的总储蓄构成为例,储蓄的74.7%都以金融投资的形式存在,实物投资仅占25.3%。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另据1998年有关城市的典型调查,在众多储蓄目的中选择最高的前五位依此是:养老53%、子女教育费用48%、意外急需47%、防病42.8%、子女婚嫁28%、购房和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分别为20.3%和11%,经营性投资和实业投资仅1—2%。虽然今年以来,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但是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储蓄与投资主体错位的情况下,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相比之下,实施刺激居民实物投资的政策,引导居民增加实物投资,促使其转向住宅、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不仅可以降低国家银行的金融风险,还可以极大地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合理界定政府的储蓄份额,提高政府储蓄的投资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储蓄与投资的主要问题,一是政府的储蓄与投资在总量上不平衡,政府储蓄比重日趋降低,而政府支出却不断加大。政府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8.1%降低到1995年的5%, 下降了43.1%,而中央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1979年的47.4%,降低到1997年的27%,只减少了20.4。结果,一方面政府债券发行量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另一方面,财政无法弥补国有企业亏损,以至企业大量占用银行贷款,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周转不灵,贷款效益低下;政府无法保证政策性银行资本金的补充,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供求矛盾加剧,发行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比重过高。目前,三家政策性银行仅向中央银行借款已达资本金23.08倍。 二是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表现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滑坡,亏损严重;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贷款有增无减,不良资产日渐增加,盈利能力下降;政策性银行贷款被挤占挪用,到期不能偿还,政府资金浪费严重,金融风险加大。其原因除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改革滞后外,政府集中的储蓄份额界定模糊,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界限不清,也分散了政府的财力,影响了政府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因此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同时,必须合理界定政府集中的储蓄总量,这一数量要与政府投资份额通盘考虑,并落实政府储蓄来源渠道。在此基础上,严格划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界限,改革银行体制,提高政府储蓄资金的使用效益。可考虑在增加政府可支配的储蓄总量的同时,将少数关系国际民生的行业、部门的贷款划归政策性银行,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国家不再负担其盈亏。与此同时,将国有商业银行改组成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使起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金融企业法人。
4.建立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市场工具种类少且流通市值低;政府对股票市场用过多的行政手段代替了市场规则;企业债券市场风险大、收益低、发行难、转让难;投资银行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且管理不规范。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市场机制,必须有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与之配合。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益,是造成投资低效益的重要原因。当前,在对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总结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确立了证券市场的行为准则,为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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